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与教会

邸　文
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92％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第三帝国建立之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顺应、支持和与之保持某种对立的变化过程。
一
希特勒上台之后，竭尽全力，采取亲善教会的举动，旨在争取和强制教会顺从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民社党早在1920年公布的《二十五点纲领》中，便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它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却认为宗教应服从国家和日耳曼的种族感情。纲领中写道：宗教不受某种信仰束缚；主张“一切宗教自由”，“宗教信仰不应损害国家或违背日耳曼种族风俗、道德和感情”；赞成“一种积极的基督教教义”。(1)
希特勒是一个宗教虚无主义者，认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一个权力问题，主张将基督教教义溶合于民社主义世界观之中。民社党应对人们的“政治意志的形成实行垄断，对人民进行控制，全面支配人的整个生存、生活意义和良知的塑造”，使个人臣服于国家，积极承认民社主义。(2)这样，第三帝国在宗教神圣光环的笼罩之下，提高国内外声望，巩固其统治，进行扩张侵略战争。
希特勒刚一上台，便做出亲善教会的举动。1933年2月1日，他通过广播向全国宣读了新政论的呼吁书，以宗教祈祷结束：“愿万能的上帝，赐与我们任务，锤炼我们的意志，祈祝我们的判断，赐与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斗争，而是为德国而斗争！”(3)
3月4日，“民族觉醒之日”，对选举具有决定性意义。希特勒再一次在广播演说中进行祈祷：“上帝以坦荡的胸怀，帮助我们重新成为真正的德国人，我们大家为之自豪！”(4)此时此刻，数百万名德国基督教徒，共同聆听希特勒的演说，齐唱《我们共同祈祷》一歌。当响起科尼希堡教堂的钟声时，祈祷的歌声响彻云霄。此举在德国史无前例。希特勒制造了一种宗教与民族感情溶于一体的烟幕。
1933年3月23日，为争取天主教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中央党赞成授权法，希特勒在帝国国会婧演说，宣称第三帝国信奉基督教。他说：第三帝国“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缔造真正的民众共同体进行斗争，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利益服务……因此，帝国政府将基督教视为我国人民伦理和道德生活不可动摇的基础，并极为重视继续维护和加强与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各邦状态并不废除，教会权利不受侵犯，教会与国家关系并不改变。”(5)此后，希特勒多次宣布第三帝国将与罗马教廷缔结政教和约。
在第三帝国建立初期，人们到处看到政府亲善教会的活动：坚决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禁止自由思想者协会，禁止出版猥亵文学。冲锋队协会共同庆祝星期日战地礼拜。道德、纪律似乎回妆。在波茨坦举行的国家庆典活动中，同样举行宗教仪式，“民族崛起年”似乎成了教会年。这一切举措产生了一种蛊惑人心的表象，似乎第三帝国致力于将纳粹“卐”字与教会十字架结合起来。
二
面对这种政治骤变和民社主义的挑战，德国两大教会──基督教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新教教会将如何回答？鉴于民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存在着某些亲缘性，由此必将导致教会束手无策，顺尖希特勒政权。然而，由于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各自具有极为不同的政治和宗教前提，因此，这两个教会屈从希特勒政权的形式不尽相同。
民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主要存在下列亲缘关系：
1．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民社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宣战，拒绝革命、民主和共产主义，声称为祖国、民族性和德意志精神而奋斗。这些符合教会的教义和教民的感情，利于教会从巩固其统治出发，向同时代的自由、进步宣战，反对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
2．崇尚权威
民社党宣扬的元首──国家权威、民众共同体和取消阶级斗争，同样是基督教巩固教会权威、等级制度和维护世俗世界正常秩序的指导思想。
3．反犹主义
民社主义对犹太人的宣战，同样依据基督教意识中相应的反犹因素。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基督，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天职。“如果基督教徒继续陷入对他们非德意志化和非基督教化的犹太教精神的影响，那么，德国的统治将会毁灭。”但是，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民社主义主张反犹是要灭绝犹太人。而基督教并不希望这样做。它认为，现在基督教德意志人是上帝宠爱的人民，它负有向犹太人执行历史的使命，旨在将他们争取过来。(6)
4．主张“生存空间”论
民社主义宣扬的“生存空间”论，源于基督教教义中布道的“生存空间”论。便是，正如圣父经常庄严强调的那样，基督教并不赞成一种“非基督教复仇政策或根本不赞成一场未来的战争，而是只要求公正和以普遍和平利益的生存空间。”(7)
5．宣扬“使命感”
希特勒在论述他的世界观时大肆侈谈的“使命感”，源于基督教教义中提出的“使命意识”。德国基督教教徒认为：“上帝选择了德意志人民，赐其居信在欧洲中心的地位。世界应在德意志国家领导之下恢复和平。德意志肩负着历史使命，为上帝教会的安宁工作。”(8)
天主教教会从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前提出发，在对待民社主义态度问题上，经历了一种由原来反对角色向赞同角色的转变。
