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宗教

　　如江州县（今重庆）涂山上的禹王祠、涂后祠、蜀地的古蜀王鱼凫祠、蜀侯恽祠、武阳县的王桥祠、彭祖祠、湔氐道汉武帝祠。
　　（二）杰出官员、学者专家之祠。
　　东汉应劭《风俗通》说，李冰开成都两江，“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秦始皇时期，官府在都江堰渠首修建专门祭祀李冰的庙宇。这主要是出于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需要。《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兴，数使使者祭之。”西汉朝廷一接管都江堰，便派使者到都江堰渠首祭祀李冰。东汉时期，官府又在都江堰渠首刻李冰石像等祭祀。1974年3月在都江堰外江水闸发现李冰石像，上有官刻铭文，次年又在其相距37米的同一河底发现持锸堰工石像，2006年3月初在对都江堰安澜索桥桥墩加固时，河床中又出土两尊东汉石像和《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泛碑》，表明东汉时期，在都江堰渠首岷江岸边有官府建的、专门祭祀李冰的庙宇。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庙宇一般都只是设神位，而蜀地从李冰“于玉女房下自（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开始，东汉官府又在都江堰渠首李冰庙里造“三神石人，珎（镇）水万世焉”，开我国在庙里造像祭神的先河。 

 　　东汉时期，新都着名学者杨厚死后，门人为其立庙，除学者常往祭祀外，广汉郡文学掾史每年春、秋致祭。东汉末期，官府为着名学者严遵（君平）、李弘（仲元）立祠，并正式规定祀典。临邛的铁祖庙祀，祀冶铁实业家卓氏、程郑等。 　　（三）官祠。

　　一是杰出官员之祠。
　　东汉安帝时期，广汉人王堂为巴郡太守，拨乱致治，进贤达士，率民击败来犯羌兵，百姓为其立生祠。《华阳国志》卷十中说：“王堂，字敬伯，郪人也。初临巴郡，进贤达士，举孝子严永、隐士黄错及张璊、陈髦。民为立祠。”
　　东汉郫人罗衡先后任万年县令，广汉县长，治地路不拾遗，二县皆为立祠。（《华阳国志》卷十上）
   二是官府所立之祠。
　 犍为郡武阳县在东汉时期建有朱遵祠。《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说公孙述据蜀时，犍为朱遵不服，绊马死战，光武帝赠以将军，令为之立祠。
   诸葛亮死后，有人立即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之事。《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朝议以礼秩不听”，即分管礼制的官员，经过正式讨论后，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是汉代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刘禅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有的大臣误以为刘禅对诸葛亮意见很大，并会立即发作出来。《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载当时李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这也反映了一部分大臣对诸葛亮的看法。后主以大局为重，在这关键时刻克制了自己多年来的不满，将李邈下狱诛杀。众臣这才看清后主并不想借此机会发泄对诸葛亮的不满。约三十年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才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刘禅才在诸葛亮死了三十年之后，即在亡国前夕，于景耀六年（264）春，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

　三是孝子、烈女、贞妇之祠。

　东汉初期，雒人姜诗，被视为大孝，曾举孝廉，任江阳县长和符县县长，所居乡皆为之立祠。
　　四是动物牲畜之祠。

 　汉代江原县有天马祠。越巂郡会无县亦有天马祠，川西高原民族地区有崇拜牛，羊，马，并以其为神，加以祭祀的习俗。

　 五是自然神祠。
 　如梓潼的善板祠（恶子）,祭雷神；成都的江水祠、江原县青城山上的江祠（渎山祠？ ）、江阳县的方山祠，祠山神；德阳县的青石祠，祭石神；南安的柑橘官社，祠柑橘树神；江阳县的兰祠，祠花神。史载蜀侯恽曾祭祀山川，并献馈于朝廷。

　　求雨是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当时成都附近的人普遍认为在成都庙祀的蜀侯恽能兴云致雨，官吏百姓常往祭祀。相传东汉赵瑶担任阆中县令时，遇旱，赵瑶求雨于灵星，即时大雨。东汉时期，一年蜀地大旱，广汉太守祈祷于山川之神，仍不降雨，郡五官掾谅辅在府廷院中堆柴积薪，裸身欲自焚请雨，过一会儿就下了一场大雨。剥开此事的神话外衣，可能是谅辅善观天文星象，算准届时下雨，才以此举钓誉。 

