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修民：蒋介石最后的“反攻”之路

　　1953年，金三角国民党游击队战后返回基地。金三角的国民党游击队由国民党南逃军队组成，在境外从事反中国大陆的活动。

　　此后，自1950年以来，滇缅边区这股游击势力有三个比较活跃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50年初至1951年8月，时值韩战爆发前以迄韩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当局意图多方牵制大陆支持朝鲜战场，故而大量援助滇缅边区游击武装组织。先后加入这一游击组织的成员，除了从大陆先后撤往当地的国民党军残部之外，还吸纳了边区的马帮及各个土著民族，该地区游击组织全盛时期的成员，达到数万人之众。然而，随着韩战停火，美国旋即迫令蒋介石当局撤退这支游击武力，但残余势力仍未完全撤离。

　　时至1960年12月，蒋介石派“国防部”作战次长朱元琮将军进入滇缅寮边区，目的为策划发展当地游击部队基地，扩大游击组织，以备与“反攻大陆”计划遥相呼应。不久，缅甸、老挝、泰国等国连袂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该地区之游击组织扩大计划遂告暂停。从1960年底到1965年间，边区游击势力仍不断对大陆进行武装骚扰。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亦参与相关渗透行动。

　　第三阶段是在1968年前后，蒋介石父子趁着越战方酣之际，运用滇缅边区游击势力，对大陆进行多次武装袭扰。1968年初，派遣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务，在滇缅边区三不管地带，设置了一处情报前进基地。最活跃时期，这个前进基地的人员多达一万人。

　　一位曾经参与这项秘密行动的资深特务，近日接受作者专访，回顾了这段在蛮荒之地的工作实况，以下是他的口述回忆。

　　“定南计划”　　

　　1968年1月4日凌晨两点，天空犹是一团漆黑，我们全体15位同志，被长官从睡梦中叫醒。每个人换上一身陈旧而廉价的便服，显得十分土气。我们从台北郊区新店七张岩明园——早期“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附近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坐上一部军用大卡车。

　　我们这15个人，被赋予的任务序号是“第二号”，任务名称叫“定南计划”。

　　大卡车奔驰在沉睡的台北郊区，路上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半小时后，大卡车抵达台北松山军用机场跑道头，我们纵身跳下卡车，机场跑道一片漆黑。全体下车，列队候机。这时，跑道头亮起一束光，射向缓缓滑行中的一架C-47运输机，这架运输机机身全被漆成了银色，机身没有任何国徽和标志，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我们这15个人也和这架C-47一样，也全部被抹去原本的身份和一切符号，成了隐形人。

　　我的名字被改成了“陈千”，英文名叫CHENG CHIEN。

　　我们的同志分成五个批次出发，在我们“第二号”的这15个人奉命前往泰国曼谷之前，已经得知“第一号”出发的五个人只剩下两人存活，另三人已成“烈士”。

　　临上飞机前，情报局一位少将走过来和我们逐一握别，长官挨个叮咛一句制式道别语：“再见！珍重！再见！珍重！……”

　　登上C-47，我们发觉机舱前半部堆放着汽油箱。飞机续航力受限于油箱，所以装了好多汽油在飞机上，可免去中途加油的麻烦。我们挤到后半部的狭小机舱，席地而坐。

　　飞机在夜色中缓缓起飞，我透过机舱窗口，默默向台北告别，希望我三年后能平安回家。满脑子“为国为民”思想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单身小伙子。

　　飞了一整个白天，黄昏时分，这架“无国籍”的C-47抵达泰国廊开机场上空，驾驶员要求机场塔台准许降落，塔台回话准许降落。我从机窗看到湄公河，岸边是绿油油的农田，飞机往廊开机场方向飞去。飞机下降到雷达侦测高度的下方位置，左边是泰国，右边是老挝，这时，飞机忽然往右边一个大转弯，转到老挝境内去了，C-47飞到老挝北三省的某个地方，我们看见地面上有人擎着火把左右摇晃，飞机贴地而飞，机身几乎挨着地面那片大草地，农民慌张地驱赶着牛群。

