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行动—越战期间的“陷阱弹”阴谋

越战期间特种作战团SOG的一支侦察分队在袭击北越军队据点后的合影 

1968年6月6日，在柬埔寨边境附近发生的一次交战中，一名北越军队战士发现前方有一个端着步枪的美军士兵。这名北越战士仔细瞄准目标后，便扣动了扳机，准备给美国佬一个教训——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巨响，但和他所期望的并不一样。

美军第一步兵师的士兵们后来找到了这个越南人，他躺在他的由中国制造的56式自动步枪旁边，四肢摊开，已经死了——但死因却不是意外的走火。士兵们看到这支敌人使用的步枪曾经发生了猛烈爆炸，炸飞的机匣碎片在瞬间就杀死了这个北越战士。这里似乎有一个重大的谜团，因为这支56式步枪确实发生了爆炸，但看起来却不象通常导致炸膛的原因那样，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枪管。美国大兵们将其归结为，这支枪所使用的金属材料有问题，或者是子弹有什么缺陷。其实，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这次真实事件是一个秘密计划导致的结果，后者是越南战争中最机密的和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行动——它被参与者们称为“长子行动”。这种破坏计划是如此的隐秘，以至于在整个亚洲东南部，只有很少的美军士兵曾经听说过它或者是它身后的组织——特种作战团SOG。作为越南战争中的绝密特别任务部队，特种作战团的操作者们——陆军特种部队、空军突击队和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直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务，在老挝、柬埔寨和北越的敌人后方执行那些高度机密的、不能公开的任务，而并不象它的名称中所表达的那样，仅仅只是“观察”和“研究”。

“长子行动”的创意源自于1966到1968年特种作战团SOG的指挥官——约翰·辛洛布上校的大脑，他是一名参与过二战时期战略服务办公室（OSS，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隐秘行动的老练军人。辛洛布解释说：“在老挝的时候，我非常沮丧，因为我无法将当时在‘胡志明小道’上发现的弹药都空运回来”。SOG组织的小型特别侦察队——通常由两、三个绿色贝蕾帽特种部队的士兵和四到六个南越士兵组成——经常能够在敌人营地和经由老挝的后勤补给线沿途的仓库和掩蔽所内发现大量的弹药，但是侦察小组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巩固临时占领区或者搬走这些军械。而且这些分散存放的军火很难用爆破或焚烧的办法彻底销毁，比如炸药可能只是将那些轻武器弹药炸散，而不是彻底摧毁它们。辛洛布回忆道：“最初我本来想利用它们设计一种陷阱，当敌人捡起它们时将会发生爆炸”。但后来，这个想法却变成了——干脆利用弹药本身来作为陷阱！

 秘密试验

 1967年8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同意特种作战团SOG的行动计划。但辛洛布上校还得安排中央情报局的军械专家们就此尽快开展一些可行性研究。数星期后，在位于冲绳岛的知念基地，辛洛布观看了中央情报局一位技术员进行的试验，后者将一颗经过改造的7.92×39毫米破坏性子弹装进了一支折叠式的AK47步枪中。“它完全炸毁了机匣，甚至枪机都被向后弹射出来了，”辛洛布对试验结果很满意，“我想象到这个枪机射进了开枪者的脑袋。”

 美国收藏者手中由侵越美军带回的在战场上缴获的整箱56式步枪弹。这种1966年由中国生产的枪弹当年曾大量支援给北越军队。这也是SOG组织的“长子”行动中被改装的最主要的一种枪弹。

 在这次试验成功后，为时一个月的繁琐工作随之开始，这项工作就是手工拆卸数以千计的7.62毫米枪弹。由于中国制造的子弹在弹头和弹壳结合的部分有一圈坚硬的密封漆，从而使得拆卸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弹头被轻微刮伤，不过当弹头重新装回时，这些有刮伤的地方被小心地掩盖起来，而且得经过几轮检查，确保它们看起来没有丝毫被动过手脚的迹象。当这项工作完成时，共有11565发适用于AK47步枪的子弹被重新改造，同时还有556发适用于社会主义阵营那种沉重的12.7毫米高射机枪（该机枪是当时北越军队一种主要的反直升机武器）的大口径枪弹也经过了改装。

