中国为什么内需严重不足?

中国为什么内需严重不足?
文章提交者：楚吴行    http://www.chnqiang.com/article/2010/0901/mil_26119.shtml内幕:周恩来总理得知林彪摔死，高喊“拿酒来”
在中国，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从2003年降至55.4%以后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中国政府一直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费。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就是为了应付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开支。而储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银行储蓄的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非常低；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不断沦为贪官与房地产商觊觎的目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则薪酬过低，等等。

    可以说，所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脚踵”。去年以来，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在企业破产潮中失业，500万拾荒的农民被迫回归乡土，农村的整体消费力再次下降。但出于宣传需要，发掘近农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成了政治时尚，处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多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中国农村，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更使农民收入雪上加霜，我国政府多年来都未能让其承担起刺激内需的重大责任，难道如今一夜之间拍脑袋想出了锦囊妙计？！

   一个国家消费率偏低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改变中国消费率过低并有效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铲除权力市场化这一病根，扭转政府蜕变为自利化政治集团这一趋势。

     诚信缺失，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让大多数中国人深感切肤之痛。比如“中国制造”遭受到全球抵制，就与“中国制造”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密切相关；而国内的毒奶风波，也缘于厂商信用与政府监管的缺失；而四川大地震中的“豆腐渣校舍”，其实也是社会缺乏诚信的产品。如当权者奉行权谋至上，以诈取胜，认为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不能够遵守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各种国际准则构成的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那么，要实现前三条举措，势必阻碍重重。所以，“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力”，就是克服困难的法宝，就成为“坚定信心”的保障。

    但更让民众惊心的是，这些在台上、在媒体上口吐莲花的官员，选择“跨国家庭”不仅仅是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占有，更是显示他们对自己所奉行的政治理想、政治体制的毫无信心。在关键时候，毫不犹豫地用脚对自己所奉行的政治理想、政治体制投了否决票。而2009年中国经济困难重重，捞钱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极有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高发期。

  况且，有不少外国人的“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腐败”。“中国特色”蔓延给国际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败泛滥。近年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腐败丑闻不断，朗讯、德普、IBM、日立、西门子都曾相继传出过贿赂中国高官的丑闻；即使一直是块净土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最近也曝出几位委员涉嫌收受来自中国贿赂的丑闻。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坚定信心”，要靠社会稳定来维护；而要维护社会稳定，现阶段，就必须加大力气解决失业问题，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则是所有举措的关键。目前，我国家庭储蓄金额高达3.3兆美元，但负债馀额却只有8350亿美元，过度储蓄现象明显。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认为，大陆未来如何透过医疗与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提高民众边际消费倾向，“如何还富于民，是中国最大挑战”。大陆4兆人民币振兴方案，铁公路建设预算，高达2.6兆人民币，有专家认为，我国境内地铁等公共建设仍然不足，只要城市化的进程持续，这些公共建设总有一天派得上用场，中国扩大公共建设做法，不会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覆辙。但在在提振民间消费方面，我国民间储蓄率居亚洲之冠，在欧美经济出现衰退后，因此中国内需成为全球寄望之所在；然而，要民众“一下子”勇于消费难度颇高，除非建立起社会安全网，否则中国不可能转向内需导向经济。我国农村人口虽然很穷，但印度比中国还穷，印度消费率还有55％，比中国38％高出很多，这与社会保险与福利体系很有关系。

    我国过去非常依赖出口，如今美国社会为解决过度举债，储蓄率得从负转正，这段期间中国外需就没了，只能靠刺激内需。但刺激内需，必须靠软体的建制，例如，穷人免费教育、福利与医疗保障体系，否则，中国老百姓会由于没有安全感，过度储蓄，怕一生病把一生积蓄耗光。日前，政府公布三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预计投入8500亿人民币改革健保制度，希望三年内使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诸如此类“问需于民”的方案落到实处，就符合实际、就符合群众要求，就是还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