 　　当时还流行求子，求偶、求官、祈风调雨顺、祈庄稼丰收，六畜兴旺等宗教活动。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仍盛行占卜。西汉晚期的着名学者严君平，便常卜筮于市，以此为生。当时流行的形式有：
　　龟卜。《异物志》说：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这是以龟壳占卜。当时还流行以活龟占卜，称其为“灵龟”，以朐忍县盛产。土着选择城址、寨址，房址时，常用“灵龟”卜。
　　占书。纸签上书写占语，通过一定仪式后抽笺卜凶吉，至迟在西汉末年已流行于蜀中。公孙述的最后一战，便因抽签得“虏死城下”语而出战，结果自己死于城下。
　　灵叉，以一种大龟壳边缘作成的发钗，俗称“灵钗”。当时涪陵一带妇女多用此压发避邪。

二：风水术流行
　　秦至蜀汉，巴蜀地区很盛行“风水术”。官府民间在兴建府宅、房屋、桥梁、道路，开挖塘堰、修坟建墓时都要请巫师看“风水”。如秦在初建成都城时，先“屡皆倾侧”、“累筑不立”，后来请蜀土着巫师用龟壳祭祀和重选城墙址才获成功，成都城因此又称龟城。风水师参与了成都城的规划设计。虽当时吸取了北方城邑规划的许多风水理论，但成都城布局的基本特征，仍是结合地理条件，顺江山之势。成都城的布局，又深刻地影响了巴蜀各县邑的设计布局。
　　秦汉三国时期的“风水术”往往与地理地势、风向、雨水、阳光照射、土壤地层等自然条件有关，并通过长期的，往往是若干代人的观察总结，掌握了一定的规律。与更老的“天命观”相比，风水术使人感到凭主观努力可以改变天命，这是其当时的进步意义，它宣扬父母墓地决定儿孙命运，在当时具有维系家族的纽带作用。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各地勘探盐井、开采铜矿、铁矿、锡矿，种植大面积的果树、桑树等，都会请巫师看“风水”。特别是勘探盐井，投资大，费用高，又会立即得到验证。当时蜀中盐井价值极高。《华阳国志》卷十下说：“张寿，字伯僖，涪人也。少给县丞杨放为佐，放为梁贼所得。寿求之，积六年，始知其生存，乃卖家盐井，得三十万，市马五疋，往赎放。”而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载了这里的田价，每亩在500钱至2000钱之间。换一句话说，一口盐井的价值至少相当于成都附近最好的良田150亩。如果风水师选错了地方，没勘探出盐泉，足可使一个中等之家破产，风水师也必付出沉重代价。当时巴蜀盐井甚为普及，它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蜀风水术的高度发达。

　　诸葛亮在风水学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西蜀为“天府”的概念，为后世所公认、所沿袭。他亲自选择的惠陵位置，具有深刻的含意。惠陵于蜀汉宫城的正南。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南方与五色（黄青白赤黑）中的赤色、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火为相类似的概念。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为吉利的观念。蜀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又被中原接受。汉武帝独尊儒术，曾下大力统一文化、思想中的若干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以南方为尊。惠陵位于蜀汉宫城正南面正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体现。它含有借此风水宝地为蜀汉政权带来吉祥好运之意。

　　秦汉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土着蜀人中，还流行一种“送魂”仪式。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家在川西高原，人死后应把灵魂送回那里。“送魂”途经汶山的：“天彭门”，有谓“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当时土着蜀人中流行的船棺葬，与他们认为灵魂应溯江而上至故乡的观念有关。当时其它民族，包括外来移民中一般都流行各种各样的“送魂”仪式。该仪式除反映了对死者的关怀外，还反映出生者欲摆脱死者灵魂的控制、干扰的普遍愿望。这一时期，固定的“鬼域”观念已渐趋成熟，如蜀人多以川西高原为魂归之处；巴人则以丰都为魂聚之地。这种把死者灵魂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中，不到一定节日不准其自由回家见后代的观念，也是生者，后代欲摆脱死者灵魂、前辈意志干扰控制的反映。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以西蜀为中心，主要是在益州的辖地内（基本上与蜀汉的辖地重合）,流行一种很特殊的随葬品，即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对传统风俗的改变。

