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III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III

袁大成

甲：   一九八九年以来，东欧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以柏林墙的倒塌

宣告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东方国家的破产。在柏林墙倒塌一周年后,澳大利亚

的ＳＢＳ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专题节目。节目中有两个表情阴郁的原东德地区的工人说道：

东德的垮台是“由于我们在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中失败了。”我注意到：这不

但是那两位工人的看法，也是这一专题节目的结论。

乙：   这是举世公认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强调平等而忽视了效

率，结果制造出了一个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

的失败。

甲：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但却并非是无可质疑的。在我看来，东方国家

的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一味地追求效率，而忽视了均衡。

对于中国来讲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人民贫穷的又一重要原因。

乙：   你大概是在开玩笑吧。谁不知道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大大的低于西方国家；这

难道不是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客观原因？

甲：   我一直认为，社会生产率低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社会的普遍贫穷负责

，即：如果社会全体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在工作，所得产出仍不足以使社会成员摆脱

贫困；比如我们在过去及现在的一些游猎民族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尽管整个部落的全体

成人都出外打猎，常常也打不到几只兔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贫困当然可以由

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太低来解释。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既然中国几十年来一直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苦于找不到工作，那么，中国的贫穷就也不能再用生产效率太低来解

释了。

     当然，我不否认从表面数字上来看，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还不高这一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在今天只能是一种表象，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在这一表象后面存在着更深

刻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这原因，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主观的。

乙：   我还是不能明白。你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生产效率。

       其实，人们所谈论的生产效率大都指的是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其数学定义式即

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产出/投入）。产出越是大于投入，生产越有效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效率是靠利润来体现的；因此，企业主们一方面要在单位时内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并把产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出以提高产出，另一方面要拼命压低成本以减小投入，以此来取得尽可能大的利润。这就是利润极大化法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追求资本效率的体现，也是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灵魂。

          由于理论上仍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精神，原东方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被一种企业管理式的思维方式所支配，因此，在中国，剥削程度的任何下降都会被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视为增加了成本，减低了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在中国任何希望改善社会福利，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的要求都会惹的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恼怒不已。实际上，一种恨不得“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效率的热情一直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正象中国政府自己所一再宣称的那样：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只要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及其指导思想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追求经济效率，追求利润，追求积累的活动中要比许多国家都狂热的多。

乙：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社会经济活动追求利润和效率，这对企业和社会都没有什么坏处。任何社会都要有积累；西方国家不正是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吗？

甲：   企业追求利润当然谈不上是坏事；但是，如果社会经济也以这种企业经济的思想来指导那就有问题了。与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不同，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非均衡型的经济形式。前面说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是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并千方百计地使它极大化。但是，一个社会所有经济单元的投入总和正等于这个社会的市场总容量。因此，当社会内所有单元的产出与投入的代数和大于零时，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总产出大于总投入时，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值显然是这个社会内部市场无力吸收的余量。这种非均衡性使的资本主义经济非要依靠一个外部市场的存在不可；否则，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将遭遇极大的困难，更谈不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只有靠拼命提高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它才有利润可赚，它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它越是追求这种效率，它的生产所赖以运行的市场越小，最终导致生产无法运转。因此，在过去的二百年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每在一个国家取得优势地位，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周期性发作的生产过剩的痉挛之中。生产效率越高，这个周期越短。需要指出一下：这种生产过剩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运动所导致的逻辑结果。

       原东方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决裂，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已。因此，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这些国家达到一定的程度，其经济的不均衡性就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中国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的运行也由于一味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而无法均衡。举例而言，当年中国所制造的上海牌手表，其成本每块不过7元，其出售价格却为120元，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值：120－7＝113元，利润率达1600％，这样的经济效率可谓高矣。但是，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没有想到：如果中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假定为总数为Ｎ〕都能达到这个令中国政府兴奋的高效率，那么整个社会所能售出的产品充其量也只有7Ｎ而已，余下的113Ｎ是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卖出去，只好“积累”起来使国库充实。显而易见，当整个社会的经济运动都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停滞。这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依然在主宰着社会经济的结果。

