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党史工作者眼中的萧克将军

 一位党史工作者眼中的萧克将军 冯建辉          萧克将军叱咤风云几十载，战功卓著，广为人知。晚年办学，主持军队院校工作表现出的学者风范，更是传为美谈。笔者在他领导的军政大学和军事学院工作多年，从一个教员和研究人员角度，感触尤深。现举二、三，以作窥豹之管。
　　
      “文革”中听萧克同志讲党史
　　
　　1976年3月，八一电影厂的王树元、成荫、陆柱国等要拍一部井冈山斗争的电影，请萧克和何长工同志讲讲党史。政治理论研究室的马齐彬主任和我等几位搞党史的同志，也接到通知参加座谈。1976年上半年正是多事之秋，“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接一个。党史领域更是一片荒芜，言必称“两条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老首长讲党史，能讲什么?怎么讲?令人关注。
　　座谈会从3月至7月共开了七次，每次半天。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革命家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畅所欲言，生动详尽地讲了大量历史事实，包括鲜为人知的细节，涉及几十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在那“四人帮”横行、万马齐喑、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的日子里，犹如打开一扇小窗，使我们这些严重“缺氧”的听讲者为之一震。即使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打开记录本，重温两位老革命家，特别是萧克同志的精彩分析，仍令我赞叹不已。  
　　萧克同志首先提出“为什么上井冈山”的问题，针对“井冈山道路”的种种形而上学的宣传，他说：“秋收起义是在浏阳等农村搞的，接近大城市，准备打长沙”，秋收起义遭到挫折，才提出“落脚点”问题，“当时还没有井冈山这个名字，那时部队最通俗的说法是大小五井”。搞农村武装起义也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当时总有十几处同时搞起来了，井冈山在当时力量大，搞得好”。他还说，在井冈山常听毛主席讲“二、三、四”：两种战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三条纪律；四项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党)。“这两种战争，三条纪律，四项工作，就是当时主席路线的雏形”。在当时那种神化领袖、个人崇拜狂热的年代，萧克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以辩证发展的观点讲党史，需要何等的胆识啊!
　　此外，他还讲了些由于形而上学影响人们不敢讲，或者怎么也讲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并且做了精辟的分析。如详细地讲述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率余部投奔地方军阀范石生，保存实力，伺机待起的过程，并对当时的某些左倾做法进行了反思：“(后来)为什么要打范石生?他是我们的朋友，统战对象”。在那时大批“叛徒哲学”的极左思潮盛行时，我们听萧克同志讲这段历史，真为他捏一把汗，但仔细想想，他讲的在情在理。
　　即使是许多历史细节，也令我至今难忘。如讲到游击战术是怎样产生的，他说，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主张“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听了把它改为“既要会打仗，也要会打圈”，一下子点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农民战争经验的关系。他讲旧军队里的长官爱穿大皮鞋，这些人参加革命上山打游击，生活习惯也起了变化，“上山还怎么能穿皮鞋?”一句话说明了实践对人的作用。萧克同志对反映革命历史的书籍、电影中，常用敲洋铁桶、放鞭炮当机关枪吓唬敌人，表现“人民战争”的做法很不满，他说：“这样不行，我没用过此法，也没见暴动队用过此法，敲洋铁桶放鞭炮是骗不了(敌)人的，声音不一样!”
