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往 事(之四) - CaoHJ's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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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暴中的“死老虎”
文革风暴
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一来，因人们的地位处境不同，表现各异：有人当弄潮儿，髙举打倒走资派的大旗，有人则惶惶不安，不知何时大难临头。在不红则黑的大环境中，人人表态，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我琢磨自己，何以自处。
有人说：“你不是当权派，不过是死老虎”。言下之意，大可放心。不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出现我的名字，我虽然不是主角，但凡是提到我的地方，一律在名字下面用红笔打叉叉。一日，广播通知，五类份子，某时某刻，一律到大操场集合听命。我自忖包括在内，准时到那里恭候。来的人真不少。过了规定的时间，不见动静。有人说，回去吧，何必站在凉风中受罪，但没有一个人敢离开。终于有人来了，有那么十来个红卫兵，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胳膊套着有“八一八”（建院造反派）标致的红袖套，威风凛凛来到操场，为首的高喊集合口令，整队，继之点名，杀气腾腾地讲了三句话：
“牛鬼蛇神听到！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格杀勿论！”讲完，一挥手，说：“滚！！”
这群人立即灰溜溜地作鸟兽散。那以后，这群人在运动的激流旋涡中，始终兢兢业业，慬小慎微。我一直对运动持貌似旁观态度。叫我参加学习就参加，老三篇我背得一字不差，常用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叫我参加游行就游行，即使深更半夜来了最高指示（多半是毛主席的最新谈话），我也忙不迭上街。众人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不会说不是。忠字舞我照跳。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我照喊。大字报，我常看，但不置可否。我跟着走，不过，心中不是没有是非，是耶？非耶！脑子时刻在翻腾。
被打倒的人
周慕仁教授是精通多国文字的给排水专家，每天定时站在教学楼前面示众。身上前后左右贴满了大字报，远看活像个稻草人。副院长李川河，年届七十，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建筑学家，年青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众所周知的老问题，红卫兵却为此逼着他到户外温度超过45度的水泥地上做俯卧撑取乐。
石昌杰是学校的第一把手，批斗就更不留情了：平日，他在教师和党政干部中有较高威信，有“石妈妈”之称，男性有妈妈之称，说明他关心人如母亲。
有一件事，他反复遭到指控：据说，1956年，中央指出，知识份子经过多年改造，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应当多方面得到关照，他执行中央指示不遗余力。制定的许多措施中有一项具体规定，凡到本校理发室理发，教师优先，教授优先。这一向没有异议，运动一来，被否定了，工人气愤难平，说石昌杰心中只有臭老九。
还传说，工人理发，即使已理一半，见教授进门，也得赶紧让座，这不大可信，但反复说就变成真有其事了。有一工人愤愤然建议：给石昌杰剃个阴阳头，让他尝一尝头剃一半停下来的滋味。他没少在这件事上吃苦头。
一个年青干部，被石昌杰视为优秀人才，常约他到家里叙谈，曾送过他一包好烟，这干部受宠若惊，后来说是阶级觉悟提高了，在一次批斗石昌杰的大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照着石昌杰的脸上扔过去，说：“你这个走资派，休想小恩小惠收买我，！”会场立刻响起一片怒吼声：
“反对石昌杰腐蚀干部！“
“打倒走资派石昌杰！”
石昌杰1936年入党，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造反派认为他必定是叛徒，他坚决否认，不承认不行，多方折磨他，最后一招是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由几个大汉猛推他到大操场，干什么？枪毙！临刑，他高呼革命口号。几支枪对准他，一阵枪声，子弹从他的耳朵边呼啸而过，没打中，原来是假枪毙。后来造反派勒令他搬家，几易住所，最后让他住家具库房，一切生活自理，如是渡过好几年的艰苦岁月。
街上很热闹
这几天，街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敲锣声，口号声大老远都能听到。两个小家伙，差不多天天上街看热闹，整天不落屋。今天下午一点多钟才兴冲冲地跑回来。你们还知道肚子饿呵？ 他们的母亲一边说，一边从锅里给他们端饭菜。小儿子按捺不住说：妈！我看见抬死人游行了。我问哪个单位的？老三说，是从杨公桥方向来的，不是二钢就是无线电厂。老幺说，死人脸面浮肿，发臭了，说是用大煤铲劈死的。
