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学者：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判断

成都学者：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判断　　

刘一峰  左志博　　

按：最近，成都高校的部分学者以“当前的社会形势”为题，进行了坦率座谈。以下是座谈的录音整理。注：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赵磊：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对当前社会形势的判断。诸位都想有个互相交流的机会，而且想交流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当前的形势。这个形势不仅包括经济形势，还包括整个社会形势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房价、物价、GDP、转基因、碳排放，等等。这个议题涵盖面广，可以从多方面来谈。　　

探讨社会形势，无非是想对现在的局势作出准确把握。人们用的“危机”这个范畴，是把握形势的一种理论工具，比如：经济危机，大家都感受到了，是“正在进行时”；还有生态危机，总体上看正在积累，局部的生态危机也在不断爆发；再有就是社会危机，怎么判断，指标就更丰富了；至于政治危机，像最近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动荡和泰国的红衫军，应该算是政治危机吧？说到这些危机，不仅整个全球的社会形势都有值得研讨的地方，而且类似的危机在目前中国也是客观在存的。　　

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危机的走向是什么？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分析危机：一个是怎么把握，一个是怎么预测。比如房价，人人都很关心，通过交流，大家不一定达成共识，但起码也是一种互相启发，所以希望诸位畅所欲言。　　

●刘一锋：　　

我谈谈房价问题，也是看了赵老师的文章受启发的一些想法。当前房价过高，是市场经济促成的。既然是市场经济产生的果，则必然有其产生的具体的因。我认为可以从住房供求关系来分析。　　

在需求方面，主要是住房的投机需求和消费需求。先看投机需求，一般认为，在实体经济生产过剩、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可以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在此种条件下，房地产行业必然会演化为泡沫行业，在利润的促使下，大量的资本会进行投机，涌入房地产市场。这样，就会使住房的投机需求很大。　　

再看消费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化中，就衍生了巨大的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另一个是当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所形成的中产阶级的膨胀。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新一代的新生儿逐步走向社会，并且成为即将结婚的主要部分，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有一定的地位和资产，官方一般称之为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需求”。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这部分需求量还在进一步增大。　　

在供给方面，因为政府的供给面比较狭小，而且供给量很少，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说的供给是指商品房的供给。房地产行业既是资本密集型，又是个土地密集型的行业。我们分析商品房的供给，关键就是分析土地与资本的供给。　　

在土地供给上，土地主要由政府提供，政府作为土地的垄断者，一般通过招牌挂的形式提供。我认为这是一种价格歧视，完全剥夺了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条件下，为了维持价格歧视，必然会对土地的供给进行限制，例如“红线政策”，或是“配额政策”。　　

在资本供给上，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政府所有，在国内长期面临通胀预期的压力下，信贷量一定要有所控制，即使是有所释放，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房地产所需资金量巨大），一般是将资本给予国企或规模较大的私企。　　

土地供给和资本供给的稀缺性，导致房地产行业正常运行所需的“原料”不足，使得房地产行业进入门槛过高，阻碍了社会资本或者资源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土地与资本的垄断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垄断。而垄断必然会造成供给不足：一方面需求比较旺盛，另一方面供给又不足。结果，在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下，一定是房价的急速高涨。　　

对于抑制房价过高，赵老师提出的观点，是开征物业税。我认为这种政策，至少能够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征物业税可以降低住房的投机需求。开征物业税使得用于投机的闲置住房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这使得投机的成本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投机需求。另一个方面是可以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通过这种税收来代替随机的卖地收入，可以使得政府的财政趋于稳定，此外还可以脱掉“卖地财政”的帽子。　　

我认为，还应针对供给方面制定对策，主要有两点建议：一是促进民间融资。就是开放民间金融业务，使得民间资本有更广的融资渠道，使得资本的供给多元化，且可以促进私人投资，解决房地产行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促进土地供给多元化。就是加速土地流转改革，使得农民也能成为土地的供给者。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也能得到经济起飞的红利，同时也解决了房地产行业土地不足的问题。　　

关于预测，我认为赵老师对于房价的预测是很准确的，我也认为房价的高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赵磊：　　

我要纠正一个问题，刘一锋认为我提的对策是征收物业税，看来小刘对我的观点在理解上可能有些误解。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如果真想打压房价，其手段有N种，而物业税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是不会提出这个对策来的，为什么呢？我认为政府不可能这么做，所以，我是不会把它作为什么对策提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与虎谋皮”。老虎的皮很漂亮，都想把它扒下来，就像座山雕一样，铺在椅子上多威风。可是你在老虎身上去扒皮，老虎会把你吃了，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是“与虎谋皮”嘛。所以，开征物业税这个办法，肯定能把房价降下来，但我认为政府目前不会这样做，这不可能嘛，所以我不会自做多情，去奢谈什么物业税。我估计，至少两年内，物业税不会开征。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只要不符合资本的逻辑，不符合资本的根本利益，如果社会矛盾还没有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实施的。　　

我看房价的走势，不是看哪个牛人在主张什么，在想做什么，而是看决定房价的内在经济规律。我不是从个人的主观愿望来讲房价的，说应该“怎么怎么样”。事实上，个人总是受到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制约的。　　

另外我要说的是，刘一锋提到从供求角度来讲房价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你讲的供给，一个是土地的供给，一个是资金的供给。土地的供给呢，你认为出了问题，就是“招拍挂”不公平。现在我们中国的土地还没有私有，是国有或是集体所有，因此土地的交易或是征用，都必须经过政府设定的程序来认可。这个程序最早是“批地”，也就是“批条子”，就是说我们两个关系好，我们俩是哥们，我就给你批一块地，人际关系很重要。且不说“太腐败”了，即使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衡量，也“太不公平”了。后来，政府为了避免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就只好“透明化”、“公开化”，也就是“招拍挂”，叫做“出价高者得”，你出的价钱高，你就得到这块地。　　

