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沈容大姐和她的《红色记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1:33:56
沈容大姐匆匆离去了，留下了遗作《红色记忆》。纸墨犹馨，音容如在，牵引大家深深地怀念和痛惜。
文如其人，《红色记忆》以她特有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记述了她丰富鲜活的平生见闻，包括许多动人的红色掌故。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惊喜瞩目。当我读后掩卷，龚定庵的诗句陡然撞上心头：“人难再得始为佳！”唉，像沈容大姐这样的人品，难再得了；像她这样的文品，难再得了。
沈容大姐是位老战士，去世时年已82岁。她有着十分丰富、乃至传奇式的阅历。她在抗战时期，在长沙参加地下党。当时是中学生，《毛选》一卷上载名的杜修经就是她的入党监誓人。后到重庆，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继入《新华日报》，与长她5岁的老新闻工作者李普同志结婚时，是周恩来为她的婚事拿过主意的。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军调处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她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刘邓部队中“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后来学会了）。本职是新闻采访，曾和刘邓在一起“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见过。建国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后，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她亲睹亲闻了多少次时代中的阴晴雷电，面遇过多少位叱咤风云的当代贤豪，安身穿越，结想联翩。丰富的第一手见闻奠定了《红色记忆》的基础，提供出一系列沧桑岁月的本色面目。
沈容大姐在写作《红色记忆》时，善于敏锐地捕捉细节，抓住侧面，勾勒出事态和人物的重要特征和本生面目。使人即小见大，妙悟真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红色记忆》中记下了她在刘邓部队前线司令部时的一个细节：
1947年，“有一天，一次战役已开始了。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作战的时候，作为指挥作战的政委在干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好像应该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或在电话机旁等电话。这些都是从小说中看来的。出于好奇，我就走到他房里去问他：‘邓政委，前方已打响了，作为政委，你干什么呢？’邓小平说：‘我现在做的是着急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每打一仗，司令员和政委最忙的是考虑这一仗如何打，所谓‘运筹帷幄’，等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发下去了，他们倒清闲了。这时着急的，是情况是否跟他们预想的相符合，这确实是他们‘着急’的工作。我向邓小平提那样的问题，正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新兵。”
书中还引述了当时任军区司令部军政处长，建国后任海军司令员的杨国宇写的一段日记：“在唐官屯，刘邓住在一座较大的房子里，院内有两棵石榴树。刘邓在石榴树旁的桌上，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走向村西，向南看，向东看，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
沈容说：“正史里绝对看不到这种记载，然而，这不也是历史吗？”
《红色记忆》的笔调非常自然而安详，令人读来特别感到亲切。这是一种出于平常心的表述。沈容大姐不乏亲睹风云际会时刻的机缘，却总能以清醒而平等的角度来体会和观察。对于革命贤豪，特别是功高德重的贤豪前辈，人们常以敬仰乃至敬畏的心情来看待和应接，甚至于他们的伴侣也未能免。这本来是自然的，不过这种角度有时也会阻挡视线。古代文学史中有“刘祯平视”的典故，因为刘祯觉得平视方能谛视对象的全部美丽，而仰视则不能。沈容大姐以二八华年入党，英锐之气历久犹存，从而长期以平等心看人看事，观察到事态和人物的无遮饰的本初神态，保存在自己的红色记忆中。这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她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是管家。“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你是不是太凶了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李克农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沈容记下了一个小故事，她的同乡女同志胡小为，经地下党介绍去延安，路过北平，暂住执行部。她以为住在一起的都是同志，无拘无束。“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把胡小为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知如何补救，饭也不吃，哭了一整天。隔壁女同志得知后，意识到此人就是李克农，向李克农报告了。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沈容写道：“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
沈容大姐转到电影界后，1958年，曾率领摄制小组和苏联合作拍摄关于中国和苏联的纪录片。苏方的导演是瓦尔拉莫夫，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双方一起完成了在苏联的作业，进展顺利，关系不错。而双方一起来中国拍摄时，却发现瓦尔拉莫夫对中国的群众态度极坏。他要求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群众不是职业演员，做不来，他就发火骂人。沈容对瓦尔拉莫夫提出了批评意见。他答应以后注意，但到现场依然如故。沈容向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种情况。以后，副厂长徐肖冰来，对她说：“不能给苏方提意见，和苏联的合作一定要搞好关系。刘少奇同志专门有指示，在合作关系中，关系搞不好，你无理五十大板，有理也是五十大板。”沈容在书中写道：“我听了之后难过极了。为什么对苏联要这样的低声下气呢？于是我把这种情况又写了封信给对外文委。”“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我们回厂编片子的时候，瓦尔拉莫夫被调回去了。”沈容平平常常、风浪无惊地做了这回事。
在和沈容大姐交往时，无不强烈感受到她温雅、开明、谦婉的风度，甚至似乎看来有点纤弱。人们一时想不到，她有坚毅果敢的另一面。在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凸现出急智退敌、叱咤生威的场景。
