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畸人

 兰州畸人

       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忘记了，他大概60多岁。
       可能是第十次登上报纸，或者更多。
       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皇。雪白的带有暗花的缎子衣服，同样颜色的裤子，脖子上有长长的白纱围巾，这样，他骑着自行车走在街道上的时候，围巾可以被风吹起来，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很高，样式类似旧社会东三省的军阀的帽子，有的时候，他也穿别的颜色，宝蓝色的缎子衣服，鲜绿色的缎子衣服，一律是绫罗绸缎，上面有大朵的暗花，穿这样颜色的衣服时，他会配上同样颜色的贝雷帽，非常俏皮。
       他穿着绫罗绸缎的衣服，骑着一辆被精心装饰过的自行车，高傲地昂着头，从闹市穿过，30年了，或者更久，人们还是不习惯他，当他从路上骑车走过的时候，公共汽车上的人，都会涌到一边的窗户前去，车没因此翻个个儿真是奇迹。
       无儿无女。大概也没什么亲戚愿意和他来往。
       曾经有过职业，在歌舞团跳舞，在很早以前。因为他的穿着，还有他喜欢的人，他被开除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就在歌舞团的小平房里住下，在歌舞团的隔壁，开着小铺子卖馒头。到了晚上，他就走到街上去，在最热闹的地方，张掖路，静宁路，广场，放下一只小小的录音机，播出音乐来，开始跳舞。他曾经是歌舞团的演员呢，他很为此骄傲，即便是在街头，也严格要求自己，跳蒙古舞，就穿上蒙古族女人的衣服，垫上假胸，跳藏族舞，就穿上藏族女人的衣服，垫上假胸，戴上头饰，即便是大热天也罢。他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音乐是《骏马奔驰保边疆》，他就认真地做骑马的动作，在围观的人中间跑上一圈又一圈，等到音乐终了，他胸脯起伏着，拿起一顶帽子，开始跟还没有来及跑掉的围观者收钱，还会礼貌而矜持地说“谢谢”。市容，警察，开始还躯赶他，后来，他们也成了笑着围观的人中的一份子。
       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目不斜视，永远不产生令人误会的笑容，即便那些给他钱的人，他也从不多看一眼，照样下垂着眼睫毛，只微微点个头。
       他也及时更新他的曲目，《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流行起来，他及时地添置了花布衣裳和假辫子，排练了新的舞蹈，那舞蹈，在他看来，可能比较秽亵，但却讨好，他也懂得跟上时代，揣摩观众心理。
       活着真不容易，尤其对他这样误入歧途的人。执拗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在他这里，除了让他变成一个畸零人，再也没有别的后果。他主动退后一步，站到人群的对面去，主动把自己归类到这个城市里标志性的人物当中：大教梁指挥交通的疯子、皋兰路跳大秧歌的傻孩子、铁路局扎着几十条辫子的疯女人。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执拗有什么不对，他内心的观念极其强大，强大到，六十多年，从没理会过这些妨碍他目不斜视前进的事物，只下垂着眼睫毛，微微点个头。
       还要活着，有这样强大的观念支撑着，搞不好，还会活上很久。注视他，是一件毛骨悚然而且难堪的事情，毛骨悚然到，经常不得不低下头装做并不在意，写他，即便是以最善意的笔调，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苹果

       “房子里静悄悄的。她一定仍还在房里站着，两眼直愣愣地仰望着什么东西......她的模样既害怕，又让旁人感到恐惧......望着什么高高悬挂在上方的一件东西。从她那游移不定的目光看来，她正在注视着的那个东西似乎不是固定在那儿，而是悬挂着，或者还在那儿微微地摇晃。屋子里一片寂静。然后......他把耳朵贴得离房门更紧了些......啪嗒......啪嗒......啪嗒。响了三次......好像有三只苹果从上面掉落下来。”
      “这是苹果。这个念头进入到他心里，而且留了下来，清晰得惊人，透过阴暗的透明体而看上去变得黑黝黝地充满了凶险。这个关于果实的念头......想到它从枝繁叶茂的树杆高处掉落下来，落在那间紧闭着的、空气恶浊的房间里......这念头像个幻觉似地轮廓分明。”（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苹果树》）