她的母亲说，真残酷！快别说了！吃饭不许说死人。
我又问是谁打谁，知道吗？老幺摇头，说不知道，他的哥哥说，旗号很杂，可能是一派的地区联合游行。呼的口号是，打倒保皇派，说不定是“反到底”打另一派。
真不幸！开始打派仗了。我问还看见什么？老三说，今天沙坪坝区也在游行。队伍老长。前面押着一个走资派，头戴高帽，手拿一面铜锣，一边敲锣，一边自报姓名，我马上问，那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姓汪，那人的身高和长相你有印像吗？他说，大高个，发胖。我说，就是他，他姓王，不姓汪，叫王秀峰，这个区的区委书记。
现在批斗的多半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好像必然是走资派，市里是任白戈，这个区是王秀峰，建院是石昌杰，斜对门的重庆大学是郑思群。郑思群太轻生，批斗几次就自杀了。全市是他开的自杀先例。
你是什么成份
1、理 发 室 的 一 幕
我常到双巷子理发店理发。往日，到那里理发，即使已座无虚席，还会有人在排队等候，正忙着理发的理发师傅见顾客进门，必定热情招呼：“请里面坐”，但今天不同。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坐在椅子上等待理发了，两个师傅慢吞吞地在抽烟喝茶，似乎视而不见。我进门，他们也不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地方坐下。陆续进来的顾客，也受到同样对待。
为何今天不同往日？我正纳闷。突然，一个较胖的理发师站起来，大声吆喝：“站队！站队！” 突如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大家迟迟疑疑地站起来。先来的两个人，以为马上就要理发了坐在理发椅子上不动。“你们是聋子吗？下来！”师傅朝他们大吼一声，两人不得不服从。
很反常，太反常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正是造反派出足风头十足霸气的时候，不知这个师傅是哪一路的神仙，谁敢不遵命？队排好了。师傅又高声喊报数。总共不过七个人，一目了然，我心里想，多此一举。演完，大家以为该理发了，谁知又命令：
“拿出红宝书来！”那年头，胸前戴毛主席像章，语录随身带是不成文的规定。“念！老三篇。”他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小小理发室，朗朗读书声，彷佛成了小学堂。该演完了吧？先来的两个人，赶紧占理发椅子。不料又遭到训斥，这次是新花样，师傅命令他们站好，审讯似地问：
“你是干什么的？”，答：“小学教师。”
“出身成份？答：“地主”
“给我排到后面去！”对他很不客气。
如是问第二个，第三个，情况相似，结果相同。快轮到我了，我好心虚，但表面装镇定。我倒不怕敬陪末座，怕的是给我剃阴阳头，那时走资派被剃阴阳头敲锣打鼓游街是常有的事。我只好说慌了，我的答话当然是响当当的，结果不错，真的很不错。出乎意料，顺利过关，竟后来居上，第一个理发。
从那以后，我再没进过理发店，我自已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让我的女儿学着替我理发，至今已三十多年，开头是为了避免难堪，后来就纯粹 是图方便了。
2、校园一景
我认识土木系两个同班的学生，“文革”前，他们一块学习，打球，上图书馆看书，有时一块逛街，关系融洽。“文革”开始不久，甲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乙因出身不好，靠边站，两人疏远了。有一天，在教学大楼前面的路上，我看到这两个学生，一切变了，甲昂首阔步，走路一阵风，迎面走过来乙，萎萎缩缩，一看便知，处境不好。
甲，看到乙，喝令他站住，要他报出身成份，显然他早己知道，是故意刁难的。乙，低下头来，不敢正视。低声回答：“小土地出租”。甲厉声说：“什么小土地出租，恶霸！”命令他就地站住，没得到他的允许，不准离开。说完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乙，果真原地站住，一动不动。这是发生在上午十时左右的事。下午二时左右，我特意去看，他果真还站在那里，一位教师路过，问清了缘由，同情他，说他真傻，劝他别站了。但一转念，又说：“还是等他来吧！”不敢作主。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再去看，他仍然站在那里，只见他神疲力乏，精神特别颓唐不振。过路的人，见此光景，说什么的都有，有同情的，有鄙视的，有说他太胆小的，有说“活该”的，多数人说：“他傻到家了”
父母受难，儿女受累。一般人歧视五类份子，也同时歧视他们的子女。歧视通常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特别是在涉及本身利害的时候，“狗崽子”的恶名会脱口而出。
有一天，小儿子和一个大孩子玩儿，玩着玩着，不知为什么，吵起来了，对方骂他“狗崽子”，同时强迫他闻他的臭袜子，欺人太甚！他受不了这样大的污辱，气极了，一跃而起，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刀来，对准对方就是一刀，那孩子逃避不及，肩膀被刺伤了，吓得大喊大叫逃回家去了。
