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广义的绿色经济涵盖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问题
　　
　　 也许越是耳熟能详的东西，我们越不理解它的真正内涵。
　　 “低碳经济现在很热，今年政协的一、二号提案都有关低碳经济，两会期间大家也都在谈高频电镀电源，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包括现在国家领导人在谈到低碳经济时，往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三个概念同时提，指出要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那么，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是什么？”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产业投资高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冯飞一上来抛出的两个问题就难住了大家的。
　　 冯飞介绍说，其实迄今为止低碳经济的定义在国际上还未取得一致共识，各国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也有不同，并各有侧重。“我想就我研究的角度看，低碳经济首先要明确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工具车传统发展模式来看，它具有低排放、低能耗的特征，同时需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个是脱钩原则，如果我们再深一步分析的话，脱钩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叫强度脱钩，比如我们已经对外宣布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减少40%~45%，就是排放强度脱钩的概念；还有一种脱钩叫总量脱钩，二氧化碳或者说温室气体与经济发展总量和增速脱钩，或者说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呈现出低排放的状态。”冯飞表示说，“对中国而言，分两步走，先实现强度脱钩，再完成总量脱钩的战略是非常明确的。”
　　 “第二个原则是相对原则，就是究竟排放达到多少算‘低碳’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特别是中国处在商标转让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的高能耗、高碳产业还有一个相当长的繁荣发展时期，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高碳行业低碳技术如何发展的问题。”冯飞接着分析说，第三个原则是多目标原则，就是低碳发展模式可以帮助加快经济增长、提供新就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冯飞还指出：“就‘绿色经济’而言，这个概念提出得比较早，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农业来提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南亚、拉美等地区应用农业生物技术实现粮食大量增产的‘绿色革命’。随后罗马俱乐部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提出‘增长的极限’，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断地拓展绿色经济的内涵。因此绿色经济在今天的含义我个人理解有两个层面，狭义和广义。所谓狭义绿色经济，主要指联合国环境署的定义，即相对于原来的污染物，换句话说，‘绿色’是相对于‘黑色’、‘灰色’而言。”
　　 冯飞进一步分析指出：“按这个定义的话，绿色经济就不涵盖低碳的概念，因为低碳主要是针对温室气体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物，它是气候问题、是环境问题，但不是有害气体，不能作为污染问题来对待。尽管美国的立法者，现在试图把二氧化碳作为有害气体，但从目前中国政府态度来看，不太赞成把二氧化碳作为有害气体来对待。因为如果作为有害气体，紧接着就要面临‘三可’，做到排放量可测量、可评估、可核查。所以按照绿色经济的狭义定义来看，它和低碳经济是有区别的。而循环经济主要是从眼镜布资源利用方式的角度提出的，就是对于资源的消耗、生产、消费，从原来单线式消耗方式变成一个可循环、反馈式的资源利用模式。”
　　 冯飞又表示：“绿色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广义的定义，它既涵盖低碳经济，也涵盖了气候问题和温室气体问题。比如2008年底，联合国环境署向全球倡导实现调度系统绿色复苏，进而实现绿色增长，并定义了绿色投资的范畴，无疑是广义的绿色经济。我们国内对绿色低碳经济的理解，关键看‘绿色’是指广义还是狭义，现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广义绿色经济的概念。如果要强调减排或者资源循环利用方式，还会有‘绿色低碳经济’和‘绿色循环经济’这样的提法。”
　　
　　 国际分歧不影响中国做好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文章
　　
　　 “提到低碳，就不能不提气候问题和二氧化碳减排。”冯飞介绍说，“目前在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世界各国有着来自政治上和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诉求，在许多重大事务上存在着分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同愿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前需要展望到2050年，2050年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各个国家有其自身利益考虑，因此在共同愿景上各国的提议也不同，比如欧盟提出“2摄氏度”控制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协调工作小组IGCC提出的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浓度当量的概念，所谓当量就是把其他的温室气体也折成二氧化碳来考虑，控制在450ppm，再如英国的著名气候问题学者斯登提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要控制在200亿吨，届时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100亿，人均2吨的概念。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实际上对共同愿景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就是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大家知道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中国发挥了非常建设性的积极作用，我们赞同2摄氏度，不承认450ppm，因为浓度指标直接与“三可”――可计量、可核查、可报告相挂钩。这是第一位的重大分歧。”
　　 “第二个分歧体现在二氧化碳减排义务分担上。”冯飞指出，“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一种依据来支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也是京都议定书中的原则。事实上，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当量中，80%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存留时间为300~3000年，因此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依然对全球的气候变化产生主要的影响。因此对发达国家必须核算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建立国家排放账户，用数量来讲话，这样才能体现公平。”
　　 冯飞介绍说，他在和外国专家和一些高层讨论这一问题时，外方通常用两条来反驳，第一条是“我们曾经犯了历史错误，中国不要再犯”，第二条是“目前有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不像数百年前英国和美国工业化时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冯飞说，每当此时，他会给对方算西方的历史欠账，并由此来展望未来，“到2050年全球要实现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年，60年间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大约为14000亿吨，即使发达国家按照95%的减排目标，60年间人均排放量将达到330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只有不到120吨，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不仅是历史上的不公平，还由此产生了新的未来的不公平。”