乙：   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达到上海手表厂那样的经济效率；相反，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在亏损，一直靠国家补贴才没关闭。如果没有上海手表厂那样高效率的生产单位每年上交给国家大量的利润，中国的经济早就垮了。你怎么能责备企业的赢利行为呢？而这种亏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现象难道不正是中国忽视经济效率的表现吗？

甲： 我刚才所讲的113Ｎ的产品积累起来使国库充实，只是根据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所推导出了的一种状况。至于中国经济在实际中还没有达到这种状况，那也只是由于逻辑上的不可能，使得中国经济部门无法达到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的愿望而已，但是，这种追求“社会资本积累”的效率的思想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却是不容否认的。我的分析只是要说明，如果社会经济也象企业经济那样一味地追求效率，其结果将会是什么。

       实际上，在没有大力出口的情况下，要使整个社会的所有部门都达到产出大于投入的“高效率”状态，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像要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同时达到贸易出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一样。要使一个社会内部所有的经济单元同时都作到产出大于投入的“有效率”的状态，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失误就是，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拼命追求这一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导致中国经济由于严重失衡而陷入难以发展的困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和精神仍然主宰中国经济的结果。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赢利企业之所以还能存在，这不仅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盖仓库的热情，而且也多亏了一些亏损企业的存在。这些亏损企业和其它非生产部门一起，一方面依靠赢利企业而生存，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这些赢利企业所需的外部市场，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

     另外，许多亏损企业的存在也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中国经济不追求效率所造成的。在我

看来，中国过去许多企业之所以亏损，也是在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效率而把国内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压低到只能维持勉强的温饱这一大前提下发生的。举例来讲，记得在八二年，我曾在国内一家报纸上看到天津一家食品厂厂长的一篇文章。他说，他们厂无论怎样深化改革，无论怎样使工人们卖力干活，都不能改变严重亏损的局面。我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可以想见：这家工厂的工人们干活越卖力，这家工厂的亏损将越严重。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不过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限制下，这家工厂的产品很难卖出去而已。我已忘记这家工厂具体是生产哪些产品的，但是只要想想，当时中国的普通家庭买一次那常常在货架上快放霉了的面包就象买一次礼品一样贵重，就不难明白：这样的工厂怎能不亏损呢？

       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可以讲：这只怪这些产品在中国“产销不对路”，这样的生产应该“调整掉”云云。但是，这种迫不得已的“调整”难道不正好解释了中国经济落后，生产难以发展的原因吗？

乙：   但是，如果由供求关系来调节市场价格，滞销过剩的产品不就是可以通过削价处理的方式卖出去了吗？

甲：   从老古典经济学派到新古典经济学派都持这种观点，但在实际中并没有行得通。原因很简单：当113Ｎ的商品滞销过剩时，7Ｎ的购买力已经用掉了。滞销品开始降价求售时，生产部门已经开始关闭，工人已经失业，购买力更加下降，市场更加萧条。

    另外，无论怎样降价出售，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进行这一前提就限定了资本主义经济靠本身是无法均衡的。这种非均衡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非要靠一个外部市场的存在不可。这就是为什么还在上一世纪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自己国内的人民还很贫穷，却拼命地在全世界争夺市场，一旦外部市场的扩张受挫，生产过剩的危机就象雪崩一样发生。这实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这只要看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生产力和产品是怎样被大规模地毁灭掉就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往往靠这种毁灭手段来恢复均衡。

乙：   你说的那么可怕，为什么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比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富足得多呢？

甲：   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有些人总以为这是由于西方经济追求效率，而东方经济忽视了效率的结果。实际情况正相反：对于西方来讲，正是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特别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西方国家才开始清醒过来，抛弃了过去一味追求效率的传统的经济思想，开始注意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这是西方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这个转折点的，在理论上有着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在实践中有罗斯福的“新政”。从此，西方经济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自我作茧的尴尬境况，才有了战后西方的经济繁荣。深入地讨论西方经济的这一转变将超出我们今次话题的范围。不过有一点需要指明，即西方经济的这个转变也是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一再碰壁的结果。正如克莱茵所

指出的那样：“凯恩斯只是在经历了几年世界大恐慌之后，方能够与若干标准学说决裂。”

      然而，就在西方国家和“若干标准学说决裂”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却极其愚蠢地继承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发誓“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明确地宣布了：