这一来，事情闹大了，对方的父母竟带领全家人上门兴师问罪，大骂右派，大骂狗崽子，“你这个不知悔改的大右派，竟敢搞阶级报复，再不老实，我们就专你的政！”…这是惯用的一着。邻居们围观，弄清事实真相后，都说，小孩子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双方都有错，不要太当真。
事后，他的母亲要他少惹事生非，姐姐哥哥则称赞他，说为了自卫，干得好，有出息。我呢？赞尝他那种不可侮的倔强性格，但又怕他动不动动刀子惹大祸，表扬不是，批评也不是，我拍了两下他的脑袋，只说：“你竟敢杀人？杀人是要偿命的，等着吧，警察叔叔马上就上门来抓你。”。
从此，他在小伙伴们中间嬴得了几分尊敬，再没人敢欺负他了。第二天，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走进门来，说：“他又杀人了！” 是误传，这说明他动一次刀子，在孩子中间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
不要手软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实际上是肃反的另一说法。有许多人受到审查，重大嫌疑人，被造反派押着进进出出，失去自由。总务处一位留用人员，被怀疑是潜伏下来的老特务。军宣队政委亲自坐镇指挥审讯这个案子。不用说，这是个大案要案。会前，政委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证据确凿，给我狠狠地斗！绝不会错，不要手软。”
刚说完，楼梯口出现这样一幕：此嫌疑人坐着“喷气式飞机” ，由三个大汉用力猛推，把他从一楼快步推上五楼，活像犯人被押上刑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迎接他的是一片杀气腾腾的口号声。政委的话还会错，众人都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没想，七斗八斗，大家只听到他谈他的冗长的人生经历，没有可作为罪证的东西。后来没事了。他是专管家具的，不久又见他在家具保管处忙忙碌碌。这是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
我也受到审查，老问题——1941年，我被俘，有无变节行为。我明知是多此一举，也只好小心奉陪，有问必答。这不是在会场上解决得了的问题，我把众人的疑问引向实地調查。相持不下时，头头似乎也意识到顶牛无济于事，便派出调查组到出事现场复查。这就对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那老人坐“飞机”登场，我有幸没受到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这是为什么？
她每天晚上从３２中下班回来，筋疲力尽，一腔怒火，又很无奈。她坚持，她没错，她早就摘了右派帽子，早都回到人民队伍里了，为甚么不能到外地串联？为甚么还把她当敌人看待？为甚么？为甚么？……实在想不通。
开头她有顾虑，我当过右派，有资格串联吗？实在经不起诱惑，自我安慰说，我早都回到人民队伍了，为甚么不可以？带上十五岁的大女儿，说走就走。当时她属于某一派，串联得到派头头同意。头头还要她每到一地，注意搜集当地的资料，儼然是该派的特派员。带罪之身，能跻身革命队伍行列，她心里美滋滋的。
不料好景不长，后来，她那一派失势下台，执政大权落到另一派的手里，她的派性那么强，岂能不挨整？我在建院接受审查的时侯，她在32中学受尽折磨。“胆大包天！你个右派份子，竟敢到处串联？” 整她的人这样说。于是給她戴大黒牌子，她抗辩，没用。越抗辩，整得越利害。按脑袋，扯头发，扇耳光，吐口水，坐“飞机”，都用上了。最后罚她打扫全校的女厕所。
有一次，大女儿见她体弱无力，帮她提了一大桶水，结果被人发现告密，造反派立即决定第二天开批斗会，再揪斗她，并指派人也给大女儿赶制了一块大木牌，穿上铁丝，上书“狗崽子子某某”，准备也拉她去陪斗，所幸好心人连夜报信，大女儿赶紧坐末班车逃离32中，才逃过这一劫。
决心修练
1970年，建院在重庆远郊西山坪办五七干校，全院教职工参加，在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斗，批、改” 。西山坪原是关押劳改犯的地方，调走了犯人，我们来了。
有一天，一位驻军的师级干部到五七干校讲话，谈到抗战时期敌后的政权建设方针时，信口开河说，那时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我听了，忍不住低声嘀咕了一声，没有这种三三制。这被坐在我身旁的积极份子听见了，当时用警告的眼神瞪了我一眼，散会后，他质问我，你说，三三制应如何解释？他居然马上照我的解释，约了几个人分头认真查起毛选来了。
事后，一位知心人告诉我，幸亏你是对的，否则扣你一个反军的帽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接着用关心的语气挖苦我说，你当你还是共产党员是吧？他要我向两个右派学习：一个是原副院长张铁民，转业老干部，对任何人都是一副菩萨面孔，从不发表高见。但又道貌岸然，不失尊严。另一个是何征，北大博士生，分配到建院还没开始工作就当了右派。他是另一类型，话很多，随随便便，从不议论政治，人缘极好。
我谢谢他的提醒。
