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牛津上学

牛津大学，一所有着900年历史，至少产生过25位英国首相，30位英国以外国家的首脑，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6位国王、12位圣人和20位主教的大学。

南方人物周刊总第205期：去牛津上学

非洲人在牛津市中心卖艺 图李倩

牛津大学各学院的赛艇队每天下午都会集训

牛津最富有的St John's学院

泰晤士河在牛津的一条支流

实习记者 李倩发自牛津

Broad大街是敞篷巴士环游牛津市的起点。从市中心往Broad大街看过去，街道由宽变窄，古典式的圆顶、哥特式的尖顶、北欧童话中的三角形屋顶的建筑依次排列过去。

大街南侧的Blackwell艺术书店门口挂着奥黛丽·赫本的海报。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未挂过玛丽莲·梦露。Blackwell是世界第二大书店。

往前走上十几米，就是牛津大学颁发学位的礼堂——谢尔登尼安剧院。这是建筑师列恩设计的第一个作品。剧场门前有12座人体肩部以上雕像，表情异常严肃。牛津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王皓说他们是古希腊的先哲。一位路过的英国学生说，他们代表了历史。

剧场隔壁是建立于1602年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衣着古希腊服装的雕塑站在图书馆接待室的屋顶上凝望过往的人群，而门口的4根巨大的石柱常常让游客以为这是牛津大学的政务大厅。

根据英国书业公所的决定，从1611年开始，英国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图书都必须免费提供一册给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所幸的是牛津有104个图书馆，所以博德利不用担心摆不下这些书。

Broad大街只是牛津城的一个角落。在牛津大学900年的发展史中，大学与城市完全地融为了一体，所以在牛津漫步时，就像“走进了历史”。在这些历史故事中，王尔德坐过的木凳，肖伯纳倚过的书架，雪莱仰望过的雪松，都照原样没动地留在了这座城市里，当然你无法判断故事的真假。你可以验证的是，在牛津大学的任何一个图书馆漫步时，你都可能会翻到17世纪或者18世纪出版的中文著作。当你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买到一张100多年前的牛津街道素描时，会发现这条街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马车变成了汽车。

这里就是牛津大学，一所有着900年历史，至少产生过25位英国首相，30位英国以外国家的首脑，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6位国王、12位圣人和20位主教的大学。

1986年出版的《牛津大学史》共有8册，每册将近800页。其中记载，在1096年，牛津已经有了最早的教育活动。虽然没有学院和课堂，但穿着黑袍的学者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向学生们灌输着“知识和真理”。

当时，欧洲最为著名的教育场所是巴黎大学，她吸引了一批英国人前去膜拜。1167年，因为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之间的矛盾，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国学生和学者继续留在巴黎大学。这批被返遣回国的人们聚集在了牛津镇，从事经院哲学的教育。

1209年，因为一名学生在射箭时误杀了一名当地妇女，牛津镇爆发了著名的“黑袍与市民”的动乱，多名师生丧身。此后，牛津大学开始组建学院，用高墙来和市民划清生存空间，以求自我保护。在1249至1264年间，University、Balliol、Merton学院逐渐成立，导师在学院中对学生进行单独授课。牛津大学最为外界所推崇的“学院制”与“导师制”由此形成。

目前，牛津已经有39所学院和5个私人学堂。因为在教学、管理以及经济上均为相互独立，所以学院们的地位也有着差别。

财力雄厚的，如电影《哈利波特》的主要取景地ChristChurch学院、土地面积最大的StJohn's学院，以及在13世纪成立的Balliol和Merton学院等，被中国学生戏称为“能够在奖学金评选中说得上话的学院”。在每年的大学开放日，以上学院的预定名额总是早早就被占满。即使是日常开放时间，这些学院中的游人也是络绎不绝，需要聘请大量的员工来为维持学院秩序。

也有难以维持生计的学院。2008年，Tempetem学院因为经济问题，和隔壁的Green学院合二为一。2009年，Pembroke学院即将破产。即使是撒切尔夫人就读过的Somerville学院也遇到一定的经济问题。

而这些，在牛津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能作为一些片段。被牛津和他的毕业生记住的，绝非物质层面的兴衰、荣损，而保留至今的，也不仅仅是这些高墙环绕的学院。

当1209年12名师生在动乱中从牛津逃到剑桥镇时，他们照着牛津的传统创办了剑桥大学。1636年，当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决定把剑桥大学搬到美国时，他们创立了哈佛大学。1701年，哈佛大学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开始担任英国人在美国纽黑文市建立的教会学校首任校长，现在人们称这所学校为耶鲁大学。

目前，剑桥、哈佛、耶鲁大学是全世界仅有的3所能够真正实现和牛津相似的“学院制”、“导师制”的大学。

美国的《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牛津大学在这一千年里，不仅创造了这个场所，也在越来越多的场所传递着它的价值。从12世纪牛津的学者们开始教授他的弟子如何研究上帝的本质至今，牛津大学的存在对于世界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900年以后的学生们仍然能够在牛津大学校徽上看到其取自《圣经》的校训：“主照亮（启示）我（Dominusilluminatiomea）”，被印在一本展开的书上，周围环绕了3座皇冠。书代表了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启示则是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方法。王冠则意味着大学教育的高贵与荣耀。红衣主教纽曼在以牛津大学为模本的《大学的理念》中认为，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

纽曼说：“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纽曼的话或许对21世纪的牛津学生而言，太飘渺。但是在牛津导师人手一本的小册子《牛津导师制：教会我如何思考》里，他们可以找到让学生来牛津的理由。

学院的教授们在这本书上写着他们的教学经验。导师的职责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而是教会他们怎么去获得知识。如果学生需要正确答案，导师没有。因为，导师没有告诉学生正确答案的义务，但有教会学生如何思考的责任。他们必须教给学生的，是思想。