三：道教

　　在道家思想、原始巫术和“巴蜀文化”的长期孕育下；东汉时期，在西蜀诞生了我国最重要的土着宗教──道教；当时它自称“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又称“天师道”，因该教崇拜五方星斗及入道者需交五斗米，又俗称“五斗米道”；官府则称其为“米巫”、“米道”、“米贼”、“鬼道”等。正一道是我国早期道教的一个大派，它曾为外地道教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奠定了教义，输送了骨干。
 　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或称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沛国丰（江苏丰县）人，明帝时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县令。汉顺帝时，因厌恶当时的腐败政治，痛恨豪族经济，毅然率家人弟子等到西蜀鹤鸣山（今属大邑县）修道。他在道家学说、原始巫术和传统的“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奉我国早期道家代表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又着《灵宝》，《天官章本》，《黄书》等道书24篇，创建了正一道的道书、教义、教仪和教规，通过教授教义、施法、教武等途径发展了一大批骨干，一时名振西蜀。当时在豪族经济的支配下，广大中、下层知识份子在仕途、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在经济生活中遭到盘剥压榨，便纷纷赴鹤鸣山拜师学道。于是，张陵把弟子们按地区分为二十四治：
　　在当时蜀郡内者有阳平山治（今彭县九陇、传张衡逝于此地，又称“嗣师治”）、鹿堂山治（今绵竹）、鹤鸣山治（今大邑）、漓沅山治（今彭县九陇）、葛璝山治（今彭县九陇）、玉局治（成都南门）、主簿治（今蒲江）;

　　在当时广汉郡内者，有庚除山治（绵竹县西）、秦中治（今德阳县东）、真多治（今金堂地）、昌利治（今金堂地）、隶上治（今德阳县东）;

　　在犍为郡内者有涌泉山治（今遂宁）、稠梗治（今新津）、北平治（今彭山县）、本竹治（今新津）、平盖治（今新津）、平冈治（今新津）;

　　在越巂郡内者有蒙秦治；
 　在巴西郡内者有云台山治（今苍溪）;

