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银行业收益结构变化及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我国将于2006年12月11日起,取消对外资银行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完全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中国银行业市场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本质上是基于银行业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实力则集中体现在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上。探讨国际银行业收入结构的变化并进行比较,同时分析银行业务的发展变化趋势,将有助于我国银行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全球银行业收益结构变化
20世纪以来,全球商业银行收益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先持续下降,在80年代初后又迅速上升,整体上呈现“U”型变化趋势。1935年,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一度达到39.5%,此后出现大幅下降趋势,1956年最低达到17.6%;1978年以后逐年上升,目前基本稳定在43%左右。
欧洲和日本银行业的收入结构也显示其非利息收入比重较高,如表1所示。
收益结构的变动情况折射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银行业经营发展的状况和前景。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幅度最大的年份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1997年占比为37.4%,而1999年则迅速提高到43%,与《金融现代化法案》的出台不无联系。2000年以来,尽管一些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仍然在上升,例如纽约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托管银行,其旗下托管着庞大的金融资产,并提供融券等服务,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9.7%提高到2005年的68.9%;专注于资产管理、清算与证券托管业务的梅隆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83.5%提高到2005年的89.9%。但总体上,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的占比进入平稳期,徘徊在43%左右。

欧洲金融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信息技术进步、金融自由化以及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的推动下,欧盟银行业也在积极拓展产品和服务范围,开拓非利息收入来源。1998年,欧盟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占比已经达到41%,2001年为41.5%;2005年,欧盟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进一步上升到54.6%。其中,德国是一个实行全能银行体系的国家,银行业全面经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各种金融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1995年,德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占比已经达到了47%,是欧盟国家中占比最高的;2005年,德意志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达76.5%。
日本的金融体系以关系型融资和主办银行制度为主要特征,长期以来坚持专业分工主义的原则,实行专业分工的银行制度,各类型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业务领域限制,因此长期以来日本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高,在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银行业亏损较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贷款信用成本的恶化,日本银行开始努力拓宽收入来源,在投资信托、养老保险等个人金融产品的销售,银团贷款、衍生品交易等企业金融业务方面取得进展,近年来日本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也在稳步提升。2000年日本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在经营收入中占比仅为13.2%,2005年提高到25.6%;目前少数大银行(如三井住友)非利息收入的占比甚至达到了40%左右,成为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银行业1991年就开始实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允许混业经营等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印度银行业,迫使印度的商业银行拓展非传统业务,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如印度最大银行印度国家银行,2001年以来非利息收入占比一直处于3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处于较高水平。韩国银行业近年也在向混业经营发展,拓展证券和投资银行业务,但总体上非利息收入占比仍然不高。2005年和2006年银行业整体的非利息收入占比13%左右,略高于中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
从上述主要经济体的银行业市场来看,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特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结构、金融监管水平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国情背景存在很大程度的关联。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分业经营,社会对银行收费服务的认识程度仍然不高,银行业从事的非利息收入业务较为有限。中国银行是国内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的银行。2000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为20.7%,由于投资交易业务的影响,2005年这一比例降低到13.5%,但在国内银行中仍然是最高的。近年来,银行业监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不断推进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综合经营试点,非利息收入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差距仍不小。
全球商业银行收益结构变化的原因
在过去一个世纪,收益结构的大幅波动变化成为银行业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引起银行收入结构变动的因素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结构、银行规模和业务结构及技术支持等方面。

