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酒酣胸胆译康德[2]

　　李秋零翻译康德，语言的挑战其实并不大，思想的理解也不难，真正的困难还在于国人对康德的熟悉，在全集翻译之前，《纯粹理性批判》已经有5个译本，《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都有7个译本。专家基本上都可以读原文，新的译本拿出来，谁都可以拿着原文对照“审读”，稍有差池 ，都看在眼里。

　　所以，李秋零谨遵苗力田老师确立的翻译标准：确切、简洁、清新、可读。以谨慎为基本原则，不强调“雅”，只重“信”和“达”。比如，康德文中有一句“我们不能因为空气脏就不呼吸”，他自然想到“因噎废食”一词，但考虑再三，还是照着字面意思翻译了，这样至少能告诉读者，德国人是如何表达“因噎废食”这一层意思的。翻译界常说的一个笑话，是将“银河”译成“牛奶街”。李秋零却认为，这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西方如何表达我们眼中的银河，从这个意义上说，“牛奶河”不算十足错误的翻译。西文的俗语“说魔鬼魔鬼就到”，是否要翻译成“说曹操，曹操到”？“鳄鱼流眼泪”翻译成“猫哭耗子”吗？李秋零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

　　依此原则，李秋零充分尊重学界的习惯译法，比如继续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将apri鄄ori译作“先天”。他举例说，我们开始将God译成“上帝”，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与中国固有的“上苍”“上帝”概念相混淆。但时至今日，我们说“上帝”一词，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那么就不必改动了。“先天”“先验”等概念的情况就属于这类。

　　又比如Sein这个概念，英文的being，德文的dasein，拉丁文的esse，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译法，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那儿是“有”的意思，中世纪哲学指的是“存在”，而逻辑学家当做“是”，这些研究者都很清楚，所谓得意忘言，就不必过于死抠译名。

　　但是，对于可能导致误会的概念，李秋零却很慎重。他翻译康德的名言“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用“扬弃”取代以前“限制”、“抬高”等译法，将“信仰”改译为“信念”，都受到了学界的肯定。Erscheinung和Ph?nomenon是康德哲学中一对语义接近又有区分的概念，蓝公武均译作“现象”，韦卓民则分译为“出现”和“现象”，邓晓芒译作“现象”和“现相”，李秋零则分别译作“显象”和“现象”。

　　当然，这些译名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尚需拭目以待，毕竟既有理解的差异，也有长时间养成的用语习惯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虽然认为把Erscheinung译作“显象”是“使它回归本义”，但仍“为照顾到以往的习惯用法”而采取“现象”的译法。

　　另外，李秋零的翻译也非常精细。在康德的美学部分，也就是《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用了lust和gefallen两个词，意思差不多，但既然是两个词，他便译作“愉快”和“愉悦”两个不同的词，以示区别，事实上，在康德那里，愉快是愉悦的一种。

　　翻译和研究不同，研究者可以超越康德，但译者不能，译者的最高境界，就是追踪康德，最终变成康德。回到他的时代，像他那样思维。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是前批判时期的文章和自然科学的部分。常常为了一个现在早已废弃的度量衡单位，要查好几天的资料。日文翻译这些专有名词，可以直接用片假名，汉语则必须字字落实，不能生造。李秋零在翻译中，几乎完整地“复习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史”。

　　张志扬比较了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和李秋零的翻译，认为邓译属意在言先，理解在先，而且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了翻译，李译则是言在意先，康德怎么说，他就怎么译，还尽量让康德说中文，翻译是让原文再生。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风格。

　　熊伟先生曾说，翻译是给懂外文的人看的。确实，翻译不仅是帮助不懂外文的读者阅读外版书，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学术需要建立中文的术语体系，韩水法提到，翻译其实是在创造学术术语系统。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就是从翻译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语言的形成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之前，译者往往不注意译名的统一性。apriori一词被译作“先天”、“先验”、“验前”不等。康德的重要伦理学概念Neigung，关文运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便没有通译，分别译作“好恶”、“爱好”、“喜好”乃至“情欲”。基本概念译法不统一，不仅给读者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误解。邓晓芒一人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加上其他康德译著，对译名的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著作全集》尤其注意这一点，虽然个别概念随语境的不同有所变化，但核心概念总的来说保持一致。这非常有利于术语体系的建设。

　　无疑，在百余年的康德中译史上，《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意义，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慢慢彰显。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赵汀阳在出版座谈会上作画以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