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用活中国“那一套”

他的科学研究获9项美国专利、1项世界专利；他也是全美最大的华人组织“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名誉会长；他既能请到俄州政要参加华人社团活动，又能与公司总裁成为朋友……
有人评价他“在美国用活了中国文化”；他认为自己是“革命（社会活动）、生产挣钱两不误”！
王建军，这是一个颇具中国时代特色、大众化的名字。他的英文名字是Jim，用他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讲出来就是“杰魔”。初次见面时，总感觉他鼻梁上的眼镜、斯文的谈吐与他肌肉发达的双臂联系不到一起，后来才恍然，原来他曾练过12年的中国散打。
8月中旬，王建军已接到通知，今年他被评选为Abbott Labs跨国公司杰出研究员。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评选项目，他连续申报三年，终于如愿以偿。在美国“闯荡”了15年的王建军，如今已在那个曾经让他感到不知所措的世界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信誉和权威。他是公司高级科学项目主持人，公司有同事申报研究课题时，如果他说“可能有问题”，那同事就要认真考虑了。
“机会来了！”
少年时代，有一天王建军家的隔壁突然搬来了新邻居，那是一对老夫妇，家里的木箱堆了半个院子。王建军当时心里嘀咕：这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紧接着就听到父亲的告诫：隔壁搬进来的是反革命分子，你们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界限。后来隐约听说，老太太家曾是当地首富，上学都要家人抬着轿子接送。老头儿的背景不明，但每天早上要打太极拳，晚上要搬一个椅子坐在院子里，头靠在椅背上，仰望天空。
大院里的人进进出出，从来没有人跟这对老夫妻来往，甚至有人认为“老头儿神经有问题”。那时的王建军根本没想到，这对老人会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
高中毕业后，王建军在宁波第三农业机械制造厂当了工人。先是做“打孔”的，他嫌一次只打一个孔太费力，就发明了一种偷懒的方法，一次可以打4个孔。领导一考虑：这小伙子打孔亏了点儿，就把他“弄”到了技术科。从那时起，他开始主管油泵的设计、制造、加工和调试。
王建军的日子平静地过着，每天练功、工作，工作、练功。有时练武功的时间竟长达6小时，妈妈只好跑去求他的师傅：“叫我儿子别练了，他这样会练出病的。”她哪里知道，精力充沛的儿子有劲没处使！当王建军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时，他兴奋地对正在读高中的妹妹说：“机会来了！”
他跟妹妹共用一套课本和学习资料，准备高考。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高中物理课，王建军学的只有“三机二泵”的工作原理，即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和水泵、电泵。夏季的夜晚，妈妈知道帮不上什么忙，就接两盆冷水，让兄妹俩把脚泡在里面。
一天晚上8点多，王建军听到有人敲门，他开门后一愣，发现从不来往的“反革命分子”夫妇竟站在门外。他态度生硬地问：“有什么事情？”
“我们听说你们两个要考大学。”老先生面带笑容。
“是啊，怎么啦？”
“这是很好的事情，不知我们能不能帮你们做些什么？”
王建军当时没言语，心想：我们考大学，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先生继续说：“我是教数学的，我爱人是教中文的。我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我们每天可以省出1小时时间，帮你们补习功课。”从那天开始，一对老夫妻每天都到王家。建军妈妈觉得过意不去，开始经常送一些水果给隔壁。
过了几天，王建军的妹妹从学校拿回一份考卷，老师还做了标准答案。当老先生又做出一份答案交给兄妹俩时，王建军看“呆”了。“他做题的方法既简单又巧妙，真的无懈可击。”后来才知道，老先生是研究天文数学的，曾留学日本，多个兄弟姐妹都在美国和台湾，当地慈湖中学有名的数学老师是他的学生。
“我是77级留校的！”
