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記實--佛光大學-電子報

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記實

由佛光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合辦、教育部顧問室中綱計畫補助、漢學研究中心等單位協辦的「第一屆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8年5月27日至29日連續三天在佛光大學校園內進行學術研討。這次的「世界漢學」確然是世界級的，來自德國、法國、捷克、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大陸以及臺灣本地等多個地區的漢學專家共三十多位學者，群聚於美麗的林美山間之「雲起樓」國際會議廳中切磋，主辦單位經過精心的策劃，將31篇論文依主題分場，共進行了九個場次的分場專題研討會。一如會議主題，將近年來國際上的「《史記》學」的研究成果，擺置在世界漢學的場域之內來舉行，藉由不同文化背景學人之間的對話形式，此次研討會顯然深具意義，尤其是各場次的會議主持人，召集人李紀祥教授更是特別將非以中文為母語的漢學家來擔任，一方面是給予歐洲漢學家一次用中文華語主持會議的機會與經驗，另一方面，經由日本學人、歐洲學人的主持會議，更能呈顯此次會議稱之為「世界漢學」的東西對話框架的交流意涵。佛光大學校長翁政義先生於開幕式致詞時，更從科技人的文史原心，發抒其科技人的人文情懷，並期許會議以此為首屆，將來第二屆、第三屆皆能持續不斷，成為世界漢學中「史記學」的新啟航。

第一天：5月27日

會議第一天，各專家學者從遠處匯集於佛光大學，校園寬闊而青翠，迎面而來的，除了山嵐外，更有佛光學子親切而熱情的招呼，其熱度不遜於豔陽。開幕儀式簡單而隆重，慣例的介紹重要來賓與會議籌備成員。首日三場論文發表與討論，逐一登場，其概況如下：

高上雯5〈從呂后與漢初功臣的關係看〈呂太后本紀〉的筆法〉，高文從人際關係立論，著墨於呂后與漢初功臣的關係，討論《史記．呂太后本紀》，不應只著重呂后的婦女形象，而應將呂后置於傳統的家庭倫理關係中的探討。斯論當可提供不同面向的思維，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詮釋《史記》人物的各別殊性。高氏想以異於一般人論述呂后的女性形象做出不同的立論然其行文所及呂后的村婦形象：妒妻、悍婦的行為不絕於紙，醢梁王彭越、用蕭何計殺韓信、賴留侯張良保住太子（惠帝）地位、鴆殺趙王如意、永巷囚禁戚夫人等等，均有違高氏自言呂后三從的傳統家庭倫理形象。又皇后母儀天下，自然離不開三從四德的約束，然而檢視呂后本紀，實看不出傳統女姓的美德顯現其身，引用外戚諸呂，只是人性的私心而已。

大會議程原訂發表陳舜貞6〈司馬遷《史記》〈本紀〉義探索：從呂后紀說起〉及易平7〈《史記》斷限新證〉二篇論文，因發表人未克參加，大會併入紙本，提供與會學者參考。

第二場

第二場論文發表於午餐過後隨即展開，由王仲孚師8主持會議，並與吳瑞教授9參與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林天人〈試論《史記．貨殖列傳》分析先秦區域文化之分野〉，對於區域文化的描述，先秦文獻已有零碎史料如《詩經．國風》等等，此為人類對生存空間的自覺所產生的觀察敘述，林文則試從文獻中勾勒分區的經濟形勢和民俗風情，並暫定齊魯文化、燕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秦文化、晉及三晉文化等六個文化區，屬於初探性質。目前對於古代區域文化的研究，迄今尚無專論，林氏企望磚引更多人的投入研究。與談人王仲孚師認為林文論述周初封建的本質及相關論證，宜參酌錢穆先生的論述；李紀祥師10則提問「分野」之論點。至於林文提出的：西漢立國百年，〈貨殖列傳〉不是從西漢初期封立的各諸侯國的疆域基礎上，而是擺置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疆域中考察。本文則以為：從書寫體例來看，自春秋戰國書寫，符合《史記》通史式的體例；從行政制度來看，西漢郡國並行制，有欲復六國之精神。