圣诞节期间，学院食堂关闭，蒋濛（左一）和朋友一起做饭

你所不知道的牛津

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牛津的价值，“牛津大学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著名”

实习记者 李倩 发自牛津

第一个到牛津去的中国人叫沈福宗。这已经是1687年的事情了。

在他到来之前，牛津大学里没有人能够看懂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甚至不知道从哪个方向翻阅。

沈福宗用拉丁语告诉人们应该用怎样的顺序去阅读，并且为博德利图书馆制作了中文书籍目录。在他离开将近200年以后，这里才开始陆续有了中国人的踪迹。

在沈福宗离开牛津大学300多年后，牛津大学已经有超过2000名中国毕业生。

2009年底，牛津中国留学生数目为732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留学生群体。在1996-1997年，这一数字是89人。2010年9月，牛津大学还将迎来中国留学生入学人数的历史最高峰。

牛津大学副校长杰西卡·罗森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牛津学习，但是她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牛津的价值，“牛津大学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著名。”

科学家大卫·库克因

大卫·库克因的一生，没有一篇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自然》、《科学》上，但当他的退休仪式于2009年9月在牛津大学Linacre学院举行时，全世界最顶级的材料学科学家云集于此。

大卫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世界电镜联合会的前主席，因为身患癌症，病情非常不乐观，因此他决定办这个仪式。而形式上，大卫决定做成学术会议。

大卫的合作者，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李国强说，大卫希望用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所有科学家聚在一起，探讨科学发展的新进展，研究科学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

在李国强心目中，大卫是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他喜欢他做的研究，所以他坚持做了一生，“虽然这个研究再做100年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

在李国强和大卫合作的三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量还不及他博士最后一年的发表数量。“大卫非常严谨，他对数据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

牛津大学对博士生没有论文要求。李国强觉得，虽然没有压力，但这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因为你的隔壁可能就是这个学科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做。”

牛津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崔占峰也觉得，这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做科研，“你在哪个实验室都可以做实验，你为什么要来牛津做？”

“我刚到牛津时，隔壁是一个老头，个子不高，每天带个头盔骑一个很破的自行车。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牛津大学材料系的创始人。因为当时牛津大学规定，教授65岁退休，就必须把实验室让出来。如果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可以分给你一张办公桌。”

李国强觉得，牛津大学不是一个追腥逐臭的地方。“这里的教授，如果他们想要挣更多的钱，第二天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但是他们不想。”

在牛津3年，李国强说从大卫身上看到了科学的真谛：科学是人们因为兴趣爱好而去做的事情。科学是为了去了解世界，为了改变人类生活。

“思想就像空气，他一直存在，就看你能不能感受到。”在离开牛津后，李国强这样回忆他在牛津的岁月。

导师制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星认为，导师是牛津大学本科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本科生每学期都要完成2至4门辅导课程。尽管按照传统的导师要求，辅导要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但受到辅导教师资源的限制，目前，牛津的导师大多有2至4名学生，同时，一些高年级的研究生也作为辅导教师参与导师。

牛津的学期较短，只有8周，每门辅导课程在学期内进行，每周1至1.5小时，但辅导并不仅仅限于辅导教师和学生见面的这短短1至1.5小时之内。在课程开始前，辅导教师会为学生提供详尽的辅导大纲，为每周的讨论主题提供相应的文献，并要求学生根据讨论主题和文献撰写2000字左右的周论文。学生需要在辅导课程开始前向辅导教师提交自己的周论文，在每周会面进行导师时，辅导的主要内容便是依据学生的论文，讨论对辅导主题和相关阅读文献的理解，辅导老师一般会根据论文的内容准备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对关键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辅导教师与学生的会面，实质上是针对同一主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辅导教师对学生阅读和思考的考核，一方面也是学生和辅导教师对同一主题理解方式的相互挑战。

当然，导师制也受到了一定的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在对其效率的讨论上。导师制是否与现代大学的规模效应之间存在矛盾？高昂的成本与产出之间是否成正比？受金融危机影响，在国家削减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导师制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并保证质量？对于这个延续了700多年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思考也成为了当下牛津大学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般，一次导师课程需要提供给辅导教师的报酬为40英镑左右，加之教学管理上的支出，导师制的运行成本非常高。作为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学院之一的莫顿学院，在英国政府宣布削减2010/2011年度教育拨款后，其网站上公开发表文章，称将继续保持并完善导师制。正如牛津大学新学院大卫·帕尔弗雷曼博士的描述一样，导师制是牛津大学这一高等教育桂冠上的璀璨珠宝。作为自由教育传统中的一个典范，导师制所倡导的思辨精神，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的意义。

Balliol

Formaldinner是牛津的传统晚餐。在这一顿晚宴中，教授们坐在高桌上，学生们在台下分列开来。所有人都要穿上自己的黑袍，在一段拉丁文的祷告后，开始依次享用前菜、正餐、甜点。等级不仅体现在座位上，也体现在黑袍上。本科生的黑袍是一件“小马甲”，研究生的黑袍则长过膝盖。校长彭定康也有自己的黑袍，那是一件有颜色的长袍了。在牛津，从每个人黑袍的颜色与样式，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学历与地位。

Balliol是牛津大学所有学院中少数没有Formaldinner的学院之一。原因是，在1965至1978年间担任Balliol院长的克里斯多夫·希尔是一位终身信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要在Balliol这所建立于1263年的学院中消除贵族气息，培养共产主义氛围，因此废除了实行数百年的Formaldinner。之后历任院长均没有再恢复。

希尔在担任院长的13年间，更多的精力是培养了布莱尔·曼宁等后来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学生。当时英国仍是北约核心成员国，其大西洋对岸的盟友美国在后麦卡锡时代继续与苏联冷战。

