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文革和改革是中国能否重获新生的关键

作者：元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210    更新时间：2010-4-6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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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革和改革是中国能否重获新生的关键
田忠国
中国建国六十年，除建国外，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文革，另一个是改革。前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文革，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改革的开始，而以文化革命为中心的这次重大变革，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昨天，也必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明天。后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改革，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昨天与今天，影响了世界，但能否影响明天的中国与世界？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因为，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资本主义集权化而已。
面对这个事实，中国人，特别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蜕变为资本主义的？
这是值得反思的重大问题。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国因更姓而亡。在阶级天下时代，国因性质改变而亡，也就是说，国因性质而存在，也因性质灭亡而灭亡。换言之，在阶级为国的时代，国家并非因名称而存在，而是因国家性质存在而存在。因为，国家性质的本质是个阶级政权丧失的问题。
1933年9月6日，毛泽东就指出：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作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因此，我们认为，如何客观评价文革和改革，是个如何客观判断领导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重获新生的关键。
一、应以党和国家性质的标准客观评价文革和改革
客观评判文革与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但是客观评判文革和改革的前提，一是直面客观历史，这是评判历史的基本前提。二是要有价值判断标准，而不是经济数据，因为，经济数据只是证明历史手段，而不是历史的本质。三是必须明确所谓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个创造、消费与积累的过程，是不同的历史基点（基础）的递增过程。四是必须明确，财富总量即是一个不同的历史基点（基础）的递增过程，并不代表财富结构起到了社会发展的动态稳定作用。
价值判断标准是客观评判文革与改革的核心。因为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评判文革与改革的价值判断标准，只能以宪法、党、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原则性标准。如果离开了这个原则性标准，或者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评判文革与改革，文革与改革，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就全部是错误的。所以，标准是衡量文革与改革的尺度，不同的尺度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1）、文革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
有一篇叫“毛泽东26年与改革26年之比较,为何让人吓一跳”不知作者姓名的网文是这样说的：
“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该网文还说：
“听从事统计的前辈人说,毛时代的经济增长还有一块从未被计入GDP。例：2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当时仅计入几十亿元，按如今计算需要万亿。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红旗渠，当时林县人只投入了7000万, 如今，没有几百亿投资是下不来的。还有毛时代没有计算经济成本的上千亿个业务工, 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公路增加了76万公里,相当于几百个三峡水库的农田水利建设几万个水库等都是没计入GDP的，按如今统计方法来计算至少增加了5万亿GDP。”
以上数据是对前三十年的数据总结。这些数据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在中国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可能说，网文没有真实姓名，不足为凭。
杨连旭先生有篇“重评《81决议》”的文章，其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通过发动人民造反斗争、夺权批判、教育改造和重新安排有着修正主义思想的官僚阶级，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坚持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多、快、好、省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韩西雅、张勤德、陈寒鸣先生在“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大政治思潮”一文中开篇就说：“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三大政冶思潮及不时授起的风浪，却严重危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改革解构了社会主义基本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
改革呢？有人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积累的必然，并非完全是改革的成果，这就是和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过程一样。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成果。既便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六十年的经济成果全是他们的功劳，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后三十年解构了社会主义基本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由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这样说，有人又会扣帽子，说我反对改革开放了。但是，中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能不看国家性质。所谓不需要看国家性质的论调，不过是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斗争方式。所以，以成绩否定国家性质的改变，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性质）制度化、标准化。
