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1]。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二、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2]。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3]。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时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