金融管制环境的变化。严格的金融管制限制了商业银行在非信贷业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而金融自由化能为商业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提供政策保障。例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政策,为商业银行创新产品和定价服务收费提供了基本制度环境;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政策,使商业银行业务大量扩展到保险销售、证券经纪等领域,可以增加非利息收入;金融经营区域开放政策及国际化进展,使商业银行消除跨区、跨国经营的地域限制,拓展全球业务,大大提高获取非利息收入的空间。美国以1927年《麦克法登法案》、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为标志,正是一个“放松管制→加强管制→放松管制”的过程,成为影响商业银行收益结构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资本市场发生变化,金融“脱媒”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直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资金供求双方不再集中依赖金融中介而直接在债券和股票等市场进行资金融通,商业银行依靠存贷利差生存的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金融“脱媒”迫使商业银行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竞争,通过开拓非利息收入业务寻求突破,这些业务包括账户管理、信托业务、资金交易、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保险及基金等等。仅这10多年间,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
银行规模和业务结构上的变化。银行规模与收入来源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比较可以直接观察到。一般地,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高于小银行。这是因为,大银行在非利息收入业务中更具有竞争条件和竞争优势,包括:大银行具有更广泛的分支机构,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供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并有效控制成本结构和分散风险。
1992年到2005年,美国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从37.6%上升到45.4%,小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从18.2%浮动到20.2%;2000年以来,欧盟大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稳定在50%左右,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稳定在30%左右;2005年,中国五大银行(中、农、工、建、交)非利息收入占比从8.4%到13.5%不等,而其余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从3.6%到8.5%不等。
由于各国和地区对银行业经营管制的法律环境,以及各国或地区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银行业形成了不同的业务发展结构,直接决定了收入来源的差异。
在利息收入板块,2005年美国商业银行利息及相关收入来源包括贷款、融资租赁、存放同业、证券投资、交易账户生息资产、出售联邦基金和买入返售证券、其他利息收入业务。贷款和证券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分别占比约75%和15.5%。日本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来自贷款(占比67%)部分相对美国低一些,证券投资(占比25.6%)比例较高,主要由于日本债券市场较为发达;其他利息收入8%左右,包括存放同业、利率互换等。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大约72%来自于贷款,21%来自债券投资,7%来自存放央行及同业。
在非利息收入中,各国和地区分类有一定差别。ECB在2000年将欧盟非利息收入归纳为四大类:手续费和佣金,约占58%,包括外汇交易、担保、证券交易、支付结算、证券托管及资产管理等方面收入;净财务经营成果,约占比19%,包括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交易活动的资本收入;投资收入,占13%,包括对股票、债券、股权投资等方面收益;其他收入,约占10%。FDIC从2001年起将美国非利息收入分为四个类别:托管活动收入,约占12%;存款账户服务收费,约占17%;交易账户收入,约占7%;附加非利息收入,约占64%,主要包括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活动、资产证券化、保险业务、资产销售以及其他无需分类报告的非利息收入。日本也分为4类:手续费与佣金收入,约占47%;交易活动收入,约占3%;其他经营收入,约占23%,主要包括出售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其他收入,约占27%,主要为出售股权的收入、信托银行收入等。中国国内银行主要分为手续费收入、净交易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分别约占比59%、13%、6%和22%左右。

各国银行业资产配置结构的差异是影响收入结构的重要原因。从2005年美国、日本银行业和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配置状况看,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重相差不大,三国分别为58%、56%和57%。这表明贷款始终是银行业的最主要业务。但是,贷款的品种结构差异明显。美国主要以房地产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为主,两者合计占贷款余额的70%左右,其次是工商业贷款,约占18%左右。我国银行业贷款集中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重工业等产业,个人消费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15%,由于竞争及定价地位的差异,房地产及个人消费贷款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
第二,银行持有的证券资产比重差别较大,美、日、中国银行业证券投资在总资产的占比分别为18%、27%、29%。美国银行业证券资产主要是联邦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中国的国债发行量和公司债券发行量近年来快速增长,在市场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债券的持有比重大大提高。
第三,其他资产方面,美国商业银行在基金、交易账户资产、保险、资产证券化等方面占有的资产比重约占23%左右,远高于中国银行业13%左右的比重。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配置较为单一,资金使用效率仍然不高,占比86%左右的债券投资及信贷资产,创造了90%的收入来源(利息收入),14%左右的其他资产仅创造了10%左右非利息收入来源。而美国银行业76%左右的债权投资及信贷资产创造的利息收入仅占总收入的55%左右,其余24%的资产则创造了45%左右的非利息收入。