藤田勝久11〈《史記》的取材與出土資料──里耶秦簡所反映秦代社會〉一文，探討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其內容究竟是文學創作（虛構作品），還是對早期資料加以編纂的史實（非虛構作品），藤田教授更希望通過里耶秦簡內容的分析，對《史記》所見秦代社會史展開研究。藤田教授曾經仿照千年前的司馬遷的行萬里路而有實際的踏勘之行旅，著有《司馬遷之行旅》專書，此次是其第一次來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與談人吳銳教授指出歷史地理，古今異名，值得再作探討，並認為楚文化在漢水，非在長江以南；又歷來學者低估古代文化傳播的能力，有文字的記載，自然保存於王室貴族之中，至於沒有文字的口傳歷史，也不一定只在民間流傳。

平勢隆郎〈周初の年代諸說〉一文，整理龐大西周金文與甲骨文事例，推定西周王朝歷代年代，並依周祭記事推定帝乙、帝辛兩代年代，並以檢討《史記》年代的矛盾之處，並依《竹書紀年》取得了武王伐商在公元前1024年。與談人吳銳教授認為：大陸三代斷代工程對於武王伐紂提出二個較接近的年代，即公元1044年與1046年，不過仍待進一步之驗證；又姬氏出自天黿是戰國以後的思想；周公是攝政或稱王各有異說；而對於「周祭」以何王為先的各自涵意等問題須再作說明；李紀祥教授則提問「授∕受」曆的天地觀問題。

第三場

午茶過後，進行第三場論文發表，由胡楚生教授12擔任會議主持，並與楊朝明教授13共同進行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吳銳〈《史記》所記太公、周公、召公與金文的比對〉，整理上古文獻指出太公、周公、召公記載次數多寡不同，並推測西周存在大祭司和國王兩套權力系統，類似今天的伊朗。太公可能是武王朝的大祭司，周公則可能是成王朝的大祭司，召公可能是成、康王朝的大祭司，大祭司握有重權，故能在非常時期攝政當國，如周公。文中對金文「明保」即周公進行補證，並推測西周有政、教兩套權力系統，而商、周的「兩套權力系統」也遺留蛛絲馬跡，如秦、漢以降的丞相地位，以及後世「治統」與「道統」的消長起伏。會議中莊宇清先生提問周公攝政∕稱王的議題；高上雯博士則提問伊尹的地位。

易寧〈司馬遷的文獻批判思想──以「考信於六藝」說為例〉一文，認為司馬遷對於文獻的批判，顯現了鮮明的自我解釋、自我證明和自我授權的歷史批判思維，貫穿於《史記》全書之中，是中國古典史學獨立於經學時所表現出的最重要特點。易文更指出：司馬遷以「六藝」為標準，考信其他史料所載之事的真實性，除了作價質的判斷外，還有自己的理解，然而，對司馬遷來說，「六藝」不僅是考信的標準，亦是考證的對象。與談人胡楚生教授則認為：自覺性的文獻選擇較易理解，至於非自覺性的文獻選擇則不易區分，司馬遷蒐羅資料，成一家通史，希望了解資料的真實性、批判及選擇的標準；各個人物思想背景的批判標準；對文獻的理解及心中的尺度；又孔子受到太史公信仰的原因，可以考量史公與董仲舒的淵源。

王仲孚教授〈項羽為何不渡烏江〉一文，推測項羽不渡烏江，重回江東奮起之原因，徵引唐人胡曾、杜牧，宋人王安石等人詩作加以討論，並由網路上之一篇文章〈落後的蘇南文化是項羽失敗的根本原因〉，從區域文化作比較，最後歸結於項羽對於自私人性的剎那知覺。與談人楊朝明教授則認為區域文化優劣似難以相比較，蘇南與蘇北文化，未審誰能勝出。與談人胡楚生教授不以成敗論英雄，同情項羽的處境。高上雯提問項羽書劍不成，劉邦自以天命在身與漢勝楚敗的關聯。項羽不渡江？千年疑雲未得解，然而，王教授從烏江亭長、江東子弟、臨危心境「笑」談項羽，亦有新解及啟迪。

第二天：5月28日

經過一夜的好眠，有了充足的休息，便進入第二天的會議行程，與會學人均能感受到宜蘭地區的好山好水，清翠的山巒，特別清新的空氣，尤其是夜間享受溫泉的洗滌，日間接受學術的薰陶，身心俱有收獲。而第二天亦進行三場論文發表，其議程如下：