　　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听萧克同志讲党史，不仅让我了解了许多平时很难接触的真实而生动的史料，而且促使我这个置身于形而上学汪洋大海中的党史工作者，认真反思“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辩证法”。
　　
　　他力排众议主持编写《南昌起义》
　　
　　1977年1月18日，商务印书馆的两位同志到军政大学，约写两本书。《南昌起义》一书由宋科、我和孙向祝三人负责。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大家热情很高，觉得编写《南昌起义》，宣传老一辈革命家，对拨乱反正，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很有意义。于是夜以继日地研究写书的指导思想，收集资料，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草稿。
　　摊子刚铺开，就碰到了难题。3月10日，研究部党委向我们传达一位领导对写书的指示：“有些不符合毛主席路线的事实不能写，事实要有选择，对老一辈革命家，要按主席和中央有定论的，不要突破这个。对总理、朱德评价要按讣告口径”，“总的不要突破主席、中央定的调子，要严格遵守”。这个指示，像一瓢冷水泼到我们头上。再加上当时许多人的思想处于禁锢状态，问题一个一个提了出来。有的把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对立起来，总想用南昌起义的“错误”、“失败”来衬托秋收起义的正确，实际上是把南昌起义当作“反面教员”。有的表示：评价南昌起义，必须按毛主席关于“打响第一枪”的口径，只能肯定南昌起义那天夜里的枪声，其他不必写。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书稿简直无法写下去，即使已经写出的部分也要推翻，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4月21日萧克校长主持研究《南昌起义》初稿，他做了长篇发言，结合《初稿》讲了九条意见：
　　⑴《初稿》北伐部分称唐生智、张发奎“反动军阀”，萧克说：“唐生智、张发奎北伐开始时，还不能叫他们反动军阀，这些人北伐时还是革命的”，当时喊过“唐总指挥万岁”，后来又喊过“张总指挥万岁”。
　　⑵《初稿》讲北伐战争只讲叶挺独立团，不提第四军，萧克说：“整个第四军叫‘铁军’，不仅仅是独立团”。
　　⑶《初稿》写南昌起义有“炮声隆隆”，萧克说：“起义那夜没有炮声，叶挺有两门炮，巷战用不上”。
　　⑷《初稿》写南昌起义胜利，“升起第一面红旗”，萧克说：“应改为胜利的旗帜，当时不是红旗”。
　　⑸《初稿》写军队欢呼：“人民军队万岁”，萧克说：当时没有喊这个口号，是喊“国民革命万岁”。
　　⑹《初稿》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萧克说：“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⑺萧克对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的朱德作了如下评价：“有了根据地观念，有点武装割据的意思，但没那么明确的思想。城市搞不了了，这点朱德当时是懂了”。
　　⑻针对那种认为参加南昌起义的军队还是“旧军队”的说法，萧克表示：“这个部队有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好东西，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支部队能保存下来，光有朱德敢革命还不够，还有部队基础”。
　　⑼萧克对“正确解说”历史作了如下解释：“即使好人好事也要写得适当”。
　　萧克校长的重要意见，不仅纠正了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形而上学影响，而且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写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此后，萧克同志亲自主持修改《南昌起义》书稿达二十几次，针对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分歧意见，特别是把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对立起来，贬低、否定南昌起义的舆论，讲过许多十分精彩的看法。如1977年6月23日校审查委员会上，萧克表示：要“敢于肯定南昌起义的旗帜”。他说：“‘八一起义创新军’，名字可以改，但是这个军队无论如何不同于旧军队，因为它的根本任务变了，要搞土地革命”。萧克同志讲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关系时做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八一起义是婴儿呱呱落地，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是把这个婴儿培养长大，教他说话、走路。对两个起义要作出正确的估计，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1977年7月1日在审稿会上，萧克同志又就“第一枪问题”讲了意见。他说：“我认为第一枪是指整个南昌起义来说的，根据历史事实应该包括：起义准备，起义经过，纲领，军队组织，政权组织，行军作战，起义结果。一方面失败了要写失败，一方面也写保存下来的部队的继续革命精神”。这一看法，不仅反驳了对“第一枪”的形而上学理解，还进一步肯定了《南昌起义》一书的结构与写法。
　　当时由于习惯看法根深蒂固，像萧克这样老革命家的意见，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鉴于南昌起义评价中存在着种种争议，我在萧克同志意见的启发下，写了一篇评价南昌起义的文章，写作过程中，听到邓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主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个提法有助于解决当时的种种争论，于是就把它写进文章。成为公开宣传“完整准确”最早的文字。
　　萧克同志在主持编写《南昌起义》工作中，还大抓调查研究，强调用历史事实讲话。他亲自出面联系叶剑英、邓颖超、李维汉、聂荣臻、周士第等一大批老同志，接受我们的访问，或到有关部门查阅档案，并且安排我们去井冈山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共十几个县，收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历史资料，从而进一步核对了历史事实，并丰富了书稿内容。沿途广大干部群众对宣传老一辈革命家表露的热情，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南昌起义》一书的出版，在各界引起广泛的反响，为拨乱反正尽了一份历史责任。
　　