据王建军“坦白”：祖上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或者秀才，家里也不知道哪里有清华，哪里有北大。填报高考志愿时，一位师傅是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他的鼓动下，王建军的三个志愿都报考了浙江农业大学。
当时参加高考，首先要过初试这关。王建军所在的农机局系统有2300多人报名，只有33人入围。正式考试后，只有5人被录取。王家兄妹双双考入大学，王建军成为农机系新生。由于入学分数高，他马上就被任命为班干部、校文工团团长；又因为他学武术出身，速度快、体力好，又成为学校篮球队队员、排球队二传手。他往往每周一、三、五排球训练，二、四篮球训练，时不时还要组织文艺活动。
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分配历史上，77级的学生最能用“红得发紫”这四个字。“我是77级留校的。”王建军显得非常自豪。据他自己称“学习成绩不是最好”，但排名总在三名左右，加上他社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得系里老师的喜欢。
王建军本是作为专业人员留校的，没想到系主任竟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他强烈地反对下，系主任只好讲出个中原因。原来系里想把一个工农兵大学毕业的办公室主任顶出去。
在众多留校生中，王建军第一个被送到无锡轻工业学校进修食品加工专业。也就从此时起，他的事业与“食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多次被学校派到各类食品加工厂，解决技术难题，为系里“创收”不少。这段时间的技术创新，还使他获得了浙江省青年突击队之类的奖项。150元人民币的奖金，是他在美国收到的。
1984年，王建军参加了学校的托福口语班，没日没夜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当时国内托福考试材料寥寥无几，大家只有尽可能多地记单词，晚上皱着眉头听短波。这次，隔壁的老先生又写信从香港转到台湾，请他的亲戚寄回一本“托福考试指南”，这本书很快就成了托福班的通用教材。
1985年1月，王建军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托福考试。漫长的几个月过去了，终于收到了从美国考试中心寄来的一封信。拿到这封信，他的手就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额头上也冒了汗。“学校只有11个出国名额，但年轻教师就有300多人！”至今，王建军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信封终于拆开了，573分！他拿到了去美国的Ticket。
当时的情形有点象撞大运
托福考过了，又接到通知考GRE。王建军戏称“学GRE学得脑袋都快出毛病了！”但GRE的考试中，他的数学成绩得了800分满分。后来，他的导师曾说：我之所以录取你，就是看中你的数学成绩，你就是不会讲英语我也会收你！
当年，美国的普渡大学、新泽西州大学和密苏里州大学都有意录取王建军，“我拿来美国地图一看，新泽西离纽约最近，好，就这个学校了！”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相对闭塞，王建军认为做这些事情多少有点象撞大运！他猜得还挺准，那时新泽西州立大学食品系在美国同类的院系排到前五名，而他的导师则是世界四个最著名的食品加工方面的权威之一。
1986年8月的一天，怀揣着25美元和800元人民币的王建军踏上了美国的行程。在美国纽约机场下飞机时，“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不知所措的时刻”。
机场接站的台湾学生把他转交给了大陆的留学生。住处安置好后，已是美国时间凌晨1点多钟了，那位接待他的大陆留学生说：“咱们去吃点儿早点吧。”就带他去吃鸡翅。王建军永远不会忘记到美国后这第一顿饭。他当时想：“美国的生活就是不错，这鸡翅得多贵啊！”后来才知道美国市场上数鸡翅便宜。如今，他见到那位大陆留学生，还忍不住要开玩笑：“你也太抠门了，我一到美国你就给我吃最便宜的。”大家又会笑做一团。
王建军在新泽西州立大学读的第一个专业是农业工程系，搞农业用机器人研究。头一个星期，来自台湾的一位师兄根本没答理过王建军。他清楚地记得，师兄跟他说的语重心长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共产党不能放原子弹，大家可都是中国人啊！听了这句话，他哭笑不得，只好反问：你听谁说中国要放原子弹？
