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权臣回忆录】节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4:17:36
【权臣回忆录】节选
清代高级官员的众生相，在国内首次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在广大读者面前，在诸多形式的历史叙述中，这是我们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一条新途径。
在作者笔下，清代大臣在官场上永无休止的权力争斗、清代大臣在生活中的表表里里，以及清代大臣与皇帝的磕磕碰碰，都用惟妙惟肖的语言、节奏不一的情节和亲切可人的第一人称写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我们的想象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代大臣已经成了贪官群体的代名词。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仔细读过这些大臣的回忆录之后，我们会从更生动、更具体的历史图景中，了解清代大臣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为，以及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某些本质性的内容。他们有的贵为当朝首辅，有的贵为一省督抚，权势首屈一指，地位高不可攀，然而，在不可逆转走向衰亡的清廷官场上，他们也往往表现为做官难，做大官更难，做一个清廉又能不遭人妒忌，权大又不招皇帝猜疑的大官难上加难。在文字狱泛滥、秘密政治盛行的年代里，他们无缘书写自己的历史，无法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这一切，让我们通过“回忆录”尝试着揭开这个中的难言之隐吧。
不过，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在“戏说”历史。作者好学深思，专攻清史多年，并参加清史纂修工程课题，有一定的史学功底，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和潜力。作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写作的基础是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历史素材，作者写作时广泛地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描述作为历史“个体”的大臣，而是把大臣们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行为感受放置到清朝近三百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不同类型大臣的不同遭遇、不同经历和不同表现，来展现落日辉煌中的清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步步走向衰亡。当然，这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衰亡，更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主义的衰亡。
从书中，读者所了解的清代大臣，是多棱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他们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这些大臣的“回忆录”正使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复活”，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讲述着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不断地给人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于沛
爱新觉罗·多尔衮，男，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卒于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后金天命汗（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生母为大妃乌喇那喇氏。无子女，以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为养子。
曾任睿亲王、皇父摄政王。王府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华门外南池子大街（后改为普度寺，今为北京税务博物馆）。
去世之初被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享受无上荣耀；追封其发妻为义皇后，配享太庙。这是清代历史上唯一一次一生未曾成为皇帝，身后却享受皇帝待遇的特殊例子。次年被顺治帝剥夺爵位和家产，平毁坟墓。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被乾隆帝平反昭雪，重新配享太庙，恢复睿亲王爵，由多尔博的后人继承王爵，世袭罔替。睿亲王也成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墓地位于北京东直门外。
我出生在辽河畔的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赫图阿拉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父亲努尔哈赤基本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征服，并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国，登上了可汗的宝座。而此时我才五岁。已经开始记事的我，知道母亲是父汗的大妃乌喇纳喇氏，名阿巴亥，知道自己在父汗十六个儿子中排行十四，知道母亲除了生养了我，还生养了十二哥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当然，我更清楚，以“天命”为年号的父汗，已经开始与中原汉族建立的明王朝分庭抗礼，成为雄据东北的强大力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面孔也越发清晰，偶尔对着水塘看看自己，眉宇间依稀有几分杀气，但正是这几分杀气，让我变得更英俊，更有活力。少年时候，我跟着父汗学习箭法，打猎的时候冲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也随军观战，长了不少见识。岁月不饶人，饱受战争和磨难洗礼的父汗，在他黝黑的脸庞上，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日渐苍老的他，自然而然地对年轻貌美的母亲格外宠爱，对幼子格外疼爱，还在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父汗就让我和十二哥、十五弟一起统领全旗，成为旗主贝勒，让我们从小就开始练就领导才能，统兵打仗。后来我才知道，父汗虽然在对明战争中屡屡告捷，但无法掩饰他内心深处对于汗储问题的担忧。大哥褚英战功显赫，但他擅自更改制度，“不恤诸弟”，惹得众怒，被父汗处死；二哥代善虽然老成持重，但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无法服众。其他几个军功卓著的哥哥，总让父汗放心不下。父汗便瞩意于我，希望我能够赶紧长大，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带领后金国建立新的功业。
天命十一年（1626年），父汗率军进攻关外重镇宁远，被明军守将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败，父汗本人也受了伤。加上长期以来的鞍马劳顿和前线惨败的心理创伤，导致伤情和病情恶化。据说他临终前曾下令从盛京将母亲接来料理后事，并且打算立我为汗储。然而，这道诏书还没有拟好发出，他就去世了。
父汗的离去，犹如山陵崩塌一般，立刻让我失去了主心骨，面对野心勃勃的哥哥们，十五岁的我势单力孤。尽管母亲深受父汗宠爱，但也因此招致别人的妒忌，更重要的是，直至现在，她也没能成为真正的嫡福晋，尽管她早已是事实上的后宫之主。孤儿寡母是最容易被欺负的，因而，我们就成了哥哥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毫无还手之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出于担心母亲会在不久的将来威胁到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考虑，抛出了一份所谓的天命汗遗诏，其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母亲“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留遗言于诸王，俟吾终，必令殉之。”母亲听到遗诏之后十分震惊，在痛哭一场之后，不得不接受这份让她殉夫的所谓“遗诏”。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和多铎，她对皇太极等人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她在用近乎哀求的方式来尽力争取我和弟弟后半生的安全。皇太极等人对天发誓：“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皇太极还承诺兑现父汗曾经的诺言，划拨一个旗由我本人统领。
躲在盛京汗宫屏风后面的我，看着母亲换上了大妃在盛典时才穿的服饰，端庄肃穆地走向祭坛，头也不回地朝着挂好的弓走去。那弓弦就是她的最后归宿。此时此刻，我哭了，我的怒火在胸中燃烧……
作为四大贝勒妥协的结果，八哥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年号天聪。皇太极确实履行了此前的诺言，对我和多铎关照有加，不仅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军国大事，而且率领我和部众一同出征。皇太极的关照与重用，让我暂时熄灭了因母亲殉葬而燃起的胸中怒火，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之中，用不断的胜利和军功来不断提升我在后金国的地位。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我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奋勇杀敌，立下战功，回军途中，皇太极宴请诸贝勒大臣，称赞我“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宜赐美号，以示褒嘉”。给我赐号“墨尔根代青”，乃“聪明统帅”之意。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和接受的第一个封号。皇太极还封我为固山贝勒，实现了我独立统率一旗军队的夙愿。天聪三年（1629年），我又跟随皇太极绕道内蒙袭击北京，击败明军主力，再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我的坐骑险些被敌人击中，但我仍率军强攻大凌河城，迫使明军守将祖大寿投降，接着又假扮祖大寿的明军败兵袭击锦州，获得胜利。战争中的勇猛顽强和足智多谋，让皇太极越发重视和重用我。就在这一年，皇太极进行了官制改革，仿照明朝设立六部，任命我掌六部之首——吏部。从此，我正式成为全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并进入了皇太极的最高决策集团。
天聪七年（1633年），盛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皇太极召集贝勒和群臣，商议“征讨察哈尔、朝鲜、明朝，三者用兵何者为先”。一些大臣主张先打相对较弱的朝鲜和察哈尔，但我觉得，如果父汗的志向在于建立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关外割据政权的话，那么皇太极的目标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了，从他袭击北京离去之时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就能想得到他对夺取天下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因而，我提出的观点是，虽然察哈尔和朝鲜是我朝侧翼的肘腋之患，但明朝是我朝的劲敌，所有的战略应当围绕消灭明朝，取而代之来展开。我觉得，明朝根基深厚，无法轻易撼动，但可以“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皇太极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后金军的对明进攻更加猛烈。天聪八年（1634年），我跟随皇太极再次入关，在达代塔、朔州、大同等地屡败明军，俘获甚多。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以我为奉命大将军，率军破关而入，明朝京畿地区因此遭到毁灭性破坏。班师回朝后，皇太极亲自向我赐银两万两，马五匹以为奖赏。据说连明朝士大夫都认为这次袭击导致明朝“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后金以进攻明朝的“残毁”政策为其主要战略，但从来都没有忽视侧翼的察哈尔和朝鲜的威胁。察哈尔蒙古的首领林丹汗，似乎与皇太极拥有同样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成为日后取代明朝，统一天下的力量。而当他看到后金蒸蒸日上的时候，就不惜与明朝暗中联合，共击后金。所以，后金与察哈尔的争夺一触即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皇太极抓住这一时机，于翌年派我和其他将领率军西进，沿途打出“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国”，“来降者无不恩养”的旗号，招降察哈尔旧部。大军先在西喇朱尔格地区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接着又在托里图地区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统率的察哈尔馀部。至此，加上以前已与后金结盟的科尔沁蒙古和其他部落，内蒙古各部完全听命于后金。后金的西线压力顿时消失。我在回军途中，还意外获得了额哲母亲苏泰太后保存的元代传国玉玺，并将这枚无价之宝献给了皇太极，使后金获得了法理上的正统。
察哈尔问题的解决，使后金少了一个肘腋之患。皇太极志得意满，于是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二十四旗精锐部队，实力更加强大。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在沈阳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他很清楚，女真和金的称呼，容易勾起中原汉人对于几百年前靖康之变那场耻辱的记忆，所以，为了减少征服明朝的阻力，不如更改族名和国号。而且在五行中，明尚火，清尚水，水能克火，故改国号为清，可以适应以清代明的政治理想。大清的建立，使我们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那就是取代明朝，统一天下。
由于我的战功卓著和足智多谋，皇太极在称帝之后大封群臣之时，封我为“和硕睿亲王”，位居诸王前列。我手中控制的旗众也由一旗增加到正白、镶白两旗，在朝中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朝鲜很早就是明朝的臣属国，明军进攻我朝时，朝鲜总按照明朝的旨意出兵助战，尽管朝鲜军队战斗力较弱，但总是一个牵制我军注意力的因素，所以皇太极非常希望一举根除朝鲜的威胁，我也表示赞同。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我亲率大军进攻朝鲜，很快进围朝鲜国王居住的南汉山城，并攻占朝鲜王室贵族的避难地江华岛。朝鲜国王不得不与我签订了城下之盟，向清朝称臣，断绝与明朝的往来。进攻朝鲜的战争获得全胜。明军在关外牵制我朝的力量全部化为乌有。这下，我朝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与明朝进行关外的最后决战了。
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统率清军包围锦州。降而复叛的明军将领祖大寿一面死守，一面向关内求救。翌年六月，皇太极派遣我为统帅，进攻锦州。但我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命令，而是一时糊涂，允许士兵回家探亲，造成军心涣散，部队行进迟缓，没能阻止明军运粮进城。皇太极闻讯大怒，严厉斥责我，面对皇帝兼兄长的质问，我哑口无言。皇太极盛怒之下，我的帅位丢了，亲王也降格成了郡王，还被罚了一万两银子。
崇德六年（1641年），明崇祯皇帝派遣大学士洪承畴为总督，率领八位总兵，十三万大军和四万匹战马，赶到锦州附近增援。洪承畴老谋深算，他接受了二十多年前杜松兵败萨尔浒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策略。七月，明军进占松山，与我军激战良久，双方损失惨重，我军统帅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免职，皇太极再次任命我戴罪立功，到前线督战。
我与肃亲王豪格统率大军作为前锋，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希望阻止明援军入城，反而遭遇敌军的反包围，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皇太极不得不带病出征，赶往松山。皇太极派兵设伏，断敌退路；又派兵袭劫积粟，断敌粮道；由我率军设伏高桥，击敌逃兵；以主力列阵前方，围点打援。多路清军同时进攻，使洪承畴首尾难顾，特别是粮仓被劫，导致军心大乱，洪承畴率残兵退守松山，力战被俘。“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锦州随即宣告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城。
松锦大战历时三年，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这是明清之间争夺东北控制权的最后决战。明朝参战部队为其最精锐力量，其中不乏关宁铁骑这样的骁勇之师。明军的溃败，标志着他们已经完全退出了对东北的争夺。我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进军北京，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由于在松锦大战中表现英勇，再次受到皇太极的嘉奖，不仅王爵恢复，而且深得皇太极信任，“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皇太极认为我“举动皆合朕意”，我逐渐成为朝中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与父汗一样，仓猝间他也没有留下传位遗诏；而与父汗不同的是，他生前也没有流露出将皇位传给谁的任何迹象。毕竟，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二岁，很年轻，也许他也很难相信自己会英年早逝。
皇太极本人的即位，实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的，是四大贝勒妥协的产物。但皇太极长于权术，很快迫使其他三个贝勒或被囚禁，或放弃权力，实现了他的南面独坐。但现在的情形更加微妙。皇太极去世前，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诸王辈皆分党，多有乖争之事”。皇太极身后的这场皇位之争势必难以避免。四大贝勒现在只有代善尚在，但他已经年老，而且不太愿意过问政事；四小贝勒里以我战功最多，实力最强，拥有正白、镶白两个旗。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自己直接掌管正蓝旗，还得到了其父皇掌管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支持，连掌管正红旗的二哥代善也支持他，看来，豪格的实力比我强，后台比我硬。因此，皇位的争夺主要在我和豪格之间展开。十七年前，就曾经有那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能力去珍惜。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凭什么不能去奋力争取呢？而豪格则仗着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寸步不让。他希望争取四小贝勒之一，握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济尔哈朗老奸巨猾，一方面表示“我意亦如此”，另一方面说此事还要和睿亲王商议，把皮球踢到一边了。这也表明，郑亲王也难以预料我和豪格谁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因此他不轻易下注。作为四小贝勒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十二哥阿济格和十五弟多铎率领两白旗大臣极力支持我。我当时很犹豫，不敢贸然接受他们的拥戴，当然也更不会拒绝。这个时候，盛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黄旗大臣图尔格甚至因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去世的第五天，作为清朝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我召集群臣开会讨论
会议开始了。索尼果然抢先发言，要求拥立皇子。二哥礼亲王代善提出，皇子中豪格“当承大统”。我偷眼瞧了一下豪格，他正眯缝着眼睛，肯定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但是豪格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接受代善的提议，他仿效三国时期曹丕取代汉献帝前三次辞让的典故，说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显然，这是个象征性的谦让，是释放出期待更多的大臣再次劝进的信号，而后借坡下驴，登上皇位。此时，我突然接过话来，说出了一句足以憋死豪格的举动：“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我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赶紧跟了一句，力主让我即帝位。这个时候，会场沉默了，我再偷眼看看豪格，刚才还眉飞色舞的他，此刻已经瞠目结舌。我心里很清楚，他的假意谦让和我的突然袭击，已经让他丧失了储位之争的主动权。然而，兄弟们的劝进，我接受吗？
我低下了头，沉思了片刻，想想大清门外两黄旗剑拔弩张的铁甲步兵，想想父汗和兄长历经几十年创立的江山，我如果接受了劝进，能不能坐稳天下，国家会不会因为我的即位而分裂？此时此刻，我很迷茫。我麾下的两白旗大臣此时纷纷表示反对豪格即位，理由是豪格过于凶暴，担心豪格即位之后会殃及两白旗大臣。而多铎这个傻弟弟这时又突然冒出一个立自己或者立代善为
历史性的机遇终于来了。我终于把自己事前已经准备好的方案合盘托出：在世的皇子中，除了豪格，以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年岁最大，最聪慧，最具帝王潜质，其母庄妃也最为先帝宠爱，故建议尊皇九子福临为嗣皇帝。但由于福临年幼，必须由先帝在位期间军功和影响力最大的亲王摄政，待皇帝年长亲政，即行还政。这个摄政王我是当仁不让的，但为了避嫌，我还推荐郑亲王济尔哈朗跟我做搭档。这个建议貌似周密，既拥立了皇子，又照顾到幼帝登基的诸多不便，通过建立摄政王体制来确保国家大事的决断和执行。两黄旗大臣们认为最低目标业已实现，也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一场有可能引发大清宫廷流血，国家分裂的危机得到了化解，而我虽然又一次与皇位擦肩而过，却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最大赢家。豪格已经完全输给了我。
然而，还有三件事在困扰着我。
其一，虽然拥立福临已成既定方针，但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似乎不理解我在关键时刻放弃当皇帝的念头是何居心，依旧不遗余力地鼓吹立我为帝。这与我的战略构想不符，我只好丢卒保车。代善之子贝子硕托、代善之孙郡王阿达礼就因此被我诛杀。然而，这么做会不会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寒心呢？