据说“招拍挂”是从香港学来的。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人说“招拍挂”不好，因为“招拍挂”导致了地价的上帐，导致了房价的上涨。有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现在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地价太高，所以打压房价就必须打压地价。实际上我一年前就说过：不是这么回事。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才对：地价之所以高，是因为房价太高。这就好比“子荣母贵”一样：儿子显赫了，做了皇帝，所以母亲才能做皇太后嘛。房价是“儿子”，地价是“母亲”：因为房价涨了，所以反过来，促进了地价的上涨。　　

如果放弃“招拍挂”，退回去“批条子”，拿计划指标行不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招拍挂”不好，刘一锋提出的办法，隐含的政策结论是不是要搞“土地私有化”呢？ 　　

●刘一锋：　　

也不是私有化的意思。私有化不一定就好，只是能不能使得土地的供给多元化呢？农民也应该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处置权、收益权，土地不能仅仅让某个单一的利益集团来控制。　　

●赵磊：　　

事实上，现在的土地并不是某个集团控制着的，而是由资本控制的。这种控制非常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你有钱就把地拿走，没钱你就别嚷嚷。就像住酒店，五星级的有钱你就进去住，总统套房都可以住，没钱你说你是“高干”也没人理你，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金钱的逻辑。　　

你说这个逻辑不好，那么换什么样的逻辑才好呢？比如，按照土地私有化的方法能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呢？有很多人拿日本说事，好象只要中国彻底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招拍挂”的问题。其实，日本虽然是土地私有化“很彻底”的国家，而且私人住房也不能随便拆迁，但是房价还是很高，甚至高的很离谱！一直到90年代初期，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了，房价才跌下来了。所以，靠“多元化”的土地供给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值得怀疑。其实“多元化”换个说法，就是“私有化”嘛。　　

总之，只要资本占统治地位，房价就不可能有违资本的意志。在这种逻辑下，高房价不可能按某种“正义的”、“善良的”愿望降下来。看看历史吧，只要是市场经济，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解决过房地产泡沫问题：日本解决不了，经历10几年的萧条；美国解决不了，“透支”出了一个“次贷危机”；迪拜也解决不了，搞出了一个“主权基金”危机。　　

●叶劲松：　　

我认为赵老师说的很对，私有化坚决不能走。刘同学说国家对土地垄断，我想说的是，国家在土地交易上并没有垄断。像美国和日本，土地是私有化的，照样房价还是高涨。实际上刘同学刚才谈的问题，书本的东西比较多，比如“供求关系”、“刚性需求”，当然你也谈到“投机”的问题。　　

我感觉真正造成房价过高的根源，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然，这里面“投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刘同学虽然谈到了投机，但是没有较深的阐释。投机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内在的矛盾。资本投资在生产领域，是看不到前途的，因为现在普遍过剩。不管是日本、美国，都是这个样子，隔几年就是生产过剩，所以就通过投机使得房地产价格上涨。事实上我们国家目前也是这个样子，存在大量的生产过剩。投资搞企业，觉得风险太大，甚至有可能亏损。房地产现在成了资产保值的最好方法。　　

不管是08年的石油涨价，涨到140美元每桶，还是现在80多美元一桶，实际上投机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个投机与房地产投机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光是生产的过剩，资本也在过剩，它总要找一个去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泡沫。　　

“中产阶级”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另外，它是一个模糊了劳动者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概念，因为劳动者和资产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关系的概念。实际上，即使是技术人员，也还是被雇佣者。　　

物业税的问题，我还看不清楚。美国好像也搞过什么税，名称叫什么记不得了，只是房子买了之后还要交税，通俗点的说法，就是买了房子还要交房租，还要交房产评估价格的1%到1.5%的税。一直到07年，他们的房地产才开始下跌。事实上，以前他们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要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所以，靠这个来打压房地产，我并不乐观。因为卖房或是出租的话，房主还是可以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的。而前几年国家稳定房产，“国八条，国六条”什么的，都搞过，当时以另外一种名义，买房的时候，增加税收来阻止房价的上涨，反而增加了老百姓买房的负担。　　

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技术层面上是解决不了的。归根到底，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在《乌有之乡》上，我写了3篇文章，都是关于房地产的。着眼点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比来讲。我的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并不是说它一直都在涨，这个也不可能，它可能还是有所波动，像美国的经济危机，他的房价也开始下降了。　　

●刘一锋：　　

叶教授说的那个住房所得税，上海计划也要征收了，叫做住房保有税。有人说，叫“变相物业税”。　　

●赵磊：　　

现在都在风传要开征物业税了，我估计，“物业税”至少在两年内实施不了。记得最近有个城市（好象是北京）搞过一个调查，调查有多套住房的到底是那些人。据说这个调查还是保密的，但就这个调查，还没有开张，立马就遭到了封杀。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连官方都有顾忌。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利益关系所在，当然要看是谁的利益了。　　

资本的本性在于，它不能闲着，它要追逐剩余价值，它不闲着就得要吹泡泡玩。所以，房价必然会成为资本吹起来泡泡糖。现在终于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物业税来打压房价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都觉得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难道政府就那么白痴吗？为什么政府就想这些个简单道理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个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大的趋势是一种经济关系决定的，不是谁的个人意志所能随意决定的。　　