被“陷阱弹”炸毁的AK步枪，爆炸的巨大威力甚至使最坚实的弹膛部分（小图）也发生了变形和损坏。

 起初，这些“陷阱弹”内重新装入的是一种称为钝化太恩的高爆炸药。这种炸药是爆炸力最强大的常规炸药，化学成分是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它对震动和冲击的敏感度很高，即使一粒普通的步枪弹底火也能将它引爆。然而，这种炸药是无色或白色的结晶粉末，在外观上一点儿都不像常用的无烟火药。SOG的技术天才，本·贝克——他的地位就象“Q”博士对于詹姆士·邦德一样（“Q”是007系列电影中为邦德提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特工武器的专家）——判定，如果一名敌方士兵拆开一颗“陷阱弹”，并察觉出这种粉状炸药与普通火药的不同，就可能会危害到这个计划。因此，贝克另行寻找到一种替代品，这种炸药的外观非常类似于无烟火药，以至于它能够通过除了军械专家之外的任何人的检查。通常的AK47/56、AKM自动步枪以及RPD轻机枪可以承受45000磅/平方英寸的枪膛压力，但贝克的新炸药可以产生250000磅/平方英寸的庞大压力。虽然装入炸药的数量不多，但任何装填了一发经过改装的“陷阱弹”的枪支，都会变成一颗致命的炸弹。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位于冲绳岛的实验室也在进行一些专业的试验，他们设法打开盛装这些枪弹的包装，包括外面的木板箱和内部的铁皮箱，然后再重新将它们包装和密封起来。试验结果显示，从它们的外表看不出任何破坏的迹象。

 SOG改装后的82毫米迫击炮弹和木质包装箱

 除了针对7.62毫米和12.7毫米的枪械的破坏外，中情局的军械专家们还完善了配合东方集团常用的直径为82毫米的迫击炮弹使用的一种特殊信管，当炮弹装上这种信管，并置于迫击炮内发射时，信管会立即动作，在炮管内就将炮弹引爆，以达到毁灭性的效果。SOG一共改装了1968发这样的炮弹。 

         放置的挑战
 “长子行动”的最大挑战是放置的过程——将改造好的“陷阱弹”混入敌人的后勤系统而不被发现。这当然是以绿色贝蕾帽为主导的侦察小组要完成的任务。
 “自1965年秋天以来，我们的小组受命到老挝去搜集情报，窃听敌人的通讯，绑架敌方重要人员，伏击护卫队，袭击供应仓库，埋设地雷，以及尽可能扰乱敌人后方，使其生存更加困难的那些工作。作为一项额外的任务，每个小组都携带一些‘陷阱弹’——通常是满装的AK自动步枪弹匣里的一发，或者是一条RPD轻机枪弹链上的一发，要么就是一整箱完整的子弹——当机会出现时，就去安放它们。

 美军特种部队在北越军队补给点中找到的成箱的56式半自动步枪。该枪也是当年中国支援越南的主要轻武器之一。当时中国曾倾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包括国内刚刚定型生产的各式轻武器及其弹药，都曾优先支援给越南。

 “每当小组发现一个弹药存储库，他们就放置整箱的‘陷阱弹’；每当队员们伏击了一个敌军的巡逻队，他们就将装有‘陷阱弹’的弹匣插到被打死的敌人的AK步枪里。有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即不要在每个弹匣、每条弹链或是每箱子弹中装入一发以上的这种‘陷阱弹’，这样，在枪支发生爆炸以后，现场就不可能找到第二发这样的子弹，以防止敌人发现这是一种阴谋破坏。
 “投放具有破坏性的82毫米迫击炮用‘陷阱弹’显得更加麻烦，因为它们不是作为零散的若干发来分别运送的，每个木制的弹药箱中用隔板固定着3枚炮弹。因此，你必须背负着整个重量超过25磅的弹药箱子。我记得我曾经两次携带着这种弹药箱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地区，而且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侦察队曾经目睹了一排北越士兵运走了其中的一箱。

