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37-qinkz-搜狐博客

今年是我国全民抗日战争的七十周年。以下是我的回忆：

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终于燃起了全民抗战的烈火。而八月十三日开始的“淞沪抗战”，更直接震撼了浙东宁静的小城，我童年生活着的慈溪县（今宁波市慈城镇）。

那年我七岁。每天背着小书包，清晨走过小镇宁静的大街小巷，从砖桥头的“义和当铺”，经过“完节坊”，那里有我的时年99岁的太外婆家，就到了县立东城小学，那也是我母亲的母校。我就在那里插班，上三年级。

在上海工作的祖父和四叔，给我订阅了一些儿童刊物。这些书报经常刊登一些文章和资料，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例如画一幅中国地图，就像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而日本则是一条正在不断蚕食我国的虫子，已经吞食了我国的台湾和东三省，还在贪娈地侵食着我国的华北。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竟在70年后的今天，还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

是年初冬，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浙江省和宁波市，也直接受到战火的威胁。

小学停课了。慈溪县城驻防了一个团的中国政府军队，团部就设在县城中心我家的大客厅里。我对家中突然架设了许多电话和电话线十分好奇，因为当年县城还没有电话。部队对我这个孩子并不戒备，我可以在团部进进出出瞧热闹。团长是一个青年军官，他让我看他的佩剑，剑鞘上有“蒋中正赠”的铭记。我家二楼住着许多女眷，大家相安无事，应该说，当时部队的纪律还不错。

我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小伙伴小虎，是我家一个雇工的儿子，相当于鲁迅先生笔下童年时的闰土吧。当时他十分积极，常到街头去宣传动员民众抗日，我就老爱跟着他。我们最常呼叫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东洋鬼子！”和“捐献破铜烂铁造炮弹！”。我的实际行动是在家中翻箱倒柜，寻找收集那些破旧的铜器，当年日用铝制品还很少，水壶和水盆大多是铜制品，还有祖母暖脚用的“汤婆子”和碳火炉。我从我的小伙伴那里，曾经见到过步枪的子弹壳，他告诉我，铜是制造子弹的重要原料，比起铁来，它更为有用。

接着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对宁波的轰炸，有时也在慈溪这个小城乱丢炸弹。据《古镇慈城》记载，1937年11月12日，两架日机突然入侵慈溪县城上空，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轰炸的目标多是文化设施和庙宇学校，例如我家对面的“学宫”即孔庙、附近的中城小学、东镇桥边的东大庙和城南的清道观等。

我家对面的县城消防队瞭望台，成了发布防空警报的中心，这个防空警报中心没有任何仪器，只有人工瞭望。当警钟响起时，我和祖母等就躲在《抹云楼》后花园竹林中挖好的防空洞里去，但是往往人还没有进防空洞，炸弹的爆炸声已经响起了。由于县城几乎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也没有任何防空自卫的手段，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投弹无所谓瞄准，被炸的只能是民房和平民。慈湖中学和普迪小学，以及祖父为兴建慈湖中学教学大楼准备的建筑材料，都被日本飞机先后炸毁。日本飞机机翼上鲜红的太阳标志特别刺眼，从此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上，几十年后，也抹不去对它的厌恶心情。

为了安全，家中就设法把我和二弟从县城转移到几十里外比较偏僻的附近的乡村去。目的地是我们的家庭教师柳静兮女士的老家在城西南的山区陆家埠，于是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逃难。我印象中的陆家埠，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山村，柳老师家就在一片青山的山坡下，潺潺的清溪，从她家门附近流过，不远处还有如练的瀑布。我们的主要的副食是咸菜、鸡蛋羹、和咸鸭蛋。到了阴历初一或十五，是赶集的日子，有新鲜的蔬菜和肉类卖。对于久居县城的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不用上学，每天玩得十分快活。但是这样的“好日子”过不了两个星期，我们又被送回了县城。原因是当地有风声说，山村来了两个秦润卿先生的孙子，我们可能有被绑票的危险。

接近年底，抗战的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和南京，进逼杭州。我国军队被迫开始向西南后撤。而当年英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却成为相对安全的“孤岛”，那里也正是我祖父多年工作和事业的基地。于是祖父决定，我们全家逃难到上海租界去，祖父为我们买好了从宁波到上海的船票，那是挂着外国国旗的商船，当时还能在上海宁波之间通航。

1937年，沪杭甬铁路已经全线通车。慈溪离开宁波市区，不过四十余公里，火车通后，来往很方便，我那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妈妈就常带我到宁波的一家教会办的华美医院去求医。但是抗战开始，当时刚建成的钱塘江大桥已被破坏，铁路交通中断，对于我们这一大家子老弱妇孺，又是天寒地冻的日子，还得走夜路，这四十公里也是一个难题。我当年七岁，而在我之下，还有弟弟妹妹，所以妈妈嘱咐我要照顾他们。当然我还有两个姐姐，主要是她们照顾我。我印象较深的是当时准备路上吃的干粮，一种是“咸光饼”，据说是明代戚继光将军在抵抗倭寇时，行军常用的军粮，其实就是一种干面饼；另一种是风干了的栗子，很甜，我特别爱吃。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就塞满了这种栗子，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好像再也没有吃到过这种美食。

对于年仅七岁的我，其实这已经不是经历的第一次逃难。1930年，我在上海出生，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对我国公然挑衅，驻防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爆发了第一次“淞沪抗战”。为了逃避战乱，妈妈带着刚过一岁的我，从上海逃难到宁波慈溪老家。据说因为妈妈自己没有奶水，祖母在路途中曾经为我找了一个要饭的妇女作我的奶妈。当然我对这第一次逃难不可能有记忆，但是两次逃难，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

当年上海的“租界”，因为是英、美、法、德、意等欧美诸国和日本共管的“殖民地”，历来被称为“国际都市”。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和英美等国家还有外交关系，而周围的中国地界，都已是日军的占领区，所以“租界”就被称为“孤岛”。相对而言，这里的华人，比在沦陷区的生活条件要好一些，例如挂着“美商”或“英商”牌子的报纸，还可以发表抗日的言论，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国政府的“法币”。这次到了上海，我就在这畸形的“孤岛”上，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