其二，尽管通过我近乎无赖的表现，让豪格功败垂成，但他和他的正蓝旗依旧是我的心腹大患，如何才能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甚至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消失呢？
其三，郑亲王济尔哈朗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初我提议让他和我一起当摄政王，就是拿他做挡箭牌，演给两黄旗大臣们看，毕竟郑亲王本人表面上还是倾向豪格的，他也当摄政王，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制约我。但是，我非常担心这种形式上的制约变成实际意义的管束。济尔哈朗本人虽然对帝位没有野心，但他的存在，对于我打着摄政王的旗号当实际意义的皇帝，的确是个极大的绊脚石。怎么才能兵不血刃地干掉他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皇位真空后，六岁的福临在年轻的母亲庄妃的陪伴下登上盛京皇宫的金銮宝座。当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时候，我也不得不下跪，这皇位本该属于我的，没想到让这个六岁的小孩轻易地得了去，我怎能不妒嫉？皇位两旁偏下的位置摆着两把椅子，我和郑亲王并排前行，端坐在两边，就任摄政王。新皇帝的第一份诏书宣布，改次年为顺治元年，大赦天下。大清王朝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关外，我和豪格在争夺皇位，最后谁也没有完全实现夙愿。关内，李自成和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得你死我活。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火速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信大顺军的将领：“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信发出去了，没有任何回音，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消息：三月，李自成兵锋已达北京城郊，北京城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四月初四日，汉族谋臣范文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府邸，向我呈递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明朝已经灭亡，李自成已经取代明朝统治了北中原，“我国虽与明朝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觉得，我军应当一反此前的“残毁”政策，改烧杀抢掠为秋毫无犯，以收揽人心，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员为我服务。他甚至建议我应火速组织全国军队直趋北京，与李自成进行决战。我也觉得也许就在旬日之间，北京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赶紧介入，恐怕再无这么好的机遇了。
于是，当天我就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征集全国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丁，全数编入军队。父汗设计的八旗制度果然在战争动员方面效率极高，五天之内，将近二十万军队进入了战争状态。四月初九日，我亲率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主力十万人，前几年在战争中招降后晋封为王的汉族将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部汉军八旗四万人，共计十四万大军，浩浩荡荡离开盛京。由于忌惮宁远和山海关的明军关宁铁骑，我下令全军度过辽河后绕道内蒙，由北向南进军北京。
四月十三日，我军扎营辽河。一名明军将领突然被带到我的中军大帐。原来，这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亲信副将杨坤。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朱由检上吊自杀，明朝已经灭亡。而李自成及其部将在京城纵兵拷掠，追赃助饷，侵犯了吴三桂的府邸，惹怒了本已决定投降大顺的吴三桂。吴三桂立即做出了对抗大顺的决定。后来我才知道，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洗劫了吴三桂在北京的府邸，绑缚了他的父亲吴襄，抢走了他宠爱的小妾陈圆圆，让吴三桂这个情种怒发冲冠。李自成似乎也意识到山海关对于阻挡我军的意义，于是亲率重兵东征进攻山海关。吴三桂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派杨坤来向我求救。
很多随军大臣都觉得其中有诈，但我不以为然。已经效忠我朝的松山败将洪承畴此时建议我，首先让此次出师名正言顺，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打出“扫除逆乱，期于灭贼”的旗号，拿李自成作为共同的靶子，联合一切可以暂时联合的对象，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占领北京。洪承畴还建议我应当轻装前进，加快行军速度。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一一照办。
十九日，清军抵达翁后，吴三桂又派杨坤前来送信，希望我军加紧入关。我立即提笔回信，表达对崇祯帝惨亡的悲痛之情，和此次出兵旨在为崇祯帝报仇。这样，清军就摇身一变，由残毁明朝的罪魁祸首，变成了“吊民伐罪”的救命稻草。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对吴三桂讲：“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水也”。其实就是向他说明：将来收拾河山，统治天下的，将是我多尔衮，和我摄政的大清王朝。做大清的臣子，是他将来最好的选择，我欢迎他的加盟。
四月二十一日，会战正式打响。而此前一天，大顺军已经抵达山海关城下，与关宁铁骑对垒。兵多将广的大顺军很快占据了上风，吴三桂军勉强支撑到了天黑。次日，双方在关城之外的一片石地区再次进行战斗，吴三桂军撑到中午时分，已近乎力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风沙突起，我令旗一挥，以正白旗为先锋，十几万大军突然从飞砂走石中横空出世。大顺军一哄而散，丢盔弃甲。一片石决战以我军的完胜而告终。战斗结束后，吴三桂带领部将来到我的大营，当即表示愿意剃发留辫，效忠清朝。我也很高兴，马上封他为平西王，以他的部队为前锋，追击李自成，直捣北京城。
李自成回到北京，匆忙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而后点燃皇宫，裹胁大量金银财宝和残兵败将匆匆南撤。吴三桂听说李自成南撤，主张自己率军连夜入京。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让他和阿济格等人继续率军追击李自成。我的用意是防止吴三桂入京之后，凭借其明朝遗臣的资格找回朱由检的儿子，重登皇位，将我真的置于“客兵”的尴尬境地。
五月初二，清军徐徐开进北京，不知底细的京城官民，还当是吴三桂护卫明朝太子返京，纷纷沿路焚香下跪。端坐在车辇里的我，当仁不让地接受了他们的跪拜，对于他们口称万岁的祝福，我也照单全收。直至拖着辫子的清军进入皇宫，京城官民才意识到这里已经改朝换代了。从这一天起，北京迎来了它的新主人，那就是清王朝。尽管在我这个新办公区的周围，到处是瓦砾，到处是烧焦的泥土味，但能够入主武英殿，是兄长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天，我终于替他实现了。
八月二十日，福临和已经成为太后的庄妃，在王公大臣和八旗军队的护送下，由盛京启程，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劫后余生的南郊天坛，福临主持祭天仪式，正式即皇帝位，宣告清朝由一个地方政权变为一个全国性政权，正式取代明朝，成为天下的主宰。而我，在这一改天换地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在大清王朝的摄政地位也更加稳固。
从我登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我觉得，唯有将全国的权力置于自己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确保政令的畅通和号令的统一。因此，还在盛京的时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结束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的惯例，各部院事务改由摄政王统领。这样，各部院大臣的行动就不再受主管亲王贝勒的掣肘，而是直接听命于我和济尔哈朗。然后，我又下令，所有衙门的奏陈，必须先报到睿亲王府。这道命令的发布，绕开了心眼不多的济尔哈朗。这样，他的权力也被削弱，不得不退居我之下了。就在入关前四个月，我通过礼部议定，在所有国务活动和狩猎活动中，亲王贝勒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这样就在礼仪上实现了唯我独尊。
当然，我的这些集权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最强硬的反对者当属储位斗争一无所获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豪格的亲信何洛会，大概是看到豪格政治前途渺茫，于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图谋不轨，并把豪格私下里发牢骚要杀掉我的那些气话学给了我。此时的我，已经是摄政王，是任何人都无权触犯的。因此，我抓住这个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豪格集团顿时土崩瓦解。这个结果似乎也让济尔哈朗感到担心，后者只好主动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自己的位次排在我之下。这样，在入关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全国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
入主北京，仅仅是个开始。兄长渴望以北京为起点完成对天下的统一，但壮志未酬，溘然长逝，所以我作为摄政王，理应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济格仍坚持以前“残毁”明朝的政策，这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为了营造顺治迁都北京的良好政治氛围，我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作为朱由检的最大敌人，我竟然为上吊而死的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丧三日，以表明清朝“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我派人前往邻近各省招抚当地明朝官员，许以加官进爵。由于李自成军队的南撤，导致他此前控制的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出现权力真空，我迅速派兵加以平定，稳定了京畿的形势。
几乎在我入主北京的同时，南京的明朝遗臣拥立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这样，在北京之南，至少有退居陕西的李自成、割据巴蜀的张献忠、坐拥东南半壁的朱由崧三个政治集团，这些是我完成全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先打谁呢？谋士柳寅东建议，先出兵进攻李自成和张献忠，控制中原、陕甘和巴蜀，而后顺江而下消灭朱由崧。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行，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将清军进攻“流寇”，替明朝报仇的口号付诸实施，换得更多明朝遗臣的支持和投降，一方面有利于各个击破敌人，避免敌人联合造成我军东西两线作战。于是，我立即派遣十二哥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追击陕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铎率军经略河南，取得下一步进攻朱由崧集团的前沿阵地；豪格率军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为了迷惑朱由崧集团，我还特地抛出橄榄枝，给朱由崧一个可以划江而治的错误信号。
阿济格的追击很快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惨败。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济格、吴三桂率军攻占西安。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袭身亡。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率军进攻四川，张献忠出兵抵挡，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神射手雅布兰一箭穿喉，张献忠当即殒命。多铎平定河南后，趁南明江北四镇火并之机大举进攻南明，迅速占领扬州，俘杀史可法。接着攻占南京，收降了三十万南明军和大批南明官员，俘获朱由崧，将其送回北京处死。这样，三个敌对集团的头目皆一命呜呼。我的统一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福建、广东先后建立政权，表示抗清。更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征服汉人必须剃发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铎，导致城破后清军一连十日的疯狂屠杀。这些都导致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抵触清军的征服。于是，以人文渊薮自居的江浙地区竟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麻烦。尽管这些抗清行动很快都被扑灭，但这种抵触情绪一直存在。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定。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导致更多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难。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将北京的内城划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一律驱赶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并强迫京城百姓剃发。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清军的勇猛追击和抵抗势力的分散软弱，特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极大地巩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后，顺治帝立即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发布诏书，认为我“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
在身份地位被无上尊崇后，我就开始加紧排斥异己。虽说豪格集团已经垮台，但他本人有击败张献忠的大功，他活着一天，对我的威胁也就存在一天。所以我罗织了各种罪名，将他圈禁致死；虽说济尔哈朗的地位已经低于我了，但毕竟还是摄政王，留着也是威胁，于是我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任命十五弟多铎为辅政叔王，架空了济尔哈朗的权力。紧接着又借口郑亲王府“王殿台基违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爵。最后我派他领兵南下作战，彻底剥夺了他在朝廷的所有大权。在入主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威风，所有的大臣见到我都要下跪，就像见到皇帝一样。我甚至可以把本该存于大内的信符带回家。我的睿王府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南池子，是在明代重华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不仅地理位置上便于遥控宫廷，而且在府邸的造型和装饰上也穷尽奢华，特别是府中重檐柱雕龙的结构，足以显示我作为皇父摄政王的威严与气度。我的府邸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似乎这里才是真正的国家心脏，皇宫似乎只是个摆设而已。而在犹如皇宫的家里，我也更愿意穿着皇帝的服装，虽然没有成为真皇帝，但在家里过皇帝瘾，却没人敢对我怎么样。
高处不胜寒，当权力斗争因为政敌的一个个失败而渐趋减少的时候，我的孤独感开始油然而生。尽管在这个时候，身边的女人，以及和我有着暧昧关系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和帮助，但终究无法消弭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有时在梦里，能听到母亲乌喇那喇氏在召唤我；我觉得冤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应当在去世之后备极哀荣。这个时代是允许一夫多妻的，而每个妻子的地位是不同的。本来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没有当过大福晋，但因为皇太极成了皇帝，叶赫那拉氏获得了“孝慈皇后”的追授。父汗一辈子有三位大福晋，却没有一个能在去世之后享受到皇后的待遇，我当然觉得不公平。于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我主持仪式，追授母亲乌喇那喇氏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尽管我无缘皇帝宝座，但能让母亲成为永远的皇后，作儿子的也算是尽了孝道了。
作为长期征战疆场，并置身于纷繁芜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的执政者，我对土地和权力的渴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积劳成疾，常常头晕；作为曾经并正在建立伟大功勋的男人，我对金钱美女的欲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兄长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只是专注于打仗，不敢旁骛，松山之战期间的专心与焦虑，让我此后一直神经衰弱；当我摇身一变，成为摄政王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约束我了，我的私生活就越发放纵，国事的操劳，个人的不检点，让我身染重病，有时烦躁不安，有时疲惫不堪。但我始终硬撑着，要求大臣们以国事为重。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难度，我命令臣下的奏报必须简明，不得有浮华之辞。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减轻我的病痛，不可能扭转我每况愈下的身体状态。为了放松自己的神经，我多次率领臣僚到塞外打猎，但顺治七年（1650年）的这次，却让我一病不起。
尽管我只有三十九岁，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龄，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不得不考虑跟我貌合神离的小皇帝、同床异梦的嫂子、难以管束的大臣们，还有反对大清统治的抵抗力量……于是，三十九年来的戎马经历，在我眼前一幕幕的展现开来，我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的戎马生涯，就是大清王朝奠定国基的辉煌历史。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紫禁城武英殿参加宫廷疑案发布会。今天这次会议我们隆重邀请到了当朝摄政王多尔衮殿下。请他通过各位，向全国澄清近日流传在坊间的一些关于摄政王与当朝太后的传言。下面请大家自由提问。
我最爱的女人孝庄皇太后
御史甲：请问摄政王殿下，您是否听说坊间传言太后已经下嫁给您？请问您是否清楚他们持这种下嫁说，究竟有何依据？
多尔衮：太后下嫁给我的传言我也有所耳闻，最近为此事很是头疼，甚至不敢去见太后本人。太后下嫁说的观点无非有以下五个依据：
第一，满族有兄死弟可继嫂的婚姻传统，我势必会遵从这个传统；
第二，皇太极去世后，太后与顺治孤儿寡母，力量单薄，太后特别担心我篡夺皇位，故以身相许，确保顺治皇位稳固；
第三，顺治皇帝以我为“皇父摄政王”，既然称我为“皇父”，就算是承认了我与太后婚姻关系的既成事实；
第四，有人见我多次出入太后宫禁；
第五，南明将领张煌言曾有《建夷宫词》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似乎就是最确切的证据。
御史乙：摄政王殿下，您对他们的依据持何看法？他们的依据是否属实？
多尔衮：这正是我希望在座各位都察院的朋友帮我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可以看看，这五条证据哪个能站得住脚？
第一，满族的风俗中允许叔继嫂，但皇太极有很多兄弟，为什么单单把我作为这个迎娶太后的主角？习俗并不等于历史事实。
第二，顺治上台是我与豪格权力博弈的结果，我虽身为摄政王，但有诸王大臣约定在先，只有皇太极的儿子才能继任皇帝，我已经失去了称帝的资格，摄政王已是最高荣誉。况且我已经位极人臣，算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全然没有必要再去篡权夺位，这一点聪慧的太后不可能看不出来。
第三，“皇父摄政王”是小皇帝对我的尊称。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把我当作再生父亲，明摆着是笼络我的手段，也是肯定我为清朝做出的贡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西周初年周武王就管谋士姜子牙叫“尚父”，秦朝末年项羽就管谋士叫“亚父”，三国时期蜀汉国主刘禅就管诸葛亮叫“相父”，皆为尊称，并没有因此改变伦理关系。
第四，出入太后宫禁次数虽多，但这与下嫁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就算是平民百姓，哪家结婚不办婚事，搞秘密结婚来着？何况是皇家？
第五，张煌言身在江南，对北京宫廷之事能了解多少？无非是利用社会上的谣言宣泄一下自己对于清朝的不满而已吧。所以，五条证据，都靠不住。
太后如果下嫁，必是国家大事，但我们的官方史书和官方文献没有任何记载。值得说明的是，本朝规定当朝君臣不得私自翻阅更改实录和当代史料。如果各位有兴趣，还可以到朝鲜王国讨要朝鲜使臣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不可能经过清朝官方的审核修订，因此具有权威性。我朝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他们焉能不记载呢？
御史丙：摄政王殿下，我在参会之前有幸偷偷翻看了朝鲜使臣的一些秘密报告，果然没有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载。那么您能否借这次发布会，向全国百姓解释一下您与太后的关系。
多尔衮：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太后比我小一岁，我们的关系很好。其实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就暗恋太后，喜欢她作为庄妃的天生丽质，喜欢她作为蒙古族美女的优雅气质，喜欢她作为一代才女的聪慧果敢。后来她因儿子登基而成为太后，我便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无上权威向她示爱，并多次出入宫禁。我心里很羡慕兄长皇太极，能够在生前得到这样的奇女子，但我无此福分，只有享受片刻之欢。我想太后一定也觉得我是英雄，才对我有所倾心，但她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孩子皇位的稳固，故而对我虚与委蛇，甚至投怀送抱。但是，她贵为太后，我贵为摄政王，我们不仅要做满族人的统治者，更要做汉族人的统治者，我们不能让汉族人因我们的民族习俗不合儒家传统而受到汉人耻笑，从而削弱我们的统治基础。所以，为了国家利益，也为了社会地位的正统性，我们即便两情相属，也不能遵从满族习俗而成婚。尽管我身边有许多女人，甚至在处治豪格之后，我还惦记着把肃亲王妃收入睿王府里作侧福晋，但我心中最仰慕、最怜爱的，还是这位来自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太后。
