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十佳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从飞机场的迎接名牌，到兄妹不能同车，到要求捐款上海作家，开始感到有点不对劲。

　　大陆之行，本来把北京作第一站，后来临时改上海作第一站，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所以这样做，是接受美国华裔作家聂华苓的安排。本年（一九八八）五月，聂华苓来台湾访问，离开台湾后直接前往大陆，我拜托她介绍几位可以信赖、可以立刻办理文学奖的朋友，她满口答应。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是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和第一届主席，她是第二届主席，这使她在七○、八○年代，在大陆及台湾文坛上处于「烜赫」地位，她有权邀请某一作家前往爱荷华，除了供给每月一千二百美元的生活费外，还负担来回飞机票，不仅当时两岸都是那么封闭，即令今天，仍是一项重要的资本和荣耀，所以聂氏夫妇每次去大陆，都受到热情如火式的欢迎，可是，就在今天（一九八八），聂华苓退休了，退休不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是她把她退休的消息过早的泄露出去，退休的意义是她手中再没有资源，台湾朋友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时报》照样发出邀请，并给予国宾式的招待，但大陆朋友却不会如此的无动于衷，尤其是聂华苓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她为了大陆作家的利益，而邀请第三任主席跟他们同行，于是，她几乎是怒不可遏的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在上海，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女士向她表示道歉，使这位心灵受创的女作家至为感动，她到香港时，便传真过来一信，告诉说茹志鹃女士有胆识而古道热肠，并且已和她谈过文学奖，她承诺全力支持。夏天时候，香华在旧金山进修，聂华苓又用长途电话告诉她一定先访茹女士。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到上海就可以成立文学奖委员会，并开始着手甄选。多少年的心愿，并且一直是新闻记者追问的课题，得到解决，心情十分兴奋。所以当茹志鹃女士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身份，寄来邀请函时，我迫不及待的接受，心境上是如此的亲近，虽然我跟茹志鹃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我觉得我们已是多年老友，所以香华写信给她在福建省的哥嫂，请他们到上海拜访茹志鹃女士，安排团聚，而台北《中国时报》编辑应凤凰前往大陆开会时，我也特别把这位专研台湾文学史料的专家，推荐给茹志鹃女士。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我和香华乘中国民航班机，由香港飞抵上海，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我的名牌，竟没有找到，而只找到一个上写着「上海作协」四字的木板，事后我才知道所以这样写的意义是如何的博大精深，但当时我却不知道，仍上去自我介绍，站在名牌一旁的一位女士热烈的告诉我说：「主席就在外面！」于是引导我们到一个大厅，和茹志鹃女士见面，这时候香华的哥哥张毅迈和嫂嫂林琴芬也赶到，兄妹分别四十年，只能依稀记忆一个轮廓，香华希望同坐一车，但茹志鹃女士认为不可以：「他们另外有车坐！」香华虽然失望，但她以客人的身份，不能坚持，而且，「另外有车坐」应该是指另外有车供坐，香华兄嫂只好退出，结果是当天午夜十一时，他们才狼狈的摸索到锦江饭店。几天以后，当我们渐渐了解真相，香华才想到她应该抱怨谁：「我曾经听到很多报告，台湾同胞回大陆最感动的一幕是人民政府把他的亲人能从千里外找回来团聚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力和温暖，为什么我的兄嫂连我们自己出钱雇的计程车都不能坐，只因为要隔离柏杨！」

　　在锦江饭店，一放下行李，茹志鹃女士就提示她给我们安排的四天日程，只有一次和上海作家座谈，余下来的有两天之久，到浙江嘉兴参观工厂，其他时间则参观上海附近工厂，我这时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既不是国宝，又不是记者，似乎不需要参观这些展示国力的地方；而我所盼望到学校的访问却没有列进去，于是我提议日程事宜以后再讨论，现在先讨论文学奖，在我观念中，当时就可以确定名单，而在我停留上海期间，就可以举行一次聚会，但是再也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茹志鹃女士沉吟了一会，说：「上海作家的生活都很清苦，你这笔稿费，是不是可以捐给上海作家？」

