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忧虑促我们思考

日期：2010-04-15 作者：孙颙 来源：文汇报                           孙颙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当中，忧国忧民的不少；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明显超过了歌舞升平的年月。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不但有利于世界性的对话，而且对我们自身有甚大的借鉴作用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当中，忧国忧民的不少；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明显超过了歌舞升平的年月。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不但有利于世界性的对话，而且对我们自身有甚大的借鉴作用。
    
西方学者的几大困惑
    
    西方学者们忧虑着什么？
    
    其一，担心贪婪的放纵击垮社会。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一个理论原点，就是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合理的秩序下，无数个人追求相互碰撞的结果将有益于人类整体。无庸讳言，市场经济的动力，就在于激发或者说利用人的这个本性。恩格斯也说过，“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过，东西方对于人类的这一本性，早就有高度的警惕。我们熟悉的某些寓言和童话，诸如不小心打开瓶塞或盒子，放出了危害人类的魔鬼等等，这些不同民族不约而同的创作，都是古人以艺术形式发出的警告。《金鱼和渔夫的故事》，本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名篇，普希金把它改写为长诗，我想诗人是被它揭露贪欲的深刻震撼了。
    
    本次源于华尔街金融魔方的危机，让西方学者们增添了对贪婪的恐惧。在传统的秩序下，贪婪会造成个人、家族乃至企业的悲剧，而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现代金融业的失控，则会拖累全球社会，这已是大家的亲身体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感叹，不能听任几家银行决定世界命运的局面继续下去，这是很明智的认识。必须指出，现代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交易潜在的暴利，几乎与毒品买卖难分伯仲，指望靠一点制度就完全管住，等于痴人说梦。
    
    其二，担心国际秩序发生紊乱。冷战结束后，某些狂妄的思想曾经在美国学界膨胀，其代表是发端于学者福山的所谓“历史的终结”。以这种思想看来，人类历史已经被美国的制度和秩序所“终结”。学界的思想体现到政治上，就是布什政府所信奉和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即以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强行向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和制度，为此不惜打破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传统契约。萨达姆尽管可恶，但以编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同样荒唐，至今也未见美国当权者有明确的反省。何况，有理由就可以先发制人地动武，这不是历史上所有战争机器的逻辑吗？此问题不澄清，世界很难安宁，美国自己也将经常性地陷入伊拉克式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美国知识界，在9·11之后，出于忌讳，反战的声音比较微弱；现在大力批判新保守主义趋向，表明了他们的反思。
    
    其三，担心民主异化。在坚持民主是迄今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同时，对民主可能导致的问题，西方曾经有所警惕。主要的担心，是担心“少数服从多数”的体制会否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压制乃至暴力。为此，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努力在民主制约和精英统治间寻找平衡。应该承认，这种制度设计，在美国本土的实践大体是有效的；问题出在美国急于向全球推销它的制度上。美国外交学会的研究员最近写了篇文章《西方式民主在全球衰弱》，指出了生硬移植美式民主因水土不服而收获的异化。在某些国家，多数对少数的暴力，或者失败的少数反过来使用暴力，种种担忧已成事实——这是我们不时读到的新闻。
    
    其四，担心科学主义危害人类。所谓科学主义，是相信人类的一切问题能够通过科学的发展自然解决。这个争论，并不是在危机中才发生。典型的问题，诸如是否要用基因改造人类，技术能力的过度发挥是否危及地球和人类的未来等等。本文不作展开。
    
    也许西方学界还有其他忧虑，但以上应该是比较集中关注的课题。关于第二项，中国的态度鲜明，向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其他三项，我们在发展中也应借鉴思考。
    
中国哲学思想的启示
    
    当我进入西方学者困惑的命题，进入似乎明显两难的悖论，游荡在抽象的逻辑与具象的现实之间时，不由自主地把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作为参照系。联想较多的是孔子的思辨方法，特别是他的“中庸”。在我看来，“中庸”，是孔子留给世界的最值得重视的哲学思想。
    
    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激发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强大动力，但是过度贪婪将殃及社会整体，这时，很需要讲究“度”；
    
    民主制度保证社会良性运行，但是胜选的当权者为保证自己集团和拥护自己的选民的利益，过分压制失败者，过分扩张权力，其结果未必比非民主制度理想，这时，也很需要讲究“度”；
    
    至于所谓“科学主义”的问题，毛病绝不是出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使用它的“度”。比方说原子能的开发应限于建设，而不能用以屠杀。
    
    这些关于“度”的把握，正是“中庸”的精髓所在。布什政府向海外强行推销自己的观念，导致民怨沸腾，正与缺乏“度”的思考相关。你的那一套，本来兴许不错，在你自己那里行之有效，但你不管人家那里的条件如何，硬要照搬过去，就“过犹不及”，失败难免。
    
    最近读到某位学者的观点，认为与“民主”、“科学”相比，“自由”的重要性更明显。缺乏后者，前者难以付诸实施。我部分赞同他的看法。中国正在逐步富裕起来，我们的社会应该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充满创新和活力。有比较自由的文化氛围，有比较自由的个性化思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民族能站立世界潮头的基础。不过，谈到自由，与前面的问题相似，“度”的把握同样不可或缺。强调个人自由走到极端，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某种样式的混乱。这些，用不着讲深奥的理论，常识与记忆就足以让我们清醒。
    
    说“中庸”，大概让有些人听了不舒服。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较多地倾向于激进主义，并且常常不适当地批评“中庸之道”，并影响着民众，所以我宁可把“中庸”抬得高些。
    
    （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