御史丁：摄政王殿下，能否请您谈一下您与太后今后的发展？今后您二人有没有成婚的可能呢？
多尔衮：太后的想法我还不得而知，大概至少要母仪天下，教诲小皇帝，直至他亲政；而我，则要为实现清王朝对天下的最后征服而努力，为清王朝千秋万代的基业而忙碌。我说过，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抑或是在我们各自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跟她结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我想你们想知道的东西，摄政王殿下已经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了。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摄政王殿下光临此次悬案发布会，并进行了精彩的回答。我也要代表朝廷感谢各位都察院的朋友的参与和帮助，谢谢各位。这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范文程，男，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祖籍江西，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曾祖父范鏓曾于明嘉靖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他于皇太极在位期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于顺治在位期间任议政大臣、太子太师。为皇太极和顺治时期的主要谋臣。去世后葬于怀柔红螺山，谥文肃，康熙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
我的家族在历史上可称显赫。五个世纪之前，曾有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大臣，领导了北宋著名的“庆历新政”，为改变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困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而我，恰恰是他的儿子，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名门之后，应该继承范家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我出生在关外重镇沈阳。我的曾祖父范鏓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在明嘉靖年间曾担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而我家位于沈阳附近的抚顺。虽然从祖辈往下算，官是越做越小，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成长。毕竟，我仍旧生活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我自幼好学，博闻强识，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较一般孩子为强。十八岁那年，我就在沈阳县考取了生员，也就是秀才，有了最初的功名。从沈阳返回抚顺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下一步如何力争考取举人，而后进京考进士，感受金榜题名的愉悦与快乐。尽管关外的教育水平落后，考上更高功名的几率非常小，那我也要勇于尝试！
正在我踌躇满志，准备步入仕途，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灭顶之灾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在家里操办族内丧事的我，突然听到城外喊杀声震天，不一会儿工夫，街上的行人已经消失殆尽，又过了一会儿，街上出现了一伙打扮怪异的士兵，每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手里都提着刀枪，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现实，抚顺沦陷了。尽管这个现实我不愿接受。早就听说抚顺关外的女真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名曰“后金”，其首领“天命汗”努尔哈赤曾经接受过明朝的册封，后来用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关外女真各部的征服。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后金能轻易攻破这座有明朝重兵保护的边疆重镇。几天之后，确切的消息传来，原来，努尔哈赤就在不久前，就打出了为父报仇的“七大恨”旗帜，举兵袭击明朝边关，抚顺守将李永芳没有任何防范，面对突如其来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很快就开城投降。我曾经听说过后金军人嗜杀成性，还好没怎么抵抗，没有惹怒这些亡命之徒，否则抚顺连同它的百姓都要化为灰烬了。总兵张承荫受辽东巡抚李维翰的派遣，率兵一万进行反击，结果由于对后金军情形不明，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
后金军风卷残云一般地袭占了关外多个要塞，而后大肆掳掠，扬长而去。他们所获得的三十万人畜，被作为战利品赏赐给有功官兵，而我不幸也成为战利品的一份子，从此由秀才沦为奴隶。
努尔哈赤是个脸庞黝黑的汉子，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家，最终成就霸业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但他似乎对明朝的衣冠人物，包括没有什么资历的儒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必须杀尽斩绝。结果，验明正身之后，我就被送往刑场，即将糊里糊涂地了却残生。但就在我即将引颈就戮的时候，努尔哈赤亲自来刑场清点死刑犯。当我俩目光相遇之时，我再次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惊，而他似乎也被我身上的某些特质所吸引。他一声令下，我从死刑犯的行列里被拉了出来。大概是我硕长伟岸的身躯救了我，努尔哈赤也喜欢跟他一样气质的男儿。接下来的问话，让我距离死神渐行渐远了。我简练的回答让他感到我不是那种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不是那种充满官老爷潜质的阔公子，颇知明朝底细和中国历史的他甚至听说我是范鏓的后裔，与范仲淹还有一些渊源关系，竟回头告诉贝勒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只一句话，二十一岁的我就逃离了死神的怀抱。努尔哈赤把我拨到镶红旗下为奴。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奴隶就奴隶，有朝一日，我还会回到明朝，回到家园的。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一个又一个捷报的传来，让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备受打击。就在我被俘的第二年，明军主力在萨尔浒战役中被后金军击败，从此丧失了辽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转而采取守势。而朝廷似乎没把辽东的巨变当回事，继续勾心斗角，党同伐异。天启皇帝即位后，重用大宦官魏忠贤，打击贤臣，宠信小人，朝政日趋败坏。辽东边帅一再易主，军事行动总受到魏忠贤的掣肘。就在魏忠贤在北京权势熏天的时候，努尔哈赤攻陷关外重镇沈阳和辽东行政中心辽阳。家乡已经完全沦入异邦，我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看着明朝一天天的衰败下去，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看着后金蒸蒸日上的势头，我有种预感，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个关外小邦会成为明朝的劲敌，甚至夺取明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天下。那么作为汉人，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怀念故国，还是干脆支持这个少数民族的新政权呢？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打山海关外的最后屏障宁远，遭到其起兵以来的最大失败，加之国事家事缠身，他日趋衰老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撒手西归。经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明争暗斗，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年号为天聪。我们尊称为天聪汗。
天聪汗即位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从而使庄园近半数具有奴隶身份的汉民壮丁恢复了民籍。不仅如此，天聪汗还抛弃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与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心甘情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天聪汗此举并非偶然，因为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身边的谋臣就不仅有女真人，而且有了少量早已归降的汉人，这些汉族谋士为上述决策的制定做了大量贡献。天聪初年的政策调整，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如果不能为明朝效力，那在后金博得功名，获得一官半职，似乎也是一条前景看好的通衢大道。
天聪三年（1629年），天聪汗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显然，他是希望效法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训。一个少数民族的君王，不以自己民族的祖先为榜样，却向汉族王朝里最伟大的帝王学习，这意味着什么？
文馆设立后，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同年八月，天聪汗又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立典。请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幸好我当年拿到了生员的功名，能够忝列这次文馆选拔考试的考生行列。由于上谕中不许奴隶主干预那些已没为奴的生员参与考试，所以我的报名与应考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考试的题目甚至比明朝的秀才考试还容易，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新君王的求贤若渴。应考者三百多人，录取了一半多，我当然也榜上有名了。从此，因祸得福的我，由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转变为堂堂的文馆学士，尽管在后金的官场里地位低微，但毕竟由此步入了仕途。在女真的军营里，在异乡的赫图阿拉，陌生感总伴随着我。而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开
天聪汗即位后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内务，巩固汗位，伺机剥夺其他三位和硕贝勒的实权。因此对镇守宁远的明军采取守势。而宁远守将袁崇焕，也希望与后金讲和，赢得喘息之机。当然，双方都提出了对方无法接受的议和条款，议和成了真正意义的缓兵之计。其间，天聪汗多次发兵攻打宁远，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直捣北京，结果袁崇焕的防御天衣无缝，后金军占不到任何便宜。
天聪三年（1629年），天聪汗在后院粗安后，便出动大军讨伐明朝，我也随军出征。鉴于前面几次进攻都受阻于宁远，我建议天聪汗绕开宁远，奔袭千里，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径入明朝内地。天聪汗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即对我这个没有任何官职，只能以“书房官”“文臣”称之的书生刮目相看。天聪汗也看中了我所具有的虎将外表，于是，我受命率偏师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结果，我智勇兼施，力克五城。并用火攻之计，击退了明军的反击和包围，有力地配合了天聪汗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后，天聪汗率主力西进永平，而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又是在明军乘虚进攻空城之际，我多方设计，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军大本营的安全。这一连串成功，让我在后金阵营里声名远扬，因此也受封世职游击。
后金军攻占遵化后，便长驱直入，直逼北京。据说远在宁远的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我军进展神速。后金军屯兵北京城东南郊的南海子一带，明廷震惊。总兵满桂等率明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阻击后金军，不料却被城上助阵的明军炮火误伤。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勤王，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在广渠门外与我军遭遇。双方经过激战，未分胜负，但我军全力攻城的计划却不得不因此而推迟。天聪汗和我亲往阵前，观察袁崇焕的营寨形势，发现其布阵结营很有章法，难以拿下。正在天聪汗犯愁的时候，我给他讲起了《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的一出。我的提示让天聪汗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后金军这次军事行动，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部将高鸿中、鲍承先等人，于靠近这俩太监之处，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天聪汗设下的圈套。前不久，天聪汗与袁巡抚派的人密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又故意给其中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京城，便把他听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皇帝。当时，朝中一些大臣早已诽谤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帝一贯刚愎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早就有所怀疑，现在更觉得袁崇焕有谋反迹象，便不分青红皂白，将袁崇焕诓骗进城，而后打入死牢。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我的反间计让明朝自毁长城。从此，明朝再无高手可以为我军劲敌了。但是，看着自己的故国执政者如此昏庸，我真觉得寒心，也觉得死心塌地投靠后金，确实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最佳选择。
天聪汗除掉了心腹大患袁崇焕，本有希望乘虚攻打北京，也许是他忌惮袁崇焕带来的援兵，也许是觉得现在即便拿下北京，也未必守得住，不如借此机会大掠关内，削弱明朝的有生力量。后金军很快就击溃了明朝的各路援军，满载战利品胜利而归。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军攻占了明军正在修筑的关外重镇大凌河城。在这次战役中，一支准备降金的蒙古军，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杀其将领，而后纷纷逃亡。天聪汗得信后大怒，要把剩余的蒙古兵全部斩尽杀绝。关键时刻我的进言挽救了这五百生灵。我认为，未及逃走的士兵，说明他们有忠顺之心，一怒之下将他们杀了，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影响大局。当时，还有一支明军扼守西山一堡垒，后金军屡战不克，天聪汗甚是着急。此时，我自告奋勇，决计单人独骑，前往劝降。凭我的三寸之舌，竟然感化了明军守将，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天聪汗大喜，这批降兵便拨入我的统辖之下了。
天聪六年（1632年），天聪汗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朝纵深推进，于是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我提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凭借后金军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协。然后，毁山海关而归，以壮军威。
方案二：以议和为名，麻痹明廷，如时机成熟，则出其不意发动突袭，乘隙直捣北京。
当时我认为，这两套方案是反映自己军事谋略艺术的完美之作。但今天看来，并非如此。虽然奔袭作战和速决战是符合后金军实际情况的，但我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前提：明朝综合国力强于后金，后金要想吞灭明朝，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次解决。后金的最终目标是要入主中原，那么自然要逐步减少对中原百姓的侵犯，而我还在强调资粮于敌，显然会加重中原汉族百姓对女真的仇恨。这份奏疏的文笔，现在看来确实比较幼稚。我只是秀才出身，没有受过更高层次的儒学教育，写出来的文章虽然达意，但遣词造句偶有不妥之处。虽然我的建议没有被天聪汗接受，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是夸奖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就战略问题
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明朝的两个低级将领孔有德和耿仲明，因触犯军纪畏罪发动兵变，自建衙署，四外抄掠。明廷派兵镇压。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遣使向后金求援，天聪汗正在访募贤能，特别需要了解明朝内部情况的官员，孔有德的求援正中其下怀。于是，我受命率军前往援救，我以自己的伶牙俐齿，出色地完成了援救和招降的任务。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使后金实力大增，他们也为后来清朝的统一立下了奇勋。
战场上的不断立功，也让我在后金国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于是，天聪九年（1635年），天聪汗宣布改族名为“满洲”，在原有女真八旗（天聪汗称之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首推我担任汉军八旗的固山额真，统领其中一旗。但天聪汗认为：“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他不想让我离开文馆，不愿我远离他左右。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向着后金权臣和可汗亲信的地位迈出了关键一步。
次年五月，天聪汗把国号改为大清，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德。
皇上更改国号后，很快就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把以前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我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官职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皆为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馆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充当着御前秘书长的角色。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内，却往往参与朝廷内外大政的制订和对朝廷要员的任免。
皇上对我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议政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常是前次被召才归，未及吃饭休息，复又被召入宫。皇上倚重我，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用官职称呼我，一下子就抬高了我的地位。每当议事不决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只有我已认可的讨论意见，皇上才最后批准。有时我生病在家，一些待办的事也非要等我病好了再裁决，他觉得由我把关，拟定出的方案更科学，他也更放心。皇上经常和我一起共进午餐。一次入侍，面对皇上招待的美味佳肴，我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没有下筷，皇上似乎心领神会，立即下令把这桌美味佳肴赐给我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皇上都把我当作贴身近臣，这让我这个身在满族统治下的汉人受宠若惊，惟有忠心不二，才能报达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殚精竭虑，操劳国事，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奏准废除了连坐法；更定部院官制，推荐汉族人才入部院为官效劳。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对清朝彻底控制关外具有决定意义的松锦之战打响。睿亲王多尔衮在率军攻打锦州时，私放部分官兵回家探亲，从而未能有效阻止明军将粮食搬运进城。得知此消息，皇上盛怒之下，就让我和其他几个贵族讯问多尔衮此举的原因。待我等查清事实真相，并报知皇上后，旨意随即下来了，将多尔衮降为郡王，并处罚银和剥夺所统辖的部分牛录。
圣命难违，但我心里也清楚，多尔衮乃天命汗十四子，贵为睿亲王，握有正白旗，兼管六部之首——吏部，万万不能得罪他。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豫亲王，统领镶白旗。倘若得罪了他们，皇上百年之后，如果他们尚在，一定不会轻饶我。而这次事件，多尔衮显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不能强压。为了改变这种尴尬，四月初五，我偕同大学士刚林等人向皇上奏称：这次事件多尔衮、豪格等亲王获罪，他们被禁止到衙署上班，禁止谒见皇上，而前线作战的郑亲王又屡战不利，即将为他们所替代。在这个关键时刻，各部院衙门的日常事务不能耽误，所以还请皇上息怒，先让他们回衙署办公，以观后效。皇上深以为然，命令诸王贝勒各司其职，回各管衙门办公。这样，在我的斡旋下，一场皇族内部的尴尬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然而，多尔衮也许不知道，他的官复原职里有我的一份功劳。我虽然缓解了皇上与诸王的紧张关系，但与多尔衮却结下来梁子。