       房子里静悄悄的。还没到开灯的时候。父亲看着两个孩子，他和孩子们什么都不做，他只是看着他们，墙上有一只钟表，在幽暗中失去了确定的位置，钟表走动的声音像是响在任何一个地方。
       他出身在富贵人家，在那些年头里吃了很多苦，他活下来了，但他可能疯了，在车间里，如果有人聚集在一起说话，看到他走过来，还看了他一眼，那他们一定是在说他，一定把他讲得不堪入耳，回到车床边，他的双手依然愤怒和紧张到不能抓住任何一个零件；如果有人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那也一定是在吐他，毫无疑问，是在吐他。有一天，车间里丢失了一件昂贵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被盘问到了，盘问到他的时候，他冲出车间，冲到他的孩子读书的小学，冲进教室，在教师惊讶的目光注视下，把两个孩子揪了起来，拖回他们的家。两个孩子，姐姐八岁，弟弟七岁。
       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两个孩子，开始有人曾经看到窗户上有孩子的脸在向外张望，但没多久，窗户就被木板封死，再没有人看到一点孩子存在的印记，甚至一声叹息，一点哭泣，一点发霉的饼干的碎屑。甚至指甲抠在木板上的声音。
       孩子到哪里去了？去乡下了。每天早晨，他照旧戴上黑框的眼镜，匆匆地锁好门，神色严峻地骑上自行车，去他的工厂里上班。直到12年后，人们冲进他们的房子，把两个孩子放出来。报纸上，把这场伟大的行动称为“解救”。
       报纸的照片上，他坐在一间空房子的中间，像在接受审判。依旧戴着黑框眼镜，穿着一双胶鞋，双腿双脚都紧紧地并在一起，他反复告诉别人：“外面的人太坏了。”
       他不会说他们在那间房子里的生活，孩子们也不会，这些，都靠我们用想象来填补。12年里，木板封死窗户的房子里，他看着两个孩子，他们什么都不做，他只是看着他们。他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着，这是他的模样，属于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这副模样看久了，就让人感到恐惧，就会觉得，有些什么在他脸上荡漾，有些什么正在抽离，他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生物或另外一些什么东西，除了尖叫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打破这种梦魇般的静止不动。他看着他们，这是他的果实，他疯狂地需要理由把他们保存起来，如果可能，他可能会让他们回到他自身。他可能还给他们弄一些吃的东西，非常可怕的、难以下咽的东西，在那间紧闭着的、空气恶浊的房间里。这真是个让人发狂的故事。
       被解救出来的孩子，智力只相当于10岁的孩子，但人们还是把他们送到正常的小学。有一天，他们的同学拿给他们一只苹果，从中间切开，分给他们吃，看着那只被切开的苹果，看着苹果洁白的果肉，果皮上淡粉的颜色，还有那对称的轮廓、醒目的果核，非常非常美，那个姐姐突然说，苹果还可以切开吃？在这之前，他们只从父亲那里知道苹果是削皮以后，啃着吃的。
       我写过这个新闻故事，在另一个地方，在2003年余留下来的盲目的快乐之中，在那里，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缺陷，快乐地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现在，我要说，这个结尾，是编造的。       