历史毕竟是历史。在该学院博士生王皓眼里，那次Formaldinner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导致饭堂里的员工都具有了共产主义的特点，无论打饭的队伍排得有多长，他们都无动于衷地慢慢盛饭。但在Linacre学院一位学生的眼里，Balliol的饭堂则是令人向往之地，好吃，便宜，“去年只要2镑，今年涨价了也不到3磅，还有几乎免费的酸奶与水果”。他倒是希望这种共产主义气息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在Balliol对面的汉堡店里，一碗番茄汤的价格也是两镑。

争辩

牛津校报《Charwell》的编辑将讽刺校长彭定康和校务长的漫画刊登在1月29日的第3版。左侧校务长佝偻着身体向彭定康询问如何收费的问题。右侧彭定康口中大呼“学费、学费”，面目可憎，胸前用铁链挂着写有“彭定康”的木板。

事件起因是彭定康在1月中下旬的一次伦敦演讲中提到，从个人的角度，他希望取消英国本土学生学费最高额度限制的政策。

校报立刻作出反应，在1月22日的官方网站头版批评彭定康的想法“非常的荒谬”。

在同天出版的报纸上，校报在第12版整版关注Google和中国的关系，顺便公开质疑“为什么学联里的成员都来自私立高中”，并公布“牛津学生有无使用违禁药品”的调查结果。

牛津中国学联前主席、教育系博士生肖文觉得，英国人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渗透到他们骨子里的东西。

朱继文则亲身在英国议会里感受到了这一特征。朱继文是工程系的博士生，清华牛津校友会会长，其所拿到的牛津中国奖学金每年的活动之一是在议会与下议院议员同进晚餐。他发现英国“国家的价值观跟中国真的不一样。在我们看来都是小事，他们一直在那里吵架。他们这里对平等啊、公平啊，真的很关注。”

杰西卡·罗森说，“我们西方人会以一种很友善的方式进行争辩。实际上，友善的争辩比简单的同意更为礼貌。”

同样是在校报《Charwell》上，牛津大学的一位院长因为不满意前常务副校长约翰·胡德的改革政策，而嘲笑其新西兰背景：“不要以为你在惠灵顿广场办公，就以为牛津是惠灵顿。”约翰·胡德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副校长。不知他对这番嘲笑，是一笑而过，还是只当成善意的争辩。

政治

在这里，中国学生谈论政治话题甚至发表政治言论也并不是无所顾忌的。一位女生曾在一次酒会上告诉在座的所有人注意自己的发言。

但这并不是主流，毕竟这里的信息接收面要广很多，时间久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左派，右派，极左，极右，或者温和派。英国的社会对左右的恐惧远不如曾经有过惨痛记忆的中国。一部分中国学生也无所顾忌地在Facebook上标出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是左还是右。

也有非常善意的劝告。

去年9月的一天，我和朋友逛牛津大街时，遇到一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员。当我介绍自己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实习记者时，他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

次日，这名研究员在街上拉住我朋友，请他务必转告我一段话：“南方报业的思想太XX了，特别是《南方周末》。为了你朋友的安全，还是请转告她，最好离开南方报业。就算暂时不能离开，也劝她不要陷得太深了，及时回头。”

这里也有小政治，比如选举政治。

中国学生很少有人关心牛津学联的主席是谁，但牛津中国学联的主席，所有人都知道。牛津中国学联（以下简称学联）也是中国大使馆在牛津大学设立的唯一官方机构。

在牛津，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学联的成员，只要报名就能加入。但是要成为学联的委员会成员，则需要选举。学联主席团的换届选举在9月份举行。学联共有1000多人，委员会有40多人。

“第二天要选举了，主席团提前一天才告诉我们候选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是张山。”一位前委员会成员这样描绘2009年的换届选举。

代理主席程奇峰的解释是，“我们在委员会里发出通知，征集主席候选人。但我们只收到了一个人的报名表。”

经过选举，张山当选2009-2010年度牛津学联主席。后因张山于2010年1月提前离开牛津回国，所以代理主席程奇峰目前全权负责学联管理，“选举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能因为张山走了就提前选举。这一届，张山还是主席。”

学联目前的主席团选举形式是委员会选举，也就是只有委员会成员有资格选下一任主席以及副主席。在2004年前后，学联曾经尝试普选，即所有学联成员都有选举资格。04-05年的主席赵志强即为普选主席。

在普选实行约3年后，学联又将选举方式改为委员会选举。

剑桥中国学联和牛津中国学联一样，从委员会选举改为了普选，但一直持续到现在。程奇峰在剑桥中国学联的同学非常诧异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普选放开了就不能收回去，你们是如何做到放开普选又收回去了？”

“普选有普选的好处，影响力大”，但是程奇峰还是不希望普选，“因为太浪费时间了”，而且“不能反映出来真实的声音”。他认为委员会投票比普选更合理，毕竟委员会的人“都在这里面付出过，都有感情。”

张山的前一任学联主席是肖文。这个干练秀气的女生说，“我希望不要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学联。你做这个事情可能不符合那个人的标准，做那个事情不符合这个人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你回国以后遇到的还不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哪里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事情。”

教会

在牛津，教会几乎无处不在。国家公派留学或者访问的师生的第一个落脚地一般都是一栋叫做“Commonwealth”的公寓。这栋公寓属于教会的房产，紧邻Christchurch学院，公寓的管理者每周都会邀请住户参加一到两次教会活动。

在牛津市，教会大约拥有20%的房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专门租给学生以及访问学者。相对于私人房屋，教会的房子往往价格更合理，并且能够提供图书室、会客室等公共场所，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也愿意选择租住教会的房屋。

但邢伟始终在思考“为什么教会那么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邢伟在跟着清华大学一位知名中国研究方向教授完成博士研究后，拿了世界银行的资助来到牛津大学做中国国情研究。

