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老兵揭穿「一万四千反共义士」骗局 - 王丰的日志

独家专访韩战老兵揭穿「一万四千反共义士」骗局

 口述：赵英魁老人       撰稿：王丰

前言：赵英魁，山西平遥人氏。抗战胜利，国共内战爆发初期，年仅十四岁的他，进入国民党阎锡山部，成为一名娃娃兵。从军不久，共军包围太原周边地区，多次冲杀截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赵英魁在撤退途中，遭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不久，他被纳编为华北野战军一名战士，参与了解放四川的战斗。一九四九年底，除了台湾、海南岛及若干东南岛屿之外，祖国全境基本解放，中国统一在望。一九五０年初夏，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上级号召共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 

入朝半年，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因不及跟随大部队撤出重围，行动滞后，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他先后被关押釜山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巨济岛战俘营。在战俘营里，赵英魁亲眼目睹许多非人道的虐俘罪行。美国、韩国和来自台湾的管理干部，对共军战俘进行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凌虐和暴力迫害。 

台湾国府当局为了有效控制战俘营，派遣一批政工人员伪装成战俘，鱼目混珠，混进战俘营。并从真战俘中秘密挑选毕业于国民党军校，或有国民党党员资历的共军战俘，将这些人员派任为营区管理干部，完全掌控战俘营中枢神经。伪装成战俘干部的台湾政工人员，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透过纹身刺字，打杀施暴等各种不人道手段，无视一万余名志愿军战俘之回乡意愿，强制将他们送往台湾。一九五四年一月，近万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到台湾。国府当局对外宣称，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拒绝重返大陆，选择前往台湾，投奔国府蒋介石阵营。国府当局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万四千反共义士」。 

被强制押解到台湾的真战俘，因不甘心国府当局强令他们离乡背井，迭有烦言，不少人因言贾祸，竟被当局诬攀为「匪谍」政治犯，以军法审判将他们关进监狱，过着暗无天日的岁月。部份态度强硬者，甚至被枪决，身死异乡。国府当局刻意炮制的「一万四千反共义士」神话，其目的，不外乎希望在国际间制造假象，误以为风雨飘摇的蒋介石当局，仍具有相当实力与精神号召力，企图挽回美国当局对他的信任，以争取美国援助，徐图再起。 

近期，作者在台北专访韩战老兵战俘赵英魁，透过赵老现身说法，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    

    主文：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如果你们想领饷，就坐在大院里等候吧。北方入冬之后，天寒地冻，坐在大院不一会功夫，人差点没冻僵。一块与我去当兵的同学和我商量，这个兵饷甭想领了，再等下去非冻死不可。我们跟排长辞了行，两手空空，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 

    一九四六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有天他来家里找父亲聊天，见我年轻失学又没固定职业，就跟我父亲说：「这孩子随我去当兵吧！」父亲同意，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晋省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过不久，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一九四七年七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的战俘！ 

在战场上折腾了一整天，被俘后我觉得口渴难耐，信步走到附近老百姓家里找点水喝。共军卫兵在门口站岗，卫兵的视线范围内，我走进一户老百姓住家厨房，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我拿起瓢子才要喝，有个大娘冲出来，指着我鼻子喝斥：「你凭什么跑到我家里来？」我答说：「我渴了来你家讨点水喝…」我话还没讲完，她大声斥骂：「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国民党天下了，你还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我说：「大娘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喝点水都不行？」她越吼越大声，卫兵闻声冲进屋来，见我闯进民宅，便大声申斥：「你这小鬼跑到人家家里干什么？谁叫你闯进老百姓家里，我们解放军是不可以随便进到老百姓家里头的。」 

这位卫兵教育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旨。听他讲完，我说，我渴得要命才去借碗水喝的。卫兵说，你得跟我讲啊！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 

这桩小事让我受到很大警悟，我终于弄明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恨国民党，国民党军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我刚被俘，闯进百姓家里找水喝，身上穿着国民党军服，帽子上缀着青天白日帽徽，难怪会挨那位大娘的骂。国民党部队军纪败坏，实在令人难为情。部队所到之处，看到老百姓饲养的鸡、牛、羊，逮着了就宰来吃。冲进百姓家里一阵翻箱倒柜，搜括财物。遇到良家妇女就无礼调戏。老百姓当然恨之入骨。 

一九四六年秋天，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要我们死守太原外围的某个据点。靠近百姓田地边上有座碉堡，农民在那里种了玉米、枣树、蕃茄等各种妆稼，那时正逢秋收时节，上面命令我们清除碉堡四周一两百公尺范围内，所有的障碍物和植物，清理射击视野。我们刚开始动手砍妆稼，老百姓闻讯奔来，跪在地下哀求：「老总啊！可怜可怜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收成了，等我们收成后再砍吧！求求你们，行行好吧！」部队长官说：「没有办法！这是上面的命令。」不分青红皂白，我们把农民的妆稼全砍了，一棵不留。可是，砍了没两天，前方阎部兵败，我们奉命一路往后撤。农民终年辛劳，瞬间化为乌有，不给赔偿拍拍屁股就跑了，老百姓没粮食吃，能不切齿痛恨吗？ 