第四場

第四場論文發表於上午開始，由來自得國的資深漢學家葉瀚（Hans van Ess）教授14主持會議進行，並與朱浩毅先生15一同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沙敦如16（Dorothee Schaab-Hanke）〈司馬談與《史記．天官書》〉一文，以《史記》文章結構，從而區分三段形式：A∕B∕C，即：司馬談∕司馬遷∕後人續作，透過文本比對分析、思想標準檢驗，以及文字使用來看，確認到《史記》的兩個作者之間的存在觀點與思想上的差異，並希望以這種分析法驗證《史記》的每一篇章，辨析談、遷父子在其中的角色與貢獻。與談人葉瀚教授認為此議不會有決定性的抉擇，因「太史公曰」的不確定因素，無法排除後人續作的可能性。易寧教授則讚賞外國學人對〈天官書〉的細緻分析，以其明確的思路，推及其他篇章，但也認為從具體的例子，歸納共性標準，則相當困難，而欲從思想觀念區別談、遷觀點，則須考量中國學術的傳統。

諸海星17〈六十年來韓國《史記》研究綜述（1948-2007）〉， 綜觀近六十年來當代韓國《史記》的翻譯與介紹，勾勒《史記》在韓國異地的身世流傳，認為翻譯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韓文的大量翻譯和介紹，為韓國人民提供了解與認識《史記》的有利條件，並將《史記》的流傳，置於中韓交流的脈絡中去考察，諸教授亦親自選譯8篇出版，作為該校大一入學之基礎課程。與談人朱浩毅先生指出：韓國的選譯，為何以列傳為主，且頗仰賴日本學者，以及大多由中文系背景的學者翻譯；張勤瑩女士則提問：是否有特殊的編輯與選輯的意識。諸教授認為具故事性的題材較易吸引讀者，部份選譯也有市場考量，而大學裏未開設有關《史記》的專業課程，研究環境較差，是韓國反面的現象。

李焯然教授18〈漢學界的明代史學研究與明人的史記學〉一文，指出近人忽視對明代史學的了解，對明人的《史記》學更加缺乏認識，事實上，明人對《史記》的研究有不同面貌的呈現，其中評點本的流行，將之推廣成為文學作品的閱讀，又晚明考據學的興起，對《史記》的考證工作也下了一翻工夫，對於明人的研究成果，實不可忽視。與談人葉翰教授亦認為，明人《史記》學很少學者進行研究，確實是史記學研究中的一頁補白；胡楚生教授亦認為，評點學問與史學研究是二個條線，《史記》是百寶箱，亦具百科全書的功能；羅然教授則思考明代版本的優劣問題。李教授認為現代學科中文、史、哲的學生都須研究《史記》，而明代的《史記》流通量大，有助於《史記》的普及，對學習有一定的助益，但價格便宜，因此明代出版的大部份版本並不是很好，當然也有很好的版本，只是流通量很少。

張培瑜研究員19〈史記與三代紀年〉一文，對《史記》和文獻中有關夏、商、周三代世系的年代記載進行梳理，並做了初步的概率統計，對武王克商「五星聚房」的記載做考查。張教授為國際級「中國古代天文學」領域之知名學人，天文學與經學根柢尤其深厚，本已應允大會邀請作「Opening Speech」，後因其夫人有恙而不克來台與會，但仍提交大會論文一篇。

第五場

上午茶點過後，第五場論文發表亦即展開，由韓獻博（Bret Hinsch）教授20主導會議進行，並與藤田勝久教授一起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韓獻博（Bret Hinsch）“An Ancient Chinese solution to a postmodern Dilemma：Multi perspec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此文認為，自1980年代到現在，西方歷史哲學家不斷地批評後現代思想，將複雜現實簡化成單獨直線敘述而偽造的過去觀，不過，《史記》的歷史學方法，卻提出此困擾的問題解決。司馬遷沒有創造單獨權威性的敘述，反而利用幾個角度來描述一個事件。《史記》沒有假裝客觀性，卻利用主觀性的歷史解釋，使其有更多意義和深度，《史記》代表的歷史研究法模型，明顯的使歷史學家解決一些後現代思想提出過的難題。與談人藤田教授指出：《史記》的體例結構，「紀」是直線性的，與西方歷史學較相近，但中國傳統上是「以傳釋紀」，「傳」的體例也須考量。是以紀、傳並看，紀、傳之間的敘序不同，而不同的傳，有不同的觀點，用新的觀點討論，即有一個新的觀點，一個事件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因立場不同，便產生不同的觀點，因此也增加了史學的豐厚性。而中國未發展本土的歷史哲學，也引發會中討論。本文則認為用中國史學思想補充西方的歷史哲學，實具有啟發作用，然而，後現代的語彙跟真實不同，則須要審慎以對。