这时，我觉得自己的确很幼稚。我想起了红卫兵在大操埸上的警告：“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格杀勿论！”我很后悔，我为什么老记不住自已的特殊身份呢？我反复对自己说，记住，记住，你是摘帽右派！你是阶级敌人！那以后，我决心当闷葫芦，说话最好只说青菜萝卜，不谈政治。我要修练，练就一副刀枪不入的仙身道骨。
三老会份子
一埸风暴突然向我扑来。有一天，五七干校的全体学员在院子里集合，军宣队张政委作关于肃清“三老会”的政治动员报告，何谓“三老会”？据说有那么一个由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组成的，以篡党夺权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其成员散布很广，非斩草除根不可云云。
临了，张政委提高嗓门，要大家擦亮眼睛，说三老会就混在我们中间，接着大吼一声：“x x！三老会分子！百分之九十几的证据都掌握了，就看你啦！”一个晴天霹雳，我为之一惊！等我回过神来，心里想，“神经病，无中生有”。这时，坐在我前排的人都回头看我，我很镇静，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会后，我若无其事，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但参加集体活动的权利被剝夺了，我也乐得逍遥自在。没过几天，一连串的斗争开始。先是个别谈话。，记得是同组的刘某和曾某找我谈。一个晚上，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围着一张小条桌，微弱的灯光，照着三张严肃的面孔。他们的态度不算坏，只是劝我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要我像竹筒倒豆子那么干脆利落。我说，我这一辈子只参加过共产党，没参加过任何别的组织，要我竹筒倒豆子，我只有那么一点豆子，反复装进竹筒，倒出，再装再倒就是了。他们当然不会掌握到什么材料，虚声恐吓吧了，无可奈何，只好说， “不要轻易封口哟！晚交代不如早交代”，谈话草草结束。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一批来短期劳动的女生，拥到我门前高声喊“三老会分子x x出来！”我带着做游戏的心情走出来，问“什么事”，脸上带笑。“哼！好猖狂，还笑呢，不许笑！”“啪！”的一声，把一张大字报贴在我背上，说声“走！”，推推拉拉，把我押到女生宿舍门前。咳！地上，墙壁上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我这个不老实的“三老会分子”的。
她们吵吵囔囔，既要我弯腰低头，又要我念大字报。“念！大声念，再念！”咄咄逼人，中间夹杂着声讨的口号声。女生们显然是奉命表演的，表演完也就完了，我不愠不怒，幸好没受到皮肉之苦。
这套把戏演完了，他们一无所获，戏演不下去了，只好命令我退埸。离开会场时，我有点愤愤然，但转念一想，无非是一出闹剧。何必伤那个脑筋，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过了约半小时，那伙人散会回到宿舍。
嘿！奇迹出现了。那个领喊口号的袁某，走到我身边停了一下，问我吃饭没有，说那天的面条很好吃，是关心的口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更有趣的是按我的脑袋，强迫我低头的罗某，这位俨然极左派的女将，居然问我：
“你的广柑有人给你带下山吗？”她表示愿意效劳。那时，一人分了十多斤广柑，因为不准我回家，我无法自己带，她对我像对待关系密切的老朋友那样亲切关怀。转瞬间，一个个都由怒目金刚变成了善心的菩薩，这一百八十变的转弯是怎么回事？
我猜想，从我离开会场以后，他们认真研究了我的向题，可能对军宣队对我的无端定罪起了疑心吧？既然罪名纯属子虚乌有，谁还愿意和我作对到底呢？此时，我不但不责怪他们，反而有点同情他们不得巳而为之的苦衷。
后来不开斗争会了，只开批判会，真为难了那些发言批判的人，内容空空洞洞，只谈“斗私批修”如何如何，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开始，还认真做笔纪，后来索性画起漫画来，谁发言我画谁，这倒很有趣。
没料到坐在我身边的“地主份子”某某，揭发我，这还了得！激起了“众怒”，人人都煞有介事地指责我太不虚心，说什么大家苦口婆心地邦助你，你竟然视若儿戏。传来消息，军宣队即将撤离学校，可“三老会”问题没有结论，这不永远成了疑案？不行！我得赶紧讨个说法。
我径直走到张政委的办公室，张政委不在，只有王主任在。军宣队办公室重地，往来无白丁，岂能容我这样身份的人随便进出？王主任板起面孔问我有什么事？我怒气冲冲地回答：“请你转告张政委，就说有个三，老，会，份，子 X X 有事找他。”他看我来头不对，不敢怠慢，连声说：“好，好，好，我一定转达。
果然张政委派人通知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客客气气，察颜观色，又递烟，又倒茶。我的脸色阴沉，我开门见山，问他：“你说我是‘三老会份子’，百分之九十几的材料都掌握了，现在怎么说？”“那，没事了嘛！”他的表情难堪。“政治问题，怎么这样不严肃？”我接着说：“我要求在什么埸合给我戴的帽子，仍然在什么埸合给我澄清，不过分吧？”“那一定，那一定。”他说。态度不错，实事求是。
哼！天晓得！第二天一大早，军宣队全部人马拉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就如此收场。