       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

      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对于任何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注释1）

      可见，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思想上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这样，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在“积累”中得到发展，为了现在又被称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利润极大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更是起劲地，变本加厉地剥削起工人来。中国在这方面要比其它国家走得更远。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高积累来追求国家资本的增值，劳动者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要素而已。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对劳动者的压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部最低工资法；这就是为什么反抗贫困的罢工者们会被中国政府以‘破坏生产’的罪名投入监狱；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竟成了中国的‘优势’！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的劳动者怎能不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

乙：   然而，据统计，(注释2)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按工业就业人员的人均工业产值计算，在一九八八年，中国的上述数值仅是英国的六分之一，是美国的九分之一，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既然中国如此追求经济效率，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得多呢？

甲：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如果社会经济要象企业经济那样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会怎样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就是说，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经济的思想的支配下的社会经济运动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总收入水平低于社会总产出水平，从而破坏了生产赖以运转的国内市场，使社会生产被上了产品过剩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生产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了。

        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是两个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劳动生产率通常是指在一个给定时间（通常为一年〕里，一个全日工作人员的劳动产出量或产出值，即产出量（值〕同人与时间的之比；而经济效率则是产出值同投入值之间的比率。我在前面之所以没有先谈一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因为在当前中国人的用语中，这两个概念常常是互相替用的，而且多用来指后者。从你刚才所引用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还是很低，仅仅我这些国家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工

人当时的工资仅是这些国家的工人的工资的百分之一，那么，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就很可观了。考虑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社会经济的平衡问题，那么，这么高的经济效率所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不能不影响到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中国许多企业因产品滞销而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追求效率的狂热，不但破坏了生产所赖以维持的市场，而且，也使得中国有了举世闻名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中国许多生产部门使用人力比使用机器更有“优势”！这当然会使机器的使用显得多余了。我在中国许多城市都看到过许多拉着水泥楼板之类的沉重货物的人力车在烈日下艰辛地跋涉。而我一位朋友所在的汽车运输公司则因竞争不过这些廉价的人力车而陷入亏损。在中国，由于人力的廉价和机器的昂贵竟使得使用机器的单位竞争不过廉价的人力而陷入亏损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不正是由于过于追求经济效率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吗？

乙：   从你所讲的观点来看，似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由于追求经济效率也遇到了西方国家那样的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并没有那种把牛奶倒入海里的生产过剩啊！相反，统计资料说明了中国的人均产出还很低，物质生活资料还很贫乏。这难道不和你的说明相矛盾吗？

甲：   生产过剩并不一定表现为把牛奶倒入海里。举例来讲，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说的是，北京每年的橘子汁的消费量是ｘｘ吨（具体数字我已记不清了〕，而生产ｘｘ吨的橘子汁的生产线已经有两条了，却还有三条这样的生产线正在建设投产。文章说：这都是无计划的乱投资，应该‘调整’掉云云。

       我们知道，普通中国人平时是喝不起橘子汁的；那都是买来送给住院的朋友的。如果你单从统计表上来看，中国的橘子汁的生产水平还很低，橘子汁这种物质也很贫乏；但它已经“过剩”，所以被“调整”掉了。这种“过剩”显然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贫穷所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是把这种过剩从倒入海洋变成了所谓的“调整”。如果你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中国，这类被“调整”掉的所谓“产销不对路”的产品，大都是由于人民的贫穷而无法产销对路的。至于这种贫穷是怎样造成的，那你只要看看中国经济学家们谈到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时的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可知道了。

乙：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贫穷都是中国政府的剥削造成的。但是中国政府也很穷啊，那么，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甲：   过去有许多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很简单：当中国政府只给中国的老百姓发十元钱时，那么，它又怎能从老百姓身剥回十一元钱呢？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是工业资本家的角色；

另一种是商人的角色。因此，中国的经济思想也充满了资本家和商人的两种心态。做为工业

资本家，中国政府当然要把工人们的工资压得越低越好；做为商人，中国政府又忘了它制造

了世界上数得上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一回事，于是又想把物价抬得越高越好，所以，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许多商品的价格同普通人的那点微薄的收入来比简直高得惊人。举例来讲，当年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市场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2－3个月的全部收入；即使现在，在中国装一部电话机，仅注册费就相当于普通人的3－5年的工资总和。这样追求经济效率的劲头表面看起来聪明绝顶，实际上却遭透了。中国政府及其经济学家们竟然视而不见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它用一块手表就捞走中国工人2－3个月的全部收入时，其它产业部门怎能不因无钱可捞而陷入有气无力的状态呢？

