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口述香港回归

鲁平口述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12周年之际，《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披露了一些当年鲜为人知的史实，引 人关注。鲁平，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 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本文摘编自该书。

    千古罪人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 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他带来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 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其主要措 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这套方 案不仅让中英之间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彻底化为泡影，而且也让香港的平稳过渡遭遇到了严重困难。

    他这是个“三违反”的方案。一个是把 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为直接选举，按照基本法的规定，为了平衡参与，立法会里应包括香港各界的代表。例如商界功能组别选出的议员应在立法会辩论时反映商界 的意见。而彭定康的方案把功能组别议员的产生扩大到由公司和企业的全体职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工商界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 的一般的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的多。这是不合理的嘛。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改为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 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事前也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 法》。

    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 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 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 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七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 了，我说，彭定康先生，有个中英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 自己那个方案。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鲁平最后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奉陪到底。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 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他很气愤，他的话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是个“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 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 “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 人。”

    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虽 然彭定康和鲁平的会面不欢而散，但中方做到仁至义尽，还是和英方进行了17轮的谈判。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1994年6月，彭定康的政 改方案在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要通过他的政改方案，到最后一刻还少一票，他通到梅杰那里，找来怡和，对它在香港立法局的代表下了死命令，要他对彭定康的 方案投赞成票(他原来是反对这方案的)。结果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强行通过。在鲁平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香港立法局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有的立法局议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做工作，我说我怎么做工作，电话里。他们那个时候就差一票。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也很难的，我怎么帮。

    当然我们希望它通不过，通不过对彭定康是个很大的打击，对他的威信的打击。但是通过了，我们也不担心，不怕。

    另起炉灶

    彭定康的方案有着深刻的背景，当时，中方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你彭定康作为一个港督，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另起炉灶！既然不要“直通车”，我们就只得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

    1994年，港澳办的墙上挂上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而中英的谈判日趋紧张，“另起炉灶”让鲁平的工作压力大大增强。鲁平变得更加繁忙，这时候一场生死的考验悄然降临到鲁平的身上。

    因 为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还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别是这些舆论，不向着我们。我每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我就在 办公室里面吃。这个时候，香港报纸就来了，我就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

    1994 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我说我太忙了，没去理它。到了1995年体检的时候，他说不行鲁平，你这次一定要做胃镜。做胃镜，旁边不是有个屏幕 嘛，他就指给我看，你看有这么一大块黑影。他说，当然还得去化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你要动刀。他说你在家里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就给你动手术。 我说不行，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我在香港的行程都安排好了，都向外面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待。

    1995年5月，鲁平从港澳归来，在北京进行了胃癌切除手术。因为考虑到会影响香港回归问题，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只是到了回归后多年，这件事才被人们所知道。

    当 时我换了一个名字住院，我的病历上就写了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来打听，北京医院说没有这个人，鲁平不在我们这里。我动完手术以后做化疗， 做化疗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医生说你要休息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再来第二次化疗。我说我不来了，怎么可能呢？我的工作怎么处理、怎么交待 啊？后来我就没再做第二疗程。但是我再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看出来，整个人都变形了，头发都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挺住了。

    鲁平中年就已满头白发，以前香港人给他起了“鲁白头”的外号。这次大病之后，鲁平再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虚弱而憔悴，但是为了回归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还是挺过去了。

    信心问题

    由于港英政府的对抗态度以及舆论影响，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出现了信心问题；国际社会也存在误解，《财富》杂志还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叫《香港已死》。

    为 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香港人的信心问题，预委会、筹备会吸收了不少香港人参加。我们还聘请了一大批港事顾问、区事顾问，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的香港 人，使他们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国策，是不会变的。我们还推动香港人成立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帮助香港人了解我们的政策。

    另 外一个，《财富》杂志以《香港已死》作为封面专题。我们看了，不但得对香港人做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做。于是推动香港人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专门 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和香港朋友一起到欧美、东南亚各国，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阐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找 他们一些议员谈，这些议员都是美国亚洲委员会的，应该是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我们去跟他们解释对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我谈到我们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讲 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们财政也是独立的，司法也是独立的。我说将来这个香港，一个钱也不用上缴给中央，我们也不在香港征税。这些议员听了很吃惊，说， 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基本法》早就公布了！照理这些议员是管香港、管亚洲的，他们应该很了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了解。

    当 时，鲁平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曾提了一个设想:在一个中立国家如瑞士设立一个保险公司给香港人投政治保险，如果企业由于香港回归的政治原因而 造成什么损失的话，我们包赔。对于这个政治保险，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都研究过，他们觉得可行，可惜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落实。因为这样的 措施可以帮助解决信心问题，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如果包赔，我们是必赚的，百分之百赚。你保多少我赔多少。你保一亿我赔一亿，你保一百亿我赔一百亿，稳赚 的。因为我们有信心，绝对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让任何企业有任何损失。

    这11年来逐渐地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政策，所以很多移民到外国去的香港人，1997年以后纷纷都回到香港来。

    信心问题当然现在还有，但与1997年相比就大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尽量减少香港人的顾虑。在政策上多给香港人一些倾斜。

    我想现在很少有香港人会担心香港会变成社会主义了。美国的《财富》杂志也承认当时讲香港已死是错误的，做了检讨。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