情操（好人不平安）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工作，具体任务是管理外文杂志阅览室。各种文字的专业杂志数百种，但偌大一个阅览大厅，经常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光顾，因为师生都一心一意干“斗，批，改”去了，没有时间研究学问，加之怕背上“白专道路”的恶名，也懒得研究学问。
记得那段时间，只有两个人是阅览室的常客，一个是早己被批倒批臭被冷落在一边，人称他精通六国文字的周教授，另一个就是本文要谈的叶仲玑教授，他是全校有名的摘帽大右派。
叶仲玑有严重的咳嗽气喘病，每次来阅览室，都是人未进门，先听到他的咳嗽声。他的年龄不算大，骨瘦如柴，面容憔悴，走路轻飘飘的，活像幽灵。我每见到他，心里总禁不住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进阅览室了吧，时有不祥的预感。
有一天，他向我借外文词典，气喘得那么利害，我为他感到难受，劝他注意休息，他的回答竟是：“我的日子不多了，打算趁还有一口气，把计划翻译的三本书，赶快译完。”接下去就给我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年轻人，我活不了几天了，趁还活着，赶紧译完这部辞典，给后代做件好事。”他听了深受感动。讲完这个故事，他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想起这可敬的老人的话，我觉得，我也应当尽快把三本很有用的书翻译完，给后人做件好事。”说话时，表情悲壮。
我听完他的故事和他的决心，我感动得转过脸去流下了眼泪。心想，他不是人人都可唾之骂之的阶级敌人么？怎么会有如此高的情操？我不禁联想起，一年前，他在西山坪“五七干校”屡遭摧残的遭遇。那是1970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开过不久，经九大修改过的党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共产党员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练。
不知是谁的发明，学习新党章，应当以斗争开路，于是就物色斗争的靶子，选来选去，竞选中了叶仲玑。此前十多年，叶仲玑是建筑系的系主任。全国高等院校搞院校调整时，叶仲玑从工作出发，对此举提过不同意见，因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从那以后，他低头走路，小心做人，循规蹈矩，没做过越轨的事。万料不到，过了十多年，平地一声雷，旧话重提，又被重新推上祭坛。那天，会场气氛紧张，除了少数知情人，大多数人不知为何紧急集合开会，只见系总支书纪绷着脸坐在主席台上，如临大敌。
不一会，有两个年青人把叶仲玑从门外猛推进会场，责令他弯腰低头，颈子上挂着老大一个牌子，接着就按计划有人站出来依次控诉。指控叶仲玑曾经如何猖狂向党进攻，连他当年学成归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也被歪曲成里通外国，别有用心。控诉完毕，仍旧让他坐“喷气式飞机”离开会场，始终不让他说一句话。如此这般，一场别开生面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功德完满。
但叶仲玑的苦难没有结束。当天他被勒令从集体宿舍搬到过道独自睡地铺，以示惩罚。正是严冬季节，五七干校所在地西山坪，山风凛烈，过道的穿堂风，更是了得，叶仲玑本来就患气管炎肺气肿，顶不住寒冷袭击，病情加重，昼夜咳嗽不止。向我借词典时，恐怕这病己发展到肺心病的晚期了。过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至今，我每想起这个不幸的人，我始终忘不掉他要带病坚持译完三本书的雄心壮志和髙尚品德，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敌人呢？
范老夫子
范雨舟，外号老夫子。外号起得好。他年近六十，年龄比谁都大。走路迈八字步，慢吞吞。他轻易不说活，一开口就拖长声音教训人，特爱抬杠，顶咀，无论对谁都一样。很不幸，57年，他也当了右派。此前他当过西南师范学院的语文教授。在建院，有专业知识的右派，留在系上监管使用，无专业知识而有点文化知识的则到图书馆打杂。
我认得他，就是在图书馆一块打杂的时候，他，我，还有原副院长张铁民三人，人称图书馆三大右派。老夫子的资格最老，37年以前，在上海国民党的监狱里入党。下面谈老夫子和馆长之间发生的一件事：
费召瑞，是图书馆的馆长，馆长一职，一般都是由专业知识比较渊博有德有才的人担任，通常是副院长兼这一角。也巧，适逢交通学院与建院合并，组织部长和费召瑞都来自交通学院，所以让费召瑞这个既不在行又缺乏教养的角色当了馆长。偏偏此人还很不虚心，是喜欢逢迎拍马的人物。
老夫子有一个任务，天天到收发室取全馆的报纸，邮局送报是在下午，老夫子的责任心很强，天天按时取报，风雨无阻。费召瑞早都对老夫子看不顺眼了，这一天，全馆开会，人人都按时到会了，唯独缺老夫子一人，左等右等不见他到会，他不耐烦了，咀里嘟嘟囔囔，别人说，他可能拿报纸去了，费说，他事先该请假啊！
不一会，老夫子慢吞吞地迈着四方步进门来了手里抱着一大捆报纸。大热天，他走在太阳下面，来来回回，大汗淋漓，真够嗆！这时，他本应得到一句安慰的话，那知费召瑞反而责备他不该迟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一碰撞，难免生火花，爱抬扛的老夫子说：“我天天都是这时候拿报纸嘛！谁不和道？”费召瑞说：