羅逸東博士（B`eatrice L’Haridon）21〈「子長多愛，愛奇也」：揚雄《法言》中對《史記》的論述與傳承〉一文，認為《史》、《漢》之間的比較研究已有豐富的成果，不過，《史》、《漢》之傳接歷程，尚有間隙可供研究，而揚雄的《法言》在其中扮演不可輕忽的角色。《法言》繼承《史記》尋求對歷史人物的正確評論與名聲，揚雄匯集諸多歷史人物，也繼續司馬遷的「多愛」與他對個人歷史生命深重的關懷。與談人藤田教授則指出：列傳的人物非常複雜，揚雄與司馬遷的觀點亦異；韓獻博教授也認為揚雄是批判的思想家，代表他的學派以及背景，《法言》注重道德哲學，但司馬遷還要了解史事因果，揚雄的目的較簡單，方法較直接，作品的方法與諸子較相似。

莊宇清22〈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共和」為始〉，以汲冢出土前有關共伯和的數種說法，呈現共伯的夏代諸侯的異說，並在汲冢書出土後遭到掩蓋轉而成為「共伯和」與周、召「共和」的二說對抗，而雙方學者探求歷史真相時，已滲入政權正統觀的思想，莊文並透過《史記》相關篇章的閱讀，了解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始自「共和」的本意。與談人韓獻博教授認為，中國古代用竹簡書寫，王室貴族很多人擁有竹簡，春秋的編輯者將不同的竹簡放在一起，創造他們可以接受的故事，放置的前後不一，也會形成不同的故事，因此，要考慮不同的先秦版本；又莊文以「概念」操作發展，但「概念」的內容多元化便非概念了，論述「共和」的概念發展，更重要的是「共和」概念會改變。

本場次場景特別，畫面亦佳，來自哈佛的韓獻博、法國的羅逸東、日本的藤田勝久、臺灣的莊宇清等，各家治學風格的不同，正好對應漢學圈的差異與多元。

第六場

午間休息過後，第六場論文發表亦隨之登場，由諸海星教授主持會議，並與易寧教授共同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胡楚生〈太史公筆下所見周公孔子與六經之關係〉一文，就《史記》書中記述周公、孔子二人與六經關係的文獻，加以分析，以見太史公筆下，周、孔二人與六經的關係，所呈現的異同輕重。胡文以《史記》作平台，從而了解周、孔各自與六經的關係，得到這樣的結論：即周公制禮作樂，是建立周代典制的聖人，《書》、《詩》、《禮》、《樂》關聯較大；孔子是整理六經的哲人，因而被加以「至聖」的尊稱。李紀祥師贊以文化情懷的迴向，並提問偽古文《尚書》稱名議題，胡教授從學史脈絡對偽古文《尚書》簡要回應。

黃聖修〈論〈孔子世家〉──一個史記學的提問〉，該文指出司馬遷將孔子置於世家，歷來學者多所討論，也一再困擾歷代的學者，過往學者受到《漢書》體例的影響，充滿「漢書式」的語言，近代學者則希望打破此語言的籠罩，重新回到《史記》中尋找世家和孔子的定位。黃文更認為：單從《史記》出發，似嫌不足，必須追尋「漢書式」語言的源頭，並重新認識「漢書式」語言的出現和存在，才能提出一個屬於「史記學」的提問。平勢教授提問《漢書》採用《史記》的方法，又有自己的體系，從班彪到班固是否有所間隙。黃氏則表示另成議題探究其間之關係。

楊朝明〈《史記》與《家語》》「孔子弟子傳」比較研究〉一文，認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二者同為記載孔子弟子行誼，若將二書視為材料比對，對研究《史記》的史料來源，是個較為便捷的方法，此法亦具有啟發意義的學術資訊。儘管《家語》長期被視為偽書，然而，不少學者也未能真正見到其成書的真相，但欲研究類似議題，又不能不徵引該書材料以為旁證。文中楊氏考論《史記》與《家語》對孔子弟子的不同記載，如顏回的生卒年代問題、宰予之死問題、子羽記載差異、高柴身高問題、樊須等人的年齡問題等，一一加以考辨，有助於對問題的釐清。與談人易寧教授亦肯定《孔子家語》的史料價值。