　　C-47机长下达命令：“可以了，你们快跳！快跳！”飞机持续低飞，距离地面可能不到五、六米，我们鱼贯纵身跳下飞机，连滚带翻地在草地上翻了几个跟斗。当我们15个人全部跳离飞机后，飞机顺着圈子转了一圈，刚好停在了老挝另一侧的泰国廊开机场。

　　也就是说，这架飞机飞到泰国和老挝边界时，利用低空盘旋的瞬间时机——大概不到半分钟，就把我们这15个情报人员，像丢包似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了老挝境内。

　　在台湾，我们受过非常纯熟的跳伞训练，这点“跳机”的小动作，还难不倒我们。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混进老挝。不远处，停着一部大卡车，有人朝我们招手，我们赶紧跑过去，上了大卡车。

　　车子一路风驰电掣，奔往老挝北三省军区司令部。当年，台湾情报单位和老挝军方某些将领关系密切，秘密进行过各种合作计划。

　　晚饭，老挝军人发给我们每人半条吐司面包、一只橘子、一个肉罐头、一包香烟。吃完东西，我们上床休息。清晨4点不到，老挝军人叫醒我们，大家又坐上一部大卡车，前边还有一部车，坐满了武装士兵，负责押车。

　　天蒙蒙亮时分，车子驶进老挝警察总监的私人农庄，我们15个人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中式早餐，吃完饭，我们准备出发，警察总监亲自开着他的奔驰轿车，一次带4个人，分批送走我们。1960年代晚期，台北街头都难得一见的奔驰汽车，没料到竟然在老挝坐上了!我暗忖真是开了洋荤。警察总监吩咐我们不许讲话，一路无语，直抵码头。

　　码头边上，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塞给我们每人一张百元泰币新钞，因为是新票子，那人叫我们赶紧设法将新钞揉皱。我们4人坐上一艘民用小木船，从永珍郊区的湄公河航向对岸——泰国廊开。

　　起先，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走这趟老挝之行。之后，我明白了，上级的用意是让我们这15个情报人员在老挝“过一过水”，如此才能掩饰我们的身份。

　　上级已为我们每人设法弄了一份临时入境证，下船后，海关官员连正眼都不瞧我，就在一张临时证件上盖了章戳，示意我过关。走出海关，四处张望，对面街道上有人朝我招手，我信步走了过去，一部轿车待发，车子直驱“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馆廊开领事馆。

　　当晚，领事馆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火车卧铺票，再三交代，上火车后不要讲话，全程保持沉默。坐了一夜火车，在曼谷稍事停留，吃饭休息，又上另一列火车，直达泰国北部清迈。

　　在清迈，我们见到台湾方面派驻泰国北部最高指官邓文襄将军，向他报到。言谈间，发觉他是一位思虑周密的指挥官。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赶路了，这次是往北边山区进发，配给我们一人一匹骡马。

　　这趟任务，历经4个国家，从台湾到老挝，再到泰国，最后进入缅甸，换了7种交通方式：飞机、汽车、船、火车、摩托车、骡马、走路。悄悄进入缅甸境内，步行了38天后，才抵达我们在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的情报前进基地。

　　中缅边界的前进基地　　

　　8个字可以形容我们抵达基地以后的模样：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这38天的遥远路途上，热带丛林里布满蚂蝗，从水里到树上都挂满这种可怕的吸血鬼。我们戴着草制西部帽，足登深统皮靴，手上戴着手套，脖子上围着毛巾，还是挡不住它们。蚂蝗掉在人脸上，都不易察觉，直到感觉脸上一阵湿热，轻轻挥抹，才惊觉脸上全是血。

　　因为日夜不停赶路，我好几次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某个黄昏，我们攀越一座高山，在视线不良时，我习惯拉着马尾巴走路，忽然一个步履不稳，我失足踩空，差点掉下一片悬崖下方，所幸我拉着马尾巴，让我大难不死。路途艰险远远超出大家预期，同行一位“陆军官校”毕业的学长，走到半路竟然哭了起来。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来到夹处缅甸和云南之间的秘密情报前进基地，看到基地“国旗”飘扬，听见基地里的工作同志唱着我熟悉的军歌，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在中缅边界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武装特务。