　　我吃了一惊，这跟聂华苓传给我的信息完全不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舛，香华看我呆在那里，解围说：「这样做恐怕有问题，如果这笔钱给河南作家协会，还可以说河南是他的故乡；如果给陕西作家协会，还可以说陕西是他女儿工作的地方；如果给上海作家协会，他恐怕难以解释！」茹志鹃女士沉吟，认为这确是我的问题。我开始提起聂华苓，希望缩短建交友情的时间，茹志鹃女士说：「华苓嘛，我们是朋友！」冷峻而官式的声调，使我倒抽一口凉气，但我仍竭力推销我的构想，这个文学奖是全国性的，而在委员会成立后，我除了付出十万元美金外，不再参加任何意见，茹志鹃女士再沉吟说：「对我而言，这样做有困难。」在自由世界，只要有钱，几乎五分钟就可以拟出委员名单，交给律师办理登记，茹志鹃女士提醒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说：「我承认我不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仅这一件事而言，难道你不能拟出一个名单？」她仍是沉吟，说：「我需要请示。」我说：「向谁请示？」她说：「向上面。」我说：「上面是谁？」她再度沉吟，我说：「这是纯个人的事，难道你不能作主！」她说：「当然可以作主！」我说：「既然可以作主，为什么还有上面？为什么还要请示！」她坐在那里，冷静的沉吟，我因她不断的沉吟而非常不安。

么碰到铁板上

　　文学奖的讨论，戛然中止。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

　　就文学奖跟茹志鹃女士交换意见，很快结束，她不再坚持向上面请示，但坚持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肯定答覆，明天？后天？大后天？能不能在我离开上海之前？茹志鹃女士脸上逐渐呈现不悦，但她答应一旦研究出来结果，会通知我。这情形使我困惑，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如此奇异。好像我有什么阴谋诡计，已被洞烛其计。

　　──后来，看到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刊有中国新闻社从上海发出的消息，新闻上说：「上海作协负责人茹志鹃，昨日对记者透露，柏杨已就利用其在大陆获得之版税设立青年作家奖学金一事，和她进行了初步商谈。茹志鹃指出，此奖可取柏杨及夫人张香华之名，叫做「香柏奖」或「柏华奖」。当记者问及此项奖学金设立的可能性时，茹志鹃说，这是一件好事，应该能实现。

　　──茹志鹃女士的这番谈话，我非常感激她认为文学奖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但她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我，而且也从没有提到过文学奖的名称，事实上我们的谈话距名称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也不会为这一点点微薄的心意，连妻子也出马登台。假设文学奖能够设立，名称应由委员会决定，但我可能建议「海峡」「中原」，供委员会参考。

　　文学奖的讨论，到此碰到铁板上。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不过主客气氛仍然和睦，茹志鹃女士把她指定陪同我访问全国的一位年轻作家介绍给我，然后，陪同我出席《上海文学》举办的一次该刊作家座谈会。在会场上，我看到韩国作家许世旭先生，和从台北来的应凤凰女士，二位虽然比我早到，但显然十分陌生，所以当主席介绍我，由我讲话后，我再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关于应凤凰，我提醒在座各位作家，你们的创作资料，都在她口袋中，她对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的了解，远超过任何一个人，是台湾的?宝。关于许世旭，这位说一口流利中国话，又可以用一手流利中文写作的韩国（大陆上称「朝鲜」）学者，对中国有很大贡献，使我们一直感到对他亏欠。

