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三杰”之一怎样从青年团员变成国民党特务

思想激进，是中国第一批青年团员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生，原名忠汉，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贺衷寒6岁启蒙，在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因喜爱读梁启超文章，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又能言善辩，被同学称为小梁启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由于他口才出众，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推选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思想激进崭露头角的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

1921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好几位早期中共领导人。同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他参加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张国焘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团籍。大会结束后，贺衷寒留在苏联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

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曾参加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 ，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自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报道，并发表评论，抨击军阀，揭露政治腐败，积极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讯社”被武汉当局查封。他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忠汉为贺衷寒，继续批评时弊，提倡民主，主张社会革命。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闹工潮，赵恒惕下令枪杀了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猛烈抨击赵恒惕，替死难者伸张正义。赵恒惕下令将其逮捕下狱，其在狱中受尽折磨，几乎丧命。后由其父花钱，经岳阳县两位议员具保才获释。1923年，贺衷寒返长沙，被聘为上海《时报》特派记者，继续用笔杆抨击军阀横行，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久再次被当局驱逐出长沙。

夜访董必武，投身黄埔军校

贺衷寒自长沙流落到武汉，当了一件旧棉袄，到各报社和师友处走动一番，借了一些债，在最繁华的黄波街附近，租了一间廉价屋，撑起了“先锋通讯社”的门面。时间不长，“先锋通讯社”即被警察厅查封，法庭几乎每天都传讯他。他债台高筑。一天，他回到租屋，觉得寒气逼人，随手抓起几张报纸揉成一团，点着了火，放在火盆里，驱除寒气。想到自己屡屡碰壁，壮志难酬，不禁潸然泪下。在泪眼中，他看到一篇标题字很大的关于董必武引导青年的文章，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写的。“哎哟！”他拍拍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将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给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运气！”一阵冲动，驱使他立即出门，夜访董必武。

凭记忆，七拐八弯，贺衷寒总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处。

听到敲门声，董必武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竟是贺衷寒，操着双手，身子瑟缩着，面颊冻得通红通红的，便怜惜而又热情地说：“快请进屋！快请进屋！”

董必武给贺衷寒泡了一杯热茶，贺衷寒顿觉三春之暖，便声泪俱下，历数了自己和通讯社被查封的遭遇。

董必武感叹道：“一个青年学子创办通讯社的确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两条战线的，但笔杆子只能唤起民众，说它能横扫千军，那是一种夸张的浪漫的说法，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军阀，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还要靠军队，要靠武装。你去苏俄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装起义吗？光用笔杆子写文章，把满清王朝骂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皇帝老儿也决不会自动退位去当个百姓的！”

“先生所言极是，但我目前究竟该如何办呢？”贺衷寒恳切地问道。

“国民革命不仅需要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尚须军人运动。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现在在广州大本营黄埔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个有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

“我的志向、长处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大本营的宣传部门觅一差事？”贺衷寒显得有点无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现在广州已聚集了许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可以预料，这所军校在不久的时间内，必将造就出一批精英。”

“可我对军事一窍不通。”

“凡事皆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况军校课程设计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凭你的基础，大可不必担心学业。”

“能否免考入学？”

“我可以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廖仲恺。”

“那就太好了！”贺衷寒转忧为喜。

董必武一挥而就写好一封信，交给贺衷寒，嘱咐道：“你直接到军校筹备处找廖仲恺或者邓演达。”

贺衷寒接过信似有难言之隐。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气傲的贺衷寒，“先生还有何话要说？”“我，我……”一向有铁嘴之称的贺衷寒却语塞了，且声音低微、颤抖。

董必武心里一下子有数了，便进内室，不一会手捧10块光洋走出来：“先生，这是给你的盘缠，你明天就启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长梦多！”

对董必武的热情推荐又慷慨解囊资助，贺衷寒着实感动不已，顿时热泪盈眶，哽噎着说：“董先生，大恩不言谢，我这就收拾启程，三日后必到广州！”

加入国民党，备受老蒋青睐

贺衷寒被录取编在步兵科第一队。开学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科成绩跟蒋先云不分上下，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吸收党员，是个别、秘密地履行入党手续，而国民党发展组织则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发下去，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就这样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蒋介石几次经与之个别谈话和察访，渐渐了解了贺衷寒的不凡经历，认为他是黄埔无人可替代的第一辩才。贺衷寒被称为辩才，嘴头上的功夫在黄埔学生中的确是无人赶得上的。他有一套屡试屡胜的诡辩法，把蒋介石在军校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信义和平”解释得头头是道，因而愈加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在当时的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除李岳阳因在入学前即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担任团长外，就数贺衷寒军职最高。贺衷寒由此踌躇满志，自不必说。