●叶劲松：　　

资本总是要寻找代理人的，所以必然会发生腐败。　　

●赵磊：　　

在这之前，我和很多人也讨论过“招拍挂”问题，其中也涉及到土地问题、资金问题。实际上，小刘的看法在学界很流行。就技术层面看，从土地和资金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一些问题，但是不是能从根子上把握问题，就像叶老师质疑的那样，这是值的进一步讨论的。　　

●李节：　　

我想谈的是形势本身和这次的议题。今天虽然人到得不多，但跨度比较大，谈论的主题也比较广泛，我想这个形势的问题，今后还会有。因为现在《乌有之乡》就在关心经济形势，在今天春节期间就搞了个经济形势座谈会。因为刚开始，我认为里面的分析不够深入，但我感觉这个形式很好。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会使得大家越来越接近真理。　　

我最近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其中迎春专门讲了经济发展方式，他讲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我赞同这点，因为制度问题不解决，仅仅转变发展方式，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第二层意思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一定的作用，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还是有些积极作用。低碳经济就是一个最近的热点，但我感觉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就以开车为例吧，我觉得身边的车是越来越多了，油是越用越多，怎么个低碳法，我搞不清楚。　　

●赵磊：　　

如何“低碳”？现在他们想出了办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办法，叫“碳交易”、“限制排放”，实行“配额制”。他们是想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福斯特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福斯特的怀疑有道理。还是归结为叶老师的那句话：制度问题不解决，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李节：　　

除了这个热点，还有一个就是转基因的问题。转基因问题当然也是个政治问题，表面看起来是科学之争，最后也是一个利益驱动。由此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集中指向了最后一个东西：制度。所以我觉得赵老这次选择这个题目，实质上有个总的东西出来了，包括今后我们讨论都有一个本质，只要制度在那里，很多问题都只是现象性的问题，这个总的根子就是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个经济规律，是个必然性的东西。　　

●赵磊：　　

我今天从“苏宁电器商店”门口路过，听到一个巨型喇叭对着大街不停地嚎叫，有一群美男少女头上包着毛巾，穿着统一的服装，排着队，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要跟你约会”——目的是要推销什么产品。由此可以看到，生产过剩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花那么多的精力，用那么多的人力，耗费那么多物力，来宣传，来推销，结果又能卖掉几件产品？尤其是，那多的人没事干，整天打着个牌子在那里转悠加忽悠。我估计那些人都是大学生，其中有没有学物理学的、理论经济学的、外国文学的、中国哲学的？反正都扛个牌子，像超男超女似的做秀。毫无疑问，实体经济已经严重过剩了。　　

●柳成湘：　　

我讲几个社会现象。西南大学教育学的几个硕士研究生，全日制的，去年毕业，分的工作是在电子科大附小做小学教师，这个反差很大。因为那位导师一直很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的学生啊，没有一个在中学做老师的。这就说明现在的就业已经糟糕到何种的程度。西南大学的教育学在国内是前三名的，以前西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是很紧俏的，现在硕士研究生只能当小学教师。　　

最近川大在九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学生凶杀案，这个就属于极端反常了。还有一个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因为某种原因自杀。通过这些事件，我感觉现在的社会形势很严峻。就业使得大学生的压力很大。有些外企，动辄裁员。　　

此外，新华社写了六篇关于房地产的文章，按常理，一旦中央报纸有什么传言，一定是闻风而动，马上就令行禁止。作为一个官方媒体，企业竟然不买账，有些人还传言，那是私人说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轮子功”的问题，实际上是大家没有信仰了，由于没有信仰了，所以就很容易陷入邪教。一个社会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很危险了，现在所谓的信仰也有，钱、拜物教，实际上那也不叫信仰，那是一种物质追求。如果人没有精神追求，那就不能称其为人。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的思想和信仰很混乱，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都在向外涌，包括什么尊孔，这个教，那个教的，花样很多。我很担心信仰的缺失，这是个大问题。　　

●叶劲松：　　

我认为信仰是意识方面的，但是归根到底，意识毕竟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甚至是社会存在造成的。当然，存在变了，意识仍然没有变的人还是有的，比如说赵教授，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就普遍大众来讲，能改变其意识的还必须是社会存在。像轮子功这种邪教，之所以能迷惑很多人，至少有一个理由：练功就可以不上医院，不求医。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看病难，看病贵。靠市场来解决，就只有让钱来解决。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这个社会存在把他们推到了“信邪教”的误区。　　

●肖磊：　　

我最近在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我认为现在的世界经济正在进入萧条长波这段周期。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值增长率、出口贸易额长期处于下降的趋势。与扩张性长波相比，一般来讲，下降的有一半以上。按照长周期理论，一个长波大约要持续四十到六十年。在这个长波里面，大概要二十年的时间的指标要高于下降性的长波，也是二十多年，它形成一个循环更替。这在统计上是被印证的了。　　

从1825年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危机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从统计上证明，长周期是存在的。康德拉基耶夫把经济分成几个时期，发现经济波动有个规律性的东西。熊彼特把经济周期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长周期，他最早接触的是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所以他把长周期命名为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第二种周期大概是持续到20年，这个也是统计资料统计出来了。第三种周期大约持续10年左右，马克思一般说的周期是这种周期，马克思认为这个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　　

熊彼特比较喜欢综合，因为他的文献功课做得比较扎实，所以把周期分为三种，就我个人看，我认为马克思对长周期关注的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很少提到长周期。　　

●赵磊：　　

三个周期的划分是：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朱格拉中周期，还有一个是基钦短周期。马克思关注的是十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与朱格拉中周期相似。小肖的看法，与中科社科院许建康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许建康也在研究这个“长周期”，最近他写了这方面的文章。　　