　　我介绍完毕后坐下，会场寂静而严肃，这种冷场出我意料之外，好像我是瘟疫，使我想到我在台湾火烧岛被软禁在军营中，到哪里都呈现的场面。幸好记者开始问话，电台的麦克风、电视的银光灯，使这场尴尬在无形中结束。稍后应凤凰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气氛是满热烈的，而且主席也宣布在等待一位台湾作家某人来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遭遇。再稍后，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段顺口溜：「广州靠香港，北京靠中央，上海靠毛泽东思想。」说明上海是仍被毛泽东阴影笼罩的一个都市，若干奇怪的现象，可能在这上面得到解释。应凤凰也告诉我她的奇遇，当她和上海作协接头，希望和他们一起到机场接我时，这在自由世界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请求，但作协也加以拒绝，而把她安排在座谈会上，和当地记者一起采访。

　　可是，假定要求香华兄嫂同车是一次错误，拒绝捐款给上海作家是一次错误，提议设立全国性文艺奖是一次错误的话，那么，在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又犯了一次错误，一次比前三次都要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我希望拜访曾经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大陆掀起「反资本主义自由化」运动时，共产党曾开除三个知名之士的党籍：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刘/宾/雁先生。刘/宾/雁此刻在美国，我希望在上海能看到王/若/望，在北京能看到方/励/之。

　　我之盼望拜访他们，只为了一种由衷的尊敬，他们都是高级干部，享受「公爵级」（司局级）的待遇和特权，而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继续说真话，而抛弃爵位，甚至还抛弃自由！这在世俗眼光中，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傻！我不敢说是英雄相惜，只是对同一种气质的人，不管他是哪一行业，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和景慕，希望见一面打个招呼，喊一声「喂」，告诉他我尊敬他就够了。尤其国内外报纸上，从没有看到外人不准会见他们的消息。

　　他不在上海！

　　「这正是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

　　上海作家协会于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在作协大厦举办了两组座谈，我参加小说组座谈，香华参加诗人组座谈，诗人座谈很晚才散，我就跟小说组一些迟走的朋友，一面谈话，一面等候，茹志鹃女士接受我改变她所拟定的日程，保证说，一切由我决定，作协的任务就是全心全力提供帮助，盛情至为感人，我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拜访王若望先生？茹志鹃女士说：「当然可以，」但很遗憾的说：「可惜他不在上海。」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回他的老家！」我说：「老家在哪里？」她说：「山东。」我十分沮丧──至少我的表情十分沮丧，嗫喃着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去山东。」

　　回到锦江饭店，我和香华开始商议怎么能见到王若望。应凤凰比我纯洁，她相信茹志鹃的话，但我不相信，最后由香华拨电话给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香华记得《百姓》半月刊似乎刊出过一篇王若望的访问。这得感谢锦江饭店，它是大陆可以直拨国际电话少数旅馆之一。胡菊人先生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也不知道王若望的电话，更不知道地址，但是他说，他有一位驻上海的日本记者朋友，一定知道，他放下电话就再拨上海，请那位日本记者朋友跟我们联系。

　　──应凤凰女士第二天便离开上海，所以她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直到日本报纸刊出我和王若望终于晤面的传奇故事，经台湾报纸转载后，她才看到，不禁大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都在温室中长大，对于惨烈斗争的大陆社会，茫然无知。我惭愧我不应该心怀诡诈、对人猜疑，当香华拨香港电话时，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要她不必再拨。因为不管我对我错，都将使年轻人伤心的质问：「你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另一件事也使应凤凰大惑不解，她曾向上海作协询问：柏杨到上海当天，记者们一拥而上，为什么第二天没有一个字的报导？她最初得不到答案，但她终于知道：「所有新闻，要等二十五日一齐发。」

　　──十一月十日，台北《自由时报》刊出应凤凰的一篇〈上海头痛时刻〉，才恍然大悟说：「为什么要到二十五日呢？回答说，因为二十五日当天，柏杨已离开上海，他们把柏杨列为敏感人物，一切新闻得统一处理，这些话让我们台北来的土包子听在耳朵里，觉得新鲜。他们竟能如此统一控制见报时间，特别是等柏杨离开那天，电视萤幕及报纸版面，才能同时出现──我们终于有机会碰到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