乙：   尽管你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是，要说追求经济效率可能给社会经济造成问题，这种说法还很难让人接受；用这种观点来解释过去中国经济中所包含的问题，还很难使人认同。

甲：   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也许更容易使人明白些。实际上，不但中国的经济包含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人类自步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起，就面临了由于普遍追求经济效率所带来的挑战。有人曾和我争论说：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是人类生产的所有时代所共有的。其实，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经济同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吃着自己种的粮和菜；除了为国家或其它寄生虫提供实物赋税或无偿劳役外，也有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生活需要而发生的少量交换。一般来讲，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生产和生活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不但没有生产过剩那样的经济危机，相反，那时一个农户，甚至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主要是以有多少年的存粮来衡量的。这显然和另一种经济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饭馆这种经济形式来讲，它就不能因为有大量的酒肉的剩余而高兴，也不能靠直接满足店主和雇员们自己的吃喝就能混下去。它必须要在产出大于投入的条件下，把产品卖出去，才能运转，才能生存。在古代和整个中世纪，象饭馆这样的经济形式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占很小比例，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还不足以干扰社会经济生活，也不足以形成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当这种经济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超过一定的比例时，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这种经济形式越是在越多的生产领域占据越大的比例，其不均衡性矛盾就越是明显，最后，终于因市场再也没有余地来吸纳其生产过剩的产品而强烈地震撼了社会生活；从而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到来。

当经济危机爆发时，随着工厂的倒闭，工人的失业，使得市场更加缩小，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失业和倒闭，形成一个链式反应。以往自然经济中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贫穷，饥饿，寒冷等等，这时却是由于产品过于丰富而引起的。这一现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傅立叶一开始就指出了：“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于过剩本身产生的。”其实，这还只是从问题的现象来讲的，如果从其产生的机制来看，这种过剩正是社会经济普遍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的逻辑结果。

  当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以后，其投入的总和正构成了其生产运转所需的市场的绝大部分容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越是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经济效率，越是压低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就越是破坏了其生产所赖以进行的市场，就越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到来。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结果。历史地讲，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挑战。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使这种挑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而更加严重。举例来讲，由于机器的使用，使原来一个人种几亩地的小农经济被一个人种几千亩地的大农场所取代；那么，多出来的那九百九十九个人该怎么办？如果社会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这九百九十九个人可以成为“盲流”而被抛到失业队伍中去。可是这样一来，剩下那一个人也会因为过多的粮食无法售出而陷窘境。我前面分析了资本主

义经济的不均衡性矛盾怎样导致了生产过剩，现在，这一过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而加剧了。这就难怪工人们曾那么激烈地反对机器，甚至到今天，新机器的使用还是使人们忧心仲仲。因为，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精神的主宰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但制造着产品过剩，而且也制造着人口过剩。总之，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以来，社会经济追求效率所带来的挑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是以加剧崩溃和人口过剩的方式而一再地提到整个人类目前。

乙：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词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来讲已经显得过时了。相反，现在报纸上有许多中国人主张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们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甲：   这种论调我也听到过。这与其它诸如“失业好，剥削好”等等一类论调一样，是来自由于惊异西方经济的成就而产生的晕轮心理效应。实际上，正是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西方一些国家才开始清醒过来，终于抛弃了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开始注意起整个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从而才有了西方经济的现代繁荣。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可笑的是，今天一些中国人却把西方今天的经济成就看成是资本主义长期残酷剥削而积累的结果，认为中国也应补上原始积累这一课等等。其实，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比几十年来的中国式的剥削更为残酷的呢？