●肖磊：　　

目前在经济周期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主要有两派。从熊彼特开始，他认为技术创新，每一个长周期都有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比如说最先是纺织产业，然后就是钢铁生产，后来铁路带动了钢铁产业，后来是汽车。　　

我认为，70年代全球经济就进入了下降性的长波，无论各个指标，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时期。并且在这个时期里，阶级斗争爆发的频率比较高，也存在一个阶级斗争的周期。这个周期可能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发生的几件事情，恰恰推动了第五轮的长波扩张时期。这个扩张时期，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的革命，计算机、电脑、电子技术，这个产业部类本身代表一种利润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苏联东欧的解体，以及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它本身扩展了资本主义的市场范围，特别是中国，这个廉价劳动力本身，对于挽救资本主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了一种调节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经济的金融化方面，即通过债务，或者是虚拟经济的形式来扩大利润，提高利润率，三种趋势交替在一起，推动了扩张性的长波，这种长波可能持续到08年。　　

当然我这个只是感性的认识，还需要大量的统计资料。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了萧条型的长波，在这种长波里，是不是各种躁动、各种阶级矛盾进一步爆发。因为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都爆发过大规模的罢工事件。　　

●赵磊：　　

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主流经济学很喜欢谈“后危机”时代的问题。在他们心目中，危机已经过去了。主流们最不愿说的名词是“危机”，可是一旦加上“后”这个前缀，就很光辉了，所以我经常听他们大谈“后危机”如何如何，好象危机已经不复存在了。且不说经济危机正在经历、生态危机正在积累，听听老柳刚才谈到的各种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越来越严重了，那里就“后”了呢？　　

●李节：　　

这两天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俄美两家又在签销毁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又搞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有人说“那个是个假东西”，不是无条件的做出承诺的，像中国一样，口气很坚定。我认为，美国认为他的核武器够多了，所以能裁就裁一点，一是省钱，二是在政治姿态上有利。实际上美国从来就不爱好和平，总是枪杆子里面出和平，他总是霸权主义。加之要对付经济危机，可能就是希望减少些军费开支，减少财政压力。　　

所以我认为，赵老所说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还在延伸，去年倒闭的银行数还是比较多的，今年上半年还在倒闭，只是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公布，中小银行也一直在倒闭。　　

●柳成湘：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事实上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没有解决，经济危机就很难渡过。我们过去看生产过剩是靠战争解决的，现在我们的生产过剩怎么解决呢？相对购买力不足，没有解决方法。　　

●赵磊：　　

所以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现在有些人总是大谈“后危机时代”，面对危机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就把危机前面加个“后”字，这样就比较愉快了，完全是在自淫嘛。“后”字的意思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次危机当然会过去的，但危机的根子没有解决，危机还会周期性的爆发。　　

●肖磊：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确实出现过一段高涨的时期，其中经济的金融化尤其出众。它不仅通过居民的债务来刺激消费，还有国家产生的债务，而在债务的基础上产生虚拟经济。　　

●李节：　　

就是赵老师曾经所谈到的“透支消费”吧！　　

●肖磊　　

对，通过经济的金融化，他不仅掠夺了剩余价值，而且还能将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掠夺了。劳动力消耗的价值也在减少，通过金融扩张，进一步提高利润率。　　

●叶劲松：　　

对于70年代经济走势的变化，即70年代之后，西方的经济迅速下滑，我认为是这样的。在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盛行，但是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的，他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造成了全世界的经济衰退，于是新自由主义进入历史舞台。实际上这段时期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国家干预减弱，新自由主义盛行，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当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不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困境，但相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还是有进步性的。他起码承认资本主义有毛病，适当的采取一些改良措施，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很完善，一切都能自我调节。　　

●肖磊：　　

在逻辑关系上，凯恩斯主义这个刺激政策时间长了，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73年大危机，后面78年还有一次。　　

●赵磊：　　

老叶说的对，凯恩斯主义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有优越性。后来凯恩斯主义不管用了，所以新自由主义就出来了。而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解体，苏东坡事件加上中国的市场化，这就给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对于解决他们的过剩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很清楚了：两极分化，全球性的两极分化，现在比凯恩斯主义的时代，是越来越严重了。　　

●肖磊：　　

新自由主义是从80年代初才搞起的。　　

●赵磊：　　

严格说，自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70年代末开始，里根、撒切尔在政治上完全采纳了这种它，并在实践中竭尽全力地推行之。　　

●李节：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凯恩斯主义这个东西究竟实行过没有。因为大危机是1929年到1933年发生的，而凯恩斯的思想提出来已经是1936年了，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你很难讲凯恩斯的观点起了作用。战争的作用呢？　　

●肖磊：　　

    这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凯恩斯的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是二次大战让资本主义从30年代的大危机走出来。　　

●赵磊：　　

就是通过战争来摧毁生产力，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肖磊：　　

所以50、60年代，经济高涨，实际上就是因为死了很多人，很多物资需要重建，包括西欧和日本。那么这个时候，经济就蒸蒸日上。　　

●李节：　　

我算了一下，因为他死了7000万人，如果这7000万人健在，他们的吃和喝得是多少？　　

●叶劲松：　　

哪里死了7000万人呢？如果把中国和苏联刨出去，哪里死了7000万人？　　

●叶劲松：　　

    问题是凯恩斯主义只限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它的作用就应该把中国和苏联死的这一部分人去除掉才客观。　　

●李节：　　

史学界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中国人打败日本的，是英美在中国战场上打败日本的。当时给了国民党好多物资，就是这个原因嘛。49年之后，我们搞了个封闭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和美国之间不交换，另外，他们战后实行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叶劲松：　　