小村

       小村子隐藏在大片的枣树和桃树林子里，大约有几百户人家，村子背后是石头山，一些人住在山上。
       有一天，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在城市里，一副作为标本的人体骨骼，可以卖上600块。城市并不远，从枣树林子和桃树林子里走出去，坐上46路车，大概只需要几站路。可以找到人体骨骼的地方也不远，从小村子里走出去，上山，北面的山坡上，全是坟墓，黑压压的墓碑，从山上一直铺展到山下，像一片黑颜色的树林。
       有几家人立刻有了主意，很快形成分工，青壮年上山，去挖坟墓，女人留在家里，拾掇尸体。
       开始还遮遮掩掩，要等到晚上，月亮从石头山背后沉下去，野鸟开始鸣叫以后，他们才到山上去，很快，他们发现，很少有陌生人穿过枣树和桃树林子，到村子里来，这行动就蔓延到了白天，白天，他们也扛着铁锨，洋镐上山。
       警察包围那几家人的时候，小院子里，到处是挖来的尸体，报纸上这样描述：“眼前的情景让大家都大吃一惊，水缸里浸泡着尸体，一口大铁锅里，煮的也是尸体”。还有，院子里，留守的女人茫然地站起来，丢下正在拾掇的尸体，像干活计的时候被人打扰那样，习惯性地在围裙上蹭一蹭双手。
       要浸泡，要煮，要刮，在黄昏的院子里，独自一人，她一点都不怕。
       现在看来，恐惧是一种尊贵的情感，让人有避讳，有忌惮，有敬畏，不敢任意妄为。但显然，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讯息，恐惧是本能的天生的情感，但恐惧的形态却是环境的结果，是经学习得来的，什么事情可以引起恐惧，恐惧到什么地步，是约定俗成的，是由大家一起来规定的。在食人部落，劈开一个头颅，显然不是足以引起恐惧的行为。
       即便是已经被规定好了、被培育成形的恐惧，只要有另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出现，就足以让禁忌和恐惧消失。让某种禁忌某种恐惧消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现在我知道了，600元。
       600元，男人想着这600元，扛着铁锨，洋镐，走在上山的路上，即便是夜晚，心里也暖洋洋的，也不害怕，女人想着这600元，独自坐在空旷的院子里，系着围裙，一会去看看水沸了没有，一会儿添点儿煤，小凳子坐久了，腿有点麻，她就揉一揉，手里的活，可一点也不敢停，不然，男人回来，是要骂的，她寻找着下手的地方，看看从哪里刮起来快一点，骨架在她手里摇来摇去，像一个秋天被砍倒的向日葵，头颅在她手里翻来覆去，像一个凿了眼的南瓜。暮色来了，她坐在院子里张望着，别人家烟囱里已经冒烟了，她洗洗手，去揉面，今天是揪面片呢？还是下面条？她想着。

月亮是大家的

       头版，头条，标题的字号也非常大，非常黑：“俄罗斯科学家要炸毁月亮！”
       “五位俄罗斯科学家向俄罗斯政府提议，用俄罗斯的‘联盟’型火箭装上6000万吨级的核弹头射向月球并摧毁它。他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一个庞大的‘寄生虫’，正是月球引力使地球倾斜，自转速度变慢，引起海潮起落。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不再倾斜，地球上将不再有四季变化，有些地方会拥有永恒的春天，还能减少很多自然灾害。俄罗斯政府表示将对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下面加了编者按，才情洋溢的按语里，引用了古往今来，与月亮有关的诗歌，最后，编者愤怒地向广大市民提出，对于俄罗斯科学家的行径，我们能答应吗？我们能听任他们炸掉月亮吗？欢迎广大市民参与大讨论。
        第二天，还是头版头条，还是关于炸毁月亮，标题的字号非常大：“月亮是大家的！”
       下面的段落由我凭借记忆模拟出来，大概，错不了。
       “昨天，我报关于俄罗斯科学家要炸毁月亮的消息见报后，在市民们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市民纷纷打来电话，对俄罗斯科学家自私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家住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冒着大雨拄着拐杖连夜赶到报社，愤怒声讨俄罗斯科学家的企图，并说‘月亮是大家的！’。一位姓王的中学教师打电话到报社，在吟咏了许多关于月亮的诗歌之后，认为月亮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他对俄罗斯科学家不顾他人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不只我们这里进行了大讨论，这是来自南方的报纸：“本报读者刘先生：月球不是你俄罗斯人的月球，它属于全世界，全世界人民不答应，每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将这几个异想开天的人淹死。”
       愤怒情绪在蔓延，再继续下去，全中国的市民，都将在等待吐口水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准备把天杀的俄罗斯科学家淹死。不过，我终于等来了我想看到的。没几天，这个让人心惶惶的消息被揭下了画皮，照进了照妖镜。这条新闻是专门刊登奇闻逸事的《世界新闻周刊》在4月1日那天刊出来的。
       “月亮是大家的”令我深思，关于人的缺乏辨别力，盲从，冲动，还有无处放置的、对“盛大”事件的热情，还有“市民”身上所共有的奇特的、不寻常的气息。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下一次“炸毁月亮”，可以让他，在雨夜拄着拐杖到报社去。他如此盛大地准备着他的说辞，他的出发，他所要乘坐的公交线路，犹如年少时候盛大地准备观看一次露天电影，一次春游，心里有惴惴的欢喜。这种盛大还可以扩张，扩张成野蛮的、可怕的热情，为月亮，星星，或者不沾边的什么。没人关心月亮，所有人只是在期待着参与“盛大”。我们对自身对“盛大”的渴望一无所知。
       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找到了他的“盛大”，而我比他更危险，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盛大”是个隐患，像迟来的麻疹，还没有发作过，越迟，越危险。