第三天：5月29日

迎著晨曦而起，又是清新的一天，早晨的礁溪山色，較之昨日傍晚宜蘭的海景，捷然不同。早餐過後，隨即進入第三天的議程，雖是新的議題發表，然仍殘留一絲昨夜秉燭長談的餘韻，今日同樣三場發表，行程概況如下：

第七場

第七場論文於上午進行，由李焯然教授主持會議，並與李紀祥師一同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鄭慈宏23〈《史記》「曆術甲子篇」算解與印證〉，鄭文算解其中之奧祕，並與曆譜印證後推得三個結論：其一、不用上元積年法，直接斷取近距，以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夜半冬至甲子日為曆元，既方便實測，有可免除繁瑣的計算；其二、預推一蔀七十六年中各年度起算點；其三簡化排曆步驟。此曆法雖簡便，但並未為當時執政者所採用，因此留下「曆術甲子篇」七十六年的速算表，讓後代行家公斷，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便是簡化曆算的概念。司馬遷曆法未受重視，漢簡曆法自非太史公之曆法，平勢隆郎教授亦以所知之居延漢簡的漢代曆法知識相與對談。《史記．曆書》向來艱深，而「曆術甲子篇」更加難懂，閱讀自是不易，鄭教授詳加推算與印證，並將推算過程呈現於論文之中，亦可窺見其專業程度，另人佩服。

羅然（Olga Lomova）〈二十一世紀初翻譯史記的回顧與啟發：兼介紹史記翻譯成捷克文的研究項目〉，羅文介紹《史記》在歐洲的流傳身世。1814年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設立歐洲漢學單獨的學術專業機構，正式對漢學從事研究工作，便開始對《史記》的翻譯與傳播，歐洲漢學家不僅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亦從文學的角度來欣賞。羅然教授目前正從事《史記》捷克文的翻譯工作，並建基在歐洲漢學研究的百年成果上，大量利用傳統歷史學研究成績，借用中外學者對各別的《史記》議題研究，但是要避免附加太多注釋，以保存《史記》原來的敘述結構和語言結構，除希望捷克讀者能欣賞《史記》的文學美之外，更希望用捷克文再創造漢代生活思想的世界圖象。與談人李焯然教授提問：十五、十六世紀葡、西二國的義大利傳教士較早與中國接觸，何以歐洲漢學自法蘭西開始？而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的轉換，更有其文化的背景，而歐洲各國語言不同是否須考慮各國的文化差異？羅然教授以為：法國是歐洲文化的中心，有其歷史事實，如文藝復興即從法國開始，葡、西二國雖較早與中國接觸，但只重視商業利益，又歐洲雖有多國語言，各有其文化背景，但歐洲有共同的文化、共通的語言以及受共同的影響，因此，歐洲漢學界的研究差異不大。

葉瀚“On the relevance of the sequence of some chapters in the SHJI”一文，與談人李焯然教授簡譯為〈《史記》篇章中次序的連貫性〉。葉瀚教授對《史記》與《漢書》的篇章次序產生興趣，進而比較與區分異同之後發現有趣的現象如司馬相如在《史記》是第117篇，《漢書》則置於第57篇，兩個篇數都有「7」，而《漢書》第87篇揚雄傳的筆法與司馬相如一樣，司馬相如與談、遷是同姓，揚雄又是班家的知心好友，司馬相如與揚雄同是蜀籍詩人，其間應有所關聯，而另一個數字「12」，也饒富神奇色彩。因此葉文推論《史記》篇次的模型，用以勾沈編者的作意。除了神秘數字外，作者亦以篇次關係推論司馬遷的儒家與貨殖的態度，在抑商政策施行的漢代中，商人的能力比儒家的道德更為有效。古人對於成數的使用，有其傳統的人文脈絡，與談人李焯然亦舉例回應，蔡秉衡教授則提供古樂「七音十二律」的解疑方向。