“你接到开会的通知没有？”“接到通知又怎样？”“你该懂得请假！”“请什么假噢！多此一举。”费召瑞火了：“你这个臭右派，敢和我顶咀！”他随手抢起一把椅子，正想朝他的头上砸过去，幸好众人手急眼快，伸手挡住了这才没出事故。
“可教育好的子女”
女儿插队的地方不远，小小年纪，离开家庭，我们不放心，常去看她。她很好，和其他知青一起战天斗地。挣工分吃饭，和农民相处也融洽，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这就放心了。三年过去了，有消息说，大学到农村招工农兵学员，招考对像主要是下乡知青。她的母亲很起劲，立即下乡，要她好好复习，准备应试。
女儿农村来信，说，兼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副县长主动找她谈话，征求她的意见，可否读本县的师范学较，毕业后马上分配工作。不管怎样，弃农上学，巳成定局。接着女儿又来信， 不妙，这次是报忧，不是报喜。副县长再次和她谈话，告诉她，政审不合格，通不过。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父母双双是右派，外公外婆又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 她听了这番话，像五雷轰顶那么难过，副县长安慰她： “你的表现不错嘛,。”升学不行，招工还是有希望的。”
没什么，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就等待工厂招工吧！我也只好这样安慰她。不久，工厂果然下乡招工来了。选择对象是思想好，劳动好，身体好的，高考高分的落榜生优先。知青伙伴都说，女儿的条件最好，没人能和她比。她肯定第一个上榜。她又一次燃起了希望。谁知失望总是伴随着希望而来。万万想不到，被选上的竟是一个曾因偷军车不成被捆绑起来游街示众的家伙，她又榜上无名。
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本来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几经折腾，终于明白过来，那年头，出身不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永远折磨你，“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不过是官方的语言，她的切身体会正相反。以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知青一批接着一批离乡返城，或升学，或就业，唯独设有她，她在农村呆了整整六年半才因病离开那“广阔的天地”
静悄悄的阅览室
从五七干校回来，调我到图书馆工作，此前七八年，生活彷佛就是反反复复批斗，到了图书馆才多少有了点安定感。图书馆是一个窗口，从这里可以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一、无效劳动
我在图书馆管理外文期刊阅览室。阅览室大厅少说也有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陈列着不同文字的多达数百种专业期刊。我的具体任务是，把这些期刊分类陈列，更新，和收藏，还有，上班之前打扫展览大厅约一小时，也是一大任务。这工作应当很有意义。但久之，我发现这基本上是无效劳动，读者太少太少了。有一个月，我特意统计人数，结果那个月读者只有十一人次，多半是老面孔。
读者不来，原因很多，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是主要原因。阅览室缺乏读者，就像演员登台表演，台下无观众欣赏，厨师做了美味隹肴，却没有人品嚐。常见的图书阅览室，人多又寂静无声，现在倒是十分安静，我独坐阅览室一隅，四周无人，安静得有阴森森之感。阅览室无人问津，我的劳动也就简单多了。大部份时间闲着。时间怎样打发？我想了一招，不会利用难得的空闲搞点翻译什么的吗？。我自嘲，工作时间搞翻译，是种自留地行为。农民种自留地，是因为怕生产队分的粮食吃不饱，我种自留地是因为时间太富裕了。
二、不是小事
1975年夏天，在成都，有一个外国人办的图书展览会，兼办图书预订业务。学校号召教师前往参观，学校报销路费，报名参加者可谓踊跃。我随行服务。到了成都，第一天，去的人似乎都到了展览馆，第二天，许多人不来了，逛街去了，探亲访友去了，参观者寥寥，一直到打道回府那一天，几乎天天如此。我好生纳闷。照我设想，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必定是，人一到成都，就天天如饥似渴地泡在展览馆里，就像牛群进了菜园，饱餐一顿。怎么会千里迢迢来了，又不热心参观呢？订购图书的，更是少之又少。
下面这个例子，给我的困惑作了答复：有一位讲师，想订购一本书，我让他填表，他在出版社一栏内填：“此书有160幅插图” ，（这是封底上的一句话）我说，错了，另给他一张表格，让他重填，二番填的是，“U S A”，我说，美国的出版社千千万万，单填“ U S A”不行。最后他说了老实话，承认他的英文没过关，想订购这本书，只是看中了那一百多幅插图。
一个理工科大学的讲师，看不懂专业外文书籍，怎么汲取别人的先进经验？怎样进行国际交流？，造成这结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三、忧心忡忡