焚心似火

       三十万，在那一年，在我们这城市，可以在市中心的位置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或者可以和某个人逃离这个四季灰蒙蒙的城市，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传说中的新生活什么样？谁都没有把握，但跟眼前这着实熟悉到厌倦，温暖到腐烂的窝比起来，还是值得冒险一试。
        这个女人，大约就是这样想。
       警察，三十多岁，平凡的脸，短头发，胖，画凶狠的黑眉毛，嫁个索然无味的丈夫，已经受够了眼下的生活，不死心，和年轻一点的后生有一点暧昧，大致如此。没什么可以多说的，大致如此。只是，她不一样，她不甘心，她不死心，年轻男人出现在她生活里，是小小一簇火苗，跳一跳，再跳一跳，成了大火。她如何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而不成为千夫所指的中年荡妇？带一点钱，和他一起逃离这个城市，大概是最稳妥的一条，值得冒险一试。
       她的工作给她一点便利，她顺利地领养了个弃婴，女孩子，上了户口，办了手续。为什么抱养女孩子？女孩子太可怜了，老是被弃，她身为女性，同情女孩子。她回答。她立刻为这女孩子保了人身意外险，总额三十万。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保？对领养的孩子，要更疼爱一点才行。她回答。
       但她等不住。只三个月，再也等不住，那天是个阴天，再迟一天也可以，但她等不住，一个主意一旦快要落地，和肚子里的孩子快要落地是一样的，再也不管什么天气、时机。她抱着孩子，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在春寒料峭的四月，先去坐上山的缆车，可惜风大，缆车停开，她们马不停蹄地抱着孩子，在寒冷阴天的四月，去划船，孩子终于被她母亲失手落到水里，再救上来，还活着，她送孩子到了第一家医院，只看一看，就嫌那里不好，去第二家医院，输液还没几分钟，她说，这家医院也不好，拔下针头，回到第一家医院。那孩子终于咽了气，她立刻去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拒绝了这笔可疑的索赔，她立刻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报纸给了这件事情几个整版，一个星期都在讨论，所有的细节都被放大，这个城里所有的办公室，所有的人，早上打完开水，就在等着看，这个女人是不是拿到了三十万。这个女人，和她的妈妈，姐姐，这三个同样画着凶狠黑眉毛的女人，一次次出现在报纸上，她们最可怖在，她们并不像任何一个人肉叉烧包店里的老板娘，她们是那种最常见的、最世俗的本土女人，沉闷，阴郁，狭小，有点点自以为是的聪明，这样的女人，下班高峰期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最起码有二十个。
       官司在拖延，没有证据， 没有结果，一年以后，她再次上了报纸，又是几个整版。她把她的丈夫杀了。
       她说，他是喝醉了酒自杀，但那把刀子插入的角度证明了她是在说谎。她被判了死刑。
       小小一簇火苗，燃起来，就收不住，连燃料都不必有，欲望是真正的永动机，她必须要做点什么，不管天气、时机，不管自己那点自以为是的聪明是不是奏效，必须要做，要赶快做，手忙脚乱、披头散发、破绽百出、接二连三也要做，才能与生活的缓慢迟滞对抗，才对得起她自以为是的渴望。
       一个沉闷、阴郁，有着凶狠黑眉毛的女人，让这城市在两年里，兴奋了两次。然后呢？生活还是老样子，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上，二十个沉闷的女人，扬起二十个手腕子，看看手表，六点，就是六点，再过十分钟，就是六点过十分。车窗外的树上，有小虫子在咬噬树叶子，一点点地咬。