　　──可惜应凤凰没有留在上海，否则她会感觉更多的新鲜，二十四曰（不是二十五日）一早，在走廊遇到台北新学友书店董事长廖苏西姿女士，她告诉我：「刚刚听到报导你的广播！」原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不过有趣的是，在新闻最后，却附上一句：「柏杨夫妇今日离沪。」

　　我们和王若望夫妇会面，是二十三日傍晚，请原谅我不能叙述由谁安排，反正当我们突然在王若望家门口出现的时候，因为介绍人已先在电话中介绍过，所以他们对来自台湾的访客，并不觉得惊奇，反而，他们说的话使我们惊奇起来，年轻漂亮的王夫人羊子，让我们成一排坐在沙发上，让王若望坐在我身旁，她抢先发言。

　　「就在昨天，」她说，「一辆汽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作协茹主席走下来，自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这么高级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来过，所以我们深为吃惊。茹主席坐定后，发现王若望不在家，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茹主席说：『有个叫柏杨的台湾作家，曾要求我介绍见王若望，我告诉他王若望出差去了，所以，如果他拨电话来，请你告诉他王若望不在上海。』我说：『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茹主席说：『我说他出差去了。』我说：『我可以这样做，问题是我又不认识柏杨，电话上怎么分辨出他的声音？』茹主席沉吟说：『也是的，不过你可以先问他是谁？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万一他找上门来呢？』茹主席又沉吟说：『这一点倒没有想到！』静默了一会，茹主席说：『这么好了，如果他找上门，你就教王若望告诉他刚刚出差回来。』」

　　羊子说到这里，坐在一旁的王若望对我说：「柏杨先生，我刚刚出差回来！」

　　──我差一点叫出声音：「她忘记她说过你回山东老家去了。」

　　大家哄堂大笑，笑声引起我内心的刺痛，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在旁边静静的坐着倾听，不发一言，我对他说：「十分抱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不但自己说谎，还要求别人说谎！」迫田胜敏深深的一鞠躬，我无法了解他的感受，我只满面羞惭。

　　侠骨柔情

　　羊子探监无名，她就伪造一份结婚证书。

　　比起小地主，小知识份子出身的毛泽东，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是上海新亚药厂的童工，十五岁时参加共产党，并在《新闻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来被国民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才被释放。人民政府建立后，他已是「公爵级」官员（行政官十级、文艺官四级）。他的前妻李明女士，同样有辉煌的经历，六岁当童工，也在十五岁参加共产党，是延安时代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选出的劳动英雄，她终身奉献给共产党，但她在反右斗争中精神分裂而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没有书可读，羊子偏偏喜欢读书，羊子的妈妈跟王若/望是同学，她带着女儿拜见王若望，认为听听空口说白话，也比没有书可读多得一点学问，这里面没有爱情，但他们交往得很投机。后来，她因是一位大学生，被派到湖南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新年的时候，她给王若望写了一张很特别的贺年卡，上面有两行鲁迅题的字：「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王若/望在长久的独居生活中，感到一丝男女的温馨。事实上羊子只因当时所有的贺年卡都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一个有灵性的人而言，唾弃都来不及，所以她挑了唯一异样的一张，根本没有注意上面写的什么，然而，感谢这场美丽的误解，使王若望在再一次被投入牢狱时生出求生意志。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入高潮，王若/望被捕（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词比较美丽，称之为「隔离」）。他用尽心机通知羊子，羊子立刻从湖南赶回上海，但她没有身份探监，于是她伪造了一份跟王若望的结婚证书。写到这里，我向这位杰出的女性，深致敬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时代，暴露太多中国人的丑恶，但也显示太多中国人的高贵德性，「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在台湾，政治犯家属所受的干扰，比起大陆，简直微不足道，可是，多少做妻子的，都翻脸而去。大陆上，现成的夫妻，都要划清界线，羊子不但没有划清界线，反而搭车乘船，辗转千里，奔回上海，自称是一个政治犯的妻子，而且她还不知道王若望能不能出狱，这不是白雪公主的浪漫情调，而是锥心泣血的侠骨柔情。