       这只是一种宣传，实际上根本没有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程度。　　

●李节：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但最近，我老婆有个朋友在比利时，在医院检查，发现得了癌症，十几个医生在那会诊，费用全部由政府管。就从这个例子，用个别的论据，去怀疑凯恩斯主义究竟起没起作用。今天下午，肖教授提了一个，如果二战的时候不好说，那么73、74年，这段时间里没有战争，凯恩斯理论的作用并不明显。　　

●叶劲松：　　

我插一句。你说当年“二战”产生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一战”有没有产生这么大的需求呢？实际上，从1919年“一战”结束，一直到1929年这，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二战”结束后，一直到73年，73年的危机也比之前的小得多啊。　　

●柳成湘：　　

        其实刚才叶老师说的，实际上并不是罗斯福遵循了凯恩斯，而是凯恩斯总结了罗斯福。　　

●赵磊：　　

        凯恩斯主义符合了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和后来的战争是重叠的。可能都有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国家干预的作用。　　

●叶劲松：　　

        当然，像这些手段，都只能减轻或缓和危机，但不能避免危机。所以战后，经济危机还是要周期性爆发。　　

●柳成湘：　　

        战争也是国家干预么！　　

●赵磊：　　

        说得很好，战争是国家干预的另一种形式。当然，这是一种更残酷的、更不讲道理的、更霸道的形式。　　

●叶劲松：　　

         仅仅依靠凯恩斯主义来解决经济危机，也是不行的。　　

●赵磊：　　

        很多人对中国的四万亿投资非常反感，比如叶檀和陈志武。但是从扩大内需、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其实这四万个亿起的作用非常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四万个亿，中国经济肯定雄不起来。当然，这四万个亿大部分流向“铁鸡公”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确实缓和了过剩。　　

●叶劲松：　　

        不说缓和，是推迟了一下。　　

●赵磊：　　

        看来战争的确是缓和危机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为什么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宁抓住了问题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在越来越严重的过剩背景下，资本实在是憋得受不了了，总得找个地方发泄嘛！列宁的说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叶劲松：　　

看看美国，战争经济对它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的工业水平还没有恢复到1944年的水平，1944年是最高的。从1945年开始，工业水平下降，因为它的战争需求下降了。朝鲜战争一爆发，工业水平就又蹿上去了。　　

●李节：　　

        那越南战争呢？　　

●叶劲松：　　

        实际上美国战后最长的经济周期就是60年代。而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削减了一点军费，过剩问题就显现了，结果马上就发生了经济危机。　　

●赵磊：　　

        要么战争、要么干预、要么透支，这些都可以商量，反正你就看着办吧。但是若要“变性”，也就是要想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那是绝不容许滴！　　

●肖磊：　　

        那么下一次危机，或者说危机过后，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形势呢？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下降时期？　　

●赵磊：　　

        就看它的过剩产能消减的怎么样。不管用什么手段，如果它能把过剩产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那么它的生产力就可以继续开动。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个追逐利润的经济。主流最喜欢“后危机时代”这个词，危机还在进行时，就迫不及待要“后”了。过去说“危机时代”很痛苦，发音都不清楚，不知道在说什么，还以为说“无稽之谈”；现在是“后——危机时代”了，逻辑重音在“后”这个字上。在危机前面加了个“后”字，就再也不结巴了。　　

●左志博：　　

我也谈谈房价吧。先说说需求，严格意义上的需求，不仅仅是你对这个东西有需要，还要能支付得起。那么我们来看商品房，真的是供不应求么？随着房价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利息的增长速度，支付不起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许多商品房并没有实际被卖出，而是在开发商的左手右手之间来回流转。　　

真正供不应求的应该是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的需求在哪里？一方面，80后到了结婚年龄，对住房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从商品房市场甩出来的人也加入到需求大军。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随着商品房房价的上涨，它也要上涨。这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就是：随着价格的上升，需求量不降反升。这也就折射出，我们国家实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有缺陷的，是畸形的。这种畸形的经济适用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　　

●柳成湘：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房地产政策是很失败的；但对于开发商来说，房地产政策是很成功的！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他们就要维持这种政策。所以说，这个不是政策扭不扭曲的问题，而是个利益决定的事情。房地产老板就觉得很公平，劳动者就觉得很不公平。那么按照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观念来讲，这是很公平的。这都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避开阶级利益，单纯从技术层面上分析，是解释不清这个问题的，反而把自己给绕糊涂了。　　

●左志博：　　

资产阶级私有制必然要求市场经济，这是符合其利益的。然而现在却出现了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这么个东西，而且短时间内又不会得到解决，这很难理解。　　

●柳成湘：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没有的！　　

●叶劲松：　　

        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去年美国有400万个贷款买房的人，最后被撵出来了。像这样的事情，美国就觉得是很符合市场经济的。　　

●赵磊：　　

任志强说：你买不起房就是买不起房，难道我还白送你一套不成？任志强说的是大实话。都说任志强是“人民公敌”，其实任志强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任志强之所以成了“人民公敌”，是因为资本是“人民公敌”。任志强的话代表着资本的逻辑，“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市场经济的天经地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　　

●肖磊：　　

        最近他又在大放厥词了。他说，你之所以买不起房，是因为你“对社会没贡献”；我们交了那么多税，我们买得起房，我们在北京住，是因为我们有贡献。你买不起房你到二线城市买么，何必到北京来混呢。　　