林時民24〈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一文，探究劉知幾《史通》中如何評論《史記》一書，分別從歷史編纂學（表層）、史才三長論（裏層）及史學思想（高層）三個層次，探討《史通》如何就史書之體裁、體例、義例及史料學的問題向《史記》發難，並就史家素養才、學、識審查司馬遷的良史之才，最後由「天人」的歷史哲學與「通變」的歷史思想，揭示《史記》與《史通》兩書的不同性質，然而，二書的思想層面其實是相通的。林文透過分析，不僅可掌握《史通》的論據，更可瞭解唐代「史記學」的一個面相，且具有相當的代表意義。與談人李紀祥師提出《史通》版本移動的質疑，本文則認為《史通》的評論雖可視為個案研究，但仍應置於大唐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

第八場

上午茶敘過後，第八場論文發表隨即展開，由沙敦如教授主持會議，並與朱振宏教授25進行與談，發表論文如下：

貝克定26〈地形的空間與歷史的空間：《史記?河渠書》中的想像地理〉，河渠之事，雖不如禮、樂、曆、律、天文那樣崇高，然而卻是實際的民生問題，此是貝克定教授所關注的重要原因。對農業經濟的嚴密研究，顯示了司馬遷在論述人與自然力量及環境之間的關係與興趣，把這樣的關係，置於神話歷史的架構與自身所處時代的脈絡二者當中來進行，水的毀滅性力量與人對水道的生產性運用之間的衝突，可以從司馬遷身體力行穿梭在國家地景空間當中來觀察。李焯然教授贊同貝文將空間分成地形空間、歷史空間與想像空間，古今之變，在歷史地理的轉變，還有一個理想的空間，回顧過去的空間，身處現在的空間，展望未來的空間，通古今之變，做為歷史學家是有展望的；羅然教授提問司馬遷評價環境景觀是偶然還是常態。本文則認同貝克定教授所研言水之負載能力，「水」能為人所控制便是河渠，反之則變為天災，以此觀〈河渠書〉，當有新的體會。

朱浩毅〈劉向「稱引∕撰續」《太史公書》〉，史公之書宣佈流傳，後之諸好事者競起續作，漢世大儒劉向亦是其中之一，然今已無法知其全貌。朱文以劉向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來探討劉向續作史公書的態度與立場，透過比對發現，劉向資料之引用，除漢初「故實」因《太史公書》記載較為詳細不得不引用外，其餘皆以較為「原始」且「對話」完整的資料作為底本，此因，朱氏認為劉向是以「戒天子」為其「采著」的前題，並認為《太史公書》「不可觀也」，司馬遷雖有「古之良史」精神，卻未達劉向「實錄」的認定標準，未以「戒天子」的立場考量，僅以己意書寫，《太史公書》所記載的「故實」，其實僅是司馬遷的故實而已。與談人朱振宏教授對劉向使用史料的取捨提出質疑，建議對劉向與《史記》的關聯性再作進一步比較研究。

張勤瑩27〈《楚辭》學史中的「馬班異同」〉，從《楚辭》學史討論「馬班異同」這一特殊的比較場域，應當有一番新奇的領會。自東漢《楚辭章句》問世以來，馬、班評論下所呈現的屈原異調，《史記．屈賈列傳》與班固「露才揚己」、「怨恨懷王」之說，從此成為後世評論「屈原形象」所根據的歷史語言，張文透過王逸的比較詮釋，來觀察馬、班的區原異調，有助於從歷代的「屈原形象」流變中，釐清其不變的基調。為進一步論證，張氏更利用《楚辭》刻本以及明清楚辭注家的相關著作，描繪屈、賈「合傳」與「分傳」現象與關聯。藉由該文的勾勒，有助於從《楚辭》學史的面向，呈現一種不同的「屈原形象」面貌，重新思考過去史學史領域中「馬班異同」的舊說。與談人朱振宏教授提出：刊刻本是否有受學術地域性的影響；而明清研究《史記》的其他篇章的分合，有否類似議題等，均應一併考量。張氏蒐集多種《楚辭》版本，並加以區辨整理，益見其治學之勤，可為後進表率。

第九場

午休過後，最後一場論文發表接亦將登場，雖是最後一場會議，但學人參與依然擁躍出席，此場會議由羅然教授擔任主持，並與林時民教授共同與談。本場次會議王新勇教授28因故未能來台與會，其論文〈與會神理無韻離騷──《史記》神理敘事的詩性韻味〉大會亦提供紙本，其他發表之論文如下：