　　羊子的怪异行动被父母发现，全力阻止，她最后只好仍回湖南。林彪先生摔死后第二年，王若/望才被释放，太久的隔绝，他认为羊子早已结婚，但在听了孩子们叙述如何受羊子照顾，孩子们又如何侮辱羊子（羊子的妈妈釜底抽薪，告诉孩子们说：羊子是个暗探，不安好心，要害你们），王若望鼓起勇气写信向她道歉，以后的发展是众所共知的，她终于嫁给王若望，一直到结婚那天，王若望头上最后一顶致命的「右派」铁帽，才被摘掉。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社会，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更为森严（我在台北曾看过一位回乡的朋友写的文章，对故乡称呼县长为「老张」「老王」，大为称赞他们的平等精神），大陆上的阶级，用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术语，分为五级：「皇上级」（元首级）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总理、共产党总书记。「亲王级」（部长级）包括部长、副部长、解放军中将以上将军，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公爵级」（司局级）包括中央各部会的司长、局长，各省人民政府厅长、局长，各省共产党部书记、副书记。「侯爵级」（厅处级），包括厅局所属的处长、副处长、各县县长、共产党县党部书记。「伯爵级」（科处级），包括各县政府所属的局长、科长。在全部「国有制」的控制之下，是什么阶级，才有什么享受，分毫不差，好比茹志鹃女士就有一辆她可以调派的汽车，如果她垮台，汽车便转给别人，她就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得到，这正是她对我采取隔离手段的原因之一，虽没有隔成功，甚至引起一些反应，但已足够显示她忠心耿耿，反而更能稳固她的爵位。

　　我叙述大陆森严的阶级制度，是说明王若望身为「公爵级」高级官员（他是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汽车可乘，有宽房可住，有高薪可领，而且年纪已老，又拥有如花美眷，他应该效法儒家系统的圣贤，持盈保泰、明哲保身。但是他不，他仍继续直言。专制封建国家的最大特征：说真话就是一种罪行。于是，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开除党籍，丧失所有特权。羊子热烈的支持他。每一个受人敬爱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使人同样敬爱的女人。

　　我和王若望，二人有很多的相同：我从小加入国民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从小加入共产党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他比我大一岁，羊子比香华也大一岁；我们都是因说良心实话，犯下滔天大罪，而且同于一九六八年入狱。不同的是，他比我坐牢的时间稍短。

　　在上海最后几天中，我们多次相聚，他亲笔写下赠诗：

　　十年隔海共文罗，今古清流祸自多；

　　一夕灯窗如旧识，古稀豪气岂多磨。

　　寂寞蜗居来足音，慕名久念伯牙琴；

　　欲逢恰比蓬山远，幸得一苇渡险津。

　　感慨悲凉，道尽中国知识份子坎坷命运。

　　复旦大学座谈会

　　根本没有过这个座谈会，我们被人戏弄！

　　上海作协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谢，如果不是他们代订旅馆，我和香华可能无处可住，但就在茹志鹃女士宣称王若望不在上海的当天，我就告诉她，我以后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协本来指定一位年轻作家陪同到全国各地的，也请他们取消。这是一个卤莽的决定，无论是大陆住民或是旅客，都要隶属一个「单位」，否则你就成了一个没有线的风筝；大陆和美国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没有汽车便等于没有腿，一个访问者如果不接受接待，单位所派的汽车便立刻撤回。好在上海到底是一个国际都市，锦江饭店门口停满了计程车，我们每次出去，都采取包租制，身不离车，车不离身，不管多少小时，直到送我们回来。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恃，虽然传播媒体没有我们的报导，但很多热情澎湃的年轻读者，已从各种管道得到消息，前来旅馆把握相会，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希望。以后所有活动，都由他们安排（观赏《耶稣?孔子?披头蓝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成为忘年之交，为了减少他们的负担，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结识的经过，但他们给我的温暖和帮助，终身不忘。