“有一个韩国人，叫金，他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邀请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免费去他海边的公寓度假。他只邀请在中国有工作单位的，结束访问后肯定会回国的人。”邢伟琢磨着这个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邢伟来到牛津的前一年，一位清华03级本科毕业的女生来牛津攻读硕士学位。在一年硕士课程结束后，她选择了留在教会工作。

朱继文曾经在一次免费的教会晚餐上见过她，这是朱在牛津3年里唯一一次去教堂，他至今对饭前的仪式记忆犹新，“他们问，继文，你如何看待上帝复活。我说，‘啊？我没有看法。’”

圈子

Jenny说话时非常有激情，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对面的人。

“大的来说，本科生家庭比博士生好很多，不过本科生也基本不跟博士生玩。”Jenny已经开始上硕士课程，所以和博士生也偶尔玩到一起。

“就我们这些本科过来读书也不是个个家里都狂有钱。有官僚子弟，也有大老板，也有小开，也有中产阶级，也有考上以后砸锅卖铁来的。”

Jenny举了一个例子。牛津最贵的中餐厅是上海30。“比如说，大家说去上海30吃饭，刚开始可能大家都去，一顿饭每个人至少三五十镑。但家境不是特别宽裕的去了一两次以后，肯定就不去了，去不起啊。慢慢的，圈子就出来了，差距也就出来了。”Jenny说自己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120磅左右，这个价格不包括住宿费以及衣物购置费。

Jenny是06年入学的，和薄瓜瓜同一届。但是Jenny和同届的中国人很少与薄瓜瓜一起聚会。“毕竟是不同的圈子，他只跟外国人玩。”

“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一位认识薄的博士生这样说，“有一个高官的儿子也在牛津，父亲都被双规了，还是照样开着法拉利。”

薄瓜瓜住在市中心的一栋私人房屋里，因为学院的房子“每年都要学生搬来搬去的，没有家的感觉”。他的坐骑是一辆在12月初时前后轮都没气的自行车。

Jenny住在学院，一室一厅，带独立洗手间。她一般都步行。

Jenny和薄瓜瓜今年都面临毕业。Jenny已经拿到了牛津的博士入学许可。在此之前，她一直试图在英国找份工作，但没有找到。

“我们这一届其实是比较悲惨，中国人，就我知道的40多个，目前还没有人在英国找到工作。不过我们回国工作都很容易找，因为家里能够把孩子送出来，大多都是有一点背景的，回去工作都不是问题。”

杨贵东在牛津呆了也快有两年了，他的圈子和Jenny以及薄瓜瓜没有任何交集。

杨贵东是拿中国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出国访问的学生，因此他不需要给牛津交学费。他的生活费就是每个月国家发的650磅的补助。

“刚开始我住在牛津旁边一个小镇上，一个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月房租280磅。”后来杨贵东的导师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家庭旅馆做看管门房。他每天晚上从7到12点都需要呆在旅馆里，帮新到的客人开门，为已经入住的客人提供一些帮助。

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但给杨贵东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和一顿早餐。“这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每个月可以省下300-400磅。”杨贵东全年的消费大约4000磅，而牛津大学网站公布的学生最低生活费标准是1.1万英镑。

我们都戏称杨贵东是“牛津华人的第一保安”。

系统

薄瓜瓜喝着冰红茶说，“牛津的中国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而且，你一旦融入到这个系统里以后，你就完全收不到这个系统外的消息。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而且和白人的圈子几乎没有交集。”

薄瓜瓜认识的一位化学老师说，他教的所有学生，最优秀的都是中国人。但是，很多他的学生，来这里三四年了，都不会说英文。

杰西卡·罗森也多次在午餐的饭桌上和导师们探讨这一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只和中国人交流？为什么他们只喜欢讲中文？”杰西卡·罗森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虽然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的进展与西方学生相比要差很多，因此他们的水平要低很多，这是个遗憾。他们用中文交流太多。中国学生不问为什么西方与东方不同。我却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同？他们的秘密何在？因此，中国学生学到的东西不多。”

杨贵东就觉得自己一直无法融入牛津的社会。

“他们总喜欢教训别人，觉得中国人素质低，没理想。他们这里的建筑工人每个月挣2000磅，我们的建筑工人挣多少钱？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们去尝尝吃不饱饭的日子，看他们还说不说。”

杨贵东说自己对祖国有浓浓的依恋之情，所以非常不喜欢英国这个国家。

中国研究中心的邢伟则觉得除了生活，在研究上也曾让他很难受，“他们虽然很认真地研究中国，但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他们的研究都是带着一个救世主的心态。”邢伟觉得这种惯性思维让他难以接受，“刚开始的时候，我试图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中国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薄瓜瓜认为两个系统的平行是因为中国人的封闭，“黑人其实以前也很受歧视，但是他们很开放，去创建一个自己的文化，让世界看到，所以现在他们并不受到太多歧视。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肤色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融入到那个大环境里。”

祖国

Balliol学院隔壁的Blackwell书店里，萨义德研究“他者”的书以及DVD占了半张书架，很畅销。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至今仍能在中国大部分的书店买到。

北京大学效仿牛津PPE专业开设课程，牛津历史系拉纳·米德教授把他的博士生华沙送到了北京大学做为期一年的交流。4月12日，牛津新任常务副校长汉密尔顿将访华，而牛津大学也开设了中国大学校长交流学习班。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王韬、陈寅恪、吕叔湘、许地山、钱钟书、杨宪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而现在，肖文、朱继文、杨贵东、蒋濛在这里学习，他们都准备在完成学业后回国。

拉纳·米德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学生那么想报效自己的祖国，“在英国和美国，没人会这么想。这是太简单的问题了，但是中国学生一直在这么想。”