开始，由于语言的问题，课堂上的内容王建军只能听懂60%，凡是老师引用过的参考书，课下他都要找来看，平均每星期要读三、四本厚厚的英文书，几乎没时间睡觉。谁也没想到，期未考试，导师的那门课，他考得最好。一年以后，学习对于王建军而言，再不是一件苦差事，美国人、台湾人都开始抄他的作业，对中国大陆留学生也客气多了。
1988年9月，王建军以满分4·0分的成绩获农业工程系硕士；一年后，他又以满分4·0的成绩取得了食品专业硕士学位。
第一次感到有钱的幸福
每年，纽约地区有16家公司共同出资推选一名杰出研究生。1988年，这个奖落在王建军的头上。他被通知参加颁奖活动时，由于他没有车，有关组织专门派车来接他。那次，他拿到了3000美元的奖金，这也是他在美国得到的第一笔“巨额”收入。得奖的第二天，王建军就拿出500元钱，买了一辆不知几手的破车。
大陆留学生王建军获奖的消息，竟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因为以前所有获奖者都是美国研究生协会的会员，他既是第一个拿到杰出研究生奖项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没有会员资格的获奖者。争议最终以取消“只有会员才能评奖”的规定而告终。其实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交不起会费。
每到暑假，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去餐馆打工或粉刷墙壁，靠出卖体力挣回一些生活费。王建军认为做那些事情不划算。第一年暑假，他和导师接到了一个美国军方的课题：设计一种装置，使得混装在一起的米饭、菜、肉类等食物一起熟。为了这个课题，王建军干了整整一个假期。粉刷墙壁每小时约4·2美元，而导师付给他每小时12美元。
取得第二个硕士学位后，为了日后的生计，王建军很想转到医疗器械专业，但他的导师再三请他留下来继续做博士，并建议他以医疗器械为主，食品、农业工程专业为辅，攻读交叉学科的博士学位。王建军接受了这个建议。
1989年9月的一天，王建军赶到医疗器械专业的教室上课。授课老师阿姆斯特朗的学生名册上，每个名字前面都有一个代码，代表着学生的系、专业。当他看到Jim J.Wang时，很严肃地说：“你可能坐错教室了，这里是Madical。”“没错，这就是我的课。”王建军很确定。老师继续说：“那好，一个可能是你坐错了教室，另一个可能是你的成绩如果不合格，到时别怪我！”“试试看吧！”王建军耸耸肩说。
几个星期后，第一次测试的成绩下来了，王建军一看傻眼了：“这下死定了，从来也没得过56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Madical教室。老师“嚓嚓”地画出了这次考试成绩的曲线图，王建军再一看，乐了。原来这次考试平均36分，他的成绩是A。
一年下来，正宗医疗器械专业毕业的20几名同学，成绩都排在他的后面。王建军博士论文答辩时，阿姆斯特朗先生自告奋勇地进入论文评审小组。王建军说：“相信他肯定给我说了不少好话。”
王建军的博士论文，没有送到研究生院，而是直接送往美国专利局，这个专利是利用热传导来测量食品的水份，他的导师——有35年教龄的日裔，这次也成为发明家。他说 ：“Jim，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没有一个学生给过我专利，只有你使我也成为了发明家。”
把“懒”偷到美国去！
博士毕业前两个月，王建军本已被一家食品公司录用，没想到系里一位特殊教授，找到王建军的导师表示希望Jim帮他的忙。当导师找他商量此事时，他感到万分惊讶。
这个教授名叫卡尔，是犹太人，既绝顶聪明又十分傲慢，不仅在新泽西有教授的头衔，而且在麻省理工等多家著名的学院担任教授，还是以色列的国家顾问。他担任世界干燥协会的主席，控制了所有这方面论文的发表、人才的提拔。这位卡尔教授从不主动找谁。
在美国流行这样一句话：有个好导师就像有个好父母。导师劝他去卡尔的研究室工作。
第一次见面时，卡尔说：“这里工资不高，不过想免费来做的人多的是。”
“免费？不行，没工资我就没饭吃。”王建军实事求是。
“那我付你17000块。”
“这比一般科研机构还要低6000块。我要养家糊口，这不行！”
“那我再考虑一下。”
几天后，卡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工资可以加到23000。
在卡尔那里，王建军开始做与遥感和物理化学相关的科研项目。11个月以后，他虽然对这位老教授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的狂傲也使人深感压抑。王建军决定另找工作。