松锦之战，我军获得全胜。困守松山达半年之久的明军统帅洪承畴，被部下出卖，成了我军的阶下囚。皇上深知洪承畴的军事才能和他在明廷内部的巨大影响，故虽然将其关在监狱里，但一直给予良好的招待。皇上认为汉人之间的交往，障碍或许会少些，于是把招降洪承畴的重任交给了我。
来到囚室，看着洪承畴披散着头发，一脸沧桑，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都是各为其主，他老了，我也不再年轻。坐在草垫子上的洪承畴似乎认识我，见了我就没好气地破口大骂，说我原是汉人，为何要做清军的走狗，真是没有骨气。他的指责刀刀见血，让我无法与他争辩。洪承畴说着说着，突然站起来，腰板挺直，慷慨激昂，立志杀身成仁，决不投降。我索性就坐了下来，故意绕开这个话题，而是与他随便谈古论今，聊点人生得失。谈话间，我注意到一小撮尘土落于洪承畴衣服之上，而他轻轻用手拂去。这个细节让我心中立刻暗喜。聊了半天也没打动洪承畴，撇下酒肉，我辞别了他，回到中军大营向皇上禀报说，洪承畴必不肯死，面对阶下囚的处境，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听了我的话，皇上微微一笑，他似乎已经有了主意。他马上下令摆驾囚室，要亲自会会这个铁骨硬汉。进得囚室，还没等洪承畴反应过来，皇上已经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了洪承畴身上，并且关切地问这位衣衫褴褛的手下败将：“先生还冷吗？”我想崇祯皇帝不可能给过洪承畴这样的礼遇，而我的皇上却把礼贤下士做到了这个地步，洪承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见他目瞪口呆，接着老泪纵横，眉宇间透露出对这位异族皇帝的感激之情。洪承畴同意剃发降清了，尽管远在北京，以为洪承畴已为国捐躯的崇祯皇帝，正在举行祭奠仪式隆重悼念他。
比起中国历代的权臣，我的特权其实很有限。但由于身处皇帝近前，又蒙皇帝言听计从，我在朝廷的权威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似乎也可以跻身权臣行列了。在我眼里，自己的仕途还很漫长，为了清朝的统一大业，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驾崩。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嘱。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尔衮进行了一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结果，谁也没有如愿即位，而是由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摄政王，豪格则退出朝廷，转而成为前线统帅。几个月之后，多尔衮便排挤了济尔哈朗，成为清朝实际意义的一号人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更迭中，作为先帝元辅的我，没有表态，而是躲在盖州汤泉养病，冷眼旁观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谁执政，都要继续倚仗我这个托孤重臣。
盖州休养的时候，我并没有闲居，而是时刻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就在新一年的开春，风闻李自成农民军正在围攻北京。我想，摄政王多尔衮一旦获悉这个重大军情，必然会急召我到盛京商议。正在琢磨我朝应当如何利用明朝即将崩溃的契机之时，摄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请我火速到盛京，讨论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我朝的对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马车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诸王贝勒分两列坐定，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小皇帝左右两侧。似乎所有的议政大臣都还没做好准备。我就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得到的情报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天意、民心，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绝佳时机。然而，我朝也应当接受崇祯败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腾的教训，必须采取“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时候，极力栽培多尔衮，后者的战略眼光也很敏锐，甚至有些时候不亚于先帝。看着他频频点头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焕幸运多了。领导我的全是头脑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尔衮的意思，会后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书面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我先简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后提出了我的大战略——任贤抚民。具体而言，就是严肃军纪，秋毫无犯；就是“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中原大乱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满足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就一定能征服天下。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终生了。如果说多尔衮此前对进军北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我的这份奏疏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
多尔衮的英明恰恰就体现在他的处事果断上。从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师发兵，仅仅九天时间。在他一声号令之下，全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举倾国之兵了。誓师之时，多尔衮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在我的眼中，既然明朝已经灭亡，清军必须改变以明朝为宿敌的姿态，而是尽力争取明朝残余力量投降，联合他们共同对付气势正盛的李自成。清军也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在山海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一千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他规定没有他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防止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战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我提出了几项建议，在多尔衮那里，立即化为多项安抚民心的有效政策。
首先，争取故明遗臣和王爷对新王朝的认同。朝廷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晓谕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宣布，原明朝诸王来降，爵位俸禄依旧。
其次，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和认同。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僚各司其职，并宣布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
再次，根据原有簿册征收赋税以收揽人心。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加派，百姓不堪重负。而朝廷根据我的建议，不再另造新册，而以赋税加派前的万历年间旧簿册为额，废除以“三饷加派”为代表的苛捐杂税。沉重的万历税额虽仍让百姓难以为继，但负担总归减轻了不少。
这些措施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时间一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对我朝的敌意大为化解。很快，他们成为了我朝巩固对北方统治和征服江南的可靠后盾。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宣告瓦解。我心里很清楚，江南地区是明朝的人文渊薮，这个地区的读书人向来都是华夏文化的代言人，只有笼络了他们，才能有效控制桀骜不逊的江南地区。正所谓“士心得则民心得”，攻占南京后，我立即建议多尔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争取民心，让那些知识分子对我朝俯首称臣，不给他们造反的机会。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末年，举行会试。此政策一经出台，就让那些穷经皓首的读书人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江南地区的反清叛乱仍然时有发生，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已经通过科举考试纳入我朝的政治秩序之中，这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对江南的统治，也促使江南地区的百姓逐渐承认了我朝对他们的统治。
正在我作为帝国的最高参谋长，准备为清王朝的发展做出一番业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道命令改变了一切。
清军对江南征服的迅速进展，使得多尔衮似乎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觉得定鼎北京之初的安民政策是多余的。在“剃发”问题上，我与多尔衮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满族习俗，男人应将前额剃光，把剩下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中原汉人历来是束发绾结于头顶的发式，汉族士大夫囿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多尔衮入京伊始，为了不刺激汉人的反抗情绪，没有强制执行要求汉人剃发的命令。灭掉南明弘光政权后，多尔衮似乎觉得统一天下已不成问题，可以为所欲为，恣意横行了，于是在一些近臣的撺掇下，重新颁布“剃发令”，特别要求江南新征服地区必须剃发。
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江南地区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时局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抗命。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强行镇压。此情此景，与我为之不懈追求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距离越来越远，我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剃发令的颁布也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但多尔衮此时圣眷正隆，炙手可热，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逢迎剃发令的汉族降官冯铨等人居然得到重用，甚至取代了我位居内阁班首。无奈之下，我只能对多尔衮采取消极抵抗的不合作态度。而我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多尔衮的嫉恨和报复。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命令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我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无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多尔衮非常不满，加之此前我功勋卓著，可能会成为他专权跋扈的障碍，结果他就以“尔素有疾，毋过劳”为借口，把我的实权架空了。几个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赡养双亲，有关部门认为黄图安是辞官以推脱责任，建议将其革职，我将此事报告给摄政王济尔哈朗，并以赡养父母是美德为理由，反对将其革职。我故意绕开倒行逆施的多尔衮，直接禀告另一摄政王的行为，激怒了多尔衮，于是他以“擅自关白”摄政王济尔哈朗为借口，将我下法司问罪。尽管最后没有身陷囹圄，但我今后只能小心翼翼，唯恐再遭打击。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从而实现了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我参与其事。我很清楚篡改历史事关重大，不敢造次，更不敢抗旨，只好称病不出。此后几年，我从权臣滑落到朝廷的边缘，成了被遗忘的功臣。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因病亡故。次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彻底剥夺了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我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故从宽革职，很快又官复原职。接到官复原职的谕旨之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当初没有站错队，帮着篡改《清太祖实录》，成为多尔衮的私党，否则后果如何，难以预料！
顺治九年（1652年），我首次以议政大臣的身份参加朝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已经亲政的顺治皇帝的辅政大臣。在我的协助下，朝廷很快就把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心转移到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上来，对南明政权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派洪承畴等人经略湖广、云贵，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的抗清力量逐渐消沉。
为了支持前方的战事，大量的银子运往前线，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我就上疏建议朝廷向明太祖学习，实施军队屯垦，自给自足，解决后勤保障，给国家减轻负担。我建议朝廷要任用操守廉洁、能力出众的官员担任湖广、江西等省地方官，针对这些省份饱经战乱，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招揽农民，开荒种田。朝廷可以将减免赋税和提供耕牛、农具作为鼓励农耕的优惠条件。这些地方官的俸禄，要首先拿去投资兴农，力争次年收回成本。以后几年，靠农业增长的收益来偿付俸禄，使朝廷不加赋而官员待遇不断改善。我建议朝廷，在养兵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推广屯田，逐步实现军队后勤供应自给。在军队中严肃纪律，奖罚分明。
皇上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屯田政策的实施，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朝廷的财政负担也相对减轻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有所安定。
同年十一月，我认为将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革职的官员们指控冯铨之流的奏折汇集起来，呈给皇上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什么却因此罢了官呢？”我答曰：“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立刻命令吏部将这些人官复原职。从而平反了一批冤案。
顺治十年（1653年），我针对朝廷一直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起用，不论其官阶高低、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我相信，这是促使我朝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促使朝廷在举荐人才方面坚持满汉平等，从而给汉族士大夫提供更多的入仕机会，让他们乐于为朝廷效力。这些建议得到了皇上的首肯。顺治皇帝在位的几年间，洪承畴等汉族官员得到了提拔，汉族官员在朝廷里的数量显著增加，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一个汉人，我也不再感到孤掌难鸣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皇上开恩，特加封我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由于我是先朝旧臣，功勋卓著，因此皇上对我“礼遇甚厚”，我生病的时候，皇上曾亲自调好药饵赐给我医病；皇上曾派画工到家里为我画像，并将画像珍藏于内府；他又经常赐给我很多御用衣物，很多衣物都是为我魁伟的身材量身定做的。
已经步入垂垂暮年的我，总禁不住回忆过去。六十多年的人生，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大清王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最让我遗憾的，是我身为汉人，却帮助满族王朝夺取了汉人的天下，这一做法招致了很多人的议论，甚至有人认为我是汉人的叛徒、明朝的叛逆。
其实连我都曾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孩提时代，我一直梦想能够像祖父那样入朝为官，造福一方。然而，抚顺陷落和奴隶生涯改变了我。在异族的地盘上，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效忠这个异族的王朝，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明朝让我很失望，它抛弃了我的家乡，抛弃了家乡的子民，抛弃了关外的大好河山。在清兵不断进逼的时候，它还在懵懵懂懂。在它的统治下，关内的百姓生活更凄惨，这样的王朝，存在一天，大家就倒霉一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清朝的势头蒸蒸日上，只要我能做出自己的努力，让它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中原的同胞们会在清廷的关照下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的。
我曾经怀着进京赶考的愿望发愤读书。然而没想到，这回赶考赶的不是科举考试，而是治理国家的考试。而我是骑着清军的战马入城的。曾经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即将在一个新的王朝实现，我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在这个新的王朝里，我的建议就意味着决策，就意味着权力，因为我是宠臣，所以我是事实上的权臣。我要用手中的权力造福百姓。
一切都将过去。我不可能去干涉后人对我的评价，但我希望在后人给我盖棺定论的时候，能把“汉奸”、“叛徒”的字眼去掉。我虽然吃的是满族的俸禄，但我的所想和所做，都是为汉族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总希望让他们安稳一些，舒服一些，少一点罹难，少一点困难。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家乡。当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向城外广袤的平原瞭望之时，我渴望所有的百姓幸福平安。
鳌拜，男，大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曾被赐号“巴图鲁”。崇德年间历任甲喇章京、三等梅勒章京、三等昂邦章京等职务，为皇太极贴身将领。顺治年间担任议政大臣，康熙初年担任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年）被罢官圈禁，不久死于囚所。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雍正年间，朝廷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宣谕群臣，追核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瓜尔佳家族是女真族内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他们最初居住在松花江畔，后来迁徙到珲春河流域。这个古老部落中最煊赫的一支，是苏完河畔的苏完部。我就诞生在这个部落里。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州女真的英雄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六年，苏完部的首领——我的爷爷索尔果率部众归附了努尔哈赤。从此，我的家族成了建州女真的一部分。
在苏完部的过去，曾经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我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小习武，骁勇而精于骑射，十二岁就能拉开十余石的强弓。爷爷率众归附的时候，努尔哈赤见二十六岁的费英东英气逼人，十分喜爱，便带在身边，后来编入了镶黄旗下，由努尔哈赤直接指挥。费英东作战勇敢，每次战役都冲在最前面，千军万马中于敌阵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为女真各部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后金国建立后，伯父名列五大臣之首，成为决策层的重要一员。伯父在五十七岁那年不幸去世。他性情忠直，遇事果断，对部下很关爱，对俘虏也很仁慈。皇太极曾经称赞他：“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奖劝而后举之。故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斯断人也！”我以有这样的伯父而感到骄傲，以生在这样的英雄家族而感到自豪。
我的父亲伟齐是伯父的九弟，我是父亲的第三子。可能是孩子太多，粗心的父亲甚至都没有记清楚我的出生时间，我只能估计自己差不多是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前后来到这个世界的。好在满族人不太讲究生辰八字，否则我该有多么遗憾啊！
小时候，我很喜欢舞枪弄棒，但也许是在家里排行不太突出，也许是父亲太过忙碌，我始终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和呵护，所以早年也没什么战功。直到大概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么点战绩：“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比比天命汗和天聪汗的儿子们，比比父亲同僚的孩子们，我真是有点大器晚成。
崇德元年（1636年）征伐朝鲜的行动，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时，天聪汗已经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正式建立了与大明分庭抗礼的王朝。同年，清军占领朝鲜，迫使这个明朝的盟友转而臣服于大清。而此时作为镶黄旗巴牙喇甲喇章京的我，也参加了这次进攻朝鲜的战役，并担任随驾护卫。这一经历，让皇上开始认识我，赏识我，为我后来的发迹铺了路。