静宁路口，向东

       冬天。一个男人站在寒风中，大约四十岁，双手举着一条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寻人：这纯洁、高尚、智慧、勇敢，拥有高贵灵魂、伟大思想，虽转瞬即逝，但无愧天地的人啊，你在哪里！？”他头颅微微扬起，紧闭双目，是殉难者的表情。他穿着棉鞋、皮手套和军大衣。他也知道冷。
       他打着这条寻人的条幅，游走在大街小巷，已经许多天，这一天，气温是零下十二度，他站在了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路口。围观的人里，有人说，这个人肯定是受了精神刺激，这么冷的天，站在这里，是多么可怜。
       他自己肯定不这么看。记者闻风赶来，他侃侃而谈，思维清晰，有条有理，他是中学老师，知名大学哲学系毕业，他知道他的寻找多半是无望的，他的举动不过是象征，是“布道”，他要以此向世人宣告他的思想。他说，他所寻找的人，全世界恐怕也没有几个，而他自己，毫无疑问，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说，打着条幅寻人只是他的第一步。也许，下一次，他会换成灯笼呢？谁知道呢？
       他的朋友也被找到，他们是他在入魔之后所剩不多的几个朋友，他们非常痛心，非常悲哀，他们对他持续了几年的极端想法和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甚至为此动手打他，但是他照旧认为，这是因为自己不被人们理解，他还劝说已经怀孕的妻子把孩子做掉，好让他没有牵挂地去流浪。

       夏天。一个男子，22岁，非常英俊，在身前身后挂着足以遮蔽他身体的大大的纸牌，上面写着“我找女人结婚”，还有他的手机号码。他头发很短，五官精致，始终带着微笑。他穿着有着水红色竖条的衬衣，黑色的裤子。
       他背着这两张巨大的纸牌，在“6·1”儿童节这一天，从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路口出发，一直走到最大的广场，在这中间，数次围观中断了他的行程，人们问他的话，我们都可以想到，换成我们，也一样会这样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他始终面带微笑，谦和有礼，一一作答。
       他显然已经想到了这样做的后果，他说“我找女人结婚”，而不是“我想结婚”，他也决定了这是个游戏，所以，他只说“女人”，没有别的条件，这个面目模糊不清的“女人”在这个地球上，有三十亿个，这可真是个声势浩大的游戏。
       他们站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他们的路线，也都完全一样。静宁路口，向东，到市中心的广场。他们没有提前约定。
      冬天，夏天，我们这个高原城市，天空总是高而远。如果是秋天，还会有晚霞。高而远的天空下面，男人拿着写了文字的纸牌，站在一个百慕大一样令人着迷的地方，站在他自己制造的小小旋涡中间，他们身上的男性气质，在晚霞里，脆弱而且迷茫，他们拿着他们的纸牌，像提着一个易碎的灯笼。这一幕总是令我着迷。

清早的对话

       时候还早，还没有到开始的时间，这几个老人在门外相遇了，这样的事情，家里的人，照例会来得很早。
       从照片上看，他们都很平静。最中间，是一个老人，方脸盘，有点小胡子，看起来还很壮实，他穿着深色的衣服，站着，身前有个小孩子，很瘦，小孩子的那种瘦，头发很短，夏天了嘛，孩子穿着浅色的T恤，非常普通的T恤，有一点英文字，哪里都可以买得到，这个老人的手，按在孩子的肩膀上，别的人，围在他们的周围，有男人，女人，都不年轻。新闻里说，他们起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但并不激烈，随后，他们甚至还平静下来，互相问候。
       我可以想到他们在说什么：“你就是他爸爸？”“你怎么教育孩子的？要不是你儿子，我女儿也不会有今天！”“这就是他儿子？孩子怎么办？上学了没有？上几年级？”“你的身体看着还挺结实呢！”“你儿子的妈知道了没有？怎么没来？”
       这个老人把孩子拖在身前，喃喃地分辨着，孩子在他手里不安地扭来扭去，他始终抓着孩子，也许是因为胆怯，也许是要他们同情他，不要为难他，孩子，永远无辜，他的想法，他的紧张，他的尴尬，即便在报纸上的黑白照片里，也一览无余。
       马上要被审问的是他的儿子们，这个孩子的父亲和叔叔。他们，沈长银，沈长平，兄弟俩，逼迫着4个女人，在甘肃、内蒙古、山西、安徽、河北杀了13个女人，在杀她们之前，洗劫她们，逼她们说出银行卡的密码，然后杀死她们，肢解她们，用药溶解她们的尸体，或者用绞肉机绞碎她们，还割下来她们的器官，存放在冰箱里，烹饪之后，吃下去，补养身体。
        报纸开始称他们为“兄弟杀人魔”，后来改称“兄弟食人魔”。不论什么称呼，都不足以表达震惊、惨烈和恐怖，只好把这些称呼改来改去，以表达人们的无所适从，和人们在这些可怖罪行前的不真实感。这些罪行，已经超出了人们经验的范围，令人无法调动以往的经历，去找一种合适的态度去面对，人们甚至可以大笑，可以轻描淡写，可以以任何一种荒谬的态度去面对，都不为过。
       而就是这两个魔鬼，令语言无所适从、令人感觉不真实、感觉恍惚的魔鬼，有父亲，有孩子，父亲方脸盘，孩子穿有英文字的普通的T恤，站在门外，和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女同伙的家属，发生一点真实的、富有人间气息的争执，以及问候。这些争执，这些问候，告诉我们，他们不是由心怀叵测的古怪博士在古堡里，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用人类残肢和猫头鹰的眼泪以及500种毒蛇的毒汁制造出来，他们上过小学中学，有老师校长，有同学，有一个在知道消息后就闭门不出、哭倒在被窝里的母亲，他们是由这个母亲生养下来，也吃人奶，他们身上也有一张世俗的网，尽管这张网没有网住他们，但这个网真实存在。
       这才是这个案子最令我震惊的地方，那些杀人的手法，那些血，电线，绞肉机，黑塑料袋，似乎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东西，似乎完全可以不管，但那些早上聚集在法庭外，互相吵闹问候的老人们，却让这个空间和我们现有的空间有了交错，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我们既然可以轻易地由此及彼，也就有可能轻易地由彼及此。这其间有一条通道，就隐藏在这些世俗的、平淡的对话里，就隐藏在，我们看似平淡的、最妥贴的生活里。