“我想，中国的父母们过去没有自由，现在的学生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自由去帮助国家。”

如何去牛津上学

“面试时，老师会问一些和学术相关的但是我们没有学过的问题。你是肯定回答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你能回答出来的样子”

实习记者 李倩 发自牛津

出国

阎文静是2003年来英国上学的。当时她正在上高二，她觉得，“国外肯定跟幼儿园似的，大家打着闹着，坐在草地上看书学习，非常有激情。”于是她在一家中介的帮助下来了英国。

“来了以后发现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在英国待了7年，她觉得自己反而被养懒了。

2003年，对大部分准备前往英国上本科的学生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之前，前往英国就读语言学校或者预科学校不需要雅思成绩，未满18岁的学生也不用找监护人。

阎文静来英国后，首先在伯明翰一所由印度人办的语言学校学习。“那个学校有点类似于技校，总之不是很正规。”一年后，她申请到了牛津附件一个小镇的公立高中上学，因为“私立高中的学费每年大约需要3万英镑。”

根据牛津大学国际部主任Bell博士的介绍，在英国有45%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55%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但因为私立学校学生的成绩相对好于公立学校，所以进入牛津的学生中，更多是来自私立学校。牛津大学校报《charwell》有过类似的统计。在牛津大学学联中，至少85%的学生来自私立学校。

牛津数学系大一的新生孙雯斐和阎文静一样，也是高二结束后来英国上学。她申请到伦敦一所专门为外国人办的私立学校，学校要求雅思6分，她刚好达到。

据BBC报道，2009年至少有1万名中国学生在英国接受本科前教育。孙雯斐觉得海外学生的学费对英国而言是一笔重要的收入。“因为每个学生每年至少要花30多万（人民币）。”

申请牛津本科

“一般说，牛津会要求雅思成绩每一科都高于7分。不过，因为语言是最基础的东西，有时候你的面试发挥得好，他们也就不要求了。”

孙雯斐拿到的录取通知中并没有要求雅思成绩，但在准备报考牛津期间，她曾经考过雅思，考了8分。她有点奇怪，英国的雅思居然比中国雅思简单，好考。

在牛津大学成功入学的学生中，98%以上均为A-LEVEL3科或以上全A。孙雯斐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假如你不是每天打桌球不学习的学生，就能拿到全A。”孙雯斐觉得LEVEL的数学考试只要“初中水平就够了”。

因为中国人在数理化，特别是数学上有优势，所以牛津数学系的中国人非常多，“至少15%是中国人吧。”孙雯斐也选择了数学专业，同时申报了3个学院。

“你的第一志愿的学院至少会给你一次面试机会。”孙雯菲的第一志愿学院给了她两次面试机会。同时，她的第二志愿学院也给了她两次面试机会，“第二次是临时补的，证明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我。”

“面试时，老师会问一些和学术相关的但是我们没有学过的问题。你是肯定回答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你能回答出来的样子，你要让他感到你有能力回答出来。你要是不说话，闷头做题就完了。你要跟他争辩，其实答案对不对不重要，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

工程系读大四的Jenny高中就读于新加坡，在升学时，“我们班申请帝国理工、伦敦大学的，‘是个人就去了’。但是申请牛津的人，就我一个来了。”

和孙雯斐同级的20多个中国人也全部申请了牛津大学，但来牛津的仅她一人。除了另一位中国人去了剑桥以外，大部分同学去了伦敦大学和帝国理工。”

牛津大学首位华人教授崔占峰说，牛津大学面试学生就是看他们的潜力，所以题目会相对困难一些。

据BBC报道，2008年，英国大学录取了30240名非欧盟学生，比2007年增长了2015人次。其中20%的学生来自中国，有6048人。

在牛津大学提供的数据中，在06-09年间，共有1138名中国学生申请牛津的本科学位，其中有818人是从英国提交申请，102人从中国提交申请。在此4年间，共有245人成功入学，取率比为21.5%。

研究生教育

阎文静在09年结束本科前3年课程后，选择了第四年硕士教育。

在牛津大学，本科前3年称为PARTONE，如果PARTONE成绩通过，则可以申请第四年硕士教育，即PARTTWO，毕业时两部分成绩一起计算。如果直接来牛津攻读一年制授课式硕士研究生，则无论是授课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与PARTTWO不同，基本没有奖学金，在研究上也没有充裕的资金资助。阎文静的感觉就是，“基本是没人管的。”

2008年申请牛津一年制教育系硕士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位在2009年成功申请到牛津的博士课程。

如果是牛津的本科生，则相对容易。Jenny的硕士即将于2010年结束，她拿到了工程系博士入学许可，“我属于学习特别刻苦的类型。”她在工程系本科生的排名中，一直位于前20。阎文静也拿到了博士的入学许可，但她还在愁，上哪里去找奖学金，“我都在英国漂了7年了。”

博士入学申请相对于严格的本科入学申请而言，要更加灵活。一般说来，导师同意，英语以及专业成绩达到要求，就可以入学。

生物系的博士生陈复加的博士面试，就是“和导师聊了一上午”。她觉得，自己能够成功申请，可能是因为“自己小提琴拉得好。”她觉得导师招学生“就是养着玩”。她从帝国理工硕士毕业后，在申请牛津博士之前，曾成功通过英国空客公司的面试。“但由于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没有通过最后的安全测试。”

材料系孙靖宇的面试，则是一个越洋电话，“导师首先给了我一篇论文，大约15天后，他们在约定的时间给我打了电话，聊了半个小时。”