    被俘之后，我思乡心切，一度想逃跑。我联系了另外一名战俘康复民一块跑。结果，康复民动作敏捷，跑掉了，我因为才十五、六岁，体力没康复民好，没跑掉。半路被解放军战士抓回部队。指导员讯问我：「小鬼，你干什么？」我狡辩：「我闷得慌，出去散散步。」指导员半信半疑：「你散什么步？另外一个人呢？」我慌称不知道，其实康复民早已跑掉了，但是我不敢讲。指导员指着我身上背的干粮袋，质问我：「干粮袋淋了雨还不丢掉，你背着干粮袋不是想跑是干什么？」指导员向身旁的人说：「这孩子身上的国民党军服别叫他换，就让他继续穿着，看他怎么跑。」解放后，农村普遍组织了妇女团、儿童团，哪怕是解放军战士外出也要拿路条。我们想逃也插翅难飞。我的逃跑纪录，让我在部队换得了「小顽固」的称号。 

    我这「小顽固」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展开，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在四九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大军直指西安。那里原本是蒋介石爱将胡宗南部队的驻地。我们从风陵渡，过黄河，再到潼关，搭火车。我军在坝桥的黄河大铁桥附近，和胡宗南部队正面交锋。胡宗南部士气低落，一经接战，胡部立刻溃败，部众朝山区逃跑。 

扶风战役，第十八兵团，外加彭德怀的部队，把胡宗南部六个军，团团围住。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共军把胡部六个军解决之后，胡宗南带着一部份队伍往四川溃逃。我军沿着川陕公路一路追击，越过秦岭、巴山，边追边打。到四九年十二月底，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全部就歼，刘文辉、邓锡侯部也早已起义投降，四川全境红旗飘扬。 

一九五０年八、九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０师，阶级：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得柔肠寸断，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国飞机投掷的燃烧弹，把新义州蹂躏得面目全非。朝鲜民居全是稻草房子，美军轰炸让他们无家可归，家当化作灰烬。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五一年五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躲在壕沟里，炮弹不断从四面八方射来，飞机轮番投掷烧夷弹。入夜后，老美惟恐我军偷袭，打开探照灯，把阵地照得如同白昼，我军固守的壕沟、桥梁、和每一处据点，都在探照灯笼罩之下。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奉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当，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韩兵在老美面前却是另一副奴颜屈膝的嘴脸。我曾亲眼见到一幕情景。一名美军站在哨楼最顶层值勤，身旁架着一挺重机枪，偶然间他瞥见守卫下层哨楼的一名韩兵，懒洋洋坐在椅子上抽烟偷懒，美国兵见状，火冒三丈，立马冲下哨楼，一把揪住韩兵，赏以几记老拳，一面揍人，嘴里还嘟嚷着：「God damn！God damn！God damn！…」。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洲岛战俘营。济洲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向美军反映。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老美声称，战俘营的口粮定量，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老美根本在扯谎！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菜色千篇一律，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这绿豆芽哪里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进嘴里叽呱叽呱，怎么嚼都嚼不动。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罐头马铃薯。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中国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之后，扔进了深不见底，臭气熏天的毛屎坑。更耸人听闻的说法是，有战俘被杀死之后，尸身被剁成肉泥，抛进了毛屎坑。也有战俘被活生生剖开胸膛，抠挖出心脏，遗体最后也被抛弃于粪坑。 

白天除了做苦工，战俘营当局只让我们做两件事，一件是上政治课，强迫我们背诵《总统训词》(即蒋介石讲演稿)，第二件便是以恐怖言行恐吓我们服从命令。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但是，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若干态度顽强的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方治、江海东大吹法螺，台湾方面对战俘宽大为怀。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府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战俘登上美军登陆艇后，有如猛虎出柙，船上接二连三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自从被俘之后，大家饱受美军、韩军、以及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欺凌羞辱，暴力胁迫，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战俘们敢怒不敢言。平日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小队长、大队长、联队长们，人人自危，国民党军宪兵见状大为紧张，连忙设法将这些干部隔离保护起来。等到秩序恢复，他们又露出嚣张嘴脸，对战俘精神喊话：在你们这些战俘当中，潜伏了许多「匪谍」，就是这些坏份子躲藏在里头捣蛋。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一万四千人，根本是灌水的数字，其中，掺杂了一批假战俘，外加一批韩国华侨，这些华侨多半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从山东逃跑到韩国的渔民，竟被台湾当局鱼目混珠，滥竽充数，混杂在战俘群中。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每次发生战俘自杀事件，当局搪塞的理由永远不变：「此人是匪谍，因无法开展间谍活动，畏罪自杀」。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台湾天气热，部队集合到河里洗澡，我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边洗边谈。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说话不算话，骗他到台湾当工兵。 

我们部队驻扎在桃园八德，那时军人薪水微薄，礼拜天只好待在营房，靠打百分（扑克牌）和聊天打发时间。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李国安愈讲愈激动。大伙全是战俘，彼此同病相怜，别无他法，只好互相安慰。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名为结拜兄弟，其实仅止于口头承诺，彼此留下连络地址而已，根本没什么仪式。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我们被监禁在桃园龙潭第一军团军法处政四科的监狱里，在那里关了三年多，再把我送到军人监狱。想一想实在不可思议，也不过是为了结拜兄弟，竟诬指我们「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求拷打的经验。政治部保防科的人把我吊起来，凶神恶煞地问我：「你是想要叛乱嘛？你们是不是想上山做反动工作？」我申辩：「完全是冤枉，没有这回事啊！」保防科的特务不相信我的供诉：「那你们结拜兄弟是干什么？」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却找不到「保证人」保我出狱。保证书上印着：「兹保证匪谍某某某，出狱之后不再犯…」看到这种字样的保证书，除非是很亲的亲人才敢出面作保。 

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现在偶尔想起在朝鲜战俘营被凌虐，到台湾后被关押的那段艰苦岁月，心里总是很难受。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