“胡志明小道”上的大象运输队。在美军的频繁轰炸和各种破坏下，不计其数的物资，正是通过这样的原始手段，历经艰险才能从中国送到抗美前线。

 “侦察小组最聪明的一次放置过程，是在海豹突击队在湄公河三角洲进行军事行动时完成的。在那里，他们在一只被俘获的小船里装入了被做了手脚的弹药箱，然后向船射击，使它布满弹孔，再将船身洒满鸡血，让它从一个位于上游的已知的越共控制下的村庄顺流而下。当然，越共分子会以为船上的‘同志们’全都已经在一次伏击中牺牲。他们上钩了，拿走了弹药。
 “在老挝，美国的B-52重型轰炸机经常把敌方的后勤补给线作为靶子，这种大轰炸使大片的地区陷入混乱。SOG充分利用这种机会，组织了一个特种分队，在B-52袭击后前往这些被破坏的地区，构筑虚假的仓库，趁机混入‘陷阱弹’，在敌人补给线的伤口上继续撒盐。然而，1968年11月30日，一架载有投放‘陷阱弹’的特种分队的直升飞机，在飞行到距溪山海军陆战队基地以西约20英里时，遭到敌人37毫米高射炮的射击，引发了巨大的空中爆炸。机上7箱被做了手脚的82毫米迫击炮弹药被引爆，杀死了机舱内的所有人，包括萨姆尔·图梅少校和7个美国陆军绿色贝蕾帽部队士兵。他们的遗骸直到20年后才找到。
 “但是，由于这些跨界特种行动的努力，‘陷阱弹’逐渐开始在南越地区出现（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大量渗透到南越地区，进行游击和破坏活动）。在一个北部省份，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发现了一个死掉的北越战士紧抓着他的炸坏了的步枪。而一名SOG西贡总部的军官——艾德·莱斯塞内上尉，收到了一张关于一具敌方战士的尸体及其AK步枪的照片，步枪后部已经爆裂，枪机从后面飞出，并恰好穿过了死者的眼窝。第一步兵师的一位情报专家查德·斯派洛听说了这种情况，开始并不相信，直到他亲眼看到了盛装着这具尸体和武器的尸袋。由于不了解SOG的秘密计划，斯派洛将该事件归因于劣质的武器和弹药。
 “布设成‘死亡陷阱’的迫击炮弹也赢得了它们的战果。第25步兵师的战士们意外地摧毁了一个完整的敌方迫击炮排——他们找到了4根爆裂的炮管，周围是死去的炮手们。在另一起事件中（我亲眼看到相关的照片），第101空降师的火力点在遭受迫击炮轰击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响‘梆——噗’，后来一支巡逻队在裂开的迫击炮管旁边发现了两具敌人的尸体，血迹一直延伸到了丛林中。1968年7月3日，在一门敌方的迫击炮袭击了美军位于邦美蜀的飞机跑道之后，9名北越士兵被发现死在一个射击阵地上，他们的炮管被炸得粉身碎骨，以至于仅留下了两个小碎片。”                                                                      

        挑拔离间
 很明显，做为陷阱的改装弹药已经如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所以该是发动“邪恶心理战”宣传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杀死一个士兵，”1968年取代辛洛布指挥SOG的斯泰夫·卡万劳夫上校解释说，“我们正设法让北越人民认为，他们手中的来自中国的弹药都是劣质产品。但愿这会激怒河内的领导者——他们在传统上不信任中国——并且使得单个士兵怀疑他们的由中国提供的武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一份由SOG伪造的越共文件——并通过两面间谍传递到敌人的信息渠道——对武器意外“爆炸”现象轻描淡写地声称，“我们知道有传言说一些子弹在AK47步枪里爆炸了。这种说法是极为夸张的，这种爆炸的弹药只占非常小的百分比。”另一份伪造文件宣称：“到目前为止，仅发现几千个这样的案例，”它进一步总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有一些质量管理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正在被解决，而且我们认为，在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将会非常之少。”“在未来……”这个措词是特别狡猾的，因为任何一个看到文件的敌方士兵都会明白，实际上他所用枪支中的子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装上了，新的弹药很难运达一个在南部战斗很多年的北越战士手里。
 紧接着，又开展了一次公开的“安全”运动，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MACV）出版了编号为2-68号的技术情报简报——《被损坏的敌方武器的分析》。这份简报被公开传阅到美国驻南越的各个单位。这次由SOG授意的研究是对几支发生了爆炸的AK步枪的分析，结论是它们都是因为被“有缺陷的冶金技术导致金属部件产生疲劳裂纹”或者“劣质弹药产生的过高枪膛压力”所摧毁的。一名效力于SOG的间谍在西贡某个酒吧（酒吧主被怀疑是北越的密探）留下了一份简报的副本。
 作为另一种伪装，美国大兵们被警告不能使用敌人的武器，这种警告被军队的电台及电视台广为传播。平民报纸在报道军队消息时也说：“许多类似事件已经给操作敌人武器的人造成伤害，有时甚至是死亡，”其原因仍是“有缺陷的冶金技术”或“劣质弹药。”1969年7月14日，第25步兵师的报纸同样警告士兵：“由于共产主义集团的工厂里存在着拙劣的质量管理，许多AK步枪即使有轻微毛病，就会在射击时爆炸。”尽管有了这些警告，一些美国士兵还是使用缴获的武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AK步枪的爆炸，并造成严重的（但不是致命的）伤害。

手持56式冲锋枪的美军特种部队成员。由于任务的特殊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队员选择个人的武器。但使用各种缴获的AK及其弹药的危险性，决定了“长子”行动不可能长期进行。（若是美国佬被自己设置的“陷阱弹”给炸了，算不算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句老话？）