1925年1月25日，经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同意，由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清、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青军会宣告正式成立，贺衷寒担任青军会执行委员会秘书。

一个月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公开进行串联活动，对青军会大肆攻击，说“青军会是共产党” 。在国民党老右派谢持、王柏龄等人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贺衷寒首先从青军会“杀”出来自立门户，成立了另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与青军会相对抗。而在两派对立的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不但策划于密室，有时还公开出面与青军会展开“舌战”。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进军途中，蒋介石曾主持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那套国共不能共存的谬论，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共存、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

贺衷寒这番厥词，虽当即被蒋先云等人驳斥得哑口无言，但却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蒋介石对他更加赏识。

1926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党组织军政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便去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贺衷寒去中山大学时，中大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已经开学了。贺衷寒和另外三个团级以上人员是被补进中山大学的。

能说会道的贺衷寒身边很快就聚拢了一帮人，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为主，加上从德国转来的谷正纲、谷正鼎等。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中大学员中有三四百名国民党员，就想把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便推举贺衷寒领衔，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贺衷寒没有罢休，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莫斯科分会。有人问：“孙文主义学会不是解散了吗？”贺衷寒自信地笑笑：“那是在国内。现在我们重整旗鼓，要让我们孙文主义学会的旗帜飘扬在莫斯科上空！”孙文主义学会在国内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已于1926年4月被明令解散。所以当贺衷寒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组织，贺衷寒等人也遭到校方严肃批评和警告。

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组织复兴社，致力于反共政训

1928年1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总队长，负责收容因时局动乱而散落在杭州等地的黄埔军校第五、第六期学生。3月，黄埔军校正式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同时，贺衷寒还担任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

由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几次请缨直接带兵，去江西“剿灭赤匪”，可蒋介石洞察其有野心，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怕日后尾大不掉，便偏偏不授他兵权。加之，贺衷寒踌躇满志，狂妄自大，常标榜自己为黄埔精神领袖，遂引起蒋的讨嫌，但蒋每次跟他谈话，又总是对他的才干大加赞赏。贺衷寒也看出蒋介石并不想重用他，心中对蒋逐渐产生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蒋虽疑忌他，但还是要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但还是愿意服从蒋介石。

1929年春，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为他寻求统治现代中国之术。此时，正是贺衷寒“壮志”难酬，忧郁失意之时，他便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潜心研究日本近、现代政治、军事、经济诸问题，打算学成归国待价而沽。

1931年，贺衷寒从日本被急召回国。回国后的贺衷寒，先后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教育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他采用办“政治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和招收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在职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将他们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从事反动宣传工作，并监视这些军队带兵长官，以防止“异动” 。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军方面，贺衷寒可谓呕心沥血、绞尽脑汁。

贺衷寒在致力于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筹组为蒋介石所掌握并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1932年3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程，蒋介石是当然的“真命”社长。蒋介石指定贺衷寒、邓悌、腾杰等人为常务干事，贺衷寒是台柱子无可置疑。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系统的总头子。

打错主意，仕途滑坡忧郁而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事变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贺衷寒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蒋介石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被害，则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顿时泄了气。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这场闹剧中“戏中有戏”，便对贺衷寒等人极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后有一段时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

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奉召回国。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主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该部秘书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顾国难当头，跟陈诚、康泽等人沆瀣一气，与周恩来、郭沫若明争暗斗，干出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过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由武汉迁往重庆。

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会谈。

其实，贺衷寒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泽东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泽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党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与黄埔军校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数人作陪。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

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醉酒的时候，那次宴会是否是真醉，因无明确记载，姑且不去谈论。这日记是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为贺衷寒。由此亦可见贺衷寒狂妄自大，目无师长，且历来敌视中共之一斑。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命令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团放在眼里，贺衷寒只得怅然而归。

贺衷寒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就此潜心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蒋家王朝病入膏肓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他也不得不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积极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在家赋闲，忧郁成疾。1972年，因患骨癌在医院去世，时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