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创始

红色高棉-创始

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共产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红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则坚称该党于1960年正式成立。在早期仍是从属于越南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中期曾于越南边境联同越共一起与美军交战。

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他们一般出生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期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加入法国共产党。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看得起“乡土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该党在1970年代中期仍被称为“柬埔寨共产党”(CPK)，至1980至1990年代改称为“柬埔寨民主党”，但媒体则常以法语名称“赤柬”或“红高棉”来称之。该名称的起源是来自西哈努克亲王在1950年代形容该党的政治取向。

红色高棉-历史发展

乔森潘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重建柬共组织的这批人竟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年11月柬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支部，它的领导人不是越南人，就是亲越派，因而难免一切都服从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 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拚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红色高棉

1974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

1998年12月25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向柬埔寨政府投降。

1999年2月9日，最后1700名红色高棉战士在安浓汶被编入柬政府军。3月6日，红色高棉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被政府军捕获。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激进组织之一红色高棉，终于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红色高棉创造过辉煌，更有过失败；曾让人肃然起敬，也令人不寒而栗。四十年来，它对世人来说始终是个未解开的谜。

红色高棉-领导人

农谢

波尔布特 (Pol Pot, 原名沙洛沙) - “头号人物”，运动领袖，红色高棉政府总理，1963年2月起出任总书记直至1998年逝世 
农谢（Nuon Chea） - “二号人物”，民柬人大委员长 (在生)

英沙里（Ieng Sary） - “三号人物”，副总理兼外长 (在生)
塔莫（Ta Mok） - “四号人物”，赤柬最后领导，西南部地区书记 (已故)

乔森潘（Khieu Samphan） - “五号人物”，国家主席 (在生)

宋先（Son Sen） - 国防部长 (已故)
云雅特（Yun Yat) - (宋先的妻子) (已故）
柯袍 (Ke Pauk) - “13号人物”，中部（之前为北部）书记 (已故)
英蒂迪（Ieng Thirith）- (英沙里的妻子) 社会事务部长 (在生)

红色高棉-恐怖执政

红色高棉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年1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红色高棉-S21集中营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是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红色高棉-衰亡

1995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红色高棉-审判

2008年9月19日，当82岁的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接受初步聆讯，风烛残年的农谢终于被送上审判席，他否认自己对于100多万到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有任何责任， 认为这是有人把罪名强加在红色高棉政权的头上。我们可以说他至死不悟，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悲剧，他被20世纪红色思潮所裹胁，陷入激烈、嗜血的乌托邦神话迷雾中不能自拔，那些惨绝人寰的指令未必是他下达的，尤其是在波尔布特的绝对权威之下，他该负的责任很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无疑他有着一份推卸不了的责任，正是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同谋的支持，波尔布特才有可能为所欲为，农谢今天站在法庭上，本质上乃是为那段噩梦般的历史承担责任，真正的被告决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帮凶。最大的悲哀在于农谢几十年后仍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从噩梦中走出。

岁月的烟云卷不走历史的伤痛，这个噩梦不仅是属于柬埔寨民族的，也是属于人类的，因此这次审判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一次法律的审判，更是一次文明的审判、历史的审判。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只具有象征性，而不能给施暴者、犯有滔滔罪行的人以真正有效的惩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第一，审判是对人类价值、文明底线的一次庄严重申，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正告，告诉世人，任何人为的灾祸、杀戮总有一天要受到追究，肇事者一定要送上审判席，接受全体人类的审判。最大可能地肯定和张扬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任何人都不能用哪怕是极为堂皇的理由，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灭绝人性、践踏了文明底线的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制裁，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

第二，审判是一次直面历史真相的机会，至少给了人类又一次警醒和反省的机会，人只有在过去的教训中才能找到方向，保持自我清醒。清理历史，就是为了预防人类重蹈覆辙，审判唤醒的是历史的记忆，指向的却是今天和未来。

第三，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再次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我又一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的那句话，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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