蔡秉衡29〈《史記?樂書》的樂學觀〉一文，以其音樂背景探討〈樂書〉關於「樂」的宗旨、對於「鄭聲」的態度，以及所載西漢的音樂。蔡教授以為〈樂書〉製樂的時機在於「功成」，製樂的目的在於「節樂」；對鄭衛之音表達批判的立場與態度；並討論西漢以俗樂入雅樂的問題。〈樂書〉仍是傳達儒家的禮樂合論之觀點，間雜陰陽學說之論，其所載之樂學觀點，似乎含有批判漢武帝之意。與談人林時民教授提問：「古樂」與「新樂」是否會隨時空而轉變；音樂與政治興衰問題；而題目之「樂學觀」應多著墨於哲學或美學的層次。

戴晋新30〈司馬遷的史學史敘述與史學史意識〉，戴教授耙梳《史記》中有關史學史的論述，探討其中反映的司馬遷史學史意識，並將焦點集中於司馬遷如何看待史官傳統、史籍流傳、春秋的經典與史義，以及自己著作的學術定位，並於結論中指出司馬遷的史學史論述與史學史意識的特點與原因。透過文本的分析戴教授得到以下的結論：1.司馬遷雖有很強的史官意識，但在學術上實另有所屬；2.重視史籍的史學史意識；3.忽略了一些客觀的歷史因素，完全看不到孔子《春秋》以外的「春秋」；4.「成一家之言」是一種新發明與新學問，也是其學術史意識的具體訴求。與談人羅然教授提問：研究古人的想法，但又離不開現代人的角度，故如何克服自己的主觀性。此是兩難問題，戴教授強調必須透過不同時空、不同文化的不斷對話，方能減至最低程度。

李廣健31〈《史記》與南北朝學者〉一文，認為《史記》作為史部的奠基之作，在經史分離過程中，與當時學者的關係，以及從中透露出南北朝時期兩地的學術特色，應尚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南北朝雖只有三部注解《史記》的著作，若把《史記》與《漢書》獨立看待，南北朝《漢書》的研究確實取代了《史記》的地位，但若將之合併觀察，則可發現其中前後連貫的內在關聯。李文更嘗試從《南．文學傳》與《北史．文苑傳》所記載南北兩地學者的治學特色，以及在史學上的表現，以補充《史記》在南北朝時期流傳的空白議題。與談人林時民教授以為文學傳與《史記》關聯較少，可考慮從他方面去探討。

成果檢視

經過三天的《史記》學論文發表，當然展現了豐富的成果，就發表議題而言，本次會議共進行九場次，卅一篇（含紙本）的論文發表，歸納本次發表的論文議題可以得到下列幾項成果的發現：

一、 在《史記》體例方面：

《史記》五體向為研習者所熟知，自不贅言，若將論文題目相關涉的議題加以整理，共計有十篇。

本紀：呂太后本紀二篇。

書：天官書、曆書、河渠書、樂書四篇。

表：十二諸侯年表一篇。

世家：孔子世家一篇。

列傳：仲尼弟子列傳、貨殖列傳。

司馬遷《史記》中的〈書〉與〈表〉是一般人所較易忽略的議題，就閱讀來說也有相當的困難度，本次研討會即有四篇不同的「書」以及一篇「表」的研究，豐厚了「史記學」的範疇，也增加學術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二、在文獻研究互證上：

朱歧祥的二重證據論、藤田勝久的里耶秦簡論證、平勢隆郎與吳銳的金文比對、羅逸東的揚雄《法言》、楊朝明的《孔子家語》、朱浩毅的劉向三書、張勤瑩的《楚辭》刊本、林時民的《史通》等篇，都可以看到文獻互證與史籍之間的參照閱讀，提供《史記》學的研究方法。

三、在《史記》身世流傳方面：

歷來學者對《史記》著墨甚多，然因時移世遷，遺佚頗多；又因著作多門，檢索不易，以致於對《史記》的流傳缺乏整體的宏觀認識，本次會議論文有李焯然致力於明代的研究，林時民的唐代個案，李廣健則欲填補南北朝的空缺。而《史記》流傳的域外身世，學界著墨甚少，受限於語言的隔閡，國內學者所知亦有限。此次則有韓國與捷克二地專家學者與會，分別提供《史記》在東亞與歐洲地區流傳的翻譯情況，對於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讓《史記》的研究更寬廣。而二位學者都曾經親身參與《史記》的翻譯工作，更能現身說法，使與會學人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閱讀情形。