皮岛位于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辽东半岛都很近，是个战略要地。在我朝接连攻陷辽东全境之后，这里就成为与关外宁锦一线的明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的要地。明军守将毛文龙以此岛为依托，多次骚扰辽东，使我军疲于应付。尽管在与袁崇焕的内讧中，毛文龙被杀身亡，削弱了皮岛的防御能力，但皮岛仍旧是我朝的心腹大患。天命汗和天聪汗一直都想拔掉这颗钉子。现在，朝鲜已经归顺，机会来了。与朝鲜媾和后，皇上火速派遣硕托等人率军进攻皮岛。
硕托的进展很缓慢，皇上又调阿济格取而代之。我跟随阿济格一起出征。阿济格制订了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进攻方案：一路从海上以巨舰摆出正面进攻的态势，故意吸引守岛明军的注意力；另一路则以轻舟精锐，快速推进，直插该岛西北角之要害阵地。后一路是此次进攻的关键。这时，我主动请缨指挥后一路进攻，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我与准塔率军渡海进攻，不料明军早有防范。在前锋受挫，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一马当先，冒着炮火率先冲入明军阵地，与对手展开近距离肉搏。清军后续部队及时接应，成功在皮岛登陆。皮岛这个钉子被我军成功拔掉。
我的卓越表现让皇上颇为满意。我也被提拔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皇上对我的信任越强烈，我对皇上的忠心也就越坚定。崇德二年（1637年），代善的儿子岳托得到几匹好马，为了讨好皇上，就派人连夜送往皇太极的驻地进献马匹。而我当时仍旧是皇上的贴身护军，夜半时分，皇上已经就寝，为了确保皇上的安全和安枕，我把献马人挡了下来。次日，皇上听说此事，称赞我忠于职守的精神，对岳托拍马屁的行为也给予了惩处。
崇德六年（1641年）开始的松锦战役，是决定我朝与明朝在关外地位的最后决战。在率先开始的攻打锦州的战役中，我先后率军击退了明军的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紧接着，我又率军击退松山被困明军的突围行动，击败了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这些战事为松锦大捷的最后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松锦大捷后，我又随同阿巴泰挥师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途中多次击败明军，连克四座城池，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我还在密云附近击溃由吴三桂统率的明军精锐关宁铁骑。这次战功，使我荣膺三等昂邦章京。一年后，我升任护军统领，担任宿卫首都的重任。由此，我从一名皇上的贴身护卫，步步高升，直至跻身八旗的高级将领行列。
就在我借助皇上的赏识，逐步提升自己在八旗贵族中的地位之时，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五十二岁的皇上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
皇上的驾崩很突然，但皇上的身体在崇德七年（1642年）之后日趋恶化的事实，作为护军统领，我却有所察觉。由于宸妃的意外病故，皇上整日愁眉苦脸，痛苦不已；由于松锦大战的紧张，皇上食不甘味，寝不能寐；皇上的脾气越发暴躁，随着脾气的见长，健康却每况愈下了。我每每为皇上的身体担忧，但又在皇上性情急躁之时无法劝说，无奈间只有忠于职守而已。
皇上尸骨未寒，一场激烈的皇权争夺战就打响了。皇上的长子豪格和十四弟多尔衮，是最具实力的皇位争夺者。由于我隶属于镶黄旗，是皇上生前亲自统领的，所以我理所应当地支持皇上的长子豪格，而不是握有两白旗的多尔衮。为了结成支持豪格即位的有力联盟，我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召开前，主动与索尼、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等支持豪格的两黄旗大臣“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并相约齐往豪格家，策划立其为帝。
崇德九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召开，与会的诸王贝勒将主要讨论皇位继承问题。会前，以我和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迫不及待地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的护军营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也所部护军，护卫大清门。剑拔弩张，气氛紧张。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豪格和多尔衮在会议上翻脸，我就率军立即冲进皇宫，杀掉多尔衮，拥立豪格！
会议由六十一岁的礼亲王代善主持，作为先帝的二哥，他在朝廷里威望最高。我和索尼首先倡言“立皇子”，这时多尔衮突然厉声呵斥我和索尼：“这里是亲王、郡王们说话的地方，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还不赶快退下！”我立即觉得自己很尴尬，颜面丢尽，一怒之下，本想上去宰了多尔衮这个短髯混蛋，但怕惹起事端，把豪格的好事办砸，只好退出大殿。但我退出大殿后，传令护军营包围崇政殿，密切注意里面的动静。
豪格表现得比较愚蠢，让我很失望。权力博弈的最后结果，是多尔衮和豪格谁也没有获得皇位。最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立皇九子福临为帝，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由于福临年仅六岁，议政王大臣会议推举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摄政王，总揽朝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多尔衮是实际的胜利者。
现在想起来，遇事鲁莽的我幸好没有动手！多尔衮的兄弟和两白旗的实力也很强，一旦两黄旗和两白旗在宫廷内外兵戎相见，自相残杀，那么受损害的还是我大清的利益。一旦因为皇位问题闹得众叛亲离，王朝分裂，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能对得起先帝在天之灵吗？还好，总算是皇子即位，大清没有分裂。虽然我还没有进入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但我从此也肩负起保卫幼主的责任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次年，朝廷论功行赏，我升任一等昂邦章京。受到升官鼓舞的我，求战欲望极浓。很快，我就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农民军的部队，直奔湖广。顺治三年（1646年），我随豪格等进兵陕西，在汉中打败了李自成的余部贺珍以后，得知我们的主攻目标张献忠农民军已经抵达川北西充一带，这时候我自告奋勇，担任前锋，率先头部队前往阻击。在激战中，张献忠本人被我军射杀，其农民军主力被我军击溃。而后我又率军深入四川、贵州，为清朝经略西南地区立下大功。然而，这次我不仅没有因功受禄，反而还倒霉了好几年。
由于在皇位争夺过程中我始终反对多尔衮即位，这肯定让此刻如日中天的这位摄政王怀恨在心。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利益为诱饵，瓦解了崇政殿议政时两黄旗大臣结成的同盟。我、索尼、图尔格和表哥图赖一直拒绝顺从多尔衮。这位小肚鸡肠的摄政王很快就开始对我们下手了。
顺治元年（1644年），我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翌年秋，阿济格因未能及时奉旨班师，并且谎报战功，从而受到处罚。阿济格仗着是多尔衮同母兄长的身份，为人狂傲，藐视当今皇上，私下里竟称皇上为“孺子”。多尔衮谕令谭泰和我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阿济格的情面，没有照办。我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谕旨，结果不仅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一百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我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我心里很清楚，多尔衮的打击报复由此就开始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从此，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
顺治五年（1648年）春，我随同征讨张献忠大胜而归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豪格部下希尔良因冒功邀赏遭罚，我也因勘察不实而受牵连，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一个月后，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包庇豪格过错的种种罪证。我联合部分两黄旗大臣密谋拥立豪格的陈年旧事也被翻了出来。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我被扣上拥立豪格、私拉小集团的罪名，按律当死，后来又交了不少赎罪银子才免于一死。一个月后，我再次倒霉，罪名是在先帝驾崩时“擅发兵丁守门”，险些掉了脑袋。两年后，多尔衮找了个借口把我降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我对先帝忠心耿耿，一片赤诚，对新皇帝也始终坚守臣节。然而，忠贞没有换来仕途的平坦。难道这是命运捉弄我吗？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突然，让我几乎措手不及。顺治七年（1650年），随着多尔衮的突然死去，亲政的小皇帝起用被长期压制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但这时济尔哈朗已经不能再当摄政王了，而是变成了辅政大臣。小皇帝怀着对多尔衮生前专横跋扈的仇恨，严厉惩治了多尔衮的亲信，并把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全部剥夺。
清洗多尔衮的亲信，意味着一次权力洗牌，小皇帝急需培养一批效忠于他的朝臣集团。而这个朝臣集团的成员，首先必须来自于那些与多尔衮为敌的老臣。索尼和我就这样进入了小皇帝的视野。顺治皇帝亲政的当年（顺治八年，1651年），我就被授予议政大臣职务，终于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军功升爵位为一等侯；顺治九年（1652年），我的爵位再次升为二等公，官职也升为巴图鲁总管侍卫、领侍卫内大臣，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之一。与之相对的是，曾经归附多尔衮、欺压陷害我的几名大臣，被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体现了皇上亲政以后国家政局的重大变化，也标志着我一生中最辉煌时刻的开始。
皇上亲政之后，我随侍皇上左右，位列公卿，权势日增，成为统治集团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我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皇上亲政以后，逐渐开始进行汉化改革，仿照明朝制度来改革我朝祖制，这点变化让我心存疑虑。我认为，满族虽然入关，为了统治数量庞大的汉族百姓，可以参照汉族的生活习惯改革一些政治经济制度，但八旗的“尚武”传统不可改变，我朝以骑射得天下，不可懈怠。“尚武”传统和“骑射”本领是满族赖以生存和长盛不衰的法宝。所以，我建议皇上恢复“大阅讲武”，就是希望朝廷在确保八旗劲旅的光荣传统方面做出表率。皇上深以为然，“得旨允行，并著为令”。从此，“大阅”成为我朝的一项定制。
这年十一月，我旧伤复发，卧床不起，皇上亲临我的府邸看望慰问，惊动皇上大驾，对我来说，无异于殊荣啊。次年冬，皇上的亲生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病重，皇上朝夕伺候，我也昼夜守候在宫中，甚至废寝忘食，我的仁孝表现可不是装出来的，我深知这位太后就是先帝在时颇受宠爱的庄妃，她为大清的建立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于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用各种手段避免了多尔衮的篡位图谋，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先帝的贴身侍卫，我对她的尊重是由衷的。我的仁孝深得皇上赞赏。太后病愈之后，皇上就给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
如果皇上能够长寿一些的话，我与这位年轻皇帝的君臣之谊也许就要成为历史美谈而深入人心了，就像萧何之于汉高祖刘邦、魏征之于唐太宗李世民。可惜的是，就在我已经日益得到皇上信任，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皇上却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去世，享年二十四岁。
顺治皇帝没有重演前两代君王的悲剧，而是在弥留之际明确了皇位继承人，那就是在天花的灾难中大难不死的皇三子玄烨。但玄烨只有八岁，无法独立主掌朝政。皇上似乎不希望再次出现第二个多尔衮，所以不再重复亲王摄政的故事，而是委任他的心腹大臣为辅政大臣，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我为四位辅臣。十八年前，我曾经临危受命，辅佐幼主，但那时自己只是一介武夫；而眼下，我真正成为了有权决定国家往何处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
在四位辅臣里，索尼资格最老，此时已经年逾六旬。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顺治皇帝的庙号）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康熙即位后，他就成了四朝元老，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我们四个人里居于领袖地位。但是他年纪太大，体弱多病，为人比较圆滑，与辅臣里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有积怨。这些都给我的崛起留下了充足的余地。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是天命汗的女婿。原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他见风使舵，立即揭发检举多尔衮，从而逐渐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成为议政大臣。由于他曾经有过这样落井下石的经历，让朝臣们常常对他不屑一顾。他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太低，太受鄙视，也让我尽管跟他家有姻亲关系，也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
遏必隆出身钮祜禄氏，家族显赫；来自满洲镶黄旗，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我朝五大开国元勋之一额亦都，他的母亲是和硕公主，家庭地位没的说。由于都是名门之后，所以我与遏必隆关系很好，在事业上他经常帮助我。然而，他缺乏乃父的为政之风，个人才干有限，难以独当一面，逐渐成为我的追随者。
由于他们各有缺陷，所以我在辅臣中的作用就日益凸现。我决心抓住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四辅臣中的真正核心。而顺治皇帝留给我们和康熙小皇帝的烂摊子，就是我大展身手的好舞台。
这时，远在云贵厦门，抗清势力一直是大清的心腹之患；近在江南水乡，明朝遗民继续对我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大到官场的腐败，府库的匮乏，小到制度的漏洞，不满的滋生，这一切，都是顺治朝留给现今的烂摊子。
在我的直接策划下，一系列改革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
首先，结束顺治的汉化改革，整肃吏治。
先帝执行了仿照明制的汉化改革，其用意就是用汉族制度来巩固我朝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直接统治。然而，我认为先帝的汉化改革却过于彻底，忽视了满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所以现在有必要加以纠正，以避免几百年前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被完全汉化的一幕在这里重演。为了顾全先帝的面子，也为了保证我的执政思路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有效贯彻，我和其他三位辅臣以先帝遗诏的方式，对顺治年间的汉化改革做了检讨，用先帝的口吻否定了此前十几年汉化改革的成果。明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我不希望我朝因为学习了明朝的旧制，而重蹈明朝亡国的覆辙。所以，我必须改弦更张，恢复旧制。
明末朝政废弛的突出体现在于吏治腐败，于是，我首先从吏治入手。康熙即位之初，我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要求严惩“徇情贪贿”者。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我主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查地方劣政的专项整治活动，康熙六年（1667年）全年，我就先后下令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多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近四千名。
在用重典震慑了那些贪官和昏官之后，我又搬出多尔衮曾经制订的“四格六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作为考核官员的基本准则。
康熙上台伊始，我就下令废除先帝恢复的一项重要的明朝制度——内官十三衙门体制。此举让我心情平静了许多，因为我相信，这一举动，可以从根本上断绝宦官干政的可能性，从而确保我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的人物。
其次，在照顾满族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我深知，经过多年战乱，天府之国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京畿地区由于满洲贵族的大量圈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是人为的，但我作为满洲贵族的利益代言人，当然不可能让贝勒爷们吐出已经到嘴的肉，剩下的选择只能是让百姓另寻出路，而四川则是最好的去处。于是，我下令“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动员官员的积极性来招徕移民，充实四川。
康熙八年（1669年），在经过朝臣的多次争论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实施“更名田”政策。明末大乱，很多王公贵族死于非命，他们的土地仍然由其佃户耕种。而为了保护这些辛勤耕耘的佃户的利益，我做出了决策，“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从而承认他们对那些贵族土地的实际接管。我想，这绝对是一个既不损害满洲贵族利益，又对贫苦百姓大有裨益的好政策。然而，在我做出这项谨慎选择的两个月后，我就锒铛入狱，结束了辅政生涯。我很遗憾，没有看到百姓感恩和获利的大好局面。
与此相配合的是，随着永历政权的垮台和郑成功移居台湾，我对南明残余势力的军事打击也逐渐减少，这不啻是促进经济恢复的利好消息。
我的执政思路是“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为了实现这样的思路，我必须坚持“首崇满洲”“重满轻汉”的政策，因为我是满洲贵族的代表。在中央部院，满族官员在数量和权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地方各省的督抚大员，几乎都被我们满人垄断。
然而，我要统治几千万汉人，不笼络汉人，就不足以控制全国的政局，所以，我必须对汉人给予一定的让步，给他们起码表面上的平等。比如说中央六部尚书、侍郎的设置，满汉数量均等；地方府县一级官员，几乎都清一色由汉人担任。
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取得成就，我对眼前的功劳簿得意洋洋。然而，在我的事业中，还有两个大难题，一是如何改变四辅臣并立的局面，二是如何控制年幼的小皇帝。
四辅臣中，索尼老奸巨猾，但年事已高，事事中立，不足为虑；遏必隆事事皆听我调遣，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很放心；只有苏克萨哈，仗着自己身处正白旗的尊贵地位，处处与我作对，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扫清我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必须首先干掉苏克萨哈！
土地是满洲贵族最关心的经济资源。我朝入关以后，贵族们就开始圈地。顺治初年，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了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这让两黄旗的大臣十分不满。康熙五年（1666年），我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身处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坚决反对换地，而身处两黄旗的索尼和遏必隆则坚决支持我。在四个辅臣里，我用这件事孤立了苏克萨哈和他所在的正白旗。
就在这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突然跳出来，皆反对换地。正在冲苏克萨哈生气的我，马上以“藐视上命”、“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小皇帝把四个辅政大臣召来讨论，索尼和遏必隆都附和我的意见，苏克萨哈见势不妙，转而沉默不语。皇上居然公然不允我的奏陈，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了事。眼看着削弱苏克萨哈及其正白旗的计划要泡汤，愤怒的我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强行换地。这件事，让我十分得计，我心中清楚，苏克萨哈已经无力反抗我了。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同属黄旗的身份，使他生前不可能与我为敌，但就在临死前，他竟上书请十四岁的小皇帝循顺治先例，宣布亲政。我无奈地认可了小皇帝亲政的现实，但仍旧担任辅政大臣，把持朝纲。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苏克萨哈竟然主动提出解除辅臣之职，愿往遵化守护先帝顺治的陵寝。这个举动太突然了，让我措手不及。因为在索尼去世后，苏克萨哈成了辅政大臣之首，他如果辞职，言外之意就是带动我和遏必隆跟着辞职，而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一幕。于是，我转守为攻，借着苏克萨哈辞职的机会，给他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二十四款罪名，议罪当诛。颇有主见的小皇帝本来不同意，气势汹汹的我干脆“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小皇帝被迫签发了死刑令，苏克萨哈被诛。
至此，索尼已死，苏克萨哈已诛，遏必隆已完全投靠于我，在朝政上，没有人再敢对我提出异议。我也培植了属于自己的亲信集团，包括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人。四臣并行的局面终于结束，惟我独尊的局面完全形成。
我早该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对付苏克萨哈上，却忽视了一个潜在的对手——爱新觉罗·玄晔。