 这次事件使得SOG自身也不得不停止了在留用的AK步枪和RPD轻机枪上使用缴获的弹药。为使这些武器能够投入使用，SOG通过一个芬兰中间人购买了商业性的7.62×39毫米枪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OG的秘密部队成员用来射击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的子弹都是不久前从苏联设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里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
 1969年中期，关于“长子行动”的消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被泄漏出去，迫使SOG将行动代号改变为“意大利绿豆角”，后来又改为“波兰豆角”。解密报告披露，截至1969年7月1日，侦察小组投放的“陷阱弹”共包括3638发7.62毫米，167发12.7毫米子弹以及821发82毫米的迫击炮弹药。当年秋季，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SOG处理掉它的剩余库存并结束该行动计划。在11月份，作者的小组专门负责尽可能多地安放“陷阱弹”，成倍地将这种东西投放到老挝边境，在职权到期前处理完这些物品。

SOG开展破坏北越抵抗力量的另一特殊行动——“钱换枪”计划。通过散发如图所示的这种传单，要求当地群众交出北越军队隐蔽的枪支弹药，来换取一定的报酬，以切断在南越活动的游击队的武器供应。但该计划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右边这家伙长得一付典型的汉奸——不，越奸的脸啊……）

 由于早期缺乏周密的谋划，这种陷阱迟早会向敌人证实有人破坏了他们的弹药——但即使这样，SOG相信，专门制造的这个大骗局还是会起到相应的心理作用的，敌人开始担心任何一个美军侦察小组曾经明显接近过的仓库或掩蔽所，他们不得不无休止地关心哪些弹药可能是被动过手脚的和哪些不是。通过电台监听，SOG总部获悉敌方最高司令部曾经表达了对于会爆炸的武器、中国军火的质量管理和由此产生的阴谋破坏活动的关注。在这种意义上，“长子行动”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但由于该计划带有秘密性质，以至于后人永远无法最终确定它的实际效果。                                   
 “陷阱弹”虽然一直背负着“阴险”的坏名声，但它却不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利用弹药本身来设计某种陷阱，给发射或投掷它的人造成致命或伤残的后果，这种作法几乎贯穿了20世纪以后的各场战争。在枪弹上的应用相对是较早的，如20世纪30年代，为了打击印度西北部瓦济里斯坦地方的反叛部落——今天那里同样是一个隐藏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的法外之地——英国军队投放了内装炸药、具有强大破坏力0.303口径步枪子弹。甚至在那以前，在今天的津巴布韦，第二次南罗得西亚战争（1896-1897）期间，由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罗素·伯纳姆领导的英国侦察兵就将装有炸药的步枪子弹混入了敌方的军火库，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在手榴弹等其它单兵弹药中，“陷阱弹”也曾出现过。如二战期间，德国和英国都生产过没有延时的手榴弹，在撤离阵地的时候将它们留下，而敌人占领阵地时一般都会优先使用缴获的武器，特别是象手榴弹这种一次性弹药，而它们一旦被触发就会立即发生爆炸，杀伤使用者，从而使敌人对缴获的弹药产生恐惧和不信任的心理，并在敌人内部制造混乱，这和“长子”行动的目的同出一辙。有些弹种虽然不是专门设计的“陷阱弹”，但也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如前苏联生产的F-1手榴弹，引信延期时间就有0-4秒等若干种类，0秒的一般设置成拉发雷或诡雷，所以在使用这种武器前，必须详加检查，确保安全方可使用。另外，在德国控制下的沦陷区如捷克的一些兵工厂里，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也在弹药生产中进行了尽可能的破坏，如故意漏装引信保险上的钢珠，使生产出来的炮弹在发射时出现意外爆炸，但这些并不属于“陷阱弹”的范畴。
 “陷阱弹”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如抗战时间，国民党的兵工厂就生产过一种外形与普通小型木柄手榴弹无异的“破坏手榴弹”，其特点是发火装置无延期药，一拉即炸，专门杀伤使用此弹的敌人，因为弹底印有供识别用的“W”字样，该弹又称“W手榴弹”。而利用枪弹改造的“陷阱弹”则没有直接的记载，不过可以从1948年6月8日《兵工署就发现子弹内装锡铁等情要求各厂加强防谍工作代电》[（37）宗烧字第120816号]中得到间接的佐证：“奉交下参谋总长顾五月二十五日（卅七）坚蕞231号代电：……顷据46室政工室报称，该师发现65子弹四粒内装锡铁，其构造系似兵工厂内匪谍所为。又，本军前获得匪军（注：对人民解放军的蔑称）遗弃子弹内装黄色炸药，企图爆炸我军枪管等情；……虏获匪军遗弃之子弹，应详加检验，不可轻易使用，由陆军总部通令各部知照……”。
 “陷阱弹”的缺点是不易识别，因此它们给敌方和已方带来的威胁是同等的。特别是枪弹，因为很难进行有效标记以利区分，很可能给已方人员造成误伤。这也决定了“陷阱弹”永远只能是一种用来制造短期混乱的特殊手段，而很难成为弹药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