　　 “此外还有技术转让方面的分歧，发达国家往往把减排领域的技术转让和一般商业领域的技术转让混淆起来；以及来自资金减排上的分歧，目前国际框架下用于减排的几个基金，每年可以提供的资金量只是实际需求的数百分之一；还有透明度也是一个重大分歧，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
　　 冯飞表示说，虽然各方分歧依然十分严重，但是毫无疑问，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已经构成了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威胁。如果不进行低碳转型的话，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还会越来越大。“联合国的报告指出，目前气候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占全球GDP的3%左右。因此无论国际气候领域政治和外交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下做好中国自己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文章，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低碳变革带来产业投资新机遇
　　
　　 冯飞还指出：“气候问题不仅给世界带来挑战，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低碳变革的积极一面。”冯飞介绍说，目前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已有17个经济体，既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欧盟、美国、日本，其中最积极的是欧盟；也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就专门制定了国家低碳发展规划。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低碳经济的一致共识将带来千载难逢的产业新机遇和新投资，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产生5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将引发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比如我国目前提出的将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电动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等，都属于低碳经济的范畴。而美国新能源的概念则包括3层含义，既包括能源供应的新来源，也包括节能技术，还包括电动汽车，可谓异曲同工。事实上，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催生新产业，还可以多创造就业，美国加州的案例就显示，在整个风电产业链中，包括建造、安装、运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传统火电多27%，比天然气发电多60%。”冯飞还告诉记者，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08年对于绿色投资的界定，绿色投资在各国投资活动中占比最高的韩国达到80%,中国占达到37.8%，美国大约占15%左右。其中美国的绿色投资主要在能源相关领域，集中度非常高，去年已经达到970亿美元，总量上很大。而中国的绿色投资，由于联合国环境署把铁路、公路等公共交通设施投资计算在内，因此比重也较大。
　　 “第二个影响是将改变贸易规则和贸易格局，特别是最近对碳关税的讨论，我想对于出口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碳关税的问题被政客所利用，一方面，我个人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实行碳关税我估计会遭到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今后以各种名义出现的以气候变化为借口的贸易壁垒会不断出现。”冯飞介绍说。
　　 “第三个影响是可能改变公众的消费行为，”冯飞指出，“最近很多发达国家在引入碳标识制度，它标识一种产品的碳含量，从而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比如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粮食产品以及蔬菜水果，化肥使用量是比较高的，未来化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排放二氧化碳也会按照全生命周期的计算原则被纳入到农产品当中，这样就会比进口国本地产品碳含量要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冯飞还指出，第四个重大影响是全球碳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远远超过原油市场。目前是欧洲的碳交易市场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美国一些议员也提出要进一步壮大美国的碳交易市场，日本韩国也准备建立碳交易所。而“碳货币”、“碳银行”等市场创新更是不断涌现。而第五个影响则作用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投资行为准则，“比如实行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估计几年之内就会在一些国家出现，取代目前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制度。”
　　
　　五大支柱助推中国碳排放强度脱钩
　　
　　 “中国低碳发展的路径如何走。我们的研究显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可能在2030年才出现。也就是说实行两步走的脱钩战略，第一步的强度脱钩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还有20年的时间，再往后才能谈到总量脱钩。而在此之前，以中国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仅相当于美国1/7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1/4的低基数来看，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能源的消耗总量肯定还会持续增加。因此，目前的关键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第一步的强度脱钩。”
　　 冯飞认为，目前有四大实现低碳减排的手段，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优化能源结构，发展低碳能源，三是减排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四是提高碳汇。“在这四大手段中，当前最具潜力的是节能技术和提高能效。我们做了测算，要实现2030年的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其中65%~70%将来自节能和能效提高的贡献。而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就是现在非常热闹的可再生能源，真正发挥重大效果尚需时日。比如尽管风电近几年装机容量年年翻番，到去年年底达到2500万千瓦，其中去年一年就新增近1300万千瓦，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们考虑整个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短期内由于基数较低不可能有大的贡献。目前可再生能源整体上只占到8.3%，这其中还有7个百分点来自于传统的水电，只有1个多百分点是目前最热闹的风电和太阳能。特别是考虑到目前风电利用小时数比较低，理论上可以达到2000小时，而实际利用小时数还不到1600小时，相应的效果更要打个折扣。”
　　 冯飞就此指出，要实现到2030年能源排放总量出现拐点，更好的实现强度减排，以及向总量减排的跨越，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有五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低碳的新型工业化，第二个支柱是低碳的可持续的城市化，第三是能源结构的改善和发展低碳能源，第四是低碳的消费模式，第五是碳汇和土地利用。这些构成中国当前和未来低碳发展的总的框架。”