●赵磊　　

        他的所谓“贡献”，是从资本的逻辑说的，而不是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说的。　　

●鲁保林：　　

         应该说，他是利用了别人的贡献。　　

●赵磊：　　

所以叶老师刚才讲的是对的：左志博他们是从技术层面来分析问题的。技术层面分析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以后，能够训练自己的经济学思维。但是，看问题不能光从技术层面来看。光从技术层面分析，你为什么会遇到困惑？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么黑暗？这与书本上的、理想中的状态，“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哩”？　　

主流经济学告诉你们，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决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书本出发，于是就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理想，若要把它变的理想，就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云云。遗憾的是，在所谓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问题一样存在。正如柳老师说的：那种理想的市场经济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存在过！的确如此。　　

●柳成湘：　　

        就比如说市场经济要公平竞争，哪里有公平竞争嘛？资本主义就是要让你不公平竞争。　　

●赵磊：　　

         一个存在剥削的市场经济，就谈不上公平竞争。　　

实际上，日本有住房的居民大概只有25%，换句话说，70—80%的人都没有住房啊。在我们心中，日本已经很富裕了吧，他们的市场经济是很“标准”的吧？那日本应该做的更好啊。美国也是这样，大部分人租房住。　　

当然，需求中的确有“刚性”的部分。比如说，老丈母娘的需求就是刚性的，刘一锋、左志博要娶老婆，你们的丈母娘就说：“你得给我女儿买房子”！这个需求是很刚性的。当然你讲的“经适房”的需求，也是刚性的。但相当一部分人买房子是用来投资，是资本的过剩造成的，他们的需求是一定要赚钱的。　　

●刘一峰：　　

我感觉我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应该拿出来讨论。一是它的供给量小，而且供给面也比较狭小。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要买房子的话，经济适用房肯定没有我们的份。　　

●赵磊：　　

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叫做“组屋”。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有400多万人口。在这么小的国家，李光耀采取了这么强硬的手段，但还是干预不了它的市场上的房价。新加坡的商品房的价格也是高的不得了，而绝大多数人的住房只能采取“组屋”的形式。这种房子我见过，里面的结构就像筒子楼那样。据李光耀说，这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互相之间交流。而有钱老板们，住的是“公寓”；更有钱的富豪，住的是“豪宅”。“组屋”、“公寓”、“豪宅”之间的差别，我只能用天上人间来形容。　　

“公寓”、“豪宅”相比，住在“组屋”里和住在平民窟一样，刘一锋住在里面肯定会想不过。　　

●刘一峰：　　

         这种情况与茅于轼的说法很像。茅于轼就说，必须把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档次拉开，比如，经济适用房就不能修厕所，就得让你住在经济适用房里面难受。因为住经济适用房是占了国家的便宜，所以不能让你常住在里面。　　

●左志博：　　

        北京一位老人不就发明了一种“胶囊公寓”么，一间房间只有一二平米，就很符合这种思想。　　

●赵磊：　　

香港就有这种蜗居，他们叫“笼屋”。这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呢。　　

●鲁保林：　　

我认为，中国长期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这两个问题又是有矛盾的。第一个是消费问题，比如购买力不足、人民需求不足等。当然，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这个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就不多说了。而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它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利用这个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应对危机的中期措施，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个问题就是，利润率趋于下降，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它的利润率也比较高。另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化解虚拟经济的泡沫。套用赵老师的观点，现在生产过剩，又没有新的增长点，他不往房地产投，又能往哪里投呢？　　

但是，这两点是很矛盾的。我们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又会排斥劳动力，就像机器排斥人一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呢？这是我的担心。　　

●赵磊：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一个矛盾摆在这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让利润率上升，但是却排斥更多的人出来，这部分人的消费又被萎缩了。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办？　　

主流讲“市场配置资源”，叶老师讲“资本主义制度”，学界、官方讲“经济发展方式”，其实都指的是一个东西。我就按官方的说法吧：“经济发展方式”。看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啊！它很难持续。如果高新技术产业一定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一定不是劳动密集型，一定是排斥人力的。　　

产业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多，需要的人力也就越来越少，一定有很多人被筛出来。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生存？有一个游戏规则，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被筛出来了，如果你祖上给你留了100万，那你吃喝嫖赌都可以；如果你是身无分文的劳动人民，那对不起，你就自生自灭吧。这些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才有高薪，所以高新技术产业的人都是高薪。　　

剩余那么多的人咋办？一个可能的出路是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给你一点点施舍不至于饿死，但你绝对活得没有尊严，否则就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了。资本主义精神叫做“优胜劣汰”！照这样看来，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先不说生态危机，仅经济危机就一定会反复出现。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越来越多，而大部分人又被排斥在生产之外，既然没有生产，那你凭什么消费？这种情况下，财富在堆积，贫穷也在堆积。失业怎么解决，消费怎么解决？还有一条路，老柳说的办法，就是打一仗（柳成湘：资本主义的办法）。所以要获得超额利润，必然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来。　　

●柳成湘：　　

       从液晶电视上你就可以看出来。液晶电视在两三年前，一万块钱。现在再看，四千块钱，并且货币这两年还在贬值。　　

●赵磊：　　

        因为生产力在提高啊。　　

●柳成湘：　　

        对啊，消费就跟不上了嘛！　　

●赵磊：　　

我插一句。刚才我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我连续收到好几次，它是这样说的：“成都公安温馨提示：各位市民，凡是接到陌生人来电、短信、电子邮件等，无论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汇款、索要账号密码，请您切记不听、不信、不转帐、不汇款，有疑问，请拨打成都公安热线……”。这说明现在的闲人越来越多了，要靠欺骗来谋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很多人在干这种事。　　