建筑系一位中年教师，是阅览室的熟面孔，多时不见，一天突然出现，原来到日本参观去了。我问他，参观有何心得？他说，我们太落后了，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我请他试说一二。他说样样落后，比如：我们设计一座高层建筑，用手工设计，得花很长时间，人家用电脑设计，几小时就拿下了，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没见过电脑什么样子呢。又如：我们施工用的脚手架，不过才淘汰楠竹捆梆，人抬肩扛的落后状态，人家施工早都电子化机械化了。重庆的房子最高不过十层，人家想盖多高就盖多高。 高楼靠电梯上下，重庆至今没有几座电梯楼，电梯多半靠进口。
此时门外摆着一部牵引式的挖土机，他指着这部挖土机说，人家早就用液压式的了，效率高，又轻便。我们现在还用这笨家伙。他说，无论设计，施工，材料，我们处处落后，即使跑步追赶也赶不上人家，可是我们还在停课闹革命，大学几年不招新生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一直忧心忡忡。听了他这一番话，我也感慨不已。但我只提问与倾听，最多点头表示赞同，不加评论，因为别人能说的，我不能说。
盖房记
我的六口之家，人平居住面积依然是十多年前的3.3平方，孩子已长大成人，改变居住环境迫不及待。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我。入了另册的人，申请另安排住房当然不可能，文革以来学校没兴过土木，也不会有可调配的房子。凡事都讲机遇，没有机遇便是空想，有如孩子嚷嚷要摘下天上的月亮，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机遇忽然从天而降。
同住新村的张某某，新当选革委会委员，分管建院的后勤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利用手中的大权，用公家的建筑材料和人工，为自已扩建房子，众人看在眼里，议论纷纷，哼！这还了得！天天讲 “斗私批修”，你真行呵！越斗私，你越自私，什么话！
建筑工人陆续把建筑材料往他家门前的空地上堆放，越堆越多，就要动手盖房子了，他的一位平日相处得不错的近邻，走到他跟前，笑咪咪地对他说：“张委员呵！恭喜！恭喜！我也需要扩建房子呢！”说着，不经他同意就动手把那些建筑材料一件件往自己家里拿，动员全家人来一起拿，完全不给张委员留面子，张委员自知理亏，不满意也不敢发作。
有人带了头，接着张家李家也大胆依法泡制，一个个都是住房的困难户。可是僧多粥少，供一家盖房子用的材料，一分散，七零八碎，还顶什么用？有人提议，一不做二不休！何不索性到学校的建筑工地上公开搬运呢？那里应有尽有。说干就干，大家一边干，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当官的当官，搬砖的搬砖，我不当官，只好搬砖咯，依呀嘿，呀吗嘿！”。
我是住房困难户中的特困户，增加住房面积比哪一家都迫切，也更加理直气壮，可是，入了另册的人做违法的事，不敢为天下先，不过，法不治众，众人能干的事，我为什么不敢干？这样一想，于是大家咋办我咋办。可惜动手晚了，我全家出动，弄到手的材料，不过是很不足道的一百多片瓦块和十几根长长短短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的木片而巳，离需要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我房前屋后有空地，全家到齐有六双手，万事俱备，不就是缺少建筑材料么？车到山前必有路，干起来再说，我扩建住房的决心不动摇。
我设想过许多蓝图：一开头，我想盖个石头房子。我在画报上见过，石头房子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路边有的是石头，俯拾皆是。我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寻寻觅觅，见石头就捡，一连忙了十几天，还扭伤了腰干，捡到的石头只够砌墙基用。真遗憾！盖石头房子不现实。此路不通。
我又设想，自己花点钱买砖瓦怎么样？那时，附近农村有许多生产队烧砖瓦，卖砖瓦，一打听，砖瓦不但奇贵，我买不起，而且据说购买砖瓦有一定手续，得持单位介绍信向有关部门申请，托人情，进出衙门，不知来来回回得盖多少公章，烦不烦？此路也不通。
最后，我想起了打土砖。我早就注意到，学校附近有许多居民自己打土砖盖房子 ，盖起的房子整齐美观。我走访居民，向他们请教打土砖的方法。居民热情地告诉我，泥土，石灰加煤灰是构成土砖的材料，怎么拌料，上料，夯实，脱模居民手把手地教我。还答应届时借给我打土砖的木模子。嘿！这可能就是唯一的出路。我回家一商量，都赞成用土砖盖房子，不成功，决不罢休。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还真不简单。泥土得到远处一锄一锄挖，一挑挑往回运。学校有化灰池，用石灰，看守人虽然不干涉，但一挑一挑往回挑，也很费力。至于煤灰，那是最大的难题。看起来，不见得难，眼前的学生食堂前面堆着大堆大堆的煤渣，煤灰就出自煤渣，不过得用大木筛一筛一筛地筛出来，像沙里淘金。满满一筛煤渣，筛不出多少煤灰。
