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公司》读书笔记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头巨兽，建立了不公正的现代世界。历史学家罗宾斯（Nick Robins）在《改变世界的公司：东印度公司如何塑造了现代跨国公司》（The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the ModernMultinational）一书中，以新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了这个“启蒙时代”世界最强大的公司，并就其对当今全球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此书尝试披露这家企业的破坏性遗产，希望日后西方公司和亚洲国家，都能基于公正的原则互打交道。
从17到19世纪，东印度公司以其暴虐、贪婪和对人类的压迫，震撼了那个时代，那规模叫我们这个时代的安然（Enron）之类的公司相形见绌。在那个时代，不同政治立场的有识之士无不认为它是个骄横跋扈、问题丛生的机构。
马克思（Karl Marx）称它是英国“赚钱机器”的典范。一向对权力过大的公司疑心重重的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Smith），更是对它“压榨”印度的方式感到震惊。现代保守主义之父艾德蒙•伯克（EdmundBurke）说，印度“在该公司的持续压榨下，受到了根本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
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令成立，其活动遍及大西洋、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印度最后成了它的殖民地，但它的主要目标在于为伦敦的股东赚钱和年度分红，而不在于政治管理。
个人和私人的利润，是该公司永不衰竭的动力。“多个世纪以来，财富从西方流向东方，它把这个趋势逆转过来，使全球发展出现巨大的转变”（第7页）。对于英国当下以浪漫的风格重新阐述该公司历史的现象，罗宾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样的解释，无视了该公司的罪行和劫掠，以及其给印度造成的灾难和破坏。他指出，人们应该从其压榨、腐败和对法律的践踏来评价这间公司，而不是它“发现”东方文化这一微不足道的贡献。
该公司一直以它所能提供的关税收入和奇珍异宝，作为其存在的理由。它给英国王公贵族和议员的礼物和贿赂，“是主要商业成本之一”（第28页）。该公司要想享有贸易柯断权，还必需与英王和亚洲统治者维持良好关系。
武力从一开始就是该公司打开亚洲市场的钥匙。它的董事们鼓吹“手里拿著剑进行贸易”（第29页）。公司里一个“秘密委员会”掌控著所有权力，负责制定公司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以达到经济目的。
为支配市场，武力和诈骗两手并用，随时准备攫取商业利益。它接受了竞争对手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座右铭：“没有战争，我们就无法进行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战争。”（第40页）
东印度公司的首批商人，主要是从现在的印尼获取香料，他们“必要时进行贸易，可能的话进行劫掠”（第43页）。公司董事柴尔德（Josiah Child）在1680年代构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把公司变成一个主权实体，使其在印度成为“令人生畏的军事政府”。
该公司最初被印度的莫卧尔军队挫败了，但1707年莫卧尔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驾崩后，该公司通过贿赂，获得在孟加拉、海德拉巴和古吉拉特的免税贸易权。它通过印度地方上的王公分配纺织品，获得了巨额利润，从1720年起，成为伦敦股票交易所无可匹敌的蓝筹股。
在1750年代，印度最富裕的是孟加拉省，但该公司的大量压榨令当地居民难以为生，地方统治者的财源随之减少。面对当地政府的压力和其它欧洲商行的竞争，公司的商业地位岌岌可危。在被逐出孟加拉后，公司的战争贩子克莱武（RobertClive）采取了报复行动，通过阴谋诡计，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Battle ofPlassey）大获全胜，凭此完全控制了孟加拉的公共收入和内部市场。
1764年，它又在“布克夏尔战役”（Battle ofBuxar）中获胜，随后又控制了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它通过掠夺式的贸易，使这两个邦陷于贫困。印度的织工失去了经济独立，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他们不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他人，被迫接受该公司开出的任何价钱。公司的军事力量，四处从生产者那里榨取原材料。它采用的压迫方式包括：罚款、监禁、鞭笞和强迫劳动。
由于缺乏防止腐败的措施，公司管理层肆意进行内部交易和牟取暴利。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非法柯断槟榔、盐和烟草贸易，并不断虚报公司产业的金融价值。克莱武残酷地掠夺整个印度的财富，使财富流到了西方。
它的掠夺还削弱了印度东部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在1770年引发了一场导致120多万人丧身的大饥荒。在此期间，它非但没有采取救济措施，反而提高了税收，并强行购买谷物进行囤积。在饥荒期间，其野蛮和暴虐行为是“历史上公司管理不善的最恶劣例子之一”（第94页）。而对印度人生命的漠视，是其政治独裁的自然结果。