材料系蒋濛、工程系朱继文没有被要求面试，就直接拿到入学通知。教育系肖文的导师则每年会安排一次中国行，亲自过来面试所有申请他的博士的学生。

奖学金

在牛津上学的700多名中国人中，硕士与博士生占了将近70%。

在2009年之前，中国学生拿到的全额奖学金主要是由英国政府提供的海外研究奖学金（ORS）。该奖学金只针对从非英国和欧盟国家前往牛津做博士阶段学习的学生，对牛津大学的支助力度大约为每年100人左右。由于经济危机，该奖学金被取消。另外，中国学生另一全额奖学金来源，王宽城奖学金也由于经济危机被取消。

目前中国学生申请较多的奖学金为牛津中国奖学金和中国教育部提供的国家公派奖学金。

牛津中国奖学金仅提供一年资助（非常优秀的情况除外），资助名额为20-30个不等。因此，“中国学生获得全奖目前主要靠国家公派留学的奖学金”，孙靖宇和蒋濛均如此认为。

2007年，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计经委推出了一项“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目标的五年计划”，在未来5年内每年派5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简称“5000人计划”）。其中访问学生和攻读学位的学生比例各占50%。首批仅有“985”高校能够享受，自2008年起，“211”高校也同样获得一定名额。

孙靖宇通过这个计划拿到了公费攻读学位的名额。牛津大学为他免去学费后，中国政府每个月为他提供650磅的生活费。

这是中国在近30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公派留学。第一次出现在80年代。访问学者周磊说，“985和211的高校一下子都炸了，从来没有见过公派这么多人出国。”

因公派留学和牛津中国奖学金都是面向中国大陆申请出国的学生，因此，和蒋濛、阎文静一样，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人，申请奖学金的难度要高很多。

“但也要分人。”蒋濛在某天吃饭时遇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杰西卡·罗森的学生李晨。“那李晨的奖学金申请还不容易得跟什么一样。”

图书管理员

蒋濛是StAnne's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她的职责是将读者看完的书堆回原位。每天工作一到两个小时，工资每小时6磅。

蒋濛是西安人，下巴尖尖的，笑起来特别漂亮。她是09年9月入学的新生，不到一个月就成为了牛津大学中国学联讲座主持人。

入学前，蒋濛曾在伦敦大学学习了两年。

“刚过来的时候哦，真的是非常难受。记得那个圣诞节，我哪里也没有去，就整天躺在床上说，我要吃酸辣粉，我要吃羊肉泡馍。我把自己爱吃的东西挨个都数了个遍。”

在伦敦上学时，因为拿到了减免学费的资助，蒋濛每年的学费是7000多磅。

“那个时候只用家里赞助学费，生活费都是出去自己打工挣。”刚开始的时候在麦当劳打工，每小时6磅。第二年英语水平有进步后，去了伦敦金融中心的西餐厅做服务员，去看看“白领们中午吃什么”。因为英国法律规定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所以蒋濛每周能挣到120磅左右。

当时学院的房租是每星期80磅。为了节约房租，蒋濛和学院的另外几个中国人一起租了一个套间，把客厅也改造成卧室使用。这样，每周她的房租只需要45磅左右。

来到牛津以后，蒋濛也选择住在郊区，这里每个月400磅的房租，相对于市中心500磅，还是要便宜些。蒋濛是自费读博士。

和蒋濛一起在09年入学材料系的博士生中有9位中国人，有两人申请到了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的资助，相当于全额奖学金。另外7人中，有2人拿到了少量的仅能够解决第一年生活费的奖学金，另外5人是全自费。

蒋濛每年的学费、学院费和住宿费需要20多万人民币，生活费另计。“爸爸一直抱着希望，说，刚开始导师不认识你所以不给钱，以后认识了就会给钱了。”蒋濛觉得爸爸没有认清情况。“我和导师谈过两次，导师说他没有给我钱的义务。”

蒋濛是工薪家庭的孩子。

许平

许平是在牛津的博士生以及访问学者中广为人知的、传说已经摸遍了牛津所有中国男性的头的“中国理发师”。

见到许平的时候是晚上8点，他刚从牛津布鲁塞尔地区的一个食堂下班回来。不高，穿着灰色的粗线条的毛衣，说话很轻柔很缓慢。

许平的妻子在牛津读博士，所以他就以陪读的身份跟了过来。“我是03年2月来的英国，从5月份起，我就开始帮人理发。”牛津的理发店的价格一般为12镑左右，比较好的店铺比如TONY&GUY则需要40磅左右。许平的价格是2磅，因此，很多中国人来找他理发。

许平除了理发之外，也卖二手自行车。他从牛津的乡下回收自行车，修理好再卖给中国学生。

这两份工作都是许平的兼职工作，他的正式身份是牛津布鲁塞尔食堂的打杂员工，每天上班8小时，每个月1000磅。“这个工资在这里不算高，但是相对我刚来时的汇率，相当于每个月一万五人民币了。”

许平来牛津之前，在厦门一个汽车加工厂做配件，工资2000块。

许平做了7年的理发师，也遇到过被抢生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香港人，也在家里给人理发。不过他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

来英国7年，许平仅和妻子去过一次伦敦。没有去过欧洲旅行，在英国旅行也基本没有。一共回过两次国。37岁，还没有孩子。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睡觉。

去年年底，许平决定停止理发的工作，“我太忙了。”在他最后一次理发时，价格是7镑。牛津学生说起这个价格时，称其为“每年涨一磅。”

许平现在已经是房东，从英国人手里租了4栋房子，然后转租给中国人。“每栋每个月大约赚350磅。”他在布鲁塞尔食堂的工作也由5天工作制转为了3天工作制，但每个月仍有600磅收入。

他觉得牛津对他而言，“生活更加容易，更加简单”。他向我展示他和妻子的客厅，香奈儿的手提包斜着丢在茶几上。许平希望能一直这样在英国过下去。

牛津大学国际部主任希瑟.贝尔

牛津的教育是非常专业化的

——专访牛津大学国际部主任希瑟·贝尔

“如果你来这里学习数学，那么你只学习数学，因此，你必须喜欢数学”

