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代工厂的血泪：像坐牢一样的生活

[导读]调查发现，确实有这样一批未满16的孩子在东莞昆盈的厂房里工作，其承受的工作强度与其他工人无异。“这是像坐牢一样的生活。坐牢还允许探监，我们厂连探监都不允许。”

加班160小时/月

他在昆盈工作已经一个月，这是他这个月来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星期天”。

昆盈的生活是枯燥的。

多名工人介绍，昆盈整改前（在美国NLC报告出来前）周一到周五工人们每天加班4小时，周六加班12小时，周日加班8小时。

工人刘靖介绍，他每天凌晨6点起床，6:30到工厂门前，提前十分钟等待刷卡上班。厂房开门后，领班会向工人们交代今天的工作任务。每次领班不忘训话：“手脚要快，做事不要偷懒！”然后就坐在流水线前开始工作。

刘靖的工作很单调——将装好防水胶皮的相机放进机械里检测是否进水，把不合格的放在一边。一台放进去，拿出来，下一台放进去，拿出来……一直到四个小时后的中午11点吃午饭。

12:30以前再次刷卡，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的晚饭时间。17:20以后就是每天固定的“加班时间”，又工作四个小时，21:40结束一天的工作。

“下班以后，厂门已经关了不能出去，随便泡上方便面，吃完就洗澡睡觉了。醒来以后又是同样的一天。”刘靖叹气。

多名像刘靖一样的工人讲述，他们每天的实际工作达12个小时，在厂时间达15个小时。这跟NLC报告所描述的情况惊人地一致。刘并不知道，我国的劳动法第41条规定，每个月劳动者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个小时，而他一个月的加班时间已高达160个小时。

在数码相机部做芯片组合工作的黄钢，18岁，工作时间则更长。据其介绍，3月份他所在的部门基本上每天加班6小时，一天工作14小时。黄钢的同学，16岁的王萍，工作是组合电脑芯片，在过去十多天每天加班6个小时，“从早上一直到深夜”。

而王萍跟他们不同的身份是，她是贵州深兴职业技术中专来昆盈的实习生，也就是人力资源局所称的“未成年工”。她们这一批一共二十多个同学从1月份起就被校长带过来实习，跟正式员工做一样的工作，加一样长时间的班。但是所有的加班时间，她们都只能领到5元/小时的基本工资，无法领到额外的加班补偿。

但是目前，加班时间超长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据了解，昆盈在接到东莞人力资源局“整改书”的第二天作出数个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取消周日加班。

在昆盈厂数码相机部工作的20岁工人王锋，回忆了他收到通知的这个场景：4月16日下班时，领班对在场的20多名工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周一到周五的加班时间由4个钟缩短到2个钟；周六加班由12个钟缩短到10个钟；周日8个钟的加班时间全部取消，放假！”

王锋并不知道为什么昆盈决定突然放假。他在昆盈工作已经一个月，这是他这个月来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星期天”。“那天过的真轻松，好久没有这样休息过了。”王锋回忆。

减少加班，却让工人不满

工厂每月减少了80小时的加班时间，但工人们并不领情，因为他们的月加班费因此锐减700元。通过整改，昆盈公司把每个工人每月的加班时间由160个小时减少到了80个小时。但令人吃惊的是，工人们对工厂的整改并不领情。

不管是刘靖还是王锋，他们都因此打算离开昆盈。其理由是：整改以后，昆盈的加班时间太少，工资收入降低了。

虽然，刘靖希望能够活得“自由”一些，希望每个周末都能好好休息，但是他更认为“人总是要屈从于现实的”，“保证收入是最基本的”。“在工厂打工，工资主要就是靠加班。”所有接触到的昆盈厂的工人都这样说。据了解，昆盈工人每个月周一到周五八小时正常上班，领的是920元的基本工资，扣除每个月208元的伙食费，可谓所剩无几。要想赚钱，只有通过加班。周一到周五加班领1.5倍工资，周六日领2倍工资。以5元/小时的基本工资计算，整改以前工人每个月可以赚到1800-2000元，整改以后只能赚到一千多一点，加班费锐减700元。

黄钢也认为，每天仅仅工作10个小时太少了，最起码应该12个小时才可以，不然工资完全不够用。

刘靖决定再找工，但他现在还不敢辞职。刘靖称，如果要辞职的话，厂里会压着不批。“以前会压一个月，现在好一点，只压半个月。”刘靖说，“等批下来，这半个月的工资就不发了。”

换工作还需要其他的成本，如找厂时产生的路费、住宿费，饭费。所以，他现在处于“有心想走，没钱走人”的境地。

在缩减成年工加班时间的同时，昆盈也决定禁止未成年的正式职工加班。

4月18日，未成年工李丽和三百多个“未成年工”，被工厂按排一起去医院重新进行体检，以方便向人力资源局备案。4月20日，他们被调到了一条“特别”的流水线，这条流水线没有加班。

昆盈人事部的主管聂小姐也由此认为：“在工厂赚钱基本都是靠加班，我们让工人有班加，他们才有盼头啊。”

但聂小姐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工人极低的基本工资，迫使工人只能靠加班来谋生。

昆盈的基本工资是按照东莞市92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的。聂小姐解释，这是基于成本的考虑，“现在的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代工厂拿到利润太少，主要的利润都给客户们赚去了”。

对中国的代工厂们来说，这确实是个残酷的现实。对此，《经济观察报》曾报道指出，一些跨国企业的品牌，如iPhone的毛利达200%，而为iPhone加工的中国代工厂，毛利只有2%。

所以，有人认为，表面上是代工厂的克扣造成了工人基本工资的低下，从而限制了工人的整体待遇。但实质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以强势的合作方式，迫使代工厂长期徘徊在低利润状态，致使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

也正是这些理由，聂小姐认为NCL的报告“夸大其辞”：“我们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而工人李丽对工厂这次减少一半加班时间的整改，最大的感受是“这真的很倒霉”。她不在乎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多大的侵害，她憧憬的是：“还有几个月我就满18了，到那时我就可以跟她们一样加班了，可以寄更多的钱，给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