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个被虚构出来的概念a

撰文 多和田叶子
《日本聚焦》（Japan Focus）刊载

传统与现代是生活在名叫电视机的盒子里的人（即电视节目主持人）用得最频繁的词语。我的公寓里也有几个盒子。一个是冰箱，它一天到晚发出“嗡嗡”的声音，但从来不说一句话。另一个盒子是洗衣机，它经常会发疯一样的响。然而，从电视机里发出的声音要疯狂得多。


日本最大的设备生产商的名字叫“国民”(National)。一个公司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有点奇怪？但它也许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如此完美地体现了该公司20世纪20年代创建时日益强烈的国家情感。此外，它表达了一种对自己的工业生产的自豪，这种自豪一度取代了这个国家在二战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自尊。


二战的终结并没有导致日本的国家身份瓦解。每个人都以国家的名义重建家园和创造财富。随后国家开始有了其它的意味，它成为一个要对历史负责的公社。由于一些罪恶，比如战争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必须继续存在，并承担战争责任——尽管人人都向往挣脱国家这个概念的束缚获得自由。


我的电视机是在德国买的。生产它的公司名叫Grundig not abgrundig（一个德国双关语，Grundig的意思是完全彻底，而abgrundi的意思是像深渊一样深）。德国决不会有一个叫“国民”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名字不会给消费者留下好印象。


就像使用“国民”这个词一样，德国人谨慎地使用“德国”这个词，甚至尽量避免提及。不过在这个国家，人们可以为两样东西感到骄傲，这两样都是男人们非常乐于参与的生活领域：那就是汽车和足球。


即使是一位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的具有自我解剖精神的德国知识份子，在听到别人评价德国的汽车质量不好时也会觉得是一种侮辱。


在这方面，日本人更容易感受到侮辱。他们不仅为日本汽车自豪，还以日本的随身听，或甚至洗衣机为傲。即使是像我这样对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兴趣，而且对家务一窍不通的人，如果听到别人非议日本的洗衣机，也会觉得受到侮辱。我比较喜欢德国博世公司（Bosch）制造的洗衣机，因为该公司有一项信托基金，资助现代文学之类的事业。尽管如此，没有任何洗衣机能清除掉国民这种观念所留下的油污。


在德国，人们以德国汽车为豪，然而多数德国人却买不起宝马（BMW）或奔驰（Mercedes）。然而一面小国旗还是人人都买得起的，人们甚至可以在五分或一角店里买到一面。对一些失业的德国年轻人而言，一些更明显的象征比对那些只有上层阶级用得起的奢华品的自豪能更好地体现旧式的民族主义。这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被排除在有组织的、只能在国家层面获得的财富之外。


几年前，日本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中小学校和大学举行仪式时都必须升国旗，并确定了国旗的尺寸规格。否则，一些人可能会决定升一面比邮票还小的国旗。法令还规定，国旗必须被置于讲台的中央位置，以便全场人士都能看到。


每次升国旗时全体都必须唱原有形式的国歌。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个音乐教师把国歌改成爵士乐的旋律来唱的事件。这项法令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后果。比如东京外国语学院（The Academ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okyo）在遵照该指令升国旗时与其它学校有所不同：它同时还会升起其它110个国家的国旗。不过此事决无下例，因为一项修改后的法令又规定，不能同时升别国的国旗。


在日本，老式的民族主义，比如国旗，近年来似乎卷土重来，因为基于工业生产的非传统式的民族主义不再有效。人们不再以自己所在的公司为豪，因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有可能被外国企业并购，而自己也有可能被解雇。此外，大部分公司不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


近来在德国，“欧洲”这个词越来越流行。如果打开收音机，大约每10分钟就能听见一次。比如保护纪念碑的欧洲法律，欧洲流行音乐竞赛和欧洲小说等。与“德国”这个词相比，“欧洲的”和“西方的”这两个形容词总是被赋予正面的意思。人们不再需要“德国”这个词。甚至德国右翼激进分子也不再需要它，他们宁愿使用“白人”这个词。但这样使用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们经常攻击那些从俄罗斯回来的跟他们属于同一种族的德意志人，然而他们从不非议非洲裔的美国大明星。他们喜欢充当种族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们猛烈攻击的对象是那些他们所指责的穷人。


