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上将

谢富治（１９０９－１９７２），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谢富治，１９０９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１９３０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２年起，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围攻”。

　　１９３５年，谢富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担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后政训处撤销，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该团政委。此后，历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委，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率领所部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建成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１２日，陈、谢率太岳纵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共歼国民党军３．５万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１０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太岳纵队正式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下辖第十、十一、十三等三个旅，仍由陈赓、谢富治任司令员和政委。此后，在陈、谢领导下，第四纵队先后举行了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临（汾）浮（山）战役、晋西南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西南攻势和乡宁战役，共歼国民党军６万余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４个纵队１３万人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陕鄂；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根据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共１０个旅（师）８万人组成陈谢兵团，陈赓任兵团司令员兼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兵团政委兼前委副书记。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３日，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共歼国民党军３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２座，到达党中央指定的位置，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后，陈谢兵团又先后参加了伏牛山东麓战役，平汉、陇海破击战，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

　　１９４８年５月，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到１９４８年８月陈谢兵团（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南征１周年时，已先后参加２４５次战斗，歼国民党军１１万余人，解放及收复县城５１座。同年１１月，陈谢率第四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该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参加攻击的部队组成了东、南、西３个集团，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东集团辖中原野战军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经３个集团军的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１２万人全部歼灭。

　　１９４９年１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整编的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陈锡联和谢富治分任第三兵团（辖第十、十一、十二等３个军）司令员和政委。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兵团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５２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２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８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

　　１９６８年，谢富治参与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长的职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谢富治病死于北京。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鉴于他们两人的罪行，党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红安籍的共和国将军谢富治，１９０９年出生在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谢富治的前半生是无可厚非的。

　　抗战胜利后，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后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陈赓任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所部渡江战役，并率部进军大西南。

　　此后，谢富治便留在西南地区，转到地方工作。

　　１９５９年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长。

　　１９６５年１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谢富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十年浩劫造奇冤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为公安部部长和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过这些案子，负有直接责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为公安部部长和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过这些案子，负有直接责任。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４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据看过传单的人回忆，传单上说：自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６０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

　　１１月２０日，此案在天津被侦破，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加。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谢富治却给办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要求追查后台，并授意专案人员要把这个案子与中央领导人联系起来。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一个《在京作战的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代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专案组又追问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胡乱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谢富治看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他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要是准的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５月３０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

 助纣为虐害忠良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在会上带头诽谤邓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赏识。后来，江青曾多次鼓励他再出来讲话。

　　在同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罗织罪名，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谢富治跟在他们后面，调子唱得特别高。他诋毁刘少奇“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他还诬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开为林彪、江青打冲锋外，还进一步进行阴谋活动。他散布谣言说，“北京就有一个黑司令部”，煽动群众起来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他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旧军阀”，“犯下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为此，谢富治成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成员，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用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１２月３１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半个月之后，谢富治秘密召见“政法公社”的头头，布置说：“你们先派点骨干进去，每个处、局都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派人去。”

　　当江青攻击诬蔑公安部门是“坏人麇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甚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之后，谢富治更是紧紧跟上，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他在公安部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并要求向下传达。这一口号提出后，在全国掀起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公安、司法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浪潮，许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狱，全国政法机关陷入瘫痪。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来抓工作，但谢富治却不予理睬。直到１９７２年４月，谢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４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

　　１１月２０日，此案在天津被侦破，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一个《在京作战的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代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第二天，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５月３０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

　　助纣为虐害忠良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在会上带头诽谤邓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赏识。

　　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开为林彪、江青打冲锋外，还进一步进行阴谋活动。他散布谣言说，“北京就有一个黑司令部”，煽动群众起来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他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旧军阀”，“犯下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

　　当江青攻击诬蔑公安部门是“坏人密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甚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之后，谢富治更是紧紧跟上，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这一口号提出后，许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狱，全国政法机关陷入瘫痪。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来抓工作，但谢富治却不予理睬。直到１９７２年４月，谢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

　　盖棺定论功过清１９７０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

　　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因癌细胞转移撒手人寰。谢富治死了，但“四人帮”还在横行，他的反革命面目不可能被揭露出来。历史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谢富治的罪行终于大白天下。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１６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