　　 “首先就新兴的低碳工业化而言，”冯飞指出，“目前中国工业中主要有两类碳排放，一种称为直接排放，另一种叫做间接排放。所谓直接排放是指在工业生产中由于原料使用、化学反应直接生成的温室气体，散溢到大气环境中，例如建材、冶金等传统行业都是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的大户。所谓间接排放，是指工业领域由于使用能源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工业用电产业的直接排放应该算到电力企业，但它是工业部分造成的间接排放，在我国全社会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企业占到70%，因此在工业领域中提高能效，是工业领域减排中最核心的内容。”
　　 “当然，工业的直接排放也不容忽视，”冯飞同时表示，“我们估计也占到全社会总排放量的5%~10%，采取相应的技术减排手段十分必要，这就涉及到传统产业工艺流程如何应用低碳技术进行改造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减少直接排放还是间接排放，未来低碳发展的具体措施和以往我们已经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我们从十一五之初就在工业领域抓了十大节能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不仅与低碳发展目标有很多相容之处，而且也是目前最有潜力的环节。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目前没有涉及到或涉及得比较少的，例如能源品种的优化，目前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其实使用煤炭作为工业燃料的许多部门，比如建材、冶金行业，改用更加清洁的天然气是完全有可能的。”
　　 冯飞还指出：“工业领域中还有一块具有很大潜力，就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冯飞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共同特性，就是他们都是技术引领型的产业。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按照现在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只是尽快加快投资、扩大产业规模、推进产业化，带来的技术风险是极其巨大的。“这里可以举一个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多晶硅制备技术的例子，目前国内90%的多晶硅生产技术采用的是改进西门子法的技术路径，制备1公斤6个9精度的多晶硅耗电200千瓦时。现在又产生了好几种新技术，有的一公斤耗电仅有75千瓦时，还有最低的据称只有40千瓦时。这些新出现的技术对老技术是颠覆式的创新和完全的替代关系。原有技术完全失去存在价值并不可怕，关键是沉淀下来的巨大物质成本将如何处理。然而目前现有的产业政策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充分考虑。多晶硅现在为了控制产能，门槛提升到3000吨，这意味着每个项目的投资都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蕴含的技术风险不言而喻。目前在这一产业的全球格局中，中国的产能最大，并且97%用于出口。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多晶硅制备环节存在大量的耗能和污染，发达国家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目前还没有充分揭露出来的，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在冒着技术风险，成为这个新兴产业的实验品，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觉和重视的。”冯飞还表示，目前我国电动汽车行业具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但仍然存在着电池能量密度和电池组一致性等方面面临突破的产业化难题。
　　 “第二个支柱是城市化，我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究竟应当如何。放眼全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化典型，一种是分散型城市化模式，洛杉矶、休斯敦等美国城市都是代表，买一份报纸都得开车；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紧凑型城市化模式。从低碳角度来看，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口密度与人均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人口密度越大，能源消耗就越少。”冯飞就此指出，中国应当选择的无疑是紧凑型城市化模式，同时防止大城市病，走多中心、卫星城的城市组团发展模式，“最理想的模式是中国在未来20年形成20个左右的城市组团支撑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小城镇无疑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渠道，但是小城镇发展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应当纳入城市群当中去。”
　　 “其次是推行公交优先战略，大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还有一块是城市的建筑节能。目前中国城市建成建筑中达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只占不到20%，而且我国的建筑节能标准还停留在上世纪的节能技术基础上，因此实际上国内目前建筑节能的潜力非常巨大。”冯飞补充说。
　　 冯飞认为第三个支柱是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我们有一个预测，就是到2050年，煤炭占1/3，油气占1/3，低碳非化石能源占1/3。因为根据国家的规划，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将占到15%,那么到2050年，再进一步达到1/3是完全有可能的。基于以上预测，除了关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也非常值得关注。无论中国未来能源结构怎么调，煤炭始终是第一大能源，清洁煤利用技术才是最终解决中国能源领域低碳发展的最关键技术。”
　　 冯飞最后表示，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还需要探索，但未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潜力非常巨大。同时，森林碳汇间接减排也可以为低碳发展作出贡献。“如去年胡总书记在联合国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增加四千万公顷的森林面积，也就是新增四千万公顷森林碳汇，一株树在它的生长周期中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森林碳汇的固碳效果十分明显。”
　　
　　
　　概念溯源
　　
　　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英国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在这份白皮书中，英国预计按目前的消费模式，到2020年该国80%的能源都必须依赖进口，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为此，英国提出了减少化石燃料、火电厂减排改造、建筑节能、资源回收等低碳经济发展框架。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完成的《斯特恩报告》对低碳经济概念在全球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份报告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包含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等一系列新内容。它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大范围研发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设低碳社会,维护生态平衡。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革命,又是全球经济不得不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的一个必然选择。报告中还测算，如果全球每年以占GDP1%的投入用于发展低碳经济模式，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