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难童在重庆找“妈妈”

赵君陶和孩子们在一起（老照片）

风华正茂的保育生（老照片）

保育院妈妈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老照片)

    3月10日，重庆动物园，270多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欢聚一堂，簇拥着他们久别的“妈妈”——抗战时重庆保育院老师的手，眼中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理事长崔遇宪说，这些老人当年来自全国各地，但在重庆找到了家，找到了“妈妈”，找到了人生最初的温暖。

     据调查，自1938年起，输送来重庆的战时难童有六千多人，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生。本期“重庆珍档”为您讲述那段平凡而难忘的岁月。

     有了名字

     崔遇宪，按身份证上的记载，今年69岁，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提到保育院，他便感慨万千，甚至潸然泪下，“我爸爸是抗战军官，父母都在抗战中被日军杀害了。”崔老只隐约知道自己是广东人，父母遇害后，一男一女将他骗走，“听说是两个宪兵救了我！”1944年，作为阵亡抗战军人后代，“我被宪兵送到重庆唐家沱保育院。由于没人知道我的名字，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保育老师就给我取名‘遇宪’，并根据我的身高、长相，在出生时间一栏填上‘1939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只知道到重庆后，我才又有了家，有了‘妈妈’和许多兄弟姐妹。”

     像崔遇宪这样的孩子，当时还有很多。据调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许多人在炮火中丧生，许多孩子成了孤儿。据1938年9月上海出版的《大公报》记载：中国7000万儿童在一年多内，遭到杀害的至少有10万以上；因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十万。

     严峻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喊，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营救难童行动，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它是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同年10月迁到重庆。”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秘书长裴钟介绍，总会推举了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不少共产党人加入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保育会又被称作‘烽火摇篮’和‘小黄埔’”。裴钟还告诉记者，8年抗战中，保育会共抢救、保育了3万余名战争遗孤，仅重庆地区保育会就收养难童两千多名，加上从外地转移来的，多达六千余名。

　　艰难生活

     “193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座又一座城市失守，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育院接到通知，向重庆等大西南腹地转移。”裴钟介绍，“1938年10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迁至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并指挥各地将61所保育院的3万余名儿童向大后方的保育院转移，重庆被作为重点安置区。”

     重庆最早的一所保育院建在歌乐山，也就是今天的胸科医院所在地，“听老保育生们说，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是示范性的，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裴钟说，宿舍分八幢，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院里还有纵横的道路、整齐的花圃，“还有一座礼堂，是宋蔼龄捐资修建，又称蔼龄堂。”据了解，当时来该院参观的国际国内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如今歌乐山镇的“保育路”也因此得名。

     由于经费紧张，这种条件的保育院只是极少数。据调查，当时的保育院大多选址靠近工矿企业的祠堂或庙宇，今年80岁的保育生裴金全告诉记者，“我们住的是座庙子，很大，大庙堂是我们的教室，小庙堂是寝室，塑神像的殿堂当食堂，庙外的空地就是操场……那时保育院的生活很不错，觉得保育院里的人都很幸福，但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们任务很重，要做饭，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还要四处找人募捐，解决我们的吃穿。当时我们太小，不懂事，给‘妈妈’们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妈妈”们的烦重任务并非只是“照顾孩子”，更多的是经济的拮据。除了重庆的21所保育院外，全国其他保育院也都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并承担起了特定儿童常年的生活费。”据裴钟介绍，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主要支柱。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

儿童保育会的张玉金（原歌剧院特型演员）在给老师李辉耀（右）讲述最近的生活。

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老师（左一）和同学一起联欢。

当时好心人捐给儿童保育会的支票

    珍贵记忆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今年82岁的李远荣老人，是12岁那年跟保育院的“妈妈”们，唱着这首由田汉妻子安娥作词的保育院院歌，从河南开封来到重庆。“在保育院，我第一次穿上了毛衣，它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谈及保育院的生活，李远荣感到很幸福，很满足，他还曾想把妹妹接到保育院来，但因家乡沦陷，愿望未能实现。

    11岁进入保育院的裴金全，提到保育院，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保育院是个同甘共苦的大家庭，那些与老师、同学一起躲轰炸的画面，我记忆犹新。”据裴回忆，1940年的一天夜里，他们被老师急促的喊声叫醒，听说又要轰炸了，便跟着老师们跑出屋子，往田坝躲。“当时完全是迷糊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跟着老师跑没错。”他说，直到第二天听老师们说起，又看到了墙上的炸弹痕迹，才缓过神来。

    70岁的市歌剧院特型演员张玉金，被送进保育院时年龄更小，“父母在我9岁时就去世了，是伯妈把我送进的保育院。”她说，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很多记忆都已模糊，除了像妈妈一样的老师，记得最清晰的要数下山劳动了。“一群孩子你一袋我一包地把米从磁器口搬上歌乐山，没有口袋，我们就把裤口打上结来作口袋……”

    国家栋梁

    “假如收容来的儿童只有保养没有教育，或者教育而不针对抗战建国的目标，那就失去了创办保育会的意义，这是当时所有保育院老师的共识。”如今已87岁高龄的保育院老师李辉耀告诉记者，当时，保育院学生都要上文化课，并接受适当的军事操练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更是亲密和睦的家庭。”李辉耀说，在那里孩子们对年长的老师称“妈妈”，对年轻的称姐姐、哥哥，同学之间互称兄弟姐妹。“患难之中结成的慈爱亲情，为孩子们的成长、成材提供了太多在当时环境中难以具备的有利条件。”

    “当时，任职合川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的赵君陶（李鹏母亲），还曾提议对难童进行心理教育。”裴钟说，之后，保育总会便在枇杷山筹建问题儿童表征院，接收有心理疾病的保育生，上海一批著名儿科心理专家成为该院的首批医生，“后来有专家评价，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创先河的一件大事。”

    “保育院造就了一大批抗战建国人才。”裴钟介绍，李鹏、李铁映、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杨秉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伍必端、冶金高级工程师张楚骥、地貌专家龚国元、著名大学教授王金陵、刘亚呈、雷汝南(雷翼)、妇女工作者刘萍及散文家魏福茂等，都曾有过一段难得的保育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