其实，很多人被排除在生产之外，本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就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全面发展”。但资本主义做不到这一点。按照马克思说的，人本来是应该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只用很少的时间来从事“谋生”的劳动，而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点学问啊、学点书画啊、锻炼身体啊、跟朋友喝两杯茶啊、提高一下自身的修养啊，等等。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要求你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或者剥削人，或者被人剥削，不然你就得死掉。　　

所以你看政府在解决就业的报告上，都少不了这一句：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家政服务啊。问题是，以后家政服务都过剩了，你又咋办呢？发展第四产业？第五产业？　　

●李节：　　

        现在的空置房这么多，缺房的人一家分一间也住不完，但是宁肯空着也不让需要的人住。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说我有这个觉悟，让灾民住我家，但是我也只能解决一两家。全成都空房子多了去，都在那里闲着。　　

●鲁保林：　　

        哪能让你白住，人家讲究“等价交换”！　　

●赵磊：　　

        市场经济有其历史合理性，主流教科书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已经到了神话的地步。但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合理性，我们恰恰要在合理性之外，看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肖磊：　　

我接着他刚才说的高新技术。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有一种重大的技术创新，比如说发明了蒸汽机之后，它通过关联产业，在一定时期是可以缓和这个矛盾的。但是缓和之后有一个衰减的过程，等到这个衰减过程结束之后，矛盾又一次的暴露出来。你说的要发展高新技术，这种高薪技术是一种基础的创新，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部门。　　

资本主义萧条的蔓延，在每一个时期之后，都有一个重大的产业部门诞生。比如英国当年的纺织业，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就得到了传播。比如钢铁、铁路、电气。90年代恰好赶上个新经济、信息技术，所以经济有一个高涨时期。如果2008年的危机在全世界蔓延，是不是会有一个重大的新技术诞生？　　

●柳成湘：　　

        问题是，这种新技术能不能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肖磊：　　

        新技术能够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部门，通过产业链拉动各个产业，能使剩余资本有个投资的场所，剩余价值实现成为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作用是衰减的。就像熊彼特说的，创新的作用就像弹钢琴，“当”，按一下，它的声音逐渐衰减，直至停止。还有另一种创新，是工艺创新，就是对现有技术、产品生产模式的改良。比如柳教授你说的液晶电视，就属于工艺创新。　　

●赵磊：　　

    新的技术革命一定会出现。但是，新技术革命的出现，能解决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么？不能，而且有些问题还在加重。现在更清楚了，资本主义面临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有生态危机。因为它不仅在制造过剩，还在疯狂的破坏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它面临的是双重危机。　　

●柳成湘：　　

还有，它是在破坏消费！　　

●赵磊：　　

       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关注生态危机，因为这也是一个制约资本主义的瓶颈。以前是消费与生产之间脱离，现在资本主义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产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演变的很快，以至于我们还没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就已经在敲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了。资本主义制度，用市场的办法，不可能在体制内部解决生态危机。　　

●肖磊：　　

        那如果技术创新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比如说利用原子能呢？原子能不像现在的能源一样，它如果利用好了的话，是不会造成生态危机的。　　

●赵磊　　

核聚变类似于现在的太阳能，再把它转化为电能，对环境就没有污染了，这个可以永续利用。但这同样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柳成湘：　　

        实际上，原子能发电在40—50年代就有了，在70年代发展的比较快，但是进入90年代发展就慢了下来。因为核废料现在很不好处理。　　

●肖磊：　　

         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消失或资本之否定，是必然的趋势。　　

●李节：　　

        你这个变化在技术上用什么来衡量的呢？　　

●肖磊：　　

       当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几的时候。就像工业社会兴起的时候，农业只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几。　　

●叶劲松：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原来是没有GDP概念的。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引入了GDP的。对鼓吹第三产业的观点，我是持反对看法的。西方国家鼓吹第三产业发展，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腐朽心理的表现。它的绝大部门，实际上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是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以及商业中的那些物质劳动环节，后者是工业的一个延伸。　　

而且第三产业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虽然资本家也纳税了，但社会财富不是他们创造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是工人、农民。而现在所倡导的第三产业，许多都是寄生性的。比如说澳门，它的人均GDP排在亚洲第一，可实际上它创造了多少财富呢？　　

●赵磊：　　

叶老师讲的有道理，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不生产的、或者说非物质生产部门里，的确有很多腐朽的东西。像成都人的休闲时间，很多都用来打麻将了，我对麻将就比较反感。　　

但要注意一点，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并不代表第二产业创造出的财富下降了，相反，第二产业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量是上升的。比如农业，在GDP计算当中，我们过去农业产值占40%、20%，现在农业产值只占10%了。但是，农业的产量却一直是在增加的。它的产量在增加，但它的产值地位在下降。　　

第三产业确实有很多腐朽的东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排位里，没有使用价值量，只有价值量。因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人们的需要，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和剩余价值。这种变化是规律性的：产值所占比重的下降代表着该产业地位在下降，但是该产业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却在增加。为什么使用价值的数量在增加呢？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效率提高可能是增加机器造成的，可能就是人手减少了但技术提高了造成的。总之，它是通过“剥削”自然力来实现的。　　

●肖磊：　　

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价值量本身在缩减，但使用价值量会越来越大。　　

●赵磊：　　

        马克思早就讲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率成反比”。用市场经济的统计指标来看，也是这个趋势。　　

●叶劲松：　　

        现在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它的GDP是1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的比重更大。你说还要让它降到百分之几，是不是不大可能了？　　

●肖磊：　　

我觉得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叶劲松：　　

        确实，这是一个趋势，这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病态机理。就拿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它的虚拟经济就属于第三产业。但是否会降到那个量，就不好说了。　　