这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不乏他父亲和祖父的智慧，而且早熟。这是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多少沧桑的孩子，却逃离了天花死神的纠缠，成为紫禁城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而我呢？一介赳赳武夫，三朝老臣。顺治是小皇帝，但那时太宗皇太极的余威尚在，且顺治皇帝是我亲自力争才上台的，我自然能忠心耿耿；而康熙虽说也是小皇帝，但他上台的时候，我已经是辅政大臣了，多少有点看不起他。这个小皇帝似乎不太顺从我，所以我早就想教训一下他。他身边的侍卫倭赫是内大臣费扬古的儿子，在御前对我不很恭敬。我一直想收拾他，也给小皇帝一个教训。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机会来了，这小子擅骑御马、擅拿御用弓箭射鹿，被我抓个正着，当即处死。费扬古对我自然痛恨不已，我干脆以“怨望”之罪，将其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家产籍没。这肯定给小皇帝一个极大的震动。
小皇帝个性很强，总是跟我闹别扭。在朝堂之上，我常常当面顶撞他，当着他的面呵斥大臣。我的穿着也比较张扬，经常也身着黄袍，只是帽结与皇上不同。这个不听话的小皇帝，总让我气不顺。于是，我就暗自定下了刺杀，至少是用死亡来胁迫小皇帝就范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冒险，且莫名其妙。有一次，我装病在家，皇上来探望我。我赶紧装着卧床不起。也许是装得不像，也许是神情有点紧张，被皇上的侍卫察觉了，他一下子就搜出我的枕席之下藏有尖刀。局面很尴尬，我万分紧张，豆大的汗珠子一下子就淌下来一大堆。如果小皇帝一声令下，我就完了。然而，只见他从容镇静地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一句话替我解了围。小皇帝待了一会儿，向我寒暄安慰了一番，就匆匆离去了，我偷偷观察他的表情，什么信息也没看出来。
这件事之后，小皇帝会对我怎么样呢？我心里没底。于是，我就让遏必隆收买几个宫里的太监，帮我看看皇上每天都干点什么。得到的消息是：皇上从八旗子弟里征召了一批“布库”，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由索尼的三子索额图带队，皇上每天在宫里和他们一起厮打，练习摔跤，没有别的异常举动。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皇上毕竟年幼贪玩，我无忧矣！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皇上宣我到武英殿议事。考虑到自己的安全问题，本来我不太想去，在宣旨太监的一再催促下，我不得不起身前往。当然，与以前一样，我带刀入宫，没人敢拦。到了宫门口，索额图拦住了我的去路，他说，皇上大了，您是不是把刀放在宫门外，给皇上一个面子，别老吓着他。我觉得有理，也就没太在意，把刀交给了索额图。而我的随从也被拦在了武英殿门外。
皇上在大殿里接见了我，还给我赐座。坐下之后，我发现，椅子后面站着一个少年侍卫。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太在意。这时，一个少年太监端着茶碗来给我，当我接过来之后，突然被烫了一下，不小心把茶碗摔到地上，碎了。我赶紧弯腰捡碎片，结果，这把椅子的一条腿突然折了，啪的一声，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时我才感觉到，我所坐的这把椅子，虽然四腿齐全，但其中一条腿是被锯断之后拼接上的，只要我一弯腰，必然会让我摔跟头。
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直起腰来了。原来，端茶的太监和椅子背后的侍卫已经把我按倒在地，从大殿屏风后面突然闪出十几个少年。这时，我才感觉到大难临头，这难道就是小皇帝平时的玩伴？这难道就是那些以摔跤为乐的“布库”？
顷刻间，我从趾高气昂的权臣，变成了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小皇帝似乎早已准备好了，非常得意地请出真正的太监，宣读对我的定罪：
一、徇情补用官员，通同结党，以欺朕躬；
二、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
三、引见时在朕前施威振众，高声喝问；
四、科道官员条奏，鳌拜屡请禁止，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
五、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内外用其奸党，大失天下之望；
六、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
七、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与其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
总之“其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枚举。”
接着，我就被作为反面典型，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讨论，罪名越来越多。五月二十八日，康亲王杰书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了我的三十项罪名，几乎每项都有确凿证据。我的党羽悉数被拿下，我也被打入死牢。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将我处死，并抄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已经冷了。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皇上。小皇帝神情自若地坐在大殿上审讯我。在他的眉宇间，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得意之态。我绝望地大吼一声，请求松绑。皇上下令给我解开了绳子。我忽然脱下了自己脏兮兮的外衣，上身赤裸，转身背对皇上。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惊呆了，皇上也不例外。我什么也没说，身上几十处伤疤已经替我诉说了一切。
我转过身来，小皇帝已经走到我面前，他抚摸着我的后背，潸然泪下。他知道，这些伤疤，哪个不是我跟着太宗皇太极和亲王贝勒们打天下时落下的。小皇帝让我把衣服穿好，缓缓地回到宝座上。我穿好了衣服，双腿扑通就跪下了。我现在已经无地自容，也许唯有这些伤疤能挽救我的老命。
稍后，皇上颁布了口谕：鳌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我终于免于一死，但从此将与牢狱相伴始终。当我被押出大殿的时候，我哭了。哭的伤心，哭的可怜。如果我为人谨慎一些，如果我不那么欺人太甚，如果我给小皇帝留足面子，如果我对小皇帝的布库提防一些，今天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纳兰明珠，男，生于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日，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十七日。历任侍卫、銮仪卫治仪正、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成为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重臣。人以“相国”荣称。官居内阁十三年“掌仪天下之政”。后遭到弹劾退出内阁，担任内大臣，不再受宠于皇帝，最终病逝家中，善始善终。
纳兰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史上成就颇多,且其人作为满州贵族子弟,在人生道路上与一般的贵族子弟完全不同,所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对于纳兰性德的研究成为了一门被称为“兰学”的学问。
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有一支强大的女真集团，称为“海西女真”，它分为四个部落，合称“扈伦四部”，其中叶赫部的实力最雄厚。
在海西女真的南面，也有一支强大的女真集团，称为“建州女真”，他们在领袖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不仅兵强马壮，而且雄心勃勃。
努尔哈赤为了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开始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兼并战争。在努尔哈赤和八旗将士的铁蹄之下，所有的女真部落都倒下了，只有叶赫部坚持到了最后，甚至多次对建州女真主动进攻。
但叶赫部终究还是灭亡了，他们的首领金台石在决战中，为自己的家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金台石的儿子尼雅哈随着被俘的叶赫部众来到赫图阿拉。这里已经是后金国的都城，作为这个国家的可汗，努尔哈赤把尼雅哈划拨在正黄旗下。
努尔哈赤走了，皇太极来了。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初十，伴随着关外提前到来的刺骨寒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尼雅哈看着襁褓中的我，笑了，因为他，就是我的父亲。
“纳兰”是叶赫部的大姓，因此被努尔哈赤征服后，后金的贝勒们也没敢怠慢我们。父亲一开始被封为佐领，后来因战功升任牛录章京（也叫“骑都尉”）。虽然官职不大，但也能跻身满洲贵族行列。作为阶下囚，作为努尔哈赤最痛恨的部落的首领之子，父亲能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奇迹了。母亲墨尔齐氏，是个贤惠的女人，她的养育之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还有个哥哥叫郑库，父亲、母亲、哥哥、我，这就是我的全家。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尽管他位列贵族，且职位可以世袭，但毕竟人微言轻，没有多少能力把儿子们扶上更高的发展阶梯。作为儿子，也不能事事指望父母，在成年以后，要学会自己打拼。父亲长期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一个真理：一切只有靠自己。
在大清，贵族少年要想发迹，必须首先从宫廷侍卫做起，于是我就应征进宫。由于表现得中规中矩，我很快就升任銮仪卫治仪正。进入康熙朝，平步青云的美妙感觉开始陪伴于我：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一系列的升迁，不过十年光景。我参加过治淮工程，出过点子，但最重要的一次露脸还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这一年，二十岁的皇上亲临南苑检阅八旗军，由于我在此前的演练中宣布了严格的纪律，使得参加检阅的军队阵容整肃，这让皇上很高兴。然而，在皇上嘉奖勉励我的时候，我也发现，皇上满脸的幸福中，居然有一丝哀愁。几天之后，这丝淡淡的哀愁，转变为一场朝堂之上的大辩论，而辩论的主题，正是涉及国家安危的“三藩”存废问题。
大清定鼎中原后，百废待兴，对于南方偏远地区的统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把早就归顺大清的汉族亲王派到这些地区，替满洲贵族调理当地的秩序。他们分别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按照国家的法令，这些地区只是他们的驻防地，国家有权随时将他们调走。然而，他们把这些驻防省份当作自己的领地，自行任命官员，自行训练军队，自行收取赋税。朝廷不仅无法从这三个省得到一分钱的收入，反而还要拨款给他们养兵。其中吴三桂最不像话，甚至向朝廷推荐大批官员到外省任职，人称“西选”。年轻的皇上对此十分忧虑，在逮捕鳌拜，实现亲政之后，他就把“三藩”二字写在自己宫殿的柱子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最让我担心的还是军事问题。我是兵部尚书，全国的兵力配备我最清楚。全国的八旗兵大约二十万人，以汉人为主组成的绿营兵大约在六十万人左右，但这八十万兵力分散在全国各地，而且大多驻扎在省会和军事要塞，特别是京畿地区和盛京地区。而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情报，吴三桂豢养的士兵，至少有七万人，尽管后来朝廷多次令他裁撤，但他阳奉阴违，明里裁军，暗地里秘密训练私人武装，这些额外的军费开销都来自他从云南加征的赋税，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据我估计，吴三桂的总兵力不少于十万人。而耿精忠、尚可喜虽然没有吴三桂那么出格，但至少也有编制内士卒各一万人，私自豢养的士卒数万。所以保守估计，三藩养兵二十万人，且训练比较系统，战斗力比八旗兵强。
尾大不掉的形势十分严峻，浩大的军费开支也让朝廷头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借口将其撤除。但他们手里军队太多，一旦仓促操作，必然导致严重后果，怎么办呢？皇上似乎选择了安抚三藩，等待时机。
机遇总是垂青真的高手。那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天还不亮，我就穿好朝服，坐着兵部配备的轿子赶往乾清门。今天，皇上要御门听政，据说有要事将与群臣商议。
朝会开始了，皇上拿出两封书信，让太监念给大臣们听。原来，这年三月，尚可喜提出要告老还乡，由儿子尚之信继任平南王，年轻气盛的皇上当时给尚可喜发了一份上谕，准许他归隐辽东，但必须全家皆走，并交出平南王印信和兵权。可以看出，老谋深算的尚可喜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纯粹是摆出姿态，希望缓和与朝廷的矛盾，确保子孙的安全。然而，四个月过去了，尚可喜并没有给皇上回信儿，因此，这件事似乎没有完。
太监念的两封信，是吴三桂和耿精忠写的，他们也要告老还乡，让朝廷定夺。显然，这俩王爷看到皇上要撤平南王的藩，也摆出撂挑子的姿态，探探朝廷的底细，试试皇上的勇气。也许年仅二十岁的皇上，对这样的阵势有些一筹莫展。所以，他要臣子们出出主意。
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首先发言，坚决主张撤藩，认为三藩为国家心腹大患，早就该撤，现在他们主动辞职，正好可以借机撤之。我深以为然，马上也站出来支持。
这次，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少数派，图海、索额图等重臣纷纷表示反对撤藩，他们担心一旦撤藩，会导致三藩同时造反，朝廷目前无力应付，恐怕会直接危及大清江山。反对撤藩的大臣占绝对多数。
米思翰、莫洛和我都默不做声，我们的处境很被动。但我也在想：早在西汉中叶，诸侯王就成为朝廷尾大不掉的心腹之患，诸侯王造反是迟早的事情。当时有人就主张削藩，虽然激起了七国之乱，但朝廷很快将其平定，反而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使得诸侯王对于朝廷的威胁迅速被削减到最小程度。今天的形势跟七国之乱几乎如出一辙。三藩的造反是迟早的事，为了朝廷的安危，三藩必须撤除，早撤，会导致他们早反，但祸患小；晚撤，他们造反也会迟些，但祸患更大。孰轻孰重，我想皇上自会掂量。
这次御门听政，大臣们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晒了一下。皇上没有表态，而是让议政大臣会同兵部、户部尚书，以及九卿科道等大臣再做讨论。
次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如期召开。米思翰和我为一方，索额图、图海为一方，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正在我们唇枪舌剑之时，皇上驾到。
他带来了一份圣旨。圣旨宣布：批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辞职报告，三藩同撤。皇上的理由跟我的所想几乎一模一样：“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这是一个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决定，是一个怀着极大勇气的决定。没有想到，皇上原来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很庆幸，我通过自己的分析，没有站错队。不管皇上的决策是否正确，我坚信：自己站在皇上一边，没有错。于是，我更加坚决地支持皇上的决断，并在兵部发布命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吴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也反了，尚之信裹胁着老父亲尚可喜也反了。吴三桂甚至还穿上被他丢弃了三十年的明朝将军盔甲，跑到被他绞死的南明永历皇帝坟前大哭一场，誓师反清，真是一幕闹剧！
然而，南方的省份显然准备不足，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其后的两年，战火一下子遍布南方数省。几个月的工夫，叛军已经打到洞庭湖畔，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几乎全境沦陷，北方的陕西、内蒙古也出现叛乱，甚至连京城，也有人号称“朱三太子”，掀起反清复明的事端。形势万分紧急。索额图等一些大臣认为，是主张撤藩的大臣导致了目前这个局面，所以应该诛杀这些大臣。尽管我料到吴三桂会造反，但没想到叛军的势头竟然如此迅猛，八旗将士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索额图此言一出，我心里立即就凉了半截，看来真要为大清江山献身了。
这个时候，年轻的皇上再次语出惊人：“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一句话，我紧绷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了。皇上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作为臣子，唯有尽心竭力，哪敢旁骛！
吴三桂的势头很猛，但在皇上的统一部署下，我积极调动各省军队南下作战。仗打了八年，叛军越战越弱，清军越打越强。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占云南省城，三藩之乱最终平定。不可一世的吴三桂，在此前三年就病死于湖南衡州。耿精忠、尚之信也被处死。三位藩王，为他们的铤而走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由于我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在非常时期坚毅果敢地充当少数派，皇上对我越发垂青，康熙十四年（1675年），我升任吏部尚书。两年后进入内阁，授武英殿大学士，先后充当《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
三藩之乱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兵部尚书；三藩之乱后，我已经位列殿阁，成了名副其实的权臣。
平定三藩之后，皇上已经年届三旬，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他希望有所作为，创造大清盛世局面。在他的统治下，远离祖国大陆六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他的统治下，屡犯边境的俄国人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确保了中俄东段边境的稳定；在他的统治下，喀尔喀蒙古各部纷纷归顺，准噶尔蒙古的扩张势头被遏制；在他的统治下，满汉关系开始缓和，朝廷开启的科举考试和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汉族士大夫，朝廷纂修各类典籍的场所，也有许多汉族学者的身影；在他的统治下，朝廷终于能够拿出足够的经费来治理黄河和运河，减少水灾频率，确保漕运畅通；在他的统治下，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人口逐渐增多，荒地逐渐开垦，赋税也在渐渐减轻；在他的统治下，海禁得到开放，大量的洋船抵达沿海港口，对外贸易的规模与日俱增……这些，都是康熙时期的新气象。仅仅十几年光景，大清就有了一幅太平盛世的祥和景象。这一切，都少不了我的贡献与功劳。
转眼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看着膝下的儿子们一天天地长大，我时常感叹自己老的太快了。然而，当我坐在太师椅上，想起自己已经成了当朝一品，又觉得这辈子确实没白活。我是一个做事干练的人，前方将士的需求，就是我的份内工作，我都会迅速而努力地办好，决不会因为物资和兵员供应跟不上而耽误了前方战事。我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尽管我出身海西女真，但对汉族文化，我并不排斥，我的汉字写得也不错，这也便利了我同汉族官员的交流。许多汉族官员也围在我周围，登门送礼、请客吃饭，一口一个“相国”，喊得我想入非非。我是一个热情待人的人，任何官员的宴请，我都会参加，任何官员的求情，我都会考虑帮忙，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该收银子的时候，我也决不会客气。
在我看来，作为大学士，收受贿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的岳父是顺治年间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虽然成了高干女婿，我却并没有因为这位岳父而享受到高干待遇。岳父一生战功无数，与战功与日俱增的还有脾气。在多尔衮身后被顺治皇帝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岳父也难逃劫难。他被赐死，儿子们有的被削去爵位，有的被贬为庶民。在我还没有真正步入仕途的时候，英亲王乘龙快婿的身份已经给我涂上了一层心理阴影。所以，一旦我拥有了超出普通官员的权力，我就选择报复性的捞取。利欲熏心的我一直想重建家族叶赫部纳兰氏的威望，我只有加快积累的速度。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山头，结帮派，控制内阁。
这是一个骄傲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也会变得骄傲起来。随着职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增大，我的工作作风也变得愈加独断。在我的周围，聚集着佛伦、余国柱等善于钻营和溜须的小人。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为人，但为了我的前程和理想，我必须用他们，并且把他们推荐到较高的职位上去，为我办差。他们的上下其手，让我在内阁游刃有余，内阁的题本票拟，几乎都是按照我的意思来书写，即便有错，也没人敢驳正。如果皇上觉得有些票拟比较好，我一定会贪为己功；如果皇上觉得有些票拟不甚理想，我一定会推卸责任。我的这些党羽，不仅帮我办差，而且帮我造势。部院大臣，对我都很敬畏。每天朝会或者办事之后，走出皇宫大门，满汉部院大臣必然会拱立以待，必恭必敬。我的这些党羽，甚至敢于卖官鬻爵，他们提前预约，漫天要价，直到我满意为止。我最担心御史到处告状弹劾，于是我就借着官吏年度考核的时机，与那些没有骨气的御史们私下里达
佛伦等人的办差并不总是很顺利，时常也会受到阻挠。我终于发现，控制内阁感觉虽好，但并不容易。原来，内阁里还有一位大佬在兴风作浪，他就是索额图，由于家里排行老三，所以他的绰号叫“索三儿”。
索三儿的父亲是三朝老臣索尼。顺治皇帝能够即位，索尼立有定策大功；康熙皇帝亲政，索尼也有建言之功。因而，康熙皇帝爱屋及乌，对索三儿也是关照有加。作为高干子弟，索三儿的升迁自然迅速，展示能力的机会也很多，很快就位列殿阁，当上了大学士。在他的身边，也围绕着一些大臣，结成小团体，希望能够控制内阁。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皇上把我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深刻用意——用我这样一个没落贵族子弟，在内阁里制约索三儿这样的高干子弟。皇上大概也觉察出我是一个对权力有着强烈欲望的大臣，让我对付索三儿，大有以毒攻毒之感。
我和索三儿各自拥有一派势力，在朝政的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其实，那些朝政分歧都不涉及原则。最深刻的矛盾还在于皇储问题。
本朝没有
妹妹惠贵妃，很早就嫁给了皇上。生下的长子胤禔，此时也已经成年，而且论才智，论能力，一点都不比太子差，只因不是嫡出，就只能就任直郡王。我也有点不服。太子的生母，是索三儿之兄的女儿。索三儿作为长辈，自然对太子的事情牵挂在心。这样，一个储位，两个竞争者，暗潮涌动的争夺日趋白热化。而我一切因为外甥，一切为了外甥，只要外甥能成为皇储，并最终登上皇位，我的仕途又将揭开新的篇章，在我的经营下，纳兰家族就不仅是复兴了。