她在四川江津白沙时，有一次，和领导她的老秦在学校附近接头，拿到了很多准备散发的党的宣传品，放在无锁的书包里。他们正在谈话，忽然走来两个穿黑色中山服的人，截住他们，分别查问。沈容写道：“我顿时觉得，这次是死定了。因为我书包里有那么多东西。”沈容“觉得难逃一劫，准备被捕时，反而非常镇静”。她不等他们问，抢先问他们：“你们是啥子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玩儿？你们有什么权利挡住我们？简直岂有此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把她拉开的人见她越骂越凶，只好说：“不瞒你说，我是搞特工的。最近，共产党在这里闹得厉害，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问问。”这边这个人没来得及问，那边查问老秦的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让他们离开了。书中写道：“事后，我多次想到，那个特务怎么那么笨，翻一翻我的书包，我们就都完了。”
又有一次，她到乡间找一个同志接头，未联系上，情况有些可疑。她离村折回，忽然进来三个不明不白的壮汉，厉声叫喊，叫她停步。她当时走在江边，“曾想过，实在追急了，我就往江里跳。”但她旋即“计上心来”，以四川袍哥式的口吻，拿出地道的四川腔，厉声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个搞起的？你们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来叫我？”她的神态把来人镇住了，错愕不定。恰好江上驶来一只船，她就跳上船，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沈容这样的险境和智斗经历，大可以融入电影场面。她后来转入电影界，这些轶闻可惜没派上用场。
在地下活动时期，沈容大姐回忆道：“我没有认真读书，尽在忙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交朋友啦，贴宣传品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把党的一份宣传品，贴在大标语牌上，此外，教室门口、饭堂、邮局等地都贴了。第二天又挤进人群去看。
十年浩劫时，沈容和李普在南方，备受折磨，后来有幸“解放”。1974年，他们从广东调回北京，在月坛北街五号新盖的宿舍楼安家。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就缚的第二天，李普奉命参加五人小组，进驻新华社总社。后来，沈容也参加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关于“四人帮”的兴衰过程，沈容在《红色记忆》中根据亲自见闻，不乏生动有趣的侧写。她还用闲笔记述了有幸相识的几位邻居的散忆等等。为免引述冗繁，这里只略引闲笔述及一些情况。
有一位邻居，新搬到他们上一层的五楼居住。原来这里是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家。这是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派秘书来看房选定的。住的是张玉凤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张玉凤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彬彬有理。她的电话大体有两个内容：一是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看来她时常见缝插针式的回家省亲。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市民纷纷找邻近空地搭防震棚。当时就由部队为张家在邻近球场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真够气派”。不但床褥桌凳都搬了下来，煤气罐、炉子、橱柜全备不缺。另有一位女士，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她和张玉凤神态不同，“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有乘红旗车上学并叫老师单独给她讲课的身价。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她匆匆出嫁，据悉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沈容曾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取了铺盖卷扛下楼去。沈容不禁嗟叹道：“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这位女士，沈容没在书中指名明言。
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悲痛。《红色记忆》中记载说：“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要求延长遗体告别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儿，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与此同时，《毛泽东传》中所录的张玉凤的回忆说，她曾冒昧地请示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张玉凤两次请示的回应，都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两个侧面合起来，就构成较完整的当时实态，构成了历史。《红色记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
《红色记忆》中不乏相似的历史注脚。她记录的1946年11月，刘伯承将军向沈容和李普介绍在滑县战役中运用“猛虎掏心”打法，就是另一个佳例。
沈容写道：“后来我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他的指挥部……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下转58页）（上接61页）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她在这里记述的刘帅的兵法论释，提要钩玄，深入浅出，精彩夺人，可入人物史传，可入兵法军史，当然还要加以铺述。
沈容大姐的《红色记忆》具有一种特殊动人的明谧气息。它娓娓言来，毫无造作，朴素澄净，朗润自然。看来似不吃力，实际蕴藏着很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以丰富、真切的亲身遭际和见闻组织起来的，是以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注意、平等清醒的心态和深沉的感受交相融注而熔铸出来的。行文中，有时还藏着一点幽默，使人更感亲切。
近年来，我们有幸读到几位文苑女高手提供的文学精品，杨绛是一位，章诒和是一位，现在又见到沈容大姐的佳作。她们都在记叙性散文的途径上，鼎足而立，开拓出一股新鲜的文风，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千古文章未尽才，谦挹虚怀的沈容大姐，尽管大半生都出入于文字因缘，却没有出过集子。《红色记忆》中的文章，原也没有打算出版，只是写给家人共赏，亦以自娱。恰好给友人看到了，惊知她原来还有这些个精金吉玉，大加怂恿促成。沈容大姐是个随和人，就同意出版了。她辞世前，幸好还看到了书的清样。她以前还表示过，曾经想到二十来个题目，以后还可以慢慢挤些时间着笔，谁知糊涂天却夺下了这支笔！她的老友高汾亲自送来挂在灵堂的挽联：“生花妙笔似君当年风采，欲雪寒天是我此刻心情。”
唉，永远的沈容大姐！永远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