“我没想到，美国讲人情事故也和中国相似”。在找一份美国公司香港代理的工作时，副总裁迟到了10分钟，进门后又是哈欠又是眼泪。王建军一看这架式，觉得没戏了。但对方听到他讲卡尔时，眼睛一下子亮起来，随后又摇摇头说：“我不相信，卡尔从来没有中国学生。”
当他确信王建军是在卡尔手下做事时，马上说：“这个工作不适合你。”起身打电话给人事部门，要求他们为王建军安排下一次面试。
当卡尔知道王建军决定离开时，非常恼火：“Jim，我知道你聪明，但你要在很多VP手下做事没有任何意义！你要什么？钱还是别的？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那将是你生命中最大的错误！”
王建军还是选择了现在的Abbott Labs跨国公司。因为公司有6家产品结构完全不同的分公司，无论在任何时期，公司总能找到生存的支点。他所要去的分公司，产品利润在25%-35%之间，研究经费非常充足。
第一天上班，他就被通知拿好行李准备出差。公司的接送车直接把Jim送进飞机场乘坐公司的飞机。飞机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使王建军觉得很新鲜，但时间一长，他有点儿烦了。 在公司的第一年，王建军出差的时间是78天。
美国有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工厂建在城市里，国家要收很多附加费用。Abbott公司进行了经济核算，工厂被建在偏僻的山区。王建军被公司安排做质量检测工作，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乘坐飞机往偏远山区飞。当时质量检测要靠人工完成。
有一段时间，产品经常有质量问题，总裁心情非常不好。一天，一位主管质量的主任从王建军实验室门前经过，他顺便问：“你在做什么？”王建军就把研制好的东西演示了一遍。这位主任说了一句“My God！”就去外面喊了一大堆人过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醒悟过来“得把总裁请过来。”公司总裁决定第二天下午2点钟来Jim的实验室，一帮勤杂人员开始为实验室打扫卫生。
第二天总裁如约而至：“听说你发明了什么东西，拿来看看，但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没想到总裁看着看着，自己玩起来。王建军发明的是一种产品质量检测的装置，通过这种装置，只要对包装好的产品接触短短的0.5秒，就能显示包装袋里有什么东西，哪些成份属正常范围，哪些超标。总裁在王建军的实验室停留了1个多小时，临走时还说：“你这个发明是第一步，能不能把它自动化？还需要多少钱？”
有了这个装置，王建军再也用不着往偏僻的山区跑了。他偷懒的计划又成功了。从此以后，整个公司都知道有个中国小伙子，是个天才。
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在Abbott Labs公司，有一种职称晋级制度，五个级别分别是项目主管、高级项目主管、研究员、高级研究员、院士（Fellow）。整个公司6万多人，只有120多个Fellow。公司要求能够晋升为Fellow的研究人员，必须有杰出的、持续性的贡献，研究与发明还要直接与生产有关。公司每1000个博士，只能有3个成为院士，而当选院士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5年至17年。
王建军只用了短短的5年零2个月，就从项目主管升到了院士的职位，他是公司最年轻的院士。他从高级研究员到院士，只间隔了6个月的时间，公司人事部门当时认为，这种晋升速度违反了公司的常规。但在公司领导的坚持下，他还是得到了提升。
王建军是和妻子一起去公司接受Fellow荣誉的。由于每年没有几个人可以晋升到这个位置，公司专门派了架喷气式飞机。一进机舱，王太太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说：“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差了，原来这么舒服！”王建军赶紧表明自己也是头一次坐这个东西，以前飞机上设施根本没法比。但说什么妻子也不信了。
让王太太感动的是，所有与会者，大部分是白发老者，自己的丈夫看起来很年轻。总裁亲自给每位入选者颁发证书，并表示祝贺。