但是，这一切都只能在暗中操作。在我入阁成为大学士的那年，皇上就严厉指出：“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鉴于南明亡于朋党的深刻教训，他对结党营私之人十分痛恨。在朝会的时候，我只能表现出不结盟姿态，以博得皇上的好感，然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我绝对要与索三儿对着干。
也许是索三儿太过张扬，也许是索三儿的几次政治投机都没有成功，索三儿的仕途颇为曲折。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遭到弹劾被迫辞去大学士职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改任领侍卫内大臣，参加中俄边界谈判。康熙四十年（1701年）被迫退休。两年后东窗事发，有人告发他早就与太子密谋结党。结果，刚刚享受上退休生活的索三儿，开始了铁窗生涯，最后死在了宗人府的监狱里。
索三儿去职之后，我在内阁里更加无所顾忌，渐渐地，我的谨慎劲儿慢慢褪去，留下的，是张扬的个性和跋扈的风格。我阴结党羽的事情也逐渐败露。就在索三儿改任领侍卫内大臣的第二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上书揭发我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这份弹劾信我没有截获，直接落入皇上手中，这下完了。我真是失策，笼络了朝廷大员，笼络了各路言官，笼络了远方各省的封疆大吏，唯独没有把近在咫尺的地方大员笼络过来。于成龙是位清官，即便我雇八抬大轿，贿赂他万两黄金，也难以拿下他。
没想到，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次年，御史郭琇上书弹劾我结党营私，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据确凿。皇上单独召见了我，拿着郭琇的奏疏使劲斥责我，我一言不发，无颜面对皇上，无颜面对我这位颇多心计的妹夫。认栽吧。从此，大学士，我是没法当了。
好在过了几年，皇上又任命我当内大臣，陪着他一起远征噶尔丹，负责西路军的后勤供给。还好，我没出什么差错，部队得胜归来，我还得到了嘉奖。
然而，最辉煌的岁月已经过去，一批更年轻的满汉官员迅速填补了我们空出的位置，成为了新的阁臣。而我，已经没有了再受重用的机会，只得望洋兴叹……
在朝堂上，一切都很紧张。而回到家里，一切就都放松了。爱妻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大福晋的第五女。她很贤惠，育有三子：长子纳兰性德，次子纳兰揆叙，三子纳兰揆方。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而长子纳兰性德最让我百感交集。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幼年时代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他不仅有一身满族人特有的骑射本领，而且文学素养很高，特别喜欢读汉人的诗词，自己写的诗词也不少。作为当朝一品，我给他创造了一流的读书环境，一流的学术氛围，让他迅速成才。康熙十五年（1676年），性德二十二岁，参加了国家的殿试，获得二甲第七名，对于一个满人来说，考汉人的经典，能金榜题名，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很想就此进入翰林院当个庶吉士，继续搞研究和创作。但他没有如愿。由于当时我圣眷正隆，他也获得了在别人看来比做庶吉士更好的机会——留在皇上身边陪王伴驾，担任三等侍卫，后来又晋升为一等侍卫，官至三品。然而，在性德的诗词里，我却看不到他有任何的兴奋之感，他甚至觉得自己“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渴望汉文化，渴望做文人，而眼前赳赳武夫的岗位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他很失落。我知道他淡薄名利，但看着他成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很担心：一是担心影响了他的情绪，二是担心他因为情绪受影响而在皇上面前表现欠佳，最后给我的升官带来不利影响。
在我的朋党集团里，有一位名叫徐乾学的汉族学问家。他喜欢投我所好，给我赠送了不少我喜欢的书画作品，让我颇为赏识。我很仰慕徐乾学的汉文化功底，就让在太学读书的性德拜他为师。徐乾学收了这个门生后，每逢三、六、九日，就为性德讲经读史，传授时艺，从黎明讲到日落。徐乾学在学问上表现得很无私，他把自己三十年来精心搜集和校订的宋元以来家藏珍本交给了性德，指导他分门别类，加以编纂、校订，编成《通志堂经解》，以性德的名义刊刻。没有
性德跟我有相似之处。少年时代讨论朝政，我经常是少数派。我不喜欢陈腐的传统观念，喜欢用更加时髦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说我是一部政治机器的话，那么性德就是一部文学机器。他继承了我不盲从，不跟风的个性，他与一般满洲贵族纨绔子弟不同，他有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他不指望父亲的荫庇，不看重门第的高低。他的举动，脱离了他身处的贵族圈，而融入了另一个圈子——当时看来还很破落的文人圈。
我的府邸门口曾经是车水马龙，大多是送礼的官绅，但也有一些衣着平平的文人出入。连家奴都知道，这些人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冲着性德来的。他结交的，大多是一些怀才不遇，而又超凡脱俗的江南汉族布衣文人，比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性德对这些读书种子很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像战国时期
性德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作为文人，他一定会寄情山水，因为只有山水美景，才能唤起他的创作灵感和写作激情。紫禁城、国子监、以及我的府邸，都是他工作和学习的常去处。黄花城、古北口、宝珠洞、戒台寺、居庸关等，也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位于京城西郊上庄，是一个偏远的村落，这里民风淳朴，风景秀丽，有北方小江南之誉。我在这里置办了一套别墅，这里也就成了性德常来常往的休闲场所。他在这里留下了不少作品，让我至今读起来，都有历久弥新的美感。
文人注定是多情的，性德也不例外，但他并不滥情；文人注定是伤情的，性德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绝情。在他的诗词里，爱情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主旋律。就在他金榜题名前两年，二十岁的他就迎娶了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为妻，那年卢氏年方二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连我这个做公公的都羡慕不已。但是好日子仅仅过了三年，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家里摆设了灵堂。我伤心不已，性德更是强忍泪水，度过那最难熬的日日夜夜。从此，在他的诗词里“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尽管后来继娶关氏，并且有副室颜氏陪伴，可是亡妻的影子总也不能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性德是天之骄子，但他的生活并不是一片坦途。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性德因“寒疾”与世长辞。而在逝世的前七日，他还在渌水亭设宴，“集南北之名流，咏中庭之双树”，没有想到这次咏夜合花，竟然成了他的绝唱。他只走完了三十一年的人生旅程便匆匆与我告别。白发人送走黑发人的痛楚，又有谁能体会得了呢？
尽管性德对陪王伴驾的生活不甚喜欢，但皇上还是早已了解性德的文学造诣。性德病时，皇上曾派员探望并送御药，闻亡故之讯，为之挽惜。性德的业
翻看着他留下来的诗词集《纳兰词》，我的心里顿生惆怅。作为父亲，我对他的关心太不够了，让孩子整日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很内疚。
性德爱自己的妻子，我更爱性德。
性德用尽余生怀念他的亡妻；今日我的哀思犹胜于他，我将永远怀念性德，用尽我的余生。
主持人大学士马齐：都察院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位于后海之畔的明珠府邸召开悬案发布会，我们有幸请到了前任武英殿大学士，现任内大臣的明珠阁下。请他通过大家，向有关方面介绍一下他退居二线之后的一些想法。下面有请各位御史提问。
御史甲：明珠大人，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众所周知，您的失宠与您跟索额图大人的交恶有一定关系。那么在您眼中，索额图大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如何来看待您二人之间的关系呢？
明珠：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我与索三儿的交恶，只是我失宠的原因之一，而并非全部。索三儿是皇亲国戚，出身比我好；索三儿是皇上智擒鳌拜的功臣，起点比我高；索三儿人聪明，会来事，能力比我强；索三儿曾经出使尼布楚，摆平了桀骜不驯的俄国人，我很佩服他。
我们的政治理想是有区别的，但最重要的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扶助代表自己利益的皇子成为皇储，从而确保自己能够永葆权臣之位。我的外甥是大阿哥，只因不是嫡出就无缘太子之位，我当然耿耿于怀；时任太子的二阿哥全然没有作为太子的起码道德，我当然有理由为江山社稷考虑，通过我的努力干掉他，换上大阿哥。然而，这样的努力肯定会招致二阿哥的后台——索三儿的抵制。因此，储位之争，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权力之争，是我与索三儿交恶的最重要原因。
御史乙：您刚才对索额图大人在尼布楚的表现大加赞赏，能把您所知道的他在出使尼布楚的表现具体说说吗？
明珠：尼布楚谈判的时候，我担任大学士，所以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相关的官方文件，对索三儿的表现我心中有数。
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后，朝廷的注意力就逐渐转向北方。西北的准噶尔蒙古蠢蠢欲动，其首领噶尔丹正在蹂躏喀尔喀蒙古，企图与我朝争夺天下；远在喀尔喀以北的俄国人，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我朝龙兴之地东北边陲。尽管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二十五年（1686年），清军先后两次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城，迫使守军投降。然而，这场中俄战争，也让朝廷筋疲力尽。朝廷希望尽快议和，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益严重的准噶尔的威胁。就在这时，皇上想起了在智擒鳌拜时表现勇猛，但时下赋闲在家的索三儿，于是赶紧安排他担任领侍卫内大臣，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前往边境，与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及其代表团谈判边界划定问题。虽然是第一次跟洋人打交道，但索三儿并非没有主见。行前，他提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如果他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归还雅克萨、尼布楚，我们就可以和他们讲和，并允许贸易，否则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这样的信心和底气让皇上大为放心。
本来谈判的地点选在蒙古草原东部的色楞格，结果由于准噶尔部对喀尔喀草原的袭击，使代表团北上的去路被截断。朝廷临时决定变更谈判地点，并与谦恭的戈洛文商定改在了尼布楚。由于在谈判地点上的爽约，使朝廷在谈判底线上做出了些许让步。皇上提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则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看得出来，皇上担心准噶尔部与俄国人可能会串通勾结，希望通过在领土上的有限让步尽快与俄方缔结边界条约，以避免清军两线作战的窘境。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朝廷的代表团在军队护送下抵达尼布楚附近石勒喀河畔。喜欢排场的索三儿，在代表团里居然拥有三百头骆驼、一千五百匹马、一百个家人。他大概也是要向俄国人显示一下天朝上国的威严吧。
七月初七，谈判开始。黄头发蓝眼睛的戈洛文一开始就指责我朝侵扰俄国边境，造成杀戮，应予赔偿。索三儿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俄国人长期以来就对我朝东北边陲和黑龙江地区进行侵扰，杀戮边民，抢劫财物，甚至修筑城堡，长期占领，我方两次出兵，皆为义举，雅克萨、尼布楚自古就是我国领土，没什么好商量的。面对戈洛文仔谈判桌上的武力讹诈，索三儿凭借着清军的强大武力做后盾，并不畏惧。
进入边界谈判的实质性环节，戈洛文首先抛出了一个欺人太甚的方案：“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黑龙江以北划归俄国。索三儿则以黑龙江以北历史上就是我国领土为依据，驳斥戈洛文的无理要求，并且请俄国人退到色楞格以西，退还侵占大清的领土。最后提出至少应当以贝加尔湖和勒拿河为界。戈洛文根本不予理睬。第一天的会议，双方不欢而散。
七月八日的谈判对于我朝来说是失策的。戈洛文的谦卑，让索三儿有点得意忘形，甚至把俄国当成了大清的属国。他站起来向他们宣布了我朝的立场，就像在北京向朝鲜使臣宣布上谕一样，用命令的口吻要求俄国人撤回额尔古纳河以西。前一天还要定以贝加尔湖为两国国界，这下等于提前出示了朝廷的底牌，把边界向东退却了上千里。而戈洛文还是一本正经，连这个条件都不接受，甚至主张把边界进一步后退到结雅河。索三儿见势不妙，就向戈洛文严正提出：大清决不做半点让步，如果连额尔古纳河作为边界的要求都无法实现，我们将无法向皇帝复命，那么我们只能宣布谈判到此结束。
索三儿的严正立场，以及收拾行囊准备回京的举动，让俄国人感到了压力。戈洛文不得不接受了朝廷的这个底线——同意以额尔古纳河界，承认雅克萨是大清疆域的一部分。或许这也是俄国人的底牌。
经过进一步磋商，七月二十四日，大清与俄国的使臣终于签署了五种文本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额尔古纳河以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为大清所有。雅克萨为大清所有，尼布楚让予俄国。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条约，但却是在平等精神基础上签订的平等条约。我们做出了领土划分上的重要让步，但确保了东北龙兴之地的平安无事，为我们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准噶尔部提供了机会。索三儿能够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家最大限度地争得了领土权益，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御史丙：大人，作为与
明珠：索大人最后在宗人府的监狱里被处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愕然。索大人是名门之后，曾经在擒拿鳌拜和签署《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对朝廷有大功，即便是他后来结党营私，也应该功过相抵啊。
我并没有幸灾乐祸。我清楚，索额图是才子，是高干子弟，而我，只是没落贵族的后代。然而我们有相似之处，就是都基本不依靠父亲的名望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能够作到大学士的位置，几乎都是凭了自己的本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成绩和地位，都很坦然。表面看起来，他的死标志着我们两人的争夺以我的胜利而告终，因为我还活着；然而事实上，我俩都是失败者。皇上反对结党营私，反对朋党之争，而我们恰恰是犯了皇上的忌讳，所以，我们的政治生涯都被皇上终结了，只不过，皇上对他来得更狠，因为他直接插手太子事务，而我对于皇储问题没有跳到前台来，幸免于难。我们都是失败者。
主持人马齐：明珠大人的介绍，让我们对他与索额图的交恶，对他眼中的索额图，以及那段复杂的外交谈判经历，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我想在座各位朋友也都受益匪浅。时间所限，这次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更要感谢明珠大人的精彩讲述。
年羹尧，男，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卒于雍正四年（1726年）年初。字亮工，号双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汉军镶黄旗人。
年羹尧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后，仕途一路畅通，历任翰林院检讨、四川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正考官兼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杭州将军等职，爵位最高达到一等公。
年羹尧于雍正三年（1725年）岁末获罪被逮。经过取证和审讯，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刑部拟定其九十二项大罪。定年羹尧为死罪，拟处极刑后，雍正帝考虑到年羹尧生前威望太大，处以极刑影响过于恶劣，遂从宽赐自尽。年羹尧父、兄被革职，其子年富被处死，年家被抄家，十五岁以上儿子全部充军边塞，十五岁以下的子孙成长到十五岁时，次第发往边关，永不赦免，永不能为官。
与前朝的大多数权臣不同，我不是女真的后裔，而是汉军镶黄旗人。当年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只是用它来统领女真各部。后来，随着大批蒙古人和汉人被纳入旗下，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管理。太宗皇太极就创设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汉军八旗的组成者，不是投降后金的汉人，就是女真历次攻掠的俘虏。在太宗更改族名女真为满洲的时候，汉军八旗也被纳入了满洲。从此，我的家族就与汉族彻底告别了。
虽说入了旗籍，但由于当初归顺女真时就几乎被当作奴才使唤，所以汉军八旗在满族中的地位最低。我家也成了满洲贵族的包衣奴才。幸好，由于我家族的前辈对主子忠顺，清兵入关之后，他们逐渐因功获得了一官半职，到父亲年遐龄这里，已经官至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先后担任工部尚书、广东巡抚等职；妹妹嫁给了四阿哥胤禛作侧福晋；而我的夫人，则是宗室辅国公苏燕的女儿。可以说，到我父亲和我这两代，年家步入了历史性的辉煌时代，真是一门富贵。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是个精明的人，很清楚大清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原则，因而，我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我不仅读书用功，还喜欢舞枪弄棒。虽然武艺平平，但我练就了一副好身板。我的文章虽说不是才气横溢，但也颇得私塾老师喜欢，父亲也很欣赏。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我走上了一条与所有想做官的读书人一样的道路。只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自费进京赶考，而我是父亲用专车送到京城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城市。它分为两个部分，位于北部的内城，按照八旗方位居住着满族人；位于南部的外城，则居住着大批老北京的原住民，他们基本都是汉人，都是大清入关之初被摄政王多尔衮由内城驱赶到外城居住的。内城街道整齐，错落有致；而外城，则污水横流，比较混乱。显然是两个世界。
早就听说京城大栅栏的店铺里有很多玩意儿，值得把玩，但我无心逛街，一直呆在父亲的朋友家复习功课。我的心里只是在想：京城如此壮丽，那即将进行殿试的皇宫将是何等的金碧辉煌！
殿试结束，金榜揭晓，进士名单里，我榜上有名。虽然名次并不靠前，但这已经足以让我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当庶吉士，对四书五经进行更精深的研究。
翰林院的生活，枯燥乏味。跟一些老学究在一起，讨论文章，研究经义，我多少有些厌倦。好在时间不长，我就期满获得了翰林院检讨的官衔。这是我的第一个正式官职，我很兴奋。但一想到还要在这个学术机构继续混迹，我就有些泄气。可没过两年，机会来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根据朝廷的定制，在翰林院服役期满的庶吉士，要外放地方做官。由于我的学问尚可，吏部指派我到四川担任乡试正考官，主持当地省一级科举考试。
也许三年一次的四川乡试，在我的主持下还算顺利。三年之后，一纸吏部公文把我调到广东担任乡试正考官，并授予侍讲学士的荣誉头衔。这是我的第一次升迁。
广东天气潮湿闷热，但对我这个在火炉武昌生活过多年的汉子来说，还能勉强支撑。而且在这里，还能和哥哥配合工作，其实也挺好。在广东呆了不到一年，也许是父亲心疼我，也许是妹夫在妹妹枕边风的吹拂下动了心，帮我活动了一下，吏部一纸公文又把我从潮湿闷热的南国调回京城，担任内阁学士。
原本以为就此做个京官，侍奉一下退休的老父亲，照应一下妹妹，与妻子一起度过愉快而平静的生活，就是我此后的人生。然而调我立即入川就任巡抚的谕旨，打乱了我的设想。圣命难违，我立即启程，回到了阔别不到两年的巴蜀。
我心里很清楚，这是皇上的意思，也是妹夫的安排。由于妹妹得宠，妹夫也很喜欢我，经常替我在皇上跟前美言。我的工作很卖力，在地方上为人谨慎，官声不错。皇上年龄大了，非常希望年轻的官员能够得到提拔，我正好搭上了这条船。而妹夫的用意则完全不同。临行前的一天，妹夫把我召到贝勒府训话。
这是一次秘密的训话。妹夫语速很快，可以感觉出，与我年龄相仿的他，思维敏捷，且思想的跳跃性极强。我跪在地上，只有听的份儿。他的话语很隐晦，只是希望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够在四川扎下根基，以图未来更大的发展。这不是客套的送行之语吗，用得着把我叫到密室里训话吗？带着疑惑的我，只有唯唯诺诺，诚惶诚恐，表示愿为四阿哥效犬马之劳。
妹夫的话让我云山雾绕，还是妹夫的师爷戴铎的点拨让我茅塞顿开。这天晚上，在贝勒府的密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足智多谋却深藏不露的师爷。也许这次见面，是四阿哥怕我弄不清他的良苦用心，而特地安排的。戴铎告诉我：当前的形势是，太子胤礽的储位已经不保，所有的皇子都在觊觎这个空出来的储位。作为四阿哥，妹夫也当仁不让。然而，妹夫既不是序齿老大，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如八阿哥那么大，所以他不能表现得太突出，不能倾向任何一个阿哥，更不能明目张胆地参与储位争夺，而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对储位没有兴趣，一心孝敬父皇，一心虔诚念佛的贝勒。与别的皇子不同，妹夫甚至十分同情太子的遭遇，并且关心兄弟们的生活，这让康熙皇帝非常欣赏。妹夫的韬晦之计施用得确实很妙，瞒过了所有的阿哥，让他们都对妹夫失去了戒心。
然而，妹夫现在不具备争夺储位的实力，即便韬光养晦，也未必能保证日后夺得天下。一旦储位落入别的兄弟之手，那么当这个兄弟即位后，一定会对可能对他造成潜在威胁的其他兄弟下毒手。所以，妹夫希望我能够在四川培植自己的势力，扎下根基，一旦天下有变，可以用为外援，一旦登基无望，也可退到四川以求自保。
戴铎这番话讲完，我才明白，原来妹夫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谢过戴铎，回到家里，我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太子已经失势，大阿哥胤禔和八阿哥胤禩虽然气势正盛，但皇上并不喜欢他们的矫揉造作；三阿哥胤祉是个学问家，政治才能不足；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礻我只知道跟着八阿哥起哄，属于花花公子；十三阿哥胤祥和妹夫是铁杆兄弟，作为一个意气用事的汉子，他显然也不具备当皇帝的素质；十四阿哥胤禵排行太靠后了，如果即位，恐难服众。比来比去，妹夫的潜在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而妹夫现在的心腹并不多，如果我能好好效力，关键时刻发挥一些作用，那日后何愁不能飞黄腾达，光耀门楣呢？！况且，我的妹妹还是四阿哥的媳妇，这样，我已经跟妹夫的命运拴在了一起，不自觉地卷入了储位之争。既然如此，不如努力到底！