铁窗

       这个女孩子符合杜拉斯的描述，她有着“一张被岁月摧毁的容颜”。你可以看出，她其实非常年轻，但她的脸上，有一种近乎衰老的、陈旧的、被搁置过的神色。她穿着囚服，头发是十年前流行过的样式。她的表情却又很难讲，似乎是得意，又努力压抑着，确实，在4000个女犯人中间，被挑选到这里现身说法，她不可能不得意。
       她开始讲了：“以前，我也有过灿烂的岁月，也曾经是银行职员”。
       我立刻知道了，我知道她做了什么，后面的故事，我完全可以替她讲下去，她的故事，报纸上每三天登一次。果然，他出现了，“他又英俊，又潇洒”。然后：“第一次，他说做生意急需30万元，我没有这么多的存款，他说，你管着那么多的钱，难道不可以先暂时借给我一点？我知道这是违反财务制度的，立刻回绝了他。”我知道她最终是会答应的，果然，答应了，她挪了30万出来。又讲：“他说，一周之内就还给我。”我想，这第一次肯定是会还给她的，也果然。她甚至为了自己不相信男友而后悔莫及。然后就有第二次，这次他就说生意亏本了，还不上，又怂恿着她再挪些出来，赚了钱好把钱还上。这样，一次一次。
       报纸上全有，她的故事，就在报纸上，每次的细节都一样。渐渐，这不再是她的故事，而成了“她”的故事。“她”的故事，全都一样，每次的细节都一样，男人，永远如此贪婪，永远不动声色，女人，永远如此愚忠，所有的说辞，所有的步骤，似乎是代代相传，传子不传女，没有一点改良和创新。惟独“她”看不到，即便看到了，也以为那永远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离奇，肮脏，溃烂，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别人的故事，是《一千零一夜》，应该由自己来传述，而自己，从来都不可能沦落到被别人传述的地步。
       一千零一个“她”，端坐在一千零一个银行的窗口后面，满心以为自己不是坐在已经登在报纸上的故事里，厚玻璃隔开了街上的声浪，叫卖炒栗子的声音无论如何也传不到这里，一切的机器都锃亮、干净、没有差错、不容置疑，只有数字在面前绿荧荧地跳动着，周围很安静，她完全听不到遥远的地方，报纸被印刷出来的声音。
        “她”使我怀疑，太阳底下，其实无新事，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其实都已经登在了报纸上，我们甚至都看过了这张报纸，却浑然不知，满心以为，那是别人的命运，别人的故事。我们只是等着黄粱饭做熟，在醒来的落日里，有人递上一张报纸，指给我们看，我们刚做过的梦。
       许美静唱过一首歌，《铁窗》，讲的也是“她”的故事，MV里，女人在幽闭的、空无一物的监室里，被白亮的灯照着，喃喃地唱，喃喃地自语，喃喃地悔恨着，幽闭的、空无一物的房间，还是像梦里的场景，她喃喃地，醒了，却怀疑自己其实才是别人的梦，每被别人梦到一次，她就被惊醒一次，把自己的故事回忆一遍，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于一个报纸上的字所构造出的世界里，这报纸每被人看到一次，她就被提出来一次，再把已经规定好的梦回忆一遍。
       