其实，在Abbott 公司工作的有很多华人，干得也非常努力，但没有人能快速上升。王建军成为Fellow时，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华人都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看你像是从大陆来的，你为大家争了气啊！”这些话让他感动。但他同时也认为：在美国的华人除了要苦干，还要巧干，还要有“政治运动”，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对人聪明才智的全面考验。
做了15年的科学研究，王建军认为华人在科研过程中一定要有预见性。不能等到公司需要什么技术时才着手研究，应该看到公司未来的需求，否则你永远也竞争不过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一位台湾同事曾经很认真地对王建军说：“没想到你把中国传统中的东西拿到美国后用得这么好！”
由于王建军极高的智商加情商，公司总裁与他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常常越过部门主管，直接给他发送E-mail。许多项目主管在申请项目经费时，会对总裁大讲项目的好处并提出应该投入经费的数目。总裁常开门见山地问：Jim，你觉得这个项目值得做吗？现在许多主管申请项目见总裁以前，往往先跑到王建军这来：“我们已经规划好了，你千万多说些好话！”
一旦成为公司的Fellow，照片就会被张贴在总公司及每一个分公司的大门口。每当王建军忘带钥匙时，他指指照片，门卫马上表现出非常尊敬的神情，帮助开门。如今，王建军的生活很从容、自如。
曾被扣上“分裂华人”的帽子
进入新泽西州立大学的第二年，王建军开始到中国学生会里工作。但真正做起社会活动，还是到俄州工作以后。
1992年，他一踏上俄州的土地，就感觉听不到大陆华人的声音。三个月以后，有6户人家聚集在王建军家里，每家出资400美元作为运作经费，召开了“美国中西部科技文化交流协会”的成立大会，王建军成为第一任会长。
协会成立15天后，就把上海民乐团请到当地演出，这是俄州历史上第一次接待大陆来的演出团体。演出后的第二天，会员就由6人发展为48人，后来的报名者还源源不断。现在协会已发展到300多人，俄亥俄州的市长也是协会的荣誉会员。从此以后，学会开始介绍保险、报税、教育子女、中美关系等等，俄州的华人逐渐有了凝聚力。
一天晚上，王建军接到一个电话：“俄州已经有华人社团了，为什么还要搞？你知道分裂华人的下场吗？”
第二天，协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为确保大家的安全，协会保持低调。大家还想出了办法，既然不想让大陆留学生成立社团，那就渗透到台湾人的社团中。没想到台湾社团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拒绝大陆华人加入。
相安无事一年后，台湾社团主动找到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商谈联合举办一次春节联欢会，这也是俄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春节联欢会。共有15个华人社团参加了筹备活动，台湾社团虽是召集人，但人手短缺，就把演出、宣传品印刷、场地管理等工作，全部安排给科技交流协会去做。台湾人还说：“你们大陆人穷，就做具体的事情吧，我们只管出钱。”王建军心里暗暗高兴。他和协会成员认真地做着筹备工作。
离演出还有10天，一切基本准备就绪了，科技交流协会提议开会谈谈演出细节的问题，15个社团负责人都出席了。其实这些社团有的只有一、两个成员，大的社团也不过10几个人。在会上，王建军郑重提出，组委会副主席的职务要由科技交流协会的人担任。台湾等社团的负责人先是一愣，然后问：“你们想干什么？”
王建军坦然地说：“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总应该有个名份，否则不好调动。”这时马上有人提出用投票的方法决定。王建军说：“用不着投票，美国的投票制度是基于人口比例产生参众议员，你们投什么票，一个协会只有二、三个人。如果一定要投，那好，我们协会现在有100多个会员，我马上成立85个社团给你们看看。然后少数服从多数，你们投不投？”
王建军成为这次组委会的副主席。科技协会的成员称那次会议是“遵义会议”。
当时负责印刷工作的王建军，面对春节联欢会上贺信的次序问题犯了难。台湾在美国的办事处，赞助了1000美元外加一台价值300美元的音响设备。谁赞助多就把谁放在前面已是常规。王建军找到了当时在中国领事馆任职的张伟超先生，拿到了1500元的赞助。
