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作者：易富贤
马戏团里，有种怪现象。年幼的小象都是用粗壮的铁链拴着，而成年的大象则用一个普通的铁链拴着。这根普通的铁链实际上根本束缚不了强壮的大象。可那是因为，从小开始，它就被牢牢地束缚了，无形中它无法突破不了自己的这个设限。一次大火。除了大象，马戏团里别的动物和人都逃脱了，只有大象，活活被大火烧死。
科学家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以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这两个故事都是因为曾经有一个限，罩在了心灵上。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
中国的人口也一样，自我设置人口上限，并且将政策生育率设在1.38的超低水平，1980年代农民的生育意愿还“跳”了几下，1990年代之后都懒得“跳”了，以至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只有1.22。对于如此低的生育率，人口学会常委副会长田雪原说：“因为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将生育率“调整”成1.8，出生人口增加48%（相差48%算普查吗？）。田会长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是“自我设限”的，而其他国家是没有限的。
如此超低的“自我设限”，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6年定下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落空，十五规划的13.3亿人口目标落空。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这个时段生育主体是1980年到1990年出生的女孩（每年平均1084万），扣除15%不生育人口，还剩下921万妇女，这些人平均生育2个（还有相当部分人只愿意生一个，就必须允许生育三个）的话，每年也只有1843万，减去每年死亡870万（实际上应该在950万以上）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万，达不到“十一五规划”要求的1049万。前几年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还有300多万水分），今后5年无论如何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万人口的，意味着十一五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0.982‰调查显示，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1990年左右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左右的1200万快速下降到2028年左右的579万。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3个孩子，日本在1.2-1.3，台湾、韩国不到1.2个孩子。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到时候中国妇女也只生育1.2个孩子，那么这579万妇女只生育696万孩子，而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一千多万，恐怖啊！1970年代每年增加1000多万，引起恐慌，但却导致现在经济腾飞；今后每年减少1000多万，那个时候将是欲哭无泪！
人口问题是一个定时炸弹，越往后掩盖，问题就越严重，对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越大。计划生育是“非常态”，现在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相对于医疗、教育等问题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撤销计生委并不需要太多的投入（还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但是政治收益却是巨大的（功近而德远！）。
所有调查都显示目前农民的生育意愿不到1.8，城市不到1.5，而且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只有1.1左右。人口一千多万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30%，而每年超生才1171例，使得生育率只有0.7左右，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2002年甘肃省开始施行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规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夫妇提出了申请，仅有６对夫妇生育了二胎（其中５对夫妇为农村户口）。甘肃可是西部贫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欢超生的地方，“自我设限”的影响就如此之大，那么全国情况可想而知。没有任何理由以维持计划生育，相反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现在将人口政策主要交给人口学界（主要负责人还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制定者）和计生委来决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标是：主流家庭能够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人口高峰，但中国1963年左右年出生人口2700万（是现在的2倍多），一样过来了（那个高峰是现在经济建设的主力）。现在的生育意愿决定了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出现太大的高峰，即使有大高峰，情况远远比1960年代的出生高峰要好。1960年代的高峰，面临学校扩建、师资培养、生产不足等问题。而现在的校舍都已经建好（国家应该禁止地方政府出卖校舍），师资已经培养好（国家应该用财政补助学校几年，避免教师流失，培养师资成本毕竟比较大，不要浪费已经培养好的师资）。现在中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消费萎缩和就业不足，今后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人口出生高峰，既能缓解现在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一举多得。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多出生的人口直接增加幼儿园、学校的就业率；降低妇女的劳动参入率（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入率位居世界17位，罕见地高），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增加就业率；多出生的孩子并通过增加日常消费，增加就业率；并且由于家庭孩子数目增加，对未来信心大增，消费也增加。可见停止计划生育会大大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而现在出生的人口对于老年化的未来真是雪中送炭，多多益善（可惜以目前的生育意愿，不会太“多”）。
早在1985年中央就特批在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试点梁中堂的“二孩晚育”方案，现在翼城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二孩晚育”方案是错误的。但现在很多学者却还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并且很得民心（因为现在老百姓生育意愿只有1、2个，2胎方案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但是却后患无穷—使得今后丧失调整人口政策动力，生育率难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
残酷的现实已把停止计划生育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调整人口政策将是“以人为本”的重要标志，人口政策的调整程度将反映“以人为本”的深度。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的小鲜指的是鱼。不该翻动的时候（比如1980年代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老是把锅里的鱼翻来覆去，检查是否熟了，其结果只会把鱼煎烂；该翻的时候（比如现在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就要翻动，否则鱼会被烧糊。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要面向未来，要一步到位，不要过五、十年又调一次，老子就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
本文结论是﹕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然后会快速下滑﹐并且会随之出现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通过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以提高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