实习记者 李倩

人物周刊：我从牛津的校报《Cherwell》得知，牛津学联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私立高中。而私立高中交的学费一般都很高。这是否意味着牛津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于富有的家庭？

希瑟·贝尔：我并不这样认为。首先，大约45%的英国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55%就读于公立学校。我认为不同的社团吸引着不同类型的学生。例如，在私立学校可能有很多辩论俱乐部，而学联本质上是一个大的辩论俱乐部。因此，私立学校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学联。这是第一点。另外，大部分学生去上公立学校并不意味着去上私立学校的学生家庭都很富裕。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有奖学金。但我们分析这些学生的收入来源时，我们发现有些私立学校的学生的家庭实际上是比较穷的，他们靠奖学金生活。

另外，牛津大学的学费对英国学生来讲，并不比其他任何英国大学贵。当然，中国学生在牛津的费用要比这高得多。但这还是比美国的费用要低很多。

人物周刊：牛津大学招收学生的策略是什么？

希瑟·贝尔：我们先谈一下本科生的情况。英国的教育体制是，在就读A-LEVEL时，学生挑选3-4个科目学习。在读大学时，他们从中挑选一个最多两个专业进行学习。因此，英国的教育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教育。这与美国的教育体制非常不同。在美国，即使你在学习某个专业，可能你有一半的课程与这个专业无关。这是我们教育体制与众不同的一点。另一点，就是牛津的小组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导师制。例如，如果你读科学，那么你会有大课，有实验，但是你也会每个星期有4个小时与另外一个学生和导师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是在牛津与剑桥独一无二的。我们有11000个本科生，那么我们每星期可能有55000小时个“导师培训课”。

另一个牛津特有的系统是学院制。你可能是11000个本科生中的一员，但是你也是一个拥有300-400个学生的学院中的一员。基于牛津的这种特殊体系，我们总是寻找适合这种体系的学生。我们寻找特别聪明的学生，因为我们的课程很难，你必须与教授们进行很好的交流，还要与你的同学们有效沟通。你必须聪明。对国际学生，你还必须有好的英语。因为所有与导师的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我们录取的学生热爱他们的学习或是研究方向。因为，牛津的教育是非常专业化的。如果你来这里学习数学，那么你只学习数学，因此，你必须喜欢数学。我们也希望我们招收的学生能独立思考。另外，与美国的教育体系不同，我们并不要求我们的学生是全能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教会学生思考是学生从牛津学到最重要的收获吗？

贝尔：对。当你与一个牛津的校友进行交谈时，很多人都会说牛津教会了他如何思考。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会说牛津教会了他如何写作，尤其是社会科学专业的一些学生。而根据企业反馈回来的信息，他们到牛津来找人的主要原因，是牛津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导师制会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

人物周刊：那么，牛津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崔占峰800年来首位华人教授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实习记者 李倩

12点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镑购买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最近几年中国也有派出来很多公费的研究生。分为两种，很小部分是全额公费出国读博士学位的，大部分是在国内注册了博士，出国一年“联合培养”。因为中国的项目要求是名师、名校、名专业，不是随便去个学校就给钱，所以给牛津这样的学校造成很大压力。每年想来的博士生太多了，而这些人来了又不交学费。中国将他们定义为“访问学生”，将这种合作方式定义为“联合培养”。但是，牛津是不认的。因为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如果你是学生，那你就得交每年一万五千镑的学费。所以，你来到这里只能算访问，我们都给的是访问学者（的签证）。目前牛津正在想一些政策，做一些限制。

不过，中国的公派留学始终都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让普通人能够不用自己掏腰包到海外求学。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

政治家校长彭定康

“在保持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实习记者 李倩

牛津大学终身校长彭定康的办公室在牛津市中心以南的惠灵顿广场旁边。这是一栋灰色的3层小楼，没有任何设计特色，看起来像层叠的火柴盒。

彭定康的办公室在3楼。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放着两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架，凌乱地摆放着各种文件与资料。除了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副中国山水画外，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

我们到达时，彭定康正戴着眼镜研究一份《牛津与中国》的宣传资料。他去年5月13日为《泰晤士报》写文章，宣传牛津大学即将建立的中国奖学金中心，和已经在香港设立的牛津校友中心。

如果将彭定康的政治生涯分成两段，“港督”5年势必是重要的分水岭。

1997年彭定康卸任港督之后，出任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通称“彭定康委员会”）主席。1999年到2004年，他的政治生涯赢来最高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从2006年至今，他一直担任英国印度商界领袖论坛英方主席。

在此期间，伴随彭定康的一直是荣誉。2003年当选牛津大学终身校长，这项职务一般是由卸任的首相或者重要的贵族担当。目前，另一所英国名校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爱丁堡公爵，女王伊丽莎白的丈夫。2005年，彭定康晋升英国上议院终身议员，封号为巴恩斯男爵。这代表了英国女王对彭定康的充分肯定。在英国的传统中，男爵属于勋爵的一种，一般是对宫廷显贵的尊称。曾统治香港的28位英国港督中，只有4位港督最终获得了勋爵的封号。

如果时间倒退到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之前，故事是另一般模样。

1966年，刚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彭定康因文笔异常出色，加入了保守党研究部，并以惊人的速度成长。1979年开始担任英国国会下议院巴斯选区议员，1990年出任保守党主席。1992年英国大选，彭定康带领保守党参选。在民调落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彭定康和部下创造了奇迹般的胜利，击败了反对党工党。梅杰入主唐宁街10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定康却以4000票之差输掉了自己的巴斯选区，失去了下议院议席。

