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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老而弥笃

作者：邓可因

　　我父亲邓广铭和臧克家是70多年的老友。他二人自1923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就是同班同学。此后多年，一直来往不断。用臧伯伯的话说，他们“七十多年来互通心声、互诉衷情”。季羡林也是山东人，20世纪30年代就和父亲相识。后来季远去德国留学，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如此，这三位智者、学者、诗人又相聚在北京，使他们能密切交往，友谊历久而弥深。
　　
　　洋溢着诗情和热情的信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行动还自如的时候，父亲和季羡林伯伯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臧家小聚。臧伯伯重感情，诗兴浓，下笔又快，往往在小聚之后的当天就写封信寄来。到了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老人们行动不便，就主要靠信件和电话来互通信息了。1998年初父亲病逝之后，妹妹小南从他的遗物中找出近20年来臧伯伯的80多封来信，封封洋溢着炽热的友情和诗情。下面摘录几封。
　　1975年4月14日的一封长达3页的信，最后说：
　　“读这样信，老友一定不嫌啰嗦反觉如饮醇醪吧？我书此，用的不是蓝墨水而是红色的诗情也，以为然乎？
　　“每次看到古人集中与友人书（如陈亮……），觉大好，吸引人，无他，情真意切故也。”
　　有时，信中也流露出感伤的情怀，如：1990年6月27日信中说：“最近一个时期，老想给你写信，上了年纪，容易怀旧；同时，故人凋零，生者也多在病痛之中（唐弢、沙汀均入院）；人心不‘古’，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时常想念到你!同时，也忆往昔。”
　　父亲写给臧伯伯的信，因不在我们手中，所以无法引用。数量肯定也不少，但会比来信少一些。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晚年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对此，臧伯伯也很理解，还曾于1991年6月写一条幅：“一纸书来动我情，少年伴侣两衰翁。交深五纪如兄弟，入目心伤字失形。”后面又写：“得来书，述生平，诉苦情，手颤字为之失形，我心绪久久不宁，赋此以赠恭三老友（恭三是父亲的字）。”
　　我常去赵堂子胡同15号臧伯伯家。1995年7月初，父亲来电话说，最近臧伯伯身体不好，让我替他去看望看望。我去了。臧伯伯见了我很高兴，他说主要是心脏房颤，血压不稳，但不至有什么大问题。他说：现在身体最怕两条，一怕激动，二怕伤心，听说有的老朋友去世，不免伤心。他引了宋代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他特别把“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用笔圈起来，前后各画“!”号，反复念诵着“此身虽在堪惊”。
　　说起给父亲写信，他幽默地比喻说：“我和他好像谈恋爱，我追求他追得多，他追我追得少。”直到我和他握手告别时，他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我替父亲解释说，他写字手发抖，所以不常写信，不像臧伯伯一挥而就。（其实臧伯伯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把他的比喻告诉父亲，父亲笑了，也幽默地说：“我写一封等于他写十封。”
　　
　　一段文坛佳话
　　
　　二位老友，不论谁发表、出版了什么著作，都要互赠互贺，互读互评。《文史哲》杂志1982年第一期刊登了父亲的文章《再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对否认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论点进行了辩驳。臧伯伯看后，很赞成这观点，但他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有不同意见。对此句，过去一般的解释为岳飞对功名的鄙视，把它视如尘土。父亲也沿袭了这种解释。臧伯伯则认为“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三十功名’是纵写，‘八千里路’是横写也。”父亲很快回信说：“你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解释，确实是至当不易之论。是你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得来，不但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将是后来人所无法摇撼的。”
　　不久，《文史哲》又发表了二人的上述通信。臧伯伯读后给父亲写信说：
　　“今上午收到《文史哲》，我们辨难的信，一气读了两遍，快慰心情，不待言了。
　　“我们的信中，充满了激情、真情与友情，也洋溢着为真理而探讨的精神。
　　“窃慕曹丕与吴质、元与白、李与杜，他们的‘书’意与诗情，使我觉得友谊之可贵；他们彼此关怀尊重之意气，动人。而今，同行相妒，派系成风，扬自己抑人，不顾事实，为此，心常常为之‘痛’，胸时时为之‘寒’。”
　　这可称为一段文坛佳话。
　　
　　朗润园内时往还
　　
　　那些年，父亲和季羡林同在北大，工作上、学术上的交往自然很多。他们又同住朗润园公寓，更便于时相往还。他俩常常在湖边相遇，坐在石凳上畅谈。每年春天，妹妹可蕴给父亲送去上等龙井茶，父亲都要分给季先生一两盒品尝。
　　1994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一书出版，父亲读后，立即写了一篇《向文科研究生推荐一本必读书》（发表于《光明日报》）说：读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一般”。文中对书作者的治学和为人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90年代中，北大四院老同学编印了一本诗集《不褪色的青春》，我们几个发起人商量，最好能请季先生为诗集写“序”。当我去找他时，他正在楼前湖边散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行吗？”他说：“灵感来了，很快就能写出来。”果然，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一篇充满感情、文采斐然的“序”。这篇“序”真为诗集增色。
　　1994年10月11日，父亲和季羡林一同乘车到北京图书馆参加“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为诗人祝贺。在展前的会议中，三位老友并肩站在主席台上。摄影师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留下了这难忘的一刻。没想到，这竟是三位老友的最后一张合影了。
　　
　　老友情深
　　
　　1998年1月，父亲因病逝世，二位老友痛在心中，都写文章表达了深沉的思念与哀伤。次年3月6日，北大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国宋史研究会共同举办“邓广铭先生纪念会”，会上季羡林首先发言，心情沉痛地缅怀老友。（那天，我带了一本季羡林著的《牛棚杂忆》，请他给签个名。他在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杨花飘零满春城，新荷尖尖水溶溶。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
　　几天后，我去看望臧克家伯伯。他正因病卧床，听说我去了，他让保姆搀扶着来到客厅。虽然重病在身，他仍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说，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简直承受不了。当纪念父亲的文集出版后，他看到扉页上父亲的照片就难过得受不了，让家人赶快收到书柜里。
　　谈起往事，他越说越兴奋。我和郑曼阿姨怕他太累，就劝他回卧室休息了。
　　没想到，2004年2月，臧伯伯也离开了我们。在悼念他时，我又想起老人们七十多年来“老而弥笃”的友情，正如他在信中所说：“似此情况者，试看天下有几人？”
　　如今，季先生也住在医院养病，我谨在此祝愿他尽快康复。
　　（200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