同时，韩西雅、张勤德、陈寒鸣先生在“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大政治思潮”一文中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系统分析近二十年来国企改革思路的研究报告。”“我们认为，这篇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敢于坦言，说了实话。它的主部论断，既宣布了二十多年来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在内的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改革都没有找对路子，都是不成功的；又明确断定“没有非公有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中退出，放手发展非公有经济。它实际上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这篇报告用“非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天然兼容的”这一简明的语言揭开了人们多年来不予揭开的一个客观真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前置词没有实际意义。西方国家在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问题上逼迫我们承认自己要搞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实际就是要我们承诺要搞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放弃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因此而也具有了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活力”，那末，我们“搞活”的实质上也只是一种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遵循并运用同一种“游戏规则”、相互间毫无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结果，对于那些要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课的人们来说，当然是完全符合心意的。而对于被重新沦落受剥削受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来说，当然只是一种灾难，是无法满意的。”
钱学森老曾说，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完蛋（大意如此）。钱老是从系统论的系统战略角度谈毛泽东思想的。其实，在老一辈人中，除了毛泽东，就是钱学森真正懂得系统战略（钱老用系统战略指志中国科学事来的发展，毛泽东主席用系统战略构建社会战略机制）。现在高层看到了系统战略的重要性，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是晚了。权力层已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想改变，难于上青天。除非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但现在的中国，却走了另一条路子，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管理的路子。受训后的干部们，回去后又有制造官民矛盾的新招。官民冲突将更加严重。而且，这条路子，只会越来越背离（不是主客上的，而是客观上的）系统战略，最终导致系统战略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
3、为什么人，就用什么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系统战略中的根本问题，但为什么人需要用什么人作保障。所以，为什么人，和用什么人的问题，二者不可偏废。现在努力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但用什么人的问题不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必须从系统战略的角度解决用什么人的问题。但现在看，中国的用人依然沿用了专业化的路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有网友认为，专业化治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也确如是说。因为，专业化的本质是专家化。人类历史证明，专家都是偏执狂，不是偏执狂成不了专家。真正的专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专家有专家的思维逻辑，政治家有政治家的逻辑思维。政治家与专家治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宏观战略为治国之枢机，后者以技术为战略，结果导致技术遮住了宏观系统战略智慧。所以，专家治国必祸国，政治家治国定安宁。因为，前者以金钱（技术）为目标，后者以建构价值机制、制度机制为己任。这是因为政治家与专家所柄持的价值标准不同。价值标准不同，视野与关注点也完全相反。”
二、应站在全球发展战略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高度选择指导思想
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前三十年走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路子，而后三十年，不管改革的初衷如何，但事实上却堕落到资本主义的深渊。这一方面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企改革思路的研究报告为证，另一方面有韩西雅、张勤德、陈寒鸣先生在“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大政治思潮”一文的权威分析为据。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中国不能以错就错，继续任新自由主义思潮为祸国家和人民，而应该认真反思，站在全球发展战略和系统战略的高度重新确立指导思想。
有人说中国不能回到前三十年。
其实，持此论者虽然模糊了他们的价值目标，但却表达了他们的意志：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有人说中国不能回到前三十年的根本原因。人民大众呼唤毛路线的根本原因，是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机制、民主机制，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构建中国的发展机制。
实践证明，用“猫论”、“摸论”指导中国发展，或许暂时能起到点作用，但从系统逻辑战略的角度说，“猫论”、“摸论”只会促生机会主义，并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崩溃。现在有人之所以坚定不移的高举“猫论”、“摸论”旗帜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都可以“摸”，只要对自己有利，“摸”到什么是什么。换言之，“摸论”的好处是去掉了价值标准的界定，可以任意加进自己追求的东西，比如说新自由主义。而价值标准的界定，比如说国家宪法、党的宗旨、国家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有了“猫论”、“摸论”，国家宪法、党的宗旨、国家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可以弃置不顾，因为，执行“猫论”、“摸论”的前提是必须取消价值标准界定。
取消价值标准界定，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蜕变成资本主义。
晚年毛泽东思想，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问题，构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如果不否定文革，就无法否定、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否定、清除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不否定、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否定、清除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管理模型，就无法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黄卫东先生在“免费奉送物质财富给国外是我国分配问题重点”一文中指出：