筛煤灰的任务，老二说她包了。她每天一下班就上阵，每次都弄得灰头土脸，疲倦不堪。材料备齐，开始打砖了，这主要是我的任务。老婆当助手，道道工序都费力，，每天都干得腰酸背痛。不过每天收工时，看到一块块土砖有序地码起来，越堆越高，数着完成的数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瓦有了，砖也有了，缺的只是架在墙头上的檩子了，这也难不倒我们，路边大风吹倒的桉树，锯几根就有了。七整八整，从夏天干到秋天，又干到寒冬将至，两间小房子终于赫然立在眼前。
我一鼓作气，还在厨房背后用夹竹桃枝条围了一间浴室，地上铺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水磨石碎片。这浴室，抬头能看蓝天白云，环顾四周，夹竹桃繁花似锦，花香扑鼻，什么阔气的卫生间能和它媲美！正当逆境之时，拥有这些，我满足了。可以这样说，我能盖成房子，是托张委员的福，若非他“帮忙”，给我机遇，凭我这身份特殊的人，想盖房子，真比小孩子想摘下天上的月亮还难呢。
其他建房人家扩建的房子，也都先后完成，别人不见得比我省力，欢乐之情不亚于我。所建房子形状不一，又大同小异。某日，相约互相参观，不少人本来就是学建筑的，“采光，通风，保暖”如何如何的行话一套套。对别人的杰作，说好话的多，颇有谦谦君子风度。
过路行人也少不了评头品足，说法就直来直去了，居然有人用几分轻视的口气说，我那两间房子，像街边厕所。褒贬由人，所谓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我们怎么看怎么顺眼。最主要的是，我们从此有了四间房子，尽管总面积不会超过三十五平方，人均也只有六平方左右，但房子显得宽敞多了。
广东的妹妹早就说要来看我，房子落成，她真的来了。房子不仅自己住，来个把客人，也不成问题。房子落成，全家欢喜，下乡的老大，小木工老三不常在家，但每回来参加劳动，不遗余力，回家看到新房子那一刹那，欢喜雀跃不已。房子虽简陋，那是全家的杰作。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此之谓也。
房子落成之日，我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
陋室铭
不速之客
1975年夏季的某一天，一个彪形大汉，后面跟着几个随员，突然光临我简陋的小屋，来人身着戎装，惊动四邻。这是谁？好生面熟，他见面紧握我的手，先开口：“不认得啦？我是王建楚。”哎呀呀！老朋友，竟是身高一米八几的大老王。我说，当年你没这么胖呀。
抗战时，我们一块编过《山东画报》。解放战争时期，他去了东北，我留在山东。我随军来西南时，路过武汉，不期而遇，他多方活动，希望我重返军队工作，有了眉目，又功败垂成。那以后彼此无音讯三十多年，他当年是个英俊小伙，现在变成了大块头。我说，你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我问他晓不晓得我的处境，“与鬼为伍者也是鬼 ”你可知道利害？
他说：“不必担心，我是有备而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做了大官，是大军区的军级首长，是来重庆驻军视察工作的。接下来，我们便畅谈今昔。他知道了我的不平凡的遭遇，为我鸣不平，不胜唏嘘。他说，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我说，我这反面教员会一直当下去，但愿不株连下一代就行，我把女儿高考高分落榜，召工落榜的事告诉他，也把小儿子在重庆无法上高中，不得不到外地上学的事告诉他。
他回去就写了下面这首诗。知我者，大老王也。（诗是他2005年去世后，他的老伴吴映年寄给我的）
“右派”朋友
1975年夏季
一顿客饭
大老王远道而来，当然应当招待吃饭。我问老伴，还有肉票吗？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月初就把一个月定量供应的猪肉吃完了。孩子们非要一顿吃完不可，说那才叫过瘾。
我又问，总还有点粮票吧？她说，别做梦了，我们已多时没这东西了。我说非请吃这顿饭不可，我绝对相信你会有办法。她说，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归说，说过，她马上就为这顿饭张罗起来了。
她的办法就是一个“借”字。
我们邻居之间的关系不错，彼此照顾，哪家有了困难，其他家尽力帮助。东家借，西家借，出了这门进那门，有痛快帮助的，有说爱莫能助的。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想一伸手就到手不可能。老伴说，最终借到五斤粮票，三斤肉票。走了七八家呢！
这真不容易呵！那时主副食品供应一直很困难，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才十九斤，如果肉食供应充分的话，非体力劳动者可能够了，肚子里没油水，则根本吃不饱。所以家家户户都把一人一月的半斤肉票看得很重，是轻易不出借的。粮票也一样。我对老伴说，你行呵，辛苦了！
老伴说三斤肉票，就是我们全家人一个月的定量，这次吃了，下个月就别想吃肉了。又说，现在有三个孩子在家（老大下乡当知青）加上我们两个，四个客人，（包括秘书，警卫，驾驶员）就是九个人，都上桌的话，饭菜肯定不够。
老二在一旁见妈妈发愁，立即说：妈！不用愁，我和弟弟吃食堂，你们的两份饭菜都归我们，肯定会吃得饱饱的。孩子的风格高，就那么办。当客人赞美饭菜如何丰盛时，是不会想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