在联欢会上，中国总领馆的人和台湾北美办事处的人分坐两旁。王建军等人把麦克风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事后，台湾社团方面有人竟然说：“我们在大陆时，被年轻的共产党打败了，没想到我们年龄又大了，你们年轻的一代又来了！”并扬言今后不与大陆社团合作。但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台湾社团与大陆的社团的合作已不可避免。
中文学校，办给全部美国人
王建军的女儿在台湾人办的一所中文学校读书，那里教授繁体字。女儿常苦着脸说：“爸呀，那个字那么难写，我不学了。”王建军与另一位姓何的家长找学校商议：能不能办一个简化汉字班，师资和教材都不用劳烦学校，只要学校能提供一间教室就可以。没想到遭到校方生硬的拒绝。王建军及几位家长愤怒了。
当天，王建军家里就集合了37个来自大陆的学生家长，决定创办自己的中文学校。家里的客厅、饭厅、地下室分别设立了三个会场，各会场分工明确，有讨论法律程序的，有讨论师资、校址、招生的，还有讨论新闻宣传的。
他们花了很短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王建军请到了省教育局局长、州长助理等政要，还请来了当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省报及ABCnews等多家新闻媒体。“你想，社区召开会议，人大常委会副主席都到了，你记者能不去吗？”王建军运用的是中国经验。
当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中文学校不仅仅只招收中国学生，还要向全美国开放。学校开学的当天，就有十几个美国孩子报了名。
第二天，台湾中文学校提出了抗议，认为“第一所华人学校成立”的报道失实，因为他们办学已有20多年。没想到美国记者反问：“你们招收什么学生？”“当然招中国学生啊！”“这不能报道，肯定会涉嫌种族歧视。人家的学校黑人、白人、印度人都招。”在美国，种族歧视可是个敏感的话题。
自从中文学校成立后，搞软件开发的、搞艺术的、做电机的、做销售的……各领域的华人家长都集中在一起。孩子们在教室读书，家长们在教室外聚会。
王建军担任学校董事长时，曾将奖学金发给15个美国学生。接着，他要求美国人降低房租。
1994年9月26日，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注册成立。1995年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当时，40几个家长在为年会奔走。家长们的汽车随时待命去机场接人。协会为了节省经费，把每一个人都安排到家庭里居住，每一个家庭则要包吃包住包接送。即便到了美国，中国的家长还是那个不变的观念：为了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国务院侨办专门派丘进司长参加了此次年会。
第一届年会上，王建军当选为第二届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那时学会有28个会员学校，到他卸任时，已发展到90多个会员学校，到目前已有100多所学校加入协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分布在美国13个州。
为了解决华文学校的教材问题，王建军不断地奔走于中美之间，在国务院侨办的协调下，暨南大学的一些中文教师被请到美国华文学校收集资料，然后再编写教材。这批教材在华文学校使用一段时间后，再将信息反馈回国内修改。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本由学生、家长参与意见，再由国内专家审阅定稿的教材，为海外中文教育解决了一大难题。
在王建军看来，中文学校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把华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中华文化扩散出去。他常常对大女儿讲：“爸爸这一代千辛万苦来美国寻梦，20年后，你也许会沿着爸爸来的道路回中国寻根。假如你会讲中文，就不会像爸爸那样辛苦。”
在美国生活了15年，大部分时间感到从容自如的王建军，仍能看到那块坚硬的“玻璃天花板”。他曾经有机会做管理者，但他谢绝了。他已经预想到，如果做主管会遇到什么困难。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扩大中文学校的影响，使华人慢慢地、真正地融入进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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