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四条汉子”的恩怨：怒批田汉背后捅刀

“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田汉很率直地、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请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

“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鲁迅闻此很不高兴，脸色非常严肃。

“听穆木天说的”，田汉回答。

“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

鲁迅显然对田汉的话已很反感了。瞬间，空气仿佛有些凝固。田汉见此亦不再多言。

这里不得不对所谓的胡风政治问题以及穆木天的“转向”作一个交代。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文化教育馆是个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主办。它搜罗了一批懂外文的人才，翻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登载在自办的《时事类编》杂志上。当时左联盟员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正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和的秘书。正是通过韩起、杨幸之，胡风进入中山文化教育馆从事编译工作。这样每月可有一百元的收入。胡风曾将此情况专门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以及茅盾等人汇报过。他们均同意胡风兼那边工作。当时与胡风同在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倾人士，如张仲实、潘蕙田、沈兹九、罗又玄等，胡风的这段经历本来并不保密，也没引起什么异议。但却因穆木天的缘故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穆木天为创造社成员，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左联，之后与任钧、蒲风、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大众化。穆木天在早期左联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1934年夏，穆木天突然被捕。在狱中，穆木天写了自首书，并与汪汉雯、刘智民一同在《申报》上发表了《左联三盟员脱离关系宣言》。不久，穆木天获释。由于穆木天此前在左联与胡风有些成见，故出狱后散布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谣言。其所谓的根据是，在狱中主审官审问他时，什么人都问了，就是没提到胡风。同时，穆木天还向左联党团“告密”。在当时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左联一些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

穆木天捕风捉影的谣言传到了与胡风同在中山教育馆工作的韩侍桁那里。韩原为左联中人，后加入了“第三种人”，为鲁迅所鄙视。胡风疾恶如仇，亦曾笔墨相讥，两人很有些积怨。因此韩幸灾乐祸，在馆内四处传播，并当众对胡风说：“你老兄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此言经传播后，有人干脆就称“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胡风左联身份暴露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难以为继，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此职。

对穆木天的谣言以及韩侍桁的恶意讽刺，胡风非常气愤，他专门找到周扬，要求左联组织澄清穆的谣言。胡风当时任左联行政书记，这样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否则他无法工作。但周扬并没有否定穆木天的诬告，也不作任何安抚性的表示，只告诉胡风，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而且也没有告知新的地址。这无疑意味着对胡风的不信任。周扬的态度刺伤了胡风的自尊心，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以后胡风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响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

胡风此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由左联作家转入特科工作的吴奚如特别委派胡风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机要交通员”。鲁迅原来对胡风遭遇即有不平，从此更加信任胡风。有一次，茅盾对鲁迅说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而且告诉鲁迅这消息来自于陈望道、郑振铎，是他们从南京方面的熟人听来的。据茅盾讲：“鲁迅当时听了我的话，脸色一变，就顾左右而言它。从此以后，我就无法与鲁迅深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则不难理解鲁迅当时听到田汉对胡风的指责后所表现出的态度了。

当然，田汉也非为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示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但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