乙：   那么，你能不能讲讲西方国家是怎样注意社会经济的均衡，从而才取得了今天

的经济成就的？

甲：   这个问题太大。在这里我只能一般地讲讲，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运动实现均衡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国家要有计划地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水平；这不但可以直接减缓了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率而压低工资的冲动，从而减缓了社会经济的失衡，而且，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更使社会成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个人消费领域，这使新的产业部门的设置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提高工资却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追求效率的精神相冲突的。因此，在西方国家，这要靠国家制订最低工资法来强制实行。然而，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所作所为却正相反；中国政府不但一直严厉限制国营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而且，现在竟也阻止外资企业给中国工人们高一点的工资，理由竟是：不要破坏了我们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注释3）

提高工资，实行最低工资法虽然是最基本的方法，但仍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无论工资怎样提高都是在也应是在企业经济继续保持产出大于投入的前提下实行的，因此，这就决定了提高工资可以减缓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但不能完全消除它。第二个原因则是在现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一个全职工人的劳动产出已经超出了其个人消费能力的自然饱和点，同样，社会全体劳动人口的产出总和也超出了其集体消费能力的自然饱和点。就是说，如果把社会全体劳动人口都投入到社会生产部门进行全职生产，那么，在现有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其产出总和已超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能力的自然界限。由于这两个原因，单靠提高工人们的工资收入还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的不均衡问题。因此，社会还需要找出其它方式来平衡经济运动。即：

       第二种方式是实行混合经济，扩大社会消费面积。这就是要把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退出生产部门的多余劳动人口安排到没有产出的非生产部门和还没有赢利的建设项目中去；这包括医院，学校，科研单位，养老院，公共服务机关等部门，也包括公用事业建设，环境建设，福利设施建设等建设项目，等等。当这些部门和项目所提供的消费容量等于赢利的生产部门所提供的产出大于投入之间的差值时，社会经济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在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在混合经济中，这些非赢利的社会服务和建设项目不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而且，也是维持社会经济运动的均衡所必须的。它们的存在正构成了那些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的赢利的生产部门所需的外部市场，使社会经济在整体上趋于平衡。以上两种方法是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国家所常使用的。正是西方国家开始注意起社会经济运动的平衡，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追求经济效率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的趋势得以遏制，才有了西方国家今天的社会富裕。然而，这些用以实现社会经济运动均衡的方法却是和资本主义经济追求经济效率的基本精神相冲突，所以都不受资本家的欢迎。因此，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要靠国家的干预才能做到。如果西方国家也象中国政府那样被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主式的经济思想所支配，那么，西方经济要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还有第三种方法，即：普遍地缩短社会全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在追求经济效率的精神的支配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为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有力手段，往往直接带来失业；而失业则带来贫困，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失衡。这反过来也阻止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的提高。如果社会经济以新的理性的思想来指导，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不再是仅仅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采用，而更多的是做为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的手段而采用的。这样，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带来失业，而是相应地缩短社会全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使社会全体成员享有更多的闲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不但避免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失衡，而且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是和追求经济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相冲突的，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也很难作到。

         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内在的矛盾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本应是一种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平衡性矛盾的纯经济学上的思考。然而，由于一些理论上的失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这样认识问题；相反却全盘接受了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经济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继续相信：剥削越多，效率越高，积累越多，发展越快。“社会主义”也就成了“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已。因此，再没有比本世纪在东方国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可笑的事了：国家挥拳打倒了资本家，然后自己坐在那资本家的交椅上，超过资本家百倍的热情剥削起工人们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均衡性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这不能不使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民众陷入贫困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在五十年代，当中国经济中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农业还占优势时，这种不均衡性矛盾还不够充分显露出来；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不均衡性矛盾就越来越显露出来。它在中国的直接表现就是：一方面人民群众连许多基本需要都无力满足，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力及生产设备在闲置过剩。这是典型的由绝对贫困而引起的相对过剩，也正是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精神仍然统治着中国的结果。

         既然几十年来指导着中国经济的思想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那么中国经济属于哪种类型就应该很清楚了。实际上，当社会经济运动仍然为资本主义精神所支配时，国家所有仅仅不过是国家取代了私人资本家而已。这种由国家来行使资本家的职能的经济形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可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原东方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实在是历史的误会；这些国家就其经济制度的精神来讲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

文献索引：

1.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64页。

2. <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第三期, 第102页。

3. <北京周报>  英文版,Ｊａｎｕａｒｙ 18-24期，1988  Ｐ２５－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