　　萧院长鼓励我在学术研究上“闯禁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写了几篇文章，引起一些争论，也遭到一些非议。本来学术上有各种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仍存在着某些特殊情况的年代，却惹来一些麻烦。那几年正好赶上“反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有的认为我是“贬毛”，有“自由化”倾向，准备开会进行“帮助”，实际上就是批判。我得知这一消息，经反复认真的考虑，感到自己没有错，跟“自由化”不沾边。于是决心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晚上，还把这个事告诉了我爱人，让她也有个精神准备。我开始准备辩论发言，一时间空气显得紧张起来。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帮助会”却始终没有开，搞得我很纳闷儿，不知何故。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1984年学院出版的《军学》杂志增刊第一期，由院办公室几位同志写的《现代军事科学探索者的足迹》文章，在“闯禁区——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一节中居然表扬了我。搞得我像个孩子，原准备挨一顿打，结果却等来了表扬，一下子不知所措。此事直到若干年以后，才由一位知情者向我揭开谜底。原来当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我的“问题”时，萧克院长不但不同意开“帮助会”，反而讲了一番鼓励我的话，希望教员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发扬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
　　回想那些年，萧克同志是一院之长，而我只是个普通教员。即使站在他面前，他也不一定能叫出我的名字。然而他在百忙中，却认真读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心。
　　1979年5月16日下午，萧克院长找我和姚旭同志谈话，一见面就说，读了我写的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想和我谈谈。接着，他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地讲了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许多历史见闻。由于他有湖南口音，有些人名、职务名称我听不准，他还特意在我的笔记本上一笔一划，正正规规地写下若干人名和他们的职务。话题逐渐转到陈独秀身上，萧克同志勉励我继续对陈独秀进行研究，还介绍了抗战前后党中央对陈独秀的态度，以及陈独秀派人到延安联系的情况，特别提到康生写文章诬蔑陈独秀领日本津贴一事。他说聂老总和他议论过，他们当时就不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的高级干部讲这段历史，留下极深印象。萧克同志对我的文章的细节都十分注意，如问：“陆军预备学校的叶挺”，是否就是后来著名的将领叶挺同志?
　　谈话从陈独秀讲到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不是天生的，也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文家市会议后只是找“落脚点”，1928年4月初才提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1929年—1930年才正式提出武装割据问题。那时，根据地各处都在搞，如海陆丰、闽西、赣东北等，这些地区不能说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搞的，而是毛泽东总结概括各地经验，从总体上升到理论。萧克同志这些十分深刻的见解，对我写《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一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萧克同志十分重视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一次，他看到我写的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资料考据的文章，于1980年1月8日下午找我，专门谈了他在井冈山时期听到的有关十六字诀的情况，并介绍我再看看龚楚的回忆录《我与红军》，1938年朱德写的《游击战术》，以及杨至诚和粟裕写的有关文章。他还专门请秘书和《朱德传》的作者刘白羽联系，安排我去访问。过了很长时间，又让秘书来电话，表示还有些意见准备开过中央会议再找我谈谈。
　　1981年3月23日，萧克同志应中央组织部之邀，谈富田事变及江西肃反问题，为了使教员能更多地了解历史情况，他专门要党史教研室的蒋杰副主任和我参加谈话。谈话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了整整一天，连中午饭也是边吃边谈。富田事变由于涉及某些领袖，直到80年代初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萧克同志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实事求是地讲了历史情况，分析了原因，并从个人角度进行了诚恳的反思。他指出，事变的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后来有一篇文章说：“萧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而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听了萧克同志的肺腑之言，对心存已久的一个问题，顿时悟出答案：为什么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军，能够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位带头人和支持者呢?因为他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有一颗无私无畏的赤子之心。
　　萧克同志离开军事学院已经十几年了，军事学院也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我写这段文字，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书生气：面对这位老革命家多年的热情关心和教诲，我竟没能讲过一句感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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