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诺贝尔奖十大争议事件 - Qzone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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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迪生拒绝领奖
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这对“冤家”水火不容，两人拒绝共享同一奖项，并声称如果一个人抢先获得了该奖，另外一人就绝不会接受。1915年11月，当特斯拉与爱迪生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时，他们都选择了拒绝接受。
2.和平奖首次颁给“良心犯”
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德国非战主义记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但是纳粹当局不允许奥西埃茨基本人去奥斯陆领奖。
1937年，震怒的希特勒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因为他认为和平奖颁发给奥西埃茨基是对他的侮辱。
获奖的奥西埃茨基被送进一个民间医院，但始终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1938年，由于在集中营长期遭受酷刑和虐待而重病身亡。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奖颁发给良心犯，开创了此奖“干涉内政”的先例。正如勃兰特所说:颁奖给奥西埃茨基，“是对掌权的野蛮主义的道义上的战胜”。从此，诺贝尔和平奖开始面向人权。
3.希特勒获和平奖提名
1939年，瑞典一个国会成员提名阿道夫·希特勒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该提名随后便被取消。
4.前苏联阻止作家接受文学奖
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有关小说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西方有些人借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字句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苏联也开始反击。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决不挽留。
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便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仍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他是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位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反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5.萨特拒绝接受文学奖
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自觉、自愿且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也可以说，萨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金钱和荣誉难以收买的人。
1964年，当萨特得知自己被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并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当即致信评委会，表示将拒绝该奖项。但评委会还是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郑重地授予了萨特，理由是: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不过，萨特的拒绝并不是玩虚的。在颁奖消息传出后，他立即起草了一份“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于当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
6.黎德寿拒领和平奖
美国于1960年代早期开始介入越南战争，从1968年到1973年间曾举行多场公开及不公开的巴黎和平会谈。其间于1970年起，黎德寿曾多次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会谈，使1973年1月27日的巴黎和平会议能商讨两越停火事宜。
会议继续召开期间，越南当地尚有一些零星战斗，美国于当年3月29日前从越南撤军，但仍向北越发动轰炸。由于双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黎德寿与基辛格于同年五至六月继续于巴黎会晤，商讨行使停火协议事宜。至6月13日，美国与北越代表正式宣布行使条文内容。
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北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际社会对此嘘声一片。两位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因此辞职，黎德寿拒绝接受和平奖，他表示越南还没有实现和平。
7.文学奖得主被举报
1999年，作家大卫·斯托尔称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戈韦塔·门楚，在自己的自传中撒谎，但诺贝尔委员会并未剥夺门楚的奖项，原因是斯托尔的“举报”与此无关。
8.拉宾获和平奖
1994年，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很多以色列人担心拉宾背叛祖国以色列，并放弃大量土地，由此导致更多犹太人死亡。
9.“伟哥”研究者获奖
伊格纳
伊格纳罗忆述，当时他在法国尼斯机场，一名地勤人员请他接一个“从美国打来的重要电话”。他接过电话后，同事通知他得奖，他还以为是恶作剧。
美国一家药厂利用这个发现，生产出医治阳痿的“伟哥”。
10.戈尔获和平奖
2007年，科学界出现一片喝倒彩声音，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因为增强全球气候变化意识，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批评者们称戈尔并非科学家，甚至根本就不懂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此类似，一样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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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次拒绝诺贝尔奖的内幕
杨振宁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项成果一直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它像“两弹一星”一样，证明了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仍可在尖端科研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一决高下，甚至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中国人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简直可以用“擦肩而过”来形容。对于未能获奖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弹指之间，40个年头过去了。回眸当初，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也开始得到澄清。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酝酿合作。为了避免上次的教训，他们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不搞‘我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陆德培、李崇熙、施溥涛、季爱雪和叶蕴华等五位教师（后来又增添了研究生汤卡罗）奔赴上海，开始和有机所的汪猷、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钱瑞卿等不分彼此的协作。他们共同负责胰岛素A链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在钮经义、龚岳亭等人继续合成胰岛素B链的同时，拆、合小组仍在为提高重组活性而努力。
他们于1964年8月、1965年5月先后拿到了B链和A链。1965年年中，当A链积累到100毫克（此时B链已积累到了5克）时，杜雨苍等人开始做全合成实验。出人意料的是，注射了合成产物的小白鼠并没有因惊厥反应而跳起来。
对所剩不多的A链视如生命的有机所所长汪猷拒绝再提供A链，认为不是B链就是杜雨苍的结合方法有问题。生化所当然不同意这种判断，双方争论了起来，争论逐渐升级，大家拍桌子，丢电话，连电话机也给摔碎了。如此争吵，逼着杜雨苍经过多次模拟实验，创造出了两次抽提、两次冻干法。汪猷这才又给了他60毫克A链。
1965年9月3日，杜雨苍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并把产物放在冰箱里冷冻了14天。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汇聚到了生化所。这次会不会成功呢？
当杜雨苍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出来，手中高举着滴管，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30多年后，已八十高龄的邹承鲁先生依然饱含激情地回忆道。
经过6年零9个月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行了严格的鉴定会。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可能很快会拿到结晶，非常想抢先发表全合成论文，但以汪猷为首的一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最后结论只是说“可以认为已经通过人工全合成获得了结晶牛胰岛素”，会后也只是发表了一份简报。
杜雨苍、钮经义、汪猷等人接着又争分夺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产物，并对其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检测。在一切能获得的检测数据都齐备后，他们以集体的名义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别用中、英文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结果。在此期间，借赴华沙参加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机会，龚岳亭、邹承鲁、王应睐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果。
他们的论文和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J．C．Kendrew）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还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参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国，并发表评论：“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家确切地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是后来的事。1972年，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在当时全盘否定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等的左倾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委婉地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
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
“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9月，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汇报，请他加以关怀。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也来信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这一次，对多方涌来的相同建议，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的指示下，从1978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
胰岛素工作的参与者人数那么多，单骨干就有十余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劳更大呢？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
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国的卡佐亚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最后决定：“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查恩和卡佐亚尼斯的情况。他们于1958年开始做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有时候还只是单兵作战，仍分别于1963年12月、1964年初发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简讯，查恩还在中国之前于1965年7月发表了全合成论文。尽管他们承认是中国第一个合成了结晶胰岛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们还在分别宣称是自己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岛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个候选人之后，杨振宁、王浩、王应睐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
对于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上述原因中，候选人过多说显然是错误的，时间过得太久说也经不起推敲，对诺贝尔奖而言，获奖距离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约12年的时间。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关于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对我们有歧视心理，这无从检验。但是，对于一个享誉百年、未曾出现过明显歧视现象的大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猜测。
如果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么，它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所要求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