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周佛海日记看其汉奸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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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但政府内部却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主“和”派。周佛海站在汪精卫一边，“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
战争一开始，周佛海就与汪精卫、陈公博、高宗武、胡适等人频繁地秘密商讨与日本进行和平外交。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周佛海认为在战争胜负未分之际，最好是“保全实力进行外交”。在这些主张没被蒋介石采纳后，周佛海深感失望，认为：“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在战事逐步扩大后，周佛海“焦灼万分”，“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等到上海失陷，军事溃败，准备迁都时，周佛海更是“心乱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极”。
11月14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利时）京会议（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为了避免战祸，在与家人、朋友分别之际，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黯然魂销，唯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日，尤令人感伤不已。”在撤离南京前夕，周佛海甚至绝望地写道：“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
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周佛海“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并坚信“将来必有严重悲剧”。由于对抗战一直不抱丝毫胜利的希望，周佛海一心想的就是与日本进行和谈。
1938年春，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赶赴香港，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涉”的打算。后来，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劝周佛海打消这个念头，周佛海还“闻之不胜懊丧”。
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则越来越紧密。周佛海谈起时局时，常常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
1938年8月中旬，当周佛海飞离武汉前往重庆时，竟一时间“心绪纷烦（繁）”，感到一旦告别武汉后，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
周佛海——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进取、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却整日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中，他心中不但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反而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
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思想的支配下，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了投降日本的深渊。
1938年11月中旬，当周佛海与汪精卫秘商逃离重庆时，忽然得知蒋介石将由衡阳前往重庆，周佛海心中非常害怕。他在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正当周佛海先到达昆明，而汪精卫离开重庆的计划被延误后，重庆方面电召周佛海返回时，周佛海内心非常矛盾：一会儿想返回重庆，一会儿又决心赴香港。直到汪精卫到达昆明后，周佛海“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最终，周佛海走向了投日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