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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了长崎? 1945年8月9日，美军B－29轰炸机“boxcar”(车厢号)向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今年87岁的费雷德里克.阿什沃斯和77岁的弗雷德.奥利维，分别是那次行动的投弹指挥官和副驾驶员。上月，这两名退役军官（中将和中校）各自接受《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透露了轰炸长崎的详细过程。

违令：由于当时的雷达性能较差，准确命中目标非常困难，本来作战计划禁止使用雷达，并规定“如果靠目测判断不能投弹，要将原子弹载回基地。”但阿什沃斯说，因机长多次判断失误和操作错误，浪费了许多燃料，最终不可能将原子弹载回基地，所以“明知违反命令，也不得不使用雷达，投下了原子弹”。另外，针对美军报告上的“投弹手从云洞中确认目标后投下了原子弹”一说，奥利维表示自己一直存有怀疑，认为“实际上投弹时可能看不见目标”。

空投原子弹的作战指示是8月2日发出的。指示说，轰炸的“第一目标是广岛，第二目标是小仓（北九州市），第三目标是长崎”。8月6日，B－29 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根据空投第二枚原子弹的指示，“boxcar”从提尼安岛（现在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前线基地起飞。

等候：美军的通讯记录显示，预定的投弹时间是8月9日9时半左右。 在收到侦察机发出的“目标地区天气良好的”预报后，boxcar于9日凌晨3点之前开始出击。阿什沃斯作为决定投弹还是放弃轰炸的负责人，坐在飞机后座，奥利维担任副驾驶，座位紧靠机长后方。

在起飞前，行动小组成员就知道油箱系统存在一点小毛病，有10％的燃料难以使用，但他们认为不会造成大麻烦，因此没有太在意。

两人都回忆说，预定boxcar将在飞往小仓途中的屋久岛上空与另两架负责测量和记录的伙伴飞机会合，但因搭载着摄影师和科学家的那飞机迟迟不见踪影， boxcar等候了大约45分钟。阿什沃斯说，在这一点上机长有违令行为。因为“在事先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为防止耽误计划和浪费然料）司令员曾明令禁止等候20分钟以上。但boxcar却无视命令超时等候”。

根据奥利维的回忆，“规定的等候时间是15分钟”。虽然这与阿什沃斯的叙述有些出入，但奥利维也认为由于违反命令，boxcar浪费了大量的燃料。

飞机晚于预定时间到达小仓上空。根据通讯记录记载，此时当地上空“被浓云和烟雾笼罩”，阿什沃斯认为“这是因为大风把前一天空袭八幡（北九州市）时产生的烟雾刮了过来”。

改向:按照阿什沃斯当时记录，他们到达小仓的时间是上午9点44分，飞机因寻找能看清目标的位置不断变换飞行方向，耗时45分钟、连续三次试图接近轰炸目标，终因靠目测不能确定目标而放弃投弹。

于是，boxcar改变航向飞往长崎，但长崎上空也是云层密布，仍然不能确定目标地点。此时已比预定的投弹时间晚了将近1个半小时，燃料也快要耗尽。 他们只能放弃返回提尼安基地的打算，决定在美军控制下的冲绳紧急降落。而且，由于接近目标的机会只能有一次，阿什沃斯果断地决定使用雷达。

他说：“飞机已经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把重量为1万磅（约4.5吨）的原子弹运到冲绳。我想，与其扔进海里，不如把它投到能对日本造成打击的地方，哪怕这种打击非常有限。明知违反命令，我们还是使用了雷达。”

另外阿什沃斯也承认，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是此次行动前三天的事，对机上人员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说：“轰炸广岛进行得很顺利，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存在多少不利条件，我都希望努力使这次行动获得成功。华盛顿方面当然也希望如此。”

意外：奥利维告诉记者记者，后来飞机上还发生了一些事先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先是因为线路故障，报警灯不断闪亮，提示原子弹状态异常；而且在从小仓飞往长崎途中，由于机长的胳膊触动了无线电仪器，机内的对话泄漏了出去。这些偶发事件使得飞机上弥漫着不安情绪。在谈到投弹前一刻的心情时，奥利维回忆道：“如果白白浪费一颗研制费用高达20亿美元的原子弹，此次行动将被视为巨大的失败，我想我们肯定会被押上军事法庭，投进监狱之中。”

完成行动的第二天，他们的上司在向华盛顿陆军方面提交的报告中写道，这枚原子弹“在上午10点58分，由投弹手从云洞中靠目测确认目标投下”。但是，奥利维说，他一直对这份官方记者：“当时确定听到投弹手说‘我看见它了，我击中它了’，但是坐在后面的我什么也没看见。其他的副驾驶员也表示怀疑。然而当时的情况不容提出质疑。”

行动结束后阿什沃斯了向部队报告说“靠目测判断投下了原子弹”，但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原子弹是在哪里爆炸的，我们全然不知。”那位投弹手已于1989年去世。

这枚原子弹的实际落点是浦上地区，距离预定目标3.4公里之远。

原子弹投向长崎的次日，华盛顿方面接到报告说“一项要求当机立断的艰巨任务得以完成”，参与此次行动的成员未被追究违令责任。

阿什沃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进行瓜达卡纳乐尔海战，并作为航空炸弹管理技术人员参与美国的原子弹开发计划“曼哈顿计划”。二战结束后，他还曾代表军方加入美国原子能联合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