就这样，我回到了四川。
我清楚，能够成为一方大员，妹夫的极力推荐是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老皇帝的破格提拔。所以，我必须表现出对当今皇上的忠心来。在我的谢恩奏折里，我自称“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当竭力图报”。除了感激涕零，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够形容我感谢皇恩的词了。
坐在巡抚衙门的大堂里，我开始大展身手。首先，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到四川盆地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当地政务的具体情况。
而后的几年，我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私派赋税，禁止缙绅克扣公粮，参劾地方州县的劣等官员，禁止收受节日贺礼。我自己主动拒收各种节日礼品，决计“甘心淡泊，以绝徇庇”。皇上对我的这些改革非常满意，在给我的奏折上给出了这样的朱批：希望我“始终固守，做一好官”。这是皇上对我工作的认可，我想这也是妹夫对我的殷切期望吧。
就在我大刀阔斧地进行四川弊政改革的时候，西北边疆出事了……
蒙古在被朱元璋赶回大漠之后，逐渐分裂为两个大的部落：鞑靼和瓦剌。鞑靼，后来演化为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瓦剌，则演化为中亚草原的漠西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或者“卫拉特蒙古”。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居住在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四处扩张。其可汗噶尔丹甚至有并吞厄鲁特蒙古各部，占领蒙古高原，同大清争夺天下的野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十三岁的皇上御驾亲征，在昭莫多地区击败了率军南下叩关的噶尔丹军队。几年之后，噶尔丹在逃亡途中自杀，准噶尔的势力退缩到玉门关以西。
噶尔丹死后，策旺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新首领。一开始，慑于大清的国威，他不敢造次，对朝廷佯装驯服，把扩张的着力点，由其东面的喀尔喀，转向南面的西藏。而统治西藏的蒙古族拉藏汗与青海的僧侣集团有政治利益的冲突，策旺阿拉布坦就利用这个机会，招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为女婿，与拉藏汗结为亲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旺阿拉布坦借口护送噶尔丹丹衷回西藏省亲，派军队前往拉萨。次年七月，驻扎在西藏境内的准噶尔军队发动突袭，毫无戒备的拉藏汗仓促应战，结果兵败被杀。拉萨也惨遭洗劫。
由于朝廷与西藏地区的活佛有着特殊联系，皇上任命侍卫色楞率军到青海，会同西安将军额伦特统率的部队，一起入藏增援。我也接到了加强四川西部防御的命令。四川提督康泰率军出川侦察前方形势，不料发生兵变。我一面派人招抚兵变士兵残部，一面亲往松潘地区料理军务。这期间，我提出的关于添设川西地区驿站，增加川西地区驻军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这就为后来从西藏地区赶走准噶尔军提供了后勤和兵员保障。
色楞军在前线全军覆灭，策旺阿拉布坦气焰正盛。在甘肃地区与之对峙的富宁安、傅尔丹等部，本应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趁虚进攻准噶尔的腹地，迫使进入西藏的准噶尔军队回援。但由于前线缺乏统帅，进攻一直没有得到部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年逾花甲的康熙皇帝任命十四阿哥为抚远大将军王，率军西征。
十四阿哥驻节西宁，把用兵重点转移到西藏方面。由于我对边情比较了解，且在此前的防御部署中指挥若定，办事机敏，被他保举提拔为四川总督，增加了兵权。
在抚远大将军王的全盘部署中，我担任后勤保障工作。虽然运粮道路艰险，但我始终能保障西征将士的粮饷和马匹供应充足，确保他们在西征前线取胜。但是，每次回到军营，我都很窝火：我来到四川，是替四阿哥效力的。十四阿哥眼下是四阿哥获得储位的最大障碍，我为什么要对十四阿哥这么卖力呢？后来想想，反正也是为朝廷效力，这样做也没什么错。如果抵制十四阿哥的进军，反而会被人理解为党同伐异，对四阿哥的前程也不利。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赶走了准噶尔军队，占领西藏，并拥立六世达赖举行了坐床典礼。这次大胜，也让我于次年升任川陕总督，正式成为抚远大将军王的副手。不久，我又率军平定了青海郭罗克的叛乱，安抚了西北边陲。前些日子，我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戴铎就任四川布政使，有他替我在四川管钱，我就更放心了。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十四阿哥奉旨回京述职。我特别担心他携西藏获胜的余威，在京城春风得意，趁势赢得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西北地区早已是寒风凛冽。一天晚上，一封紧急书信送到了我的军帐里。这不是书信，这是朱批谕旨！写信的人竟然是早已升任雍亲王的妹夫！而他现在是以皇帝的身份向我下令。我赶紧跪倒磕头：原来，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驾崩了。妹夫继承了皇位。他在这封密信中告诉我，明发上谕随后就到，现在需要我做的，就是坐镇西安，继续练兵，哪里都不要去，更不要回京。他的意图很明确，让我挡住十四阿哥胤禵带兵回京的去路，没有旨意，不准他离开前线。我接受了这份机密的紧急谕旨，赶紧给这位新皇帝写了奏折，表示完全遵从他的部署。我把奏折放入匣子里锁好，交给亲信火速带往京城。
送走了亲信，我激动地一夜没合眼……
明发上谕过了许久才来，让十四阿哥回京奔丧，大将军的帅印交给部将延信代理，由我和延信共同负责西北军务。十四阿哥这一走，竟然成了与这十几万大军和西北边陲的诀别。
次年，年号改为雍正。五月，一道谕旨送到军前，“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下，我就掌管了西北和西南各省的军务和民政的调度大权，地位超越了延信和其他总督。看来，我作为雍邸旧人，在新皇帝即位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京城以外政治局面如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因而颇受倚重，升官实属正常。
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在首领顾始汗的率领下，于明末清初之时进入青海和西藏地区。康熙中叶击败噶尔丹的同时，康熙皇帝就封顾始汗的儿子为亲王，统辖青海所有蒙古王公。作为顾始汗的嫡孙，承袭亲王爵位的罗布藏丹津在清军进入西藏，赶走准噶尔军队的过程中立有战功，得胜后返回青海。此后他越发骄狂，不满清朝在青海地区的统治，遂暗中勾结策旺阿拉布坦，企图放弃清朝封号，恢复旧日爵位，称霸青海地区。在反清势力的支持下，罗布藏丹津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四处骚扰，甚至进犯西宁，扣留前往招抚的大清兵部侍郎常寿。新皇帝决心发兵讨伐之。我的部队由于位居前线，自然成了进军青海的首选。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皇上任命我取代延信担任抚远大将军，移师西宁，指挥平叛。当时，西宁四周烽火连天，朝廷各路兵马尚未聚集，西宁只有守军一千五百人，且多为老弱病残。而罗布藏丹津的叛军，已经攻陷西宁外围诸城堡。危难关头，我挺身而出，率亲信坐镇城楼，闭门不出。叛军以为城内有伏兵，转而进攻南堡。南堡的守军更少，且几乎不堪一击。为了解南堡之围，我命令西宁守军白天休息，避敌锋芒，夜间，我带领几百名骑兵偷袭敌营。叛军不明虚实，以为朝廷大军已至，仓皇退却，南堡之围遂解。
岳钟琪统率的朝廷援军的赶到，为我的下一步部署提供了雄厚资本。清军首先扫除了罗布藏丹津的羽翼，紧接着，对其主力发动全线进攻。在最后的进攻中，各路清军顶风冒雪，日夜兼程，直捣敌营，叛军已无招架之功，全线崩溃。罗布藏丹津撇下自己的老母亲，只身化装成妇女，逃往玉门关外投奔策旺阿拉布坦。最后决战历时十五天，清军驰骋千里，如摧枯拉朽一般。在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中，其“制敌之奇”，“奏功之速”，为史上罕有。平定罗布藏丹津战役的大获全胜，让我的威名传遍整个西北地区。
这次胜利，是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的第一个大胜利。作为雍邸旧人，我的胜利，为皇上帝位的巩固添上了重重的砝码。青海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皇上眼里，青海的战事是几乎不可能获胜的。而这次胜利，让皇上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是完成了康熙皇帝的未竟事业。因此，皇上把我视为“恩人”，立即将我晋爵为一等公。我的儿子年斌也沾光受封子爵，父亲年遐龄受封一等公，外加太傅衔。在加官进爵的谕旨里，皇上表示要全天下的百姓世世代代牢记我的功绩，否则就不是他雍正皇帝的子孙臣民。
为了巩固朝廷对青海的统治，我提出了关于青海善后治理的一些建议，包括根据青海诸王公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进行奖罚；将青海的和硕特各部编为盟旗，设置佐领，加以管辖；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举办定期互市和朝贡；整顿喇嘛寺庙；增设将军和驻军等。这些措施，几乎都被朝廷采纳，有利于加强朝廷对该地区的控制，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皇上对我十分赞赏，甚至认为有我这样的封疆大吏是他自己的幸运。
西北边陲金戈铁马的几年，使我由不起眼的四川巡抚，一跃成为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统辖西部诸省的一切事务，成了没有封王的西北王。皇上对我给予了足够信任，我也不辱使命，超额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从此，我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一个权臣时代正在向我招手。
新皇帝刚刚上台，就组成了以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的最高决策层。皇上封允禩为亲王，给予实权，将其稳住，而后专心对付从西北千里迢迢赶回奔丧的允禵，找茬将其激怒，而后罗织罪名，将其圈禁于遵化的景陵（康熙皇帝陵寝）。九阿哥和十阿哥也被罗织罪名，加以圈禁。这种又拉又打的策略，分化瓦解了企图对抗雍正的皇子势力。
由于在皇上即位的过程中，我扮演了领兵在外，震慑地方的角色，其后的青海战争中我又率军大获全胜，我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陡然提升。他不仅让我总揽西部事务，而且让我秉承他的意旨参与朝政。在诸如耗羡归公、官员任免等方面，经常会出现大臣之间的争议，皇上总要征求我的意见。在我进京述职期间，皇上还要把我召到养心殿，与马齐、隆科多等最高决策层的大臣一起处理国家大事。皇上甚至认为我作为“雍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让我“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就这样，我实际上也成了最高决策层的一份子。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平定青海后皇上在我的一份奏折里这样批示：“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时朝事和你商量。”皇上时时处处想着我，让我受宠若惊。
皇上和我商议军国大事的时候，经常搞得很神秘，唯恐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一开始也小心翼翼。由于我的很多建议与皇上都能想到一块儿去，皇上对我的恩宠就更加厚重。我的另一个儿子年富也沾了光，晋爵一等男。我生病的时候，皇上很快就会发谕旨询问病情；我长年领兵在外，皇上会通过朱批谕旨的方式告诉我家里人在京城的情况。在皇上的主持下，我的长子还过继给隆科多为养子，这样，我与当朝另一权臣隆科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皇上甚至使用驿递，不远千里，把鲜荔枝送到西安。至于他赏赐的珍奇玩物、美味佳肴，更是数不胜数。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这些皇上的恩赐，都成了我炫耀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皇上的恩宠，让我的权威日渐增加。特别是人事权的膨胀，让我更加游刃有余。凡是我保举的官员，吏部和兵部肯定优先录用，甚至号称“年选”。川、陕、甘、云、贵五省所有各级官员的任免，都是我说了算。而如果其它省份有我不顺眼的官员，我提出参劾意见的话，皇上和吏部也会重视的。
一些眼尖的官员发现，“年选”是升官的捷径。于是，年府就成了喜欢投机钻营的官员们竞相追逐的去处。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我是厌恶的；但他们说的那些奉承话，我太爱听了；他们送的礼，我也乐意笑纳。我已经位极人臣了，应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了，要不，权臣的威严给谁摆呢？谁来给我造势呢？
这些走“年选”道路的官员真的找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我也明确了“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的原则，把肥缺都留给亲信。
直隶巡抚赵之垣，我根本看不上眼，于是就向皇上弹劾之，说他“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我是皇上的宠臣，皇上对我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赵之垣被罢官了。也许是这个家伙罢官当晚琢磨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没多久，就见他带着厚礼跑到我在西安的府邸登门求教。连续登门几次，没求得什么教诲，倒是先后馈赠了我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珠宝。我很清楚，他的定额俸禄不过年薪一百多两银子，哪里弄这么多钱？此前说他“庸劣纨绔”，肯定没错，这就是证据！不过，看着这雪白的珍珠饰品，我真是眼花缭乱，舍不得让他带回去，那就留下吧。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人家求我办的事情，不就是官复原职吗？好办！来年进京述职的时候，我也把他带在身边，再三引荐，力保此人“可用”。
在我的提携下，一些降职的官员得以官复原职，一些贪婪的将领获得了克扣军饷、勒索地方的机会。我提携的这些官员里，鱼龙混杂，官声、素质参差不齐，我可不管那么多，他们都是送了重礼的，不让人家圆梦怎么行啊！
有了这些跟班的追捧，我的脾气就更大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完成的是大清朝建国以来从未完成的事业——进军西藏，控制青海。有这样的功绩，我凭什么不能在朝廷里摆谱呢？在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中，我越来越蛮横，越来越趾高气扬，越来越觉得跟我比起来，他们简直太渺小了，大概都是尸位素餐的材料吧。
我向属员发放赠品，一定要命令他们对我“北向叩头谢恩”，跟我向皇上谢恩一个样。我发给总督、巡抚的公文，都是平行文件，但我一定要压他们一头，称这些文件为“令谕”，口气模仿皇上，而且要这些督抚也承认这一点。
为了显示我与一般督抚大员的不同，我在自己的寓所和公馆的墙壁上彩绘四爪龙，出门要黄土填道，官员补服净街。朝廷指派的侍卫，在我这里，成了不折不扣的使唤奴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提醒我，他的一切荣耀，都是皇上所赐，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要无限忠于皇上，因为他的一切，皇上有权赐予，也有权剥夺。然而，在我陶醉于众人追捧的时候，儿时父亲的教诲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皇上是个聪明人，似乎注意到我的张扬。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皇上面前有点放纵。也许我觉得，他不过是我的妹夫嘛，自家人见面，可以随意一些。因而，在述职的时候，我“御前箕坐，无人臣礼”，完全拉出一副拉家常的架势来。看得出来，皇上有些不高兴，临走的时候，皇上让我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不能防微杜渐，“必至不能保全”。
我没有把皇上的警告当回事，继续着自己妄自尊大的生活。皇上的恩诏送到西安，我并没有按照规定宣读上谕，而是拿起来看看罢了。蔡珽、李绂、田文镜、诺岷，这些皇帝执政班底的得力干将，几乎都被我得罪了。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我的集团里，真正有能力、有作为的大臣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是些投机官场的小人。
皇上的举动渐渐与两年前有了细微的差别。虽然在我的奏折里，他的批语字数依旧很多，但褒奖的话几乎绝迹了，通篇都是说教。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撰写的一份奏折上，皇上的朱批很长：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长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危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皇上又一次提醒我，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不可恃功招祸。我看了看，觉得皇上还是有些言过其实，故而搁置一边，没放在心上。没过多长时间，麻烦终于来了。
雍正二年（1724年）述职结束回陕不久，我就让自己的死党胡斯恒参劾陕西驿道金南瑛。结果胡斯恒的折子被皇上驳了回来，说金南瑛是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举的，不能罢免。蔡珽在川中犯了死罪，被我参劾，按律当斩。但皇上把此人召到北京问话，其后传来了蔡珽升任左都御史的消息。以前皇上对我的建议从来都优先考虑，我的建议几乎就是上谕的草稿。时至今日，我的建议成了废话。我开始紧张起来。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朝廷的观象台看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在星象家的眼里，这就是祥瑞，象征着皇帝励精图治，国家繁荣昌盛，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也照例写了贺表，称颂伟大的皇上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我一时大意，把“朝乾夕惕”写反了，成了“夕惕朝乾”。写完校对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纰漏，但即便这么写，也没什么大不敬的。由于这张贺表时间紧，任务急，我写得比较潦草，没时间誊写了，就匆匆交了上去。几天之后，上谕来了。这次听到的，不再是皇上赞许的言语，而是通篇的指责：说我故意把“朝乾夕惕”写成“夕阳朝乾”，存心让皇上的权威变成“夕阳”，“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最后责令我对此事做出令他信服的解释。我懵了。“阳”的繁体字与“惕”字很像，但我保证自己没有写成“阳”，为什么皇上会这样吹毛求疵？天哪！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月之后，刚刚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斯恒被撤职，我的另一同党四川提督纳秦被调往北京。以前对我溜须拍马的官员，慢慢地，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对我敬而远之。还在我没有闹清怎么回事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从天而降：皇上的一道上谕，突然把我从西北王的位置上请了下来。从此，我再不是什么抚远大将军，也不能在川陕总督府逗留下去了。皇上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去处：西子湖畔。我的新差使是杭州将军。
我无法想象，还在一年以前，皇上对我宠幸有加，一年之后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呢？尽管杭州将军的地位比川陕总督尊贵，但把我调离经营多年的陕西，用意何在，我在官场打拼了这么多年，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不相信皇上会这么绝情，毕竟我的妹妹已经成为年贵妃，现在正得宠呢。我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请她给皇上吹吹枕边风，帮我说说好话，让我留在陕西。我可以不当什么大将军，甚至不当什么总督，给个巡抚，我就知足了。
离开了西安，我缓缓地东行。到了江苏仪征，再也不想走了。我想看看那封信有没有管用。等了一个月，什么好消息也没等来。皇上最近疏远了妹妹，我的想法根本无法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以前对我敬畏有加的大臣们，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弹劾我。他们罗织的罪名确实招招见血：我曾经收受盐商贿赂，擅自开具盐引，擅自动用国家的盐课税款；我曾经侵吞运米款项四十万两银子，私自勒索属下三十万两银子，保举官员的时候也收了不少贿赂。我一直在纳闷，这些事情我做得很机密啊，他们怎么都知道呢？
六月，在我的荫庇之下已经步入仕途的三个儿子年富、年兴和年逾，不得不放弃大理寺少卿、副都统、骁骑校的官职。胡斯恒等与我关系密切的官员，几乎都被逮捕。我在朝廷的势力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扫荡干净了。
七月的杭州，正值伏旱，天气炎热。我早已被热浪搞得头昏脑胀，再也无心到西湖边散步。只是自己经常跑到涌金门旁边坐着发呆。一个月间，上谕连连，我从一等公被降爵为二等公，又从二等公降爵为三等公。杭州将军的官衔也没能保住。月底再看看自己：只剩下一个“闲散章京”的称呼。我猛的一惊：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我又回到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榜题名以前的状态了——我的官职，我的俸禄，我的爵位，我的荣耀，全没了，我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也许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我清楚，皇上一定恨透了我，但有妹妹在宫里，皇上对我的惩罚也就仅止于此吧？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月，皇上又下令内外臣工对我的问题进行表态。结果，全国上下，声讨之声不断，大有痛打落水狗的势头。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一月，我被押解到京城，换了一个新的住处——牢房。
呆在牢房里，等待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刑部的判决结果。他们会给我定什么罪名呢？
在惶恐与疑惑中，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也许直到寒冬真正降临到京城的时候，一切才会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