“以2008年为例，2008年出口9.9万亿元产品，只换回1.4万亿美元，根据三家国外着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统计数据，得出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均为约1美元兑换3.8元人民币。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我们应该换回2.6 万亿美元，等于奉送4.5万亿元财富（＝1.2万亿美元），加上出口退税 补贴 5000亿元人民币，减去自己进口商品花了1.1万亿美元（＝4.2万亿元），实际等于61000亿元物质财富换回3000亿美元欠条（按购买力平价，只等于1.1万亿元）。在出口导向政策下，我国每年外汇顺差，实际无法使用这些美元欠条，由于美元欠条不断贬值，最终也等于免费奉送。当年生产的产品，按照出厂价计算，总共18万亿元，减去免费奉送国外等减少的6.1万亿元产品。实际用于国内建设和消费的产品价值为11.9万亿元（包括部分出口换进口物资部分）。由于第三产业服务活动价值12万亿元，总产值为30万亿元。国内用于投资总值为17.2万亿元，按照国内投资与总产值比例估算，用于投资的产品价值等于7.2万亿元（按出厂价计算），留给老百姓消费的产品仅有4.7万亿元（出厂价，还包括政府消费）。由于国内分配不均，20％占有 50％以上财富，普通老百姓就更低了，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内分配问题。”
黄卫东先生的数据证明，这是“猫论”、“摸论”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样的结果，中国又如何选择自己的指导思想呢？
三、重构科学发展的动态制衡与动态纠错机制
中国有一大批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为证明前三十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从而证明后三十年“猫论”、“摸论”，走资本主义，或者说有人卖国是正确的，不断虚构前三十年历史，以便达到否定晚年毛泽东思想，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恢复殖民经济的目的。
现在，中国到了必须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时候了。
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个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等问题，而是面临国家全面崩溃的问题。国家崩溃的前兆是思想文化的崩溃。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从开始否定文革、否定信仰那一天开始，就踏上了思想文化崩溃的旅途。因为，信仰是建构社会价值秩序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信仰，一个社会就必然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否定文革，否定晚年毛泽东思想，否定信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秩序，新自由主义价值秩序恢复，中国就踏上了危机之路。
有人说，中国的危机根源在于思想的危机，这是事实，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而导致思想危机的根源，不同立场的人有完全相反的判断。有人认为，思想危机源于毛时代，因为毛时代打破了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价值秩序和道德体系。这也是事实。如果从新自由主义，即剥削压迫制度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奴化民众，教化民众自甘接受剥削压迫的历史。而恢复剥削压迫制度的前提，需要打造一个民众自甘接受剥削压迫的价值秩序。没有民众自甘接受剥削压迫的价值秩序，恢复的剥削压迫制度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人认为则相反，中国思想的危机，恰恰是否定文革、否定晚年毛泽东思想、否定信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秩序，恢复剥削压迫制度，人民大众在经历了精神困惑和失落后，重新选择了毛泽东思想，而主流精英却依然选择恢复剥削压迫制度的价值目标所致。也就是说，中国思想的危机，不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危机，而是主流精英选择的价值目标与人民大众选择的价值目标完全背离导致的。
所以，重构科学发展的（社会结构）动态制衡与动态纠错机制，整合价值目标共识，就成了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主流社会也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主流精英却以虚构历史的方法，借以否定文革，否定晚年毛泽东思想，否定信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秩序，试图达到恢复剥削压迫制度努力是徒劳的，或者说，未来的事实必定走向主流精英愿望的反面。
结束语
为文之道在于明理，为社会发展思索最佳方案。观点不同实属正常。对不同的观点进行系统逻辑分析，对照现实，努力寻找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思索与争论才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这也是我写“如何评价文革和改革是中国能否重获新生的关键”一文的根本原因。我们之所以说如何评价文革和改革是中国能否重获新生的关键的原因，在于，文革与改革，走了两条完全对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路线不同，结果相反，不仅如此，党、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前途命运，系于路线斗争和路线选择。路线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路线选择。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个为什么人，什么人当家做主，走什么路的斗争问题，也就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为什么人取决于由什么人当家作主。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就必然为大多数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当家作主，就必然为少数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有人可能说，我这是否定改革。改革成绩巨大，不容否定。但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非是剥削压迫制度的简单恢复。如果是前者，人民大众，包括我个人，一定会坚决支持，如果是后者，人民大众必然共同反对。成绩不能掩盖党和国家性质的蜕变。掩盖党和国家性质的蜕变，维护党和国家性质的蜕变，其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亡党亡国是党内蜕变分子的目标，维护党的宗旨和国家性质是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责任。因为目标不同，判断对立，这很正常。
但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带领人民大众同蜕变分子斗争。
因为，这不是个个人利益或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而是个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前途命运问题。党和国家因性质而存在，也因性质消亡而消亡。对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广大党员、人民军队指战员、全国人民，都应有清醒认识，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与天下人共同思索中国未来，是天下所有人的责任，因为，每个人的未来，都取决于过去、现在选择的价值目标。当然，思想理论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人民大众如果不团结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周围起来斗争，就必然被党内的资产阶级所斗争。
20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