日本人不喜欢谈论一个“亚洲”。因为它听起来象是日本的帝国主义。亚洲不是一个，而且幸好不是。因为亚洲既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共同的政治体制，甚至连吃的大米都各不相同。如果泰国人不得不吃日本大米，他们可能非常难受，反之亦然。“亚洲”这个词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诞生于欧洲，被日本采纳和滥用后又被日本在二战后抛弃。


欧洲人喜欢谈论亚洲烹饪、亚洲医药或亚洲哲学，因为他们希望找到某种统一的亚洲文化。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欧洲文化的存在就会受到质疑。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亚洲人却为没有亚洲文化感到高兴。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存在一个“东方世界”。“东方”这个概念是非常西欧化的。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近东、中国和日本，有时指俄罗斯，甚至经常指的是中欧国家或前东德。为了使“西方”的形象变得更具体，“东方”这个概念总是有必要存在的。对“东方学”的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任何断定东方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的人必定意识到了欧洲的虚构性质。


最近，在一个关于德国伊斯兰的广播节目中，节目主持人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不应被视为另一种文化，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是从欧洲进口的――事实上是从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希特勒（Adolf Hitler）那里引入的。随后，这位主持人谈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好像极权主义就不是该传统的一部分似的。介乎两者之间，她确实说西方的行为并非总是西方式的，然而她没有给“西方” 下一个定义，但坚持使用这个词。


相反，“西方”这个词似乎为她的论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础。她没有使用任何其它的词，比如“欧美”，这可能是因为她想将南美洲排除在外。另外，“西方”这个词可以被用来排除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


笔者我时常纳闷：为何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出“西方”和“东方”这两个词。笔者并不讨厌“欧洲”这个词——尽管很少用它，因为它往往不常用到。有欧洲食物这样的东西吗？是意大利面条吗？欧洲人，比如挪威人对意大利面食传统所做的贡献难道比中国人更多？


在懒得单个列举个别国家时，笔确实会说欧洲文化。德国这个词也与现实不协调。今天我们可以说什么是德国文学？什么是德国烹饪？土豆难道不是来自南美洲吗？尽管如此，笔者使用“德国”和“欧洲”这两个词多过使用“西方”这个词，因为前两个词使我去进行更具体的思考。


另一方面，“西方”这个词包含一个阴险的概念。它试图将一种意识形态制约在一个地理范畴：任何赞同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者都会被视为有西方倾向。而如果那个人从地理上来说就成长于西方，那么他属于自己的传统。如果不是，那么他就背离了自己的传统。他也许算是个现代人，但他不是完整的自我。


传统的“西方”文化经常被作为一条发展单线来展示于人。然而，这条线却是被虚构出来的。比如，古希腊文化被视为这条文化脉络的一个重要成分，而阿拉伯数学和自然科学却被排除在外。


可是在汉堡，笔没有发现任何古希腊文化的痕迹，而在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奈良（Nara）的一个寺庙，笔者发现了源自希腊的装饰品。这种用石头制成的葡萄逾千年而不腐烂。


地球上的各种文化形成的是一张网，而不是几条平行线。


我再也不能使用“我们的文化”之类的表达法了，因为我不知道谁应该属于这个“我们的文化”，而谁又不是。我从未想把能剧（Noh）或舞踏（Butoh）纳入“我们的”文化。当我使用此类词语时，我所指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参与此类戏剧的人。


电视主持人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一幕，根本不管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哪一种“外国”文化。如果那个电视主持人眼中的某个外国女孩还没有男朋友，并且和家人（包括疼爱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就被视为在过一种传统生活。如果她与一个男孩子恋爱并离开了家人，她就被视为受了西方现代化的影响，已经离家过起了自己的生活。


在19世纪末美国人来到日本后，日本通过了各项旨在使国家现代化的新法规，例如，日本历史上首次禁止男女混合浴、在公共场合裸体和同性恋。这种现代化与自由或个人主义毫无关系，更多的是为了引进清教徒式的工业化和军事化。


后来，当日本选择普鲁士作为他们进一步现代化的模式时，出现的那种典型的日本精神是如此典型，以至于日本不得不从普鲁士进口。换句话说，某些已经存在于日本文化中的特质，如武士道、农民的集体生产方式、对权威的信仰或等级思想，都被选出来作为现代世界的适当成分，并受到普鲁士式的加工处理。