信息技术进步,为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拓展提供重要支持。一方面,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新,如核心银行系统、网上银行、ATM机、POS终端、证券交易与分析系统等,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便利性,为非利息收入业务提供了基本支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促进了金融市场及衍生品的创新和发展,极大丰富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来源。例如,通过以核心银行系统为支持的网络通信技术,银行可以全天候向客户提供诸如信用卡转账、电子支付、金融资讯和查询等业务,进而收取管理和服务费,这是一项重要的非利息收入业务。2005年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来源中,存款账户管理收入占比达17%;“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达34.2%,其中主要包括支票、数据处理服务、使用ATM机以及其他服务收费等。
商业银行收益结构变化的影响
全球银行业收益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总收入水平的稳定性以及银行估值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收益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银行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2006年全球大银行排名,1000家大银行税前利润总额创记录地达到6451亿美元。其中,欧美银行税前利润合计占比63.9%,日本银行占比8%,中国银行业占比不到3%。

由于中间业务不占用经济资本,因此,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越有利于推动资本回报率的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数据,2005年拉美、美国和欧盟银行的税前一级资本回报率分别达到33.2%、29.1%和20.9%,而中国银行业仅为18.5%。发达市场银行高回报与非利息收入高有密切关系,相反,中国银行业资本回报水平低则与非利息收入水平低有关。
更为均衡的收入结构有利于保持总体收入水平长期平稳增长。国外一些实证分析发现,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非利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更为稳定,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好的互补性,从而有助于降低银行收益的波动性,抵御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学者对1994年～1998年间欧盟国家银行业进行的研究发现,八个国家利息收入的波动性更大,七个国家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更大。不过,两者的相关性和波动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一种收入的波动可以调节另一种收入的波动,整体上熨平银行业的经营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是具有结构性的(图4)。其中,对外投资、证券投资、交易活动等受经济周期、市场风险的影响最大,波动性也最大;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波动相对较低。但是,各类手续和佣金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例如,交易支付、账户管理、托管业务、代理行业务等标准化的传统业务基本不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性较低;而证券承销、财务管理、信用卡业务等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波动性更大。
对银行估值的影响。由于收入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银行创新能力,因此,银行收入结构对估值有直接的影响,资本市场倾向于对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给予更高的估值。实证显示,两者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图5所示。
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与应对之策
寻找并扩大银行收益的来源始终是银行经营管理的目的之一。外资银行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它们整体上的收入结构更为合理,这种格局已经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反映出来。例如从2005年我国中外资银行中间业务占比看,外资银行总资产占比为2.39%,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则达11.75%。中国银行业如果不能在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大的突破,则未来的生存空间会大大受压。从应对外资银行冲击的角度考虑,扩大收入来源,尤其是非利息收入来源是中国银行业未来战略的重要选择。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提高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中国银行业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提高服务能力,形成比较完善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除存贷款之外的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银行只有具备一体化服务的能力,才可能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同时,服务能力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素质的提高。银行需要切实地改善交易、支付系统的性能和安全性,充分培养理财、投资银行、保险等方面的现代金融综合服务人才。
充分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在此过程中的业务发展机会,高度重视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非利息收入相当部分来自金融市场脱媒后,银行资产配置或经营管理与资本市场联系所产生的收入,因此,银行需要形成更强的创新能力,抓住“脱媒”过程中的业务机会,如从资金提供者转向咨询、承销、托管的角色转型,与客户的关系从单纯的债权债务转向更多的顾问服务,甚至于通过持续的资产证券化过程,将一些产品的利息收入转为非利息收入。
高度重视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影响。利息收入的风险主要体现为资产可能的风险损失,而非利息收入的风险则表现为收入增长的波动性,从而影响银行回报水平和市场估值。对非利息收入业务波动的风险防范和管理,主要应关注其波动的周期性特征,适度调整资产和业务配置结构,避免总收入水平的大起大落。
推进银行增长方式的转变。银行适应客户需求转变的重要基础是银行业务功能的多元化。从国际银行业发展经验看,收入结构的调整既体现为银行服务链条的延伸,也体现为银行规模的适度扩展。因此,银行机构的发展,既包括网络的扩大,也包括功能的延伸。国际银行业依靠并购的发展推动了这两个方向的发展速度。中国银行业要朝这方面迈进,则需要在管理上做更多的准备。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总行)
摘自：《银行家》2006年12期　作者：陈卫东 王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