　　不过，几乎是一开始就发生一次严重误会，他们之中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安排二十三日在复旦举行一个座谈会，我高兴能受到邀请，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一时半，我在旅馆等候，他们派人来接。可是时间已到，我衣帽整齐，正襟危坐，每一次门铃声我都认为定是来接我的，直到三时，还没有消息，不但没有人来，而且没有一声通知；香华怪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记错了，我有过听错和记错的前科（而且不只一次），所以有口难辩，又不知道怎么查询，年轻朋友家都没有电话，而又不知道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内什么地方，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就在同时，主持座谈会的年轻朋友被戏弄的感觉比我更为沉重，对我甚至大发雷霆。原来，就在他们要出发接我的前半个小时，接到茹志鹃女士电话，告诉他：柏杨先生这次来上海访问，日程非常紧密，当你们要求他出席座谈会时，他误以为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没有安排，所以贵校的座谈会，他不能参加。然后茹志鹃女士画龙点睛说：「这是柏杨先生教我传话的，他们夫妇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项误会在双方终于再见面时冰释。可是茹志鹃女士是怎么知道我坚持要找到王若望？又怎么知道复旦大学有一场座谈会？虽然台湾解严前也是这种社会，但仍使我惊奇。

　　同样使我惊奇的还有我和老一辈作家赵家璧先生的一番谈话，这位三○年代中国出版界的智慧之星，以二十五六岁的初生之犊，发行当时中国即令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良友画报》，又主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中国文学大系，很多作家都以和他结识为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出版家一样，受到悲惨待遇。可是现在，从他给我的名片上的官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政协上海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作家协会顾问，显示他仍保持「公爵级」高位，我满怀敬意的坐在他面前，就海峡两岸文坛的异同，交换意见。我到上海的当天，便听说人民政府可能打算取消作家的薪俸，也就是人民政府对作家不再管辖，作家必须用他的作品维持生活，茹志鹃女士坚决反对，因为这样的话，「作家协会」就成了一个空架子，作家将成为一盘散沙；我拥护人民政府的这项决策（假设有这项决策的话），因为作家必须拒绝政府或党派的供养，才能保持创作的尊严。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先生曾经有过一声怒吼：「教作家们到乡下去，不去不给他们开饭！」以致，为了主人开饭，不得不写出摇尾文学。

　　赵家璧先生主张作家应该接受共党以及政府的薪俸，他认为作家如果有一份固定的薪俸，当可安心创作。他对于目前人民政府及共产党对他的礼遇，十分满意，所以，大陆是作家的锦绣天堂。

　　「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个特大号蛋糕，帽子摘了。冤案也平反了，作家要求的，党都做到了。他们把我的大女儿安排到某单位工作，二女儿安排到某单位工作，我可以告诉你，大陆没有人失业！」

　　我不能确记他所讲的每一个字，我只记得曾经问过他：「他们是谁？」赵家璧先生也答覆了。赵家璧先生忽然提起最近刚访问过大陆的八十岁高龄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是国民政府资深国会议员，又是深受尊重的前辈文化人。赵家璧认为胡秋原先生主张海峡两岸立即统一的急进主张：「很是中听」。虽然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我觉得他似乎来自遥远的云雾世界，他想用在封闭社会相当有效的程式使我信服他的见解，我向他解释，胡秋原先生传达的是一个并不十分正确的消息，大陆朋友必须了解，台湾同胞绝大多数都不急于要求统一。其次，关于大陆没有失业，我反问说：「我绝对相信赵先生一家人都受到很好的照顾，也绝对相信大陆没有人失业。不过，大陆报纸上经常有『待业青年』的报导，不知道『失业』和『待业』有什么分别？」赵家璧承认「待业」就是「失业」！

　　我感谢赵家璧先生到旅馆看我，当他告辞，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步履蹒跚，扶着手杖离去，我发现在他身上已找不到一点点当年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