报纸拼图

       有惊悚片叫《人骨拼图》，恐怖片叫《灵异拼图》，讲的是用一点点零碎的、看似没有关联的线索拼凑一个事件的全貌，而在我这里，是“报纸拼图”。
       我用报纸拼出我们这个城市的面貌，在这点上，没有比我更好的读者。
       所有角落所有广告，一个死角我都不留。在不起眼的地方，登着“帅男愿为成功女士解除寂寞”，“舞厅啤酒十元三瓶”，熟悉这个城市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间好地段装修豪华的咖啡馆，转让广告登了足足有三个月。为什么？好奇心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四处打听，搜索资料，终于，6年前报纸上的案例报道让我知道了，那是一间黑社会开的咖啡馆，曾经发生火拼，死伤甚众。知道了真相，我怅然若失，不知道距离找到下一个有待破解的谜语，还有多久。
       还有寻尸广告，所有死在荒山野岭吓傻了晨练老大爷和用树枝拨开浮土的皮孩子的人，女人，都染头发，穿古怪的衣服，身上刻着“情1994”这样的字，男人，都有纹身，龙，虎，豹，所以，文身再时髦，也别想出现在我身上。还有那些寻人启事，有一则我始终难忘：小红，因不愿意让家长花钱给她治病而离家出走。旁边有一张小照片，她笑着，抱着一只布熊。所有熊的精灵，请一定保佑她。
       我喜欢在正里看反，在片言只语里寻找话外音，像办《挺进报》的那些人。
      所有关于贫困家庭高考状元、白血病女孩的爱心洋溢的稿子里，都会写到，他（她）是家里九个（有时候会更多）孩子中的第几个，所有这类的稿子，全不例外。中国的人口，怎能不是个谜？还有一个派出所，年年得奖，破案率全市第一，永远第一。要买房子的时候，我坚决不肯买到那附近，全因为，那里有个破案率全市第一的派出所。
       我还喜欢窥看一个人的命运。某个单位，某个人，在我在这城市的十三年里，始终给报纸写新闻稿，开始，他刚从大学毕业，显然是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挂的是“通讯员”的名头，三年后，成为“特邀通讯员”。这段时间，总是有不同的人名字挂在他前头，每次都不一样，我猜想，那是他们的科长、局长，打114查到他们单位电话，去问一问，真的是。再过了三年，他成了“特邀记者”，他名字前的那些名字都消失了。每年年底，报社都会邀请这些特邀的通讯员记者写写感想和新年寄语，他一次不落，于是我知道他结婚了，爱人在哪里工作，有了儿子，在哪里上幼儿园，儿子后来又上了小学，那小学还邀请了他们单位的人去做安全教育讲座，显然也是由他撮合，这新闻也上了报纸，还是由他撰写。我饶有兴趣地在暗地里打量着他，而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稿子所涉及的场合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篇幅越来越长，显然他在不断升迁，有段时间他的新闻都发生在小县城，显然他是去挂职锻炼了，于是我再打电话到他们单位去找他，得到的答复和我的猜测完全一致。再回到城里，他的新闻稿，是他的名字署在最前面，一些陌生的名字挂在后面，显然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我于是在街上打公用电话到他办公室，祝贺他当上局长，“你是谁？”他警觉地问，“一个老朋友”，我回答。放下电话，我把手插进风衣口袋里，感觉自己像是汉尼拔，刚给斯苔琳打了电话。
       白天黑夜，我是谦卑的小职员，活在剃刀边缘，而在沉默地翻看着报纸的那瞬间，我掌握着这个城市最隐秘的钥匙，我悄悄地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