那个电视主持人声称拉丁美洲是一种矛盾，东亚是一种矛盾，沙特也是一种矛盾，因为在那些地方现代与传统总是并存。但一个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不必完全毁灭其工业化前的文化，这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在很早就进行工业化的英格兰，一些神灵、恐怖和奇幻小说依然存在。然而，由于现代就是西方时代，那位主持人不会说英格兰是一种矛盾。


欧洲也许受工业文明或启蒙运动之害最深。为了减轻这种痛苦，西方和现代被视为同义词。


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电视机有各种不同的款式。我们也许可以说日本技术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技术。比如，日本技术中有一种明显的原则，那就是产品越小越漂亮。因此，日本发明和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随身听和其它小器具风靡全球。


然而，和欧洲技术一样，日本技术也易于为他人所采纳。现在，全球最小的汽车不是产于日本而是欧洲。此外，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在日本，而日本专家并不以此为耻。因此，讨论民族技术似乎没有多少意义。


戏剧也是一样。现代日本戏剧不仅仅属于日本人。如果有人认为只有日本戏剧团表演的戏剧才是日本的，那是不符合实际的。非日本籍的演员同样有机会表演日本传统。民族界限只是显微镜上的透镜，通常被用来更具体地研究某些特定现象。


为了从民族文化这个概念中解放出来，有人可能会以地区为中心。“我们再也不想要德国文学，我们只想要巴伐利亚文学。”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种声明有趣或有创造性。那么为何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听到一个来自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所谓少数民族之一的“传统”剧团将进行表演时会觉得很有吸引力呢？如果你把一种文化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的话，你就会说它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传统。


然而在当今世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现代性。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孤立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会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对其之外的现象做出反应。


奇怪的是，我在美国感觉到地区主义比全球主义更盛行。笔者所指的并非是阿米什人（Amish，一直坚持“真正的”欧洲传统）这类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少数派，而是指各州大学中的普通学生。


美国人生活在全球化之外，与此同时很多都在谴责他们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在美国密苏拉市（Missoula），当笔者问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一位学生，他们镇上有没有星巴克咖啡馆时，他非常骄傲地回答道：“没有！”显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已经被美国化。


日本东京有141家星巴克咖啡馆，美国加州有1414家，德国柏林有8家，而密苏拉市一个也没有。这位学生出生于蒙大拿州，在那里上学并计画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他曾经去过一个日本小镇，但从未去过纽约。他并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生活在蒙大拿。他对城市文化与蒙大拿州文化之间的冲突绕有兴致。美国都市人鄙视蒙大拿之类的州，但他愿意永远忠实与自己的传统。


他提及蒙大拿传统时我不禁笑了，但事实上他说得并不可笑。传统是一种虚构，它往往是具有后见之明者制造的产品。如果传统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话，也就没有传统。日本传统的虚构性并不少于蒙大拿传统的。


当日本政府19世纪末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时，它迅速恢复了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实践的古代神道教传统。日本政府恢复这种文化传统是为了形成一种国家身份。如果这个国家一直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联系的话，它就没有恢复的必要。


由于传统的虚构性质，我们就无需一定要忠于某一种传统。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喜欢遵从的某种虚构传统。每一位艺术家都可以把这个世界上被发现的任何东西作题材。一位艺术家能否从中创造出新的令人鼓舞的东西并不取决于他的血统，而是他的能力。



注：本文作者多和田叶子196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自1982年一直居住在德国汉堡市，并在那里获得她的德国文学博士学位。自1987年开始，她一直在使用德语和日语创作诗歌和小说，并在日、德两国发表。她1991年以处女作《失去脚后跟》（Missing Heels）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Gunzo Prize for New Literature）。作为一位小说家和表演艺术家，她1993年以Margaret Mitsutani为其翻译的《狗女婿上门》（Bridegroom was a Dog）获得著名的芥川文学奖——相当于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Booker）或美国的普利策奖（Pulitzer）。此外她还在1996年获得一个德国奖项－Adalbert von Chamisso奖，该奖是以曾为德国文化做出贡献的外国作家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