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南方都市报 2007-2-8)

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
南方都市报 2007-02-08  作者：梁小斌
［南方都市报编者按］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月25日，16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形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诗人梁小斌就其中“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点有感而发，重新审视了自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旧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１９７９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１０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２００５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天问诗歌公约
第一条　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
第二条　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地娱乐化。
第三条　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
第四条　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
第五条　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
第六条　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
第七条　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
第八条　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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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师，你为什么要忏悔？
文/安琪
2月8日，梁小斌老师突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的文章，一时让我惊讶莫名。这个一向处于冥思苦想状态的朦胧诗人，在我的眼里，是除了北岛之外保存着最多朦胧诗人气质的一个人。所谓朦胧诗人气质在我看来就是，他们的不合时宜，他们的不为现世欢乐所承接的孤独，他们的忧患，他们的无助……这些，在梁老师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
犹记2004年我第一见到梁老师的那份敬重，此前我因为工作关系，已认真编辑校对过他的《梁小斌如是说》多遍，这是一部可以一读再读的好书，它的思辩性犹如博尔赫斯的迷宫，让人每一次进入都能因为路径的不同而感受到寻找的魅力。此后，梁老师和我一样成为北漂一族。梁老师是朦胧诗群里唯一未因为诗歌而享受到任何待遇的人，这待遇有两种，一种是获得政府承认而享有的荣华富贵如舒婷，一种是与政府不合作而备受海外某些势力推崇的异议人士如北岛。梁老师因为两者都不沾边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孤独者，他因为写作而被除名，至今居然像大多数暂居北京的诗人一样成为飘零者。
难得的是梁老师从不因此而对当下有何种抱怨，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诗人不应太多考虑生活，生活的问题是，你越考虑，它就越是问题。在我看来，梁老师的生活状态有点神秘而不可思议，细究起来实在是非我辈小人物可以为之猜测或分忧的。但梁老师就这样一年年地在北京为他的思想增加着越来越深的厚度，直到他突然写出了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的文章。
在我看来，梁老师其实是想为他们那一代人重新定位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即，朦胧诗人们所承担的反叛社会，追求理想，献身某种事业的激情在1979年那个拨乱反正大快人心的日子里因为那么合情合理而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由此，朦胧诗人迅速获得了全民的认同。虽然这认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议乃至貌似强大的批判。在梁老师看来，朦胧诗人们其实承担的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工具，它并未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梁老师感到必须忏悔。
他忏悔，他被作为时代的工具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呼吁“钥匙”的丢失，但这种忏悔有必要吗，我为此怀疑。我以为，那个时代顺应了全国人民反思的需求完全是正当合理之举，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停下运动的惯性思维，冷静思索，究竟在全民批斗狂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梁小斌敏锐地感到，是“钥匙”丢了！
多么敏锐的发现——钥匙！从此，这“钥匙”成为梁老师的标志，我们应该为此珍惜。今天，无论梁老师出于什么动力对此提出否定，作为读者，我们有理由反对他的忏悔，我们甚至有理由进一步追问：梁老师，你为什么要忏悔？你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不正是这次天问诗人公约第三条“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的最好写照吗？
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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