从总体来看，天主教拥有教会政党──中央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霍亨索伦王朝时代曾与社会民主党、部分自由党左派共同进行过反对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被视为敌视国家的政党，被排斥于发挥政治作用之外。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天主教徒才发现自己对这一君主国的热爱。尽管如此，天主教会的生存与第二帝国的关系并不密切。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崩溃时，天主教教会政党──中央党表现出顺应潮流的灵活态度，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党结成黑—红—黄）教会—工人政党右翼—资产阶级）联盟，成为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重要支柱。1933年之前，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民社主义面临着一种明显的挑战。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警告教徒不要选举民社党，并以可能的方式对民社主义进行抵制。1931年，天主教政论家瓦尔特·迪尔克斯发表声明：“天主教公开进行抵制民社主义的斗争！”(9)除去工人组织之外，天主教虽然暂时出现过动摇，但是却是民社党最坚定的反对者。1933年2月17日，天主教曾针对法西斯分子对中央党采取的恐怖行动，公开抨击了民社党践踏法律的罪行。
然而几周之后，中央党却放弃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赞成授与帝国政府独裁大权的授权法。授权法的通过，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在德国的终结。1933年7月5日，中央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悲剧性后果之所以产生，原因是虽然天主教外表一致，但是实际上教会内部并不稳定，存在着将天主教教会导向委身于第三帝国的势力──天主教的帝国思想派。
德国天主教的帝国思想派存在由来已久，主张建立如同中世纪曾经出现过的大德意志基督教神圣帝国，并不是霍亨索伦家庭领导之下的小德意志新教第二帝国。该派在天主教会中的最初影响并不明显，只是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其影响才逐渐扩大。希特勒上台之初，该派产生了一种幻想，认为在教会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之下，能够将第三帝国与一个西方基督教帝国的理想结合起来，实现天主教和第三帝国的一种精神和政治合作。在国家方面，有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作为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巴本在演说中同样谈到基督教帝国的到来。德国天主教联合协会总干事长约翰纳斯·纳特尔曼明确表达了对帝国的渴望，把第三帝国的建立视为是这一基督教帝国的诞生。希特勒亲善教会的演说和活动，对这一教派和教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大主教格罗伯尔试图将天主教青年团并入希特勒青年团。主教伯尔宁接受了普鲁士枢密院顾问的头衔。该派在天主教会内部的影响急剧增长，促使天主教领导阶层和中央党领导人放弃了准备为民主进行出击的打算，继而转向顺从和支持希特勒政府，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最后确立和巩固起了协助作用。1933年6月8日，德国主教团发表声明，公开向希特勒政府表示忏悔：“在最近几年，德国主教区的主教们禁止并警告教民不要参加民社主义运动，对之采取拒绝态度。从现在起必须承认，民社主义运动的权威领袖、帝国政府的最高代表已经正式发表了迎合天主教教义神圣性和教会任务及权利不变的庄严声明……所以，德国主教团对之表示信任，并宣布如前所述的普遍禁令和警告已经不再继续发挥作用。”(10)这是天主教徒进入第三帝国的入场卷！
天主教会投靠第三帝国的典礼，是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的政教协定。中央党前领导人、当时在梵蒂冈工作的高级教士卡斯对于该协定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协定规定：教会宣誓和保证“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各邦”，“忠于符合宪法组成的政府”，教士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在此前提之下，政府保证教会有权在其管辖权限范围内颁布训令、任命、主教通告和设立其他教会机构。教会有权本着爱国和公民义务的精神，在学校讲授宗教课，开展以教育和慈善为目的的天主教活动。(11)
德国新教与天主教不同，8％的教徒具有民族保守主义观点，在德国历史上与官厅国家的关系甚为密切。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一份圣经诫令中明确布道：“每个人应臣服于官厅，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尘世没有无上帝的官厅。但是，官厅是由上帝谕令设立的。谁对抗官厅，谁就是对抗上帝的指令。”(12)这种布道，对新教教会和教民极具约束力。新教自视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助产士。1871年在霍亨索伦家庭皇帝领导之下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1813年民族宗教崛起的实现，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新教徒创建的自己的帝国。新教教会热烈庆祝新教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因此，新教认为，为了保卫帝国，值得反对帝国的一切敌人──天主教徒、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多数新教徒把战争理解为一场神圣的事业。他们认为，1914年德意志帝国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联合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圣灵降临节。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不和应该结束。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战争中的崩溃，对于德国广大新教教徒来说则意味着一个世界的崩溃、一种历史的终结和新教教会的衰败。他们从“新教上帝与我们德意志人同在”的这一神学“信仰”出发，认为必须避免这种失败，因此发明了“刁首神话”，坚决反对魏玛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建立，后来在民族与祭坛结盟中断的情况下，才艰难地顺从魏玛共和国。