首相梅杰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如果当时彭定康没有失去议席，他将出任财长或外相。在英国政坛，这两个职务往往是为唐宁街10号的后备队伍所准备。

牛津大学副校长罗森爵士评价彭定康，“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是中国人的真正朋友，他是这个国家最坚定的中国支持者之一。”BBC中文部总监李文认为，彭定康是英国政界少有的“真正关心中国的人。”因为其他政客可能从心底“根本不去理睬中国”。

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

人物周刊：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您如何评价自己？

彭定康：我一向以敢说、敢于表达我的思想而著称。现在我的这个特点可能变得更为突出，因为现在我不再担任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职务。我和大多数的政治家一样，有一大堆关于国际政治的经验。

我曾担任英国的政府部长、香港总督。接下来，我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也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最近，我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在过去几年里，我参与并负责了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制定。我是英国—印度圆桌会议的英方主席，将学者、商人、银行家和媒体民主地调节在一起。总之，我对国际事务有大量的实际经验。并且，我依然在该领域十分活跃，并发挥着影响力。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和印度都非常了解，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印关系？

彭定康：我认为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但目前，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仍存在着猜疑和不稳定因素。首先，两个国家从1972年两个边境爆发战争以来，关于边境的争论一直不断。当印度宣布发展核武器时，其国防部长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而是出于对中国的深切忧虑。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应该在全球事务中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合作，特别是在关于交易、不同区域的经济平衡以及环境问题上。

人物周刊：您曾经在您的书中引用印度前工商部长的一句话，“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您的意思是印度将在21世纪打败中国？

彭定康：不。我并不认为在21世纪中印间的竞争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的竞争更多是区域之间的而不是整个国家之间的。我认为竞争应该更多是观念的竞争，而不是民族与国家的竞争。

我所谈及的中印关系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印度的人口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中国。这意味着印度将拥有更为年轻的劳动力资源。第二，印度的政治体制可以容许其可能发生的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变动。事实上，尽管印度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差异（例如，他们有1.5亿穆斯林），但仍然保持国家完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民主体制。对我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在摸索中，并且（对其政治体制最终的形式）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经济、社会及技术上的发展缺乏政治体制的统一。我认为，中国迟早都会经历政治体制上的变革。而印度则不必面临这个问题。

合作与和平

人物周刊：您对民主的思想是受到丘吉尔的影响吗？我曾在您的书里读到一些相关内容。

彭定康：对，丘吉尔说过，民主乃是最糟的一种政府形式，除了不曾试验的所有其他政体之外。这是非常典型的丘吉尔式的论断。从广义上来讲，我也赞同这一点。但是，也必须承认，民主有不同的形式。美国式的民主不同于英国式的民主，也异于法国式的民主。没有一种民主是完美的。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民主的核心是什么？

彭定康：民主的核心，我认为是政府应该对民众负责，而民众如果不喜欢这个政府，也应该能够抛弃这个政府而选择一个新的政府。

人物周刊：您曾在《what'sthenext》提到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您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

彭定康：那是在1962年，我刚开始在牛津攻读我的历史专业的时候。当时，世界到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核战争的边缘。我认为，当时的肯尼迪总统极其完美地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是我曾经问我自己，生活在一个随时都能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毁灭的世界，是一个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啊！因此我不相信存在于东西方间的所谓的恐怖核平衡，我不认为这应该是人类保持和平的方式。因此，我非常开心看到奥巴马总统正致力于减少全球核武器的数量。

人物周刊：您的思想核心是合作与和平？

彭定康：非常正确。但是我并不认为和平总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获得。武力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有时国际次序需要武力来维护。

物质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的信仰为天主教，但是在英国政坛，新教是英国国教，也是绝大部分政治家的信仰。您认为您的信仰对于您的政治生涯有没有影响？

彭定康：我并不认为我的信仰影响了我的发展。同样，我也不认为目前在英国存在着关于天主教的任何偏见。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也没有经历任何这样的偏见。但是，我确实是牛津历史上自16世纪以来的第一位天主教校长。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我认为任何关于基督教中的区别偏见都是一种耻辱。任何信仰基督的人都应该和平共处。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宗教政策？

彭定康：我说过这是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后价值观时代。人，仅仅在物质上富裕是不够的，并不是仅仅买一个等离子电视或是休一个长假就足够了。人们实际上需要为某种信仰而活着。有时候宗教就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追求。

人物周刊：您认为信仰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吗？

彭定康：我对现在中国大力推广儒家思想非常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价值观很重要。但我不是说，要一味的追求价值观而不考虑其他如贫穷或富裕。我认为邓小平在历史上就是一个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也将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之一而被人所记住。因为他所倡导的改革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贫困。但是，物质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最尊敬杜鲁门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邓小平？

彭定康：我认为邓小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进步之一。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倡导了改革，并在90年代初加大了改革的步伐。我认为改革将使他永垂青史。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勇敢而又充满技巧的政治家，并且坚韧不屈。

人物周刊：那您是如何看待前总理朱镕基？我记得你们曾一起探讨过关于死刑的问题。

彭定康：朱镕基是我一生遇到过的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政治家之一，无论是从智慧上来讲，还是指其政治威信。

人物周刊：您能评价一下温家宝总理吗？

彭定康：显而易见，温家宝是一位非常具有政治魅力的领导人。这不难从他的历次国际访问中可以看出来。并且，他对灾难的评论与处理也非常得当，比如对四川地震、矿难等。所以，对我而言，他同样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领导人。

人物周刊：您认为，当今中国政坛，最有可能影响世界的人是谁？

彭定康：如果是20世纪，我们应该承认是邓小平。因为他在20世纪所作的贡献实在是太伟大了。我认为，在保持中国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人物周刊：谁是20世纪您最尊敬的政治家？

彭定康：我认为可能是哈里·杜鲁门。杜鲁门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