四、其他議題：

至於其他議題的論文，其如：易寧的文獻批判思想、戴晉新的史學敘述與史學史意識；葉瀚的《史記》篇次；王新勇敘事的詩性韻味；胡楚生的周孔與六經關係；以及王仲孚師的項羽專論，亦各就其專業所及，提出各自見解，均加深此類議題的概念。

結 語

《史記》成書至今，已逾二千年，成為紀傳體史書的經典之作，亦成為正史的典範。欲探究中國古代文明，不管是文、史、哲領域，亦或是社會、自然學科，均須對之詳細研讀，方能得知正確的認識。是以歷來學者孜孜不倦於《史記》的考校以及經典意義的追求，在歷史的長流中，逐步形成「《史記》學」，並經由中外交流的管道，流傳世界各地，蔚為成世界漢學研究的經典。

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方法，以及日本東洋學者的傳統講讀，均與兩岸三地學者有極大的不同。但在資訊發達、交通便利的現代，地理的界限已然消退，政治的隔閡亦漸漸消弭，而文化是人類共同的遺產。只有透過中外不斷的交流，建構世界「史記學」的對話場域，才能以更寬廣的研究心態，重新賦予司馬遷《史記》的時代意義。

「學不孤、必有鄰」，來自各地對《史記》的鑽研者其實並不孤單，因為有一群同好，在各自的崗位上，在不同的領域中，提出自己的見解與閱讀心得，在一個設定平台上交流，互相學習優缺點，而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術交流，更可打破本位主義，以及受限的學術框架，在和諧的人際氛圍下進行討論，激盪出火花，不僅延伸對議題的想法，也能創出新議題的研究方向。

坐在「雲起樓」，坐觀雲起時，「視外」32則風起雲動，這是本屆「《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最佳寫照。

外記：

當您看到如下的畫面：茶與咖啡的不斷對話！兩位已在臺灣任教佛光與東華大學多年的美籍臉孔且均畢業於哈佛大學之韓獻博教授與貝克定博士、來自歐洲得國的另類氣質學者如葉瀚教授之瀟洒與沙敦如博士之敦厚溫宛、來自最美麗城市布拉格出過卡夫卡、德弗札克、米蘭昆德拉的羅然教授之女性婉約風采、來自法國在巴黎得到博士但已嫁在臺灣的年輕羅逸東博士、來自日本的平勢隆郎教授與藤田勝久教授、以及來自韓國的諸海星教授等，當海峽兩岸及新加坡的華人學者與上述這些漢學家的多元臉孔、各有風采、同映于一堂，以華語發音、以華文書寫，但卻是「眾聲快樂地論學」時，您還會認為「華文／語」只能是某一國家民族的擁有嗎！此山此在，一個司馬遷及其文本《太史公書》／《史記》的議題，成就了林美山上的一段仿古人「蘭亭之集」的世界東西漢學之佳話。我們所以盡心辦此會議者，也不過是欲將司馬遷所云的「藏諸名山」，弄一個廿一世紀國際版的「齊奏龍門一曲」罷！

（佛大電子報第八期／2008年6月25日）

1﹡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會議觀察員。

 平勢隆郎，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2 林天人，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員。

3 本會議不採用「評論人」而用「與談人」這一詞彙，希望以「與談」代替「評論」，藉由各方的專家學者的交談互動，建立「史記學」場域，在和諧的氛圍下，濡染學術的醇香。

4 朱歧祥，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5 高上雯，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6 陳舜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7 易平，南昌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8 王仲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9 吳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0 李紀祥，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歷史系主任。

11 藤田勝久，日本愛媛大學法文學部人文學科教授。

12 胡楚生，明道大學中文系教授。

13 楊朝明，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14 葉瀚（Hans van Ess），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15 朱浩毅，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6 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德國弗賴堡大學代理教授。

17 諸海星，韓國啟明大學校人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科教授。

18 李焯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19 張培瑜，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

20 韓獻博，佛光大學歷史系教授。

21 羅逸東，法國國立東方語文學院博士/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博士後研究。

22 莊宇清，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23 鄭慈宏，文化大學中文系文獻組副教授。

24 林時民，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5 朱振宏，佛光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26 貝克定，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7 張勤瑩，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8 王新勇，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教授。

29 蔡秉衡，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兼任副教授。

30 戴晉新，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31 李廣健，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2 視外有二義：一取室外斜音，一指視線之外，看不見的地方，隱喻本次會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