1933年，这个民族保守主义的新教教会最为活跃，欢迎第三帝国──一个所谓的保守、权威的基督教国家的建立。2月3日，年轻的新教牧师、德意志基督徒所谓信仰运动领导人约阿希姆·霍森菲尔德布道说：“1月30日是我们的“使命完成之日”，“感谢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赋与我们取得胜利！”(13)3月21日，新教教会总监德·奥托·迪伯留斯向新教帝国国会义员布道说：“这是德国人民经历的最崇高之日。一个民族能够完全经历一种席卷一切人的祖国感情的勃兴。在数百万人的心灵中，爆发出一种新的信仰。他们热切地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德国能够得以生存──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上帝！……上帝赞成我们，那么，谁还能够反对我们呢？”(14)在这里，这位牧师代表了德国新教牧师中那些绝大多数人的民族保守派观点。他们把对祖国的信念与对基督教的信念溶为一体，是将新教教会引向委身于第三帝国的势力。
德国新教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希特勒把实现教会的联合，作为对教会推行“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早在1922年，德国28个邦的新教教会已经组织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德国福音教会联合会。但是后来出于文化、政治和宗教调和主义信念，新教内部出现了一种“德意志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它完全肯定民社主义世界观，追求“国家与教会一体化”。这一教派得到希特勒民社党的支持。
希特勒上台不久，新教教会中的各派别开始对建立全国福音教会的问题进行讨论。1933年5月在洛库姆召开的全国新教大会上，各教派领导人一致推选忠于新教教会的伯特利福利会会长博德尔施文格牧师为全国主教，旨在扩大新教的影响。但是不久，戈林领导的普鲁士邦对普鲁士教会进行直接干预，强迫博德尔施文格牧师辞职，解散了选举出来的新教教会代表机构，把“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推上领导地位。
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政府批准了由新教各邦教会代表制定的德国教会章程，7月23日，举行了新教教会代表选举会议。希特勒在会议举行之前明确声明，支持“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在冲锋队和民社党地方党组织协助之下，该教派几乎在各地教会会议中赢得了多数。这时，在全国新教教会会议上，希特勒将自己的宗教问题全权代表──原柯尼斯堡军区牧师米勒强加给教会，使他当选为全国新教主教。
总而言之，希特勒政府通过与罗马教廷签订政教协定，将天主教排挤出德国政治领域，并将天主教教民纳入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体之中，在国际上提高了第三帝国的威望。1933年7月21日，民社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热烈欢呼：“年轻的第三帝国得到了千年教皇国的承认”。(15)同时，希特勒政府通过国家采取的某些干预，促成了新教教会在德国的统一，因而便于对新教实行统一管治。这样，希特勒国家初步实现了对教会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教士和宗教团体纷纷向元首递交效忠信。他们在布道时为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向主祈祷，声称希特勒是一位受上帝之托在德国接管权力的元首，号召教民俯首听命，尽心尽职，支持法西斯政权。在国际、国内，出现了一种德国政教和谐的表象。
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德国践踏人权，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进步人士，并未引起教会的一致愤慨。德国主教们宣称，从即刻起，在德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欢呼声此起彼伏，激昂的声浪席卷一切。而那种出于基督教或人道主义原因，试图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的微弱声音，竟被淹没在这一片狂潮之中。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以合法的形式宣布：“民社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德国教会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确立进行辩护起了一种重要作用。这样，教会和教民对希特勒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一直保持下来。在随后几年教会与政权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中，这种支持也未曾减弱。1941年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这种支持甚至还有所增加。
三