177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股票在伦敦崩盘，再导致数百万印度人丧生。该公司泡沫破裂后，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印度总督，以限制该公司的自由。1777年，克莱武在孟加拉的继任者弗勒斯特（HarryVerelst）被判侵犯人权后，英国政府确立了一项原则，即英国公司即使在海外行为不当，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该公司驻孟加拉的负责人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受到腐败指控，并遭到弹劾。
不过，英国政府的反制努力，只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哈斯丁斯逃过一劫后，就发动了战争，利用雇佣兵镇压印度农民的反抗。交不起高额税收的印度人，要么被杀，要么“被关在露天的笼子里”。印度生产者的传统权力受到侵害，孟加拉的生产能力随之下降。他们发动疯狂的军事征服和战争，从印度经济中拿走最后一点财富。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劫掠行动，在英国受到欢迎。伯克对哈斯丁斯的弹劾持续了七年之久，但面对英国不公正的司法审判，弹劾却无果而终。哈斯丁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印度是一片原始愚昧的大陆，因此应该在那里实行不同的法律标准。在一片“泛大不列颠”的社会氛围中，哈斯丁斯的理由被接受了。帝国尊严和爱国主义，令东印度公司免受制裁。
哈斯丁斯的继任者康华利斯（Cornwallis）勋爵，将英国模式引入了印度，建立一个维护公司统治的政治阶层──乡绅（泽明达，zamindars）。“财产法”的通过，夺去了印度2000万小地主的权益。“印度人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基督徒，因此在殖民地中处于二等地位；印度只被当作一片物业，而不是人们的生活区。”（第140页）
进入19世纪，东印度公司的军事行动更频繁，军队增长了10倍。印度总督威尔斯利（Wellesley，一直担任到1805年）勋爵，对土地和城堡有超乎寻常的胃口，同时还搜刮印度的奇珍异宝，然后将它们运回英国的博物馆和乡间别墅。在马拉巴尔，税率提高了，种植园的土地被公司的代理人霸占。
包括儿童在内的劳工被绑架充当奴隶，“把衣服塞到他们的嘴里以防他们出声”（144页）。公司对反抗者采取强硬政策，并声称“烧毁越多村庄越好，拿走的财富越多越好”（145页）。到了1820年，军事已不是商业机会的仆人，而是主人。
到了1830年代，随著英国贸易开放和新企业家的崛起，该公司失去了柯断地位。为弥补这种损失，它把与中国的茶叶贸易翻了一番，并通过走私鸦片来支付茶叶贸易。为取得向中国输出鸦片的柯断地位，它向马拉特（Marathas）和信德（Sindh）发动了战争。公司还派军参加了1842年的“鸦片战争”，亚洲的殖民主义翻开了新的一页。鸦片贸易给帝国带回的丰厚收入，使英国无视这种非法勾当。
在印度的黎明年代里，公司以所谓的西方文明优越性进行统治。种族主义者对印度嗤之以鼻，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黑鬼”(nigger)一词成为对印度人的共同称呼。在该公司任职长达30年的穆勒（John StuartMill）的立场很有代表性。他把英国对印度的独裁统治，视为一种“教育力量和管理野蛮人的合理方式”（161页）。
这种种族主义和高人一等的姿态，终于在1857年引发了印度人的大起义，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随之瓦解。英国军队后来通过极端残酷的镇压，收复了失地。从1858年起，印度直接由英国国王统治。尽管公司不存在了，但印度人仍必须以转移债务利息的形式，支付其股票的分红，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在现在英国的权力中心，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们”仍受到顶礼膜拜，可见英国建制层“仍未正视该公司的帝国历史”（170页）。这个公司在英国引发了怀旧情绪，人们在举办各种展览，纪念已经失去的帝国。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希望英国成为“迷你型美国”。所有这些都有碍人们诚实地评估这个公司的黑暗历史。
作者罗宾斯从这个公司的历史中得出了很多教训：法律必须强迫大公司，为其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公司管理层和股东都应该保证，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不会造成破坏；旨在扩大市场和限制竞争的公司合并、收购和联合必须受到遏制。罗宾斯认为，世界市场民主化和重新确立“东西方道德平等”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的布什政府，因为它无意纠正其公司在海外的行为。
在1700年，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的47％，而西欧的份额只是26％。到1870年，这两个亚洲巨人所占的份额下降到29％，而西欧上升到42％。东印度公司是扭转这一形势的首要动力。在21世纪，随著印度和中国再次上升到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监视和控制西方跨国公司已是一项最重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