●赵磊：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实体经济太薄弱了，虚拟经济应该压缩，腾出一部分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但是，在实体经济大大过剩的情况下，资本不可能投到实体经济中去。　　

●肖磊：　　

        第三产业也并不都是虚拟经济、投机经济，比如说“理发”。　　

●叶劲松：　　

        我也说了，第三产业并不全是虚拟经济。但是，理发这种行业不是第三产业产值主要来源，第三产业产值更多是由虚拟经济创造的。　　

●鲁保林：　　

         那你说金融衍生品有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呢？　　

●肖磊：　　

        金融衍生品，这个应该是不创造价值的。　　

●叶劲松：　　

        马克思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而且还得是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不等于创造物质财富，当然它为创造物质财富提供了条件。　　

●赵磊：　　

        关于财富的含义，最早，财富只能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比如说大米，看得见摸得着。到了后来，财富或者说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现在有一种观点，把一切“效用”都看作是“使用价值”。“效用”就有实体性的和非实体性的。比如说，给你理发、洗脚，你很舒服，这个提供的是“效用”，而且是非实体性的“效用”，这是不是使用价值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后讨论。　　

●柳成湘：　　

        最近美国有了一个新举动，就是推迟干涉中国汇率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推迟呢？我感觉是为了和中国创造一种良好气氛。但是这种良好气氛是暂时的，过段时间他们还是要照样的拷打中国的。　　

●赵磊：　　

最后我说两句吧。刘一峰谈房价，肖磊谈周期，左志博也谈房价，老柳谈了社会上诸多乱象，叶老师从制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保林提出了一个悖论。大家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发表了高见，我很受启发。　　

我想和大家谈谈“方法”。之所以要谈“方法”，是因为我看到，善良的人们并不缺乏正义和激情，但在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时，许多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中。比如对房地产业的分析，时下流行的做法，不是从现存的经济关系、资本逻辑去把握其内在必然性，而是把高房价的根源，归咎为几个“坏人”捣蛋。　　

倘若今天中国的种种乱像，真的就是几个“坏人”捣蛋的结果，那么很不幸：在抓了那么多“坏人”之后，在搞了那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在发表那么多“社评”之后，在高呼了那么多次的“口号”之后，为什么贪官依然前腐后继？矿难依然频频发生？高房价依然我行我素？两极分化依然昂首前行？　　

“坏人”究竟是怎样炼出来的？不改变现存的经济关系，你就想彻底解决这些“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不是“与虎谋皮”，又是什么呢？　　

我们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目的在于准确把握形势，并科学预测发展趋势。“把握”和“预测”当然有很多方法，我归纳一下，无非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另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但这两种方法的境界不同，实在是判若云泥：（1）历史唯心主义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2）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可以为所欲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意志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3）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趋势不具有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虽然会受到各种偶然变量的影响，但趋势的基本走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所以，历史唯心主义把握形势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形势的目的，则是要找到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在客观规律。　　

有人说：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不是物，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说：实践当然是由人来做的，而人又总是受一定观念支配的；但是，实践中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定历史关系、历史环境中的人，他的观念总是历史关系、历史环境的产物，他的实践不能超越他所处于的历史环境。　　

历史唯心主义要人们相信，只要消灭了那几个左右房价的“坏人”，就能解决高房价的难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产生“坏人”的土壤，你怎么能消灭“坏人”呢？要消灭“坏人”，就必须消灭产生“坏人”的“土壤”。　　

有人反问我：不是都说“思路决定出路”吗？既然“思路决定出路”，主观意志就是“第一性”的。我说：在某个具体事件的选择中，“思路决定出路”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如果要拿它来为历史唯心主义辩护，就大谬不然了。试问：人的思路难道可以超越历史给定的各种出路吗？　　

比如有A、B、C三条出路，所谓思路的“决定”作用在于：你能在这三条出路中自由选择——这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不论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你都不能超越这三种选择——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它决不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神话。这一点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个区别，就好比栓在树上的一条狗，狗的自由（主观能动性），取决于绳子的长度。这一点，狗是不知道的，所以它总是左冲右突，以为它能跑出绳子给定的范围，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它的自由超越不了绳子的直径。历史唯心主义就是这只栓在树上的狗，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看见了这根绳子。　　

有人对我说：历史唯物主义“太消极”、“太窝囊”了。我说这是误解。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有所作为”，而不是“消极”，不是“无所作为”；但“有所作为”并不是“乱作为”，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不是“窝囊”，不是“消极”，而是真正的“积极有为”，因为只有“顺势而为”，你才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你才获得了自由。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这个意思。　　

“顺势而为”不是机会主义，不是“有奶便是娘”，而是因势利导，善于把握和利用机会。比如最近有关“转基因”的斗争，作为一个公共事件，“转基因”的分歧并不是左派能够凭空“创造”出来的，但左派却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事件，及时揭露了右派的嘴脸。　　

我还要强调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正视”这根绳子，“尊重”这根绳子，同时也要通过实践，来不断改变和加长这根绳子。　　

由于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往往可能并不符合某个人的主观意愿，甚至可能伤害某个阶级、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形，可以说是“阶级对立社会”的常态。但是，不能因为与自己的意志相悖，就把这种“伤害”和“相悖”仅仅归咎于几个“坏人”，进而回避、甚至忽略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是一个很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伟人，也是一个个人意志非常坚强的革命家。他晚年曾对李呐说：“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可见他老人家也不主张脱离客观条件去“为所欲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坚决反对“乱作为”，而且非常善于“顺势而为”。　　

总之，我之所以要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是想说明：必须把握问题的内在逻辑，而不仅仅是把目光聚焦在几个“坏人”身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无它：彻底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