为了准备和对外进行侵略战争，执政的希特勒法西斯力图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社会各领域进行独裁统治。事实证明，在宗教问题上，希特勒政府很少遵守有关教会权利的规定。教会在原则上支持法西斯政权的前提之下，在不同时期，基督教教义与民社主义世界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对立。一些教士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希特勒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抵制。
希特勒出于争取教会的策略原因，以协定的形式向天主教教会允诺一种自由和活动余地。但是，他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不久将根据对一切人和一切组织的极权支配要求取消对上述规定的权限。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执政，实际上吹响了向教会进军的出击号，其战略目标是消灭教会。
在1933—1936年第一阶段，希特勒政府对教会进行隐蔽斗争。斗争的中心是如何处理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涉及摧毁教会的“外堡”，以纯粹灵魂拯救来世取代教会的组织活动，即将教会与社会分离，使人们在政治上完全顺从法西斯统治。1933年7月25日，希特勒颁布教会净化法令，宣布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逐渐排斥教会学校及其社团，干扰学校宗教课程，摧垮部分教会新闻机构。在1936—1940年第二阶段，斗争矛头主要涉及教会的价值体系和教会实体的存在，涉及民社主义与教会教义的等同性。民社党试图根据民社主义观念，将教会降低到一种无关紧要的“守护来世”的地位，即使教会摆脱对具体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任何关系，使每个人的良知屈服于民社主义的极权要求，将教会领导与教民分离。在1940—1945年第三阶段，德国进入战争状态，教会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希特勒为稳定国内局势，暂时放松对教会的斗争，但是计划在战后对德国彻底实行非基督教化。
天主教会面对希特勒民社党的步步紧逼和公开挑战，从维护教会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回击。在第一阶段，教会领导对国家1933年之后不断限制教会生活的行径，决定反击，捍卫在政教协定中规定的“独立法律和工作领域”，坚持教会“继续公开参与公众生活”，强调天主教的信仰教义，抨击诽谤教会的活动。在第二阶段，教会内部就国家反对教会的状况进行了讨论，对形势进行了估计。1937年1月16日，科隆教会会议总结报告中写道：民社主义欲意“从原则上明确”消灭基督教，特别是消灭天主教。国家针对这一目标采取的一切实际措施，使人们丢掉了幻想，由此提出了进行相应抵制的结论。1937年3月21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向全世界发表了了“焦虑不安”的通谕，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屈的决心，明确指出天主教主义和民社主义在解释世界和生活方面的原则分歧，产生了对世界观与信仰、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严重争论，并指控希特勒政府滥用基督教的概念，犯了以假乱真的罪行。教皇通谕在国际舆论界引起轰动，被希特勒政府视为一种“公开宣战”，严禁传播。
新教在国家干预的压力之下，通过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逐渐形成了一个自觉执行教义的核心，抵制民社主义的极权要求，保住了教会使命超出一切国家使命的自治权，对民社主义进行了直接抨击。在新教教会选举中，亲近民社主义的“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这一教派取得了胜利。1933年10月13日，该派主讲人在柏林一次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要求把全部犹太人从教会中驱逐出去，摈弃作为“犹太畜生和乌龟之书”的旧约全收，引起了许多教士的不满。1933年底，达勒姆牧师与J．尼默勒号召建立“牧师紧急联盟”，拒绝承认新当选的全国主教米勒及其机构领导教会的权力，抗议国家对教会的干涉。1934年在德国福音教会召开的三次会议上，正在恢复教会改革基础的新教同国家控制的御用新教教会实行了分离，并设立了“德国新教教会临时管理处”，抵制全国主教和国家机构对教会的非法领导。教会的行动严重地干扰了希特勒全面实行一体化的计划。1935年7月16日，希特勒任命司法部长汉斯·克尔为宗教部长，米勒主教徒具虚名。汉斯·克尔企图通过国家操纵、由各教派代表参加的教委员会遏制教会的活动，但是结果失败。1936年3月，明认教会成立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德国新教教会临时领导机构”，5月28日向元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家对破坏教会制度承担责任，猛烈抨击国家秘密警察的暴行。民社党报刊指责某些新教教士仇恨第三帝国和民社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架桥人。
教会的抵制行动，引起了迫害教士的阵阵浪潮。当局禁止教会在教堂之外进行活动，强迫教徒退出教会，排斥教会学校。在战争期间，各地教会领导人对杀害犹太人的作法表示反对，某些教士还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政治抵抗准备活动。许多教士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许多人被处决。
综观第三帝国与教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得出一种初步的见解：希特勒上台之初，以协定的形式对天主教会做出一定的许诺和让步，并采用一些国家干预措施对新教实行控制，使教会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和巩固服务。但是，随着希特勒法西斯的独裁要求和取消教会战略目标的进展，损害了教会存在的独立性，激起了一些教士和教会团体从基督教教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对法西斯暴行进行种种抵制活动，遭到法西斯当权者的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教会推到了与希特勒政权对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