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网 >> 世界博览 >> 缅甸共产党的蜕变：曾和毛握过手的昔日英雄

缅甸共产党的蜕变：曾和毛握过手的昔日英雄 【 作者：佚名    来源：华声在线    点击数：6947    文章录入：扯淡网 】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