　 在汉中郡内者有浕口治、后城山治、公慕治；

　 在京城洛阳者为北邙山治。

　 这二十四治实际上是二十四个教区。其中以阳平、鹿堂、鹤鸣三治最重要，阳平治最大。教区与行政区域相结合： 

 　巴郡教区，以张修为首领；
　 汉中郡教区，以张鲁为首领；

　 犍为郡教区，以张普为首领，后续者为陈瑞；

　 广汉郡教区、蜀郡教区，以马相、赵祗为首领。

　总的看来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以西蜀最集中，次为汉中地区。张陵自称“天师”，为最高教主，在每个教区设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等，统帅教徒“鬼卒”“鬼兵”。凡入教者，交五斗米，参加其活动，即可受到正一道组织的保护。
　　这在当时那种豪族势力横行乡里，官吏军队鱼肉百姓，匪盗随时骚扰，日常生活毫无安全保障的背景下，对一般百姓确有吸引力。当时百姓多以“户”为单位，集体参加正一道。仅在张陵时期，已“弟子户至数万”。部分地区，正一道还率领教徒打富济贫，将豪族地主的财产、田地等分给教徒耕种。如顺帝末年（144年前后）,巴郡人服直，聚众起义，自称“天王”。从其自称“天王”的情况看，应与早期道教有关；桓帝永兴二年（154）,蜀郡李伯山在山区自称老子后裔，组织一批农民欲武装起义，被政府捕杀。从其自称老子后裔的情况看，也应与早期道教有关。四川芦山东汉《樊敏碑》所说“季汉不祥，米巫凶虐，陷附者众”。“鬼卒”家人的红白喜事等都可受到宗教组织的关注和支持。《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
　　“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 （阙二字）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计分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耳。”该文说：天师道的“鬼兵”胡九死了，祭酒张普亲帅“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为其施法。
　　“鬼卒”及其家人病了，则令其思过，写出有生以来所犯的各种过错，投于水中，并与神发誓而盟，不得复犯。
　正一道天师、祭酒实行世袭制。光和元年（178）前后，张陵死，其子张衡承其业，称“嗣师”。当时汉政府曾征张衡为郎中，不就。光和二年（179）正月十五，张衡死，其子张鲁承其业，称“系师”。张陵“天师”、张衡“嗣师”、张鲁“系师”，合称“三师”。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时，巴蜀的正一道各支系，各教区也都参加了起义。其中声势较大的主要有巴郡的张修部，犍为郡的张普部及蜀郡的张鲁部。北方的黄巾军因官府的残酷镇压，在经过约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后便告失败，但巴蜀的起义军却较好的保存了实力。
　　中平五年（188）三月，蜀中又暴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义军很快攻下益州刺史部所在地雒县，捕杀州刺史郗俭，又攻下成都。江州、阆中等城，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最初，张鲁部，张修部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马相攻下成都后，便自称“天子”，违背了教义，并将自己置于其它教区首领，特别是置于“系师”张鲁之上。张鲁、张修即率部退出观望。马相孤军作战，在短短几个月便败于地方豪族势力。张鲁、张修部却与豪族势力达成妥协，又一次保存了实力。

　　中平五年，刘焉入蜀为益州牧。他为了割据益州，也为了摆脱益州豪族势力的控制，对蜀中道教势力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政策。他躬身自奉道教，将张鲁的母亲迎于府中，率妻女师事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官府一般称其为米巫、米妖、米道、米贼和鬼道等）,张鲁，张修则欲利用官府与豪族势力相抗，也主动配合刘焉。当时，汉中太守苏固对刘焉的割据行动有所抵制。初平二年（191）,刘焉正式策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命张修为别部司马，令二人率部下去攻打汉中。二张也正欲谋取一个根据地，便率领教徒，里应外合，很快袭取了汉中。此后八，九年间，二张共同治理汉中。刘焉为了摆脱朝廷的控制，又命二张烧毁栈道，断绝交通，捉杀过往使者，中断朝廷与益州的联系。同时，刘焉却上书朝廷，说“米贼”断绝了交通，今后难以与朝廷联系，准备割据。兴平元年（194）,刘焉死，其子刘璋接任益州牧，张鲁等因刘璋软弱无能，对其不够尊敬，“稍骄于汉”、这时，巴郡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如杜濩、朴胡、袁约等又率族人前往汉中投靠张鲁。张鲁势力迅速扩大。建安五年（200）,张鲁袭杀张修，兼并其部众，单独控制汉中。
　　张鲁在汉中，以五斗米教的教义教法统治人民。当地民众也争相入教，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张鲁吸取了马相失败的教训，仍自号“师君”，为总首领；凡入教者，最初名“鬼卒”，可为一般兵丁差人，其头目名“祭酒”，属小吏性质；其首领为“治头大祭酒”。鬼卒，祭酒，说话，办事以诚实信义为首要，为奖罚的标准。此外，不另置官吏系统。张鲁对百姓实行宽惠的统治。各祭酒在自己的辖地（约当一乡？ ）内设置一义舍于路边，内放米肉，旅行经过者可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免费自取：教义认为，多取多占就会生病。凡犯法者，先原谅三次，然后行刑。当地百姓及附近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认为这种统治制度很简便，趋附者日渐增多。

　在乐山麻浩崖墓和柿子湾的另一座东汉崖墓中，皆曾发现带顶光的佛像雕刻。 　在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一个摇钱树座上，有一佛二菩萨像，在宜宾黄山东汉墓中曾出土一尊佛像，坐于青狮上。这些表明迄至东汉晚期，佛教在巴蜀各地已相当普及。它还表明当时佛教对土着巫术及其灵魂观念等，采取了一种适应的态度；从上述墓葬规模看，当时佛教主要活跃在中、上层人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