　　从1968年1月到1970年12月，我们活跃在这片充满瘴疠之气的崇山峻岭，经常左脚跨在缅甸土地上，右脚跨在大陆领土。

　　为了壮大这片情报前进基地，我们的第一件任务是吸收当地土著民族担任基地护卫工作。我们招募的成员，来自附近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包括摆夷、克勤、阿卡……我们心知肚明，土著之所以加入我们当然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土著刚来报到时，多半衣不蔽体，有人连裤子都没得穿。

　　基地发给他们制服、薪水、餐食。为了解决彼此话语不通的问题，我们先把土著集中起来，透过各族翻译，教一些最简单的字句。从“立正”、“稍息”最初级的口令开始教。教完“立正”、“稍息”，再教军事动作，一步步来。

　　有个老前辈和我都当上了基地教官。有一天，他上课回来很开心地说：“今天我问他们，我讲的话你们有听不懂的吗？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说听不懂。”我开他玩笑：“我看只有那个说‘听不懂’的人，还算听懂了你这句话，其他人全都听不懂。”

　　我们从滇缅边区培训了不少情报干部，后来他们都随我们返回台湾，到台湾后，有人最后晋升到上校。

　　等到这些土著慢慢进入状况，我们再从中挑选比较优秀的人员，悄悄越过边界，去突袭大陆的公安派出所。后来，我们又挑选优秀队员深入云南山区，在我们的遥控指挥下，建立了秘密基地，经常出动突击当地的派出所，或到政府单位窃取文件，甚至奉派去炸毁当地的重要桥梁或军事设施。

　　蒋介石派邓文襄将军到泰北，指挥滇缅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着眼于大陆“文化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蒋认为斯时斯地是“反攻大陆”最后的一次机会。在滇缅边区设置情报前进基地，一旦展开“反攻”行动，这处基地将会是最佳的内应。

　　位于崇山峻岭、茂林密布的基地，紧挨着大陆边界，附近少数民族杂处，所以我们四周可说是强邻环伺——除了中共，还有缅甸政府军、缅共、各个少数民族的自卫武力以及多个毒贩组织的武装部队。我们外出执行任务时，经常在沿途遭受突袭。最常见的情况是，小股队伍在森林里行进，走在最前面的一两个人遭人黑枪攻击，对方经常是打两枪，立刻逃走。日常突击行动更是屡有所闻，有个同志早上起床洗脸，敌人朝他屁股打了一枪。在森林里挨枪很危险，即使不是身中要害，早上中枪，下午也会因流血过多而死。

　　蒋介石失落的“利剑”　　

　　1960年代中后期，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先后派遣了200多名“基干”进入滇缅边区这处情报前进基地。全盛时期，我们在当地发展了1万多名武装部队成员。“前进基地”声名远播，连带引起泰国、缅甸当局的关切。

　　早先，台湾派飞机到我们基地上空空投物资，暗夜中投错位置，缅甸政府拿到那些空投的木头箱子，上面还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缅甸即以这些木箱为证，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当局“侵略”。

　　还有一次，一名美国美联社记者到我们基地采访，基地人员试图阻挡他拍照，但那名记者还是拍了几张。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时在泰国设有一个缉毒部门，美方很清楚我们基地的情况。

　　我们绝对禁止基地成员涉毒，但是缅甸金三角毒王昆沙的两个主要股肱干部，系由台湾“军情局”训练的特种部队派过去的。这两名台湾训练的中校，一个被昆沙委派为参谋长，一个当他的支队长。蒋的本意是希望利用一切力量“反攻大陆”。

　　我于1970年12月底奉命调离，至此在这个紧邻云南的边区蛮荒之地，待了将近3年。我离开台湾时的官阶是中尉，回台湾后被晋升为上尉。

　　按照“定南计划”，这处秘密基地才是蒋介石属意的一把刺向大陆的“利剑”。无奈，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基地在我离开不久之后宣布全军撤退。蒋的“反攻”计划也化作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