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范式：信息时代的社会组成

网络范式：信息时代的社会组成

作者：Felix Stalder

翻译：刘伟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系列文章《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¹（1996，1997和1998）有着非凡的雄心：在全球出现无数变迁后，弄清楚全球社会动力。它是世纪末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的跨文化分析。通过彼此相关的无数变化的实证个案研究，提出结果，仅仅参考书目就有120页，读者常常淹没其中。三部曲是庞大的，为所有未来信息社会将触及到的解释设立了一个新标准，任何对当前大量叙述感兴趣的人必须阅读三部曲。

卡斯特的主要论点：在世纪末，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特征是全球性、坚定的目标和比以往更灵活。新资本主义也面临全球挑战，包括代表文化单一性和人们控制自己生活环境的多样社会运动。这个压力提供信息时代的中心动力，因为“我们的社会正日益被网络和自我的两极结构化”(1996, p. 3)。网络代表建立在网络化传播渗透的基础之上的组织形式。网络模式具有最先进经济部分、高竞争公司、社区和社会运动的特征。在结构变迁和不稳、核心社会经济行动组织进入动态网络的条件下，自我象征着人们努力重新确认身份认同。新社会形态出现在过去的身份认同里，而过去的认同可能集中在性、宗教、种族、区域和民族等方面。与快速步伐的社会图景形成对照的是，这些认同在生理和社会方面常常被视为不变的。在网络和自我相互影响下，人类生活条件和世界经验深入地重构。

三部曲是十年调研的结果，涵盖了从新社会运动和城市变迁（卡斯特, 1983; 1989）到城市群（technopoles）的高技术工业和相应的组织、高等教育的高技术公司群，像硅谷（卡斯特，1994），涵盖了对亚太边缘地区发展最快国家的比较分析，也涵盖了对1991年前后俄国革命和苏联剧变时期的研究。

三部曲详细罗列了全球多种社会变迁，相互联系的变迁创造了信息时代，把常常看似矛盾的趋势整合进包容的分析框架。通过广泛细致的经验分析发展理论抽象，这让他的说明可以很好地被理解和伸手可及。

卡斯特的分析建构在新社会的假设上。“假如，或者说在生产、权力和经验关系中的结构转变能被观察到的时候，那么，新社会就诞生了”（1998, p. 340）。被观察到的转变出现在三部曲的中心结构之中。第一卷主要集中在变化的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正在变化的劳工模式。第二卷集中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第三卷把许多“松散的结果”（案例）联系在一起。他们本身就是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更多的是结果所致，而不是被分析转变的参与者，如苏联的剧变，排外地区和群体组成的第四世界的成长，全球经济犯罪的出现。

卡斯特的理论假设

网络和自我是辩证对立的两个假设，它建立在两个原创的、有说服力的的假定基础之上。第一个假定是结构，卡斯特归因于网络的崛起，以及社会关系和技术革新（或者用卡斯特的话说是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辩证互动。第二个假定以自我重要性为前提。社会群体的认同方式形塑着社会组织，像卡斯特解释那样，“每种认同建构类型导致不同的社会组成结果”（1997, p. 8）。为了全面认识三部曲，在一些细节上考察这些理论假设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假设深深决定着潜在的分析现象的选取。

社会发展与这些技术基础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借助技术基础结构，许多行动得以完成，“因为技术是社会，没有技术工具，社会不能够被理解和描述”（1996, p. 5）。社会变迁和技术变化密切相连。卡斯特使用下述方式建立互动理论：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之下，社会生产它的商品和服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在巨大的历史场景和特定地理制度下创造和分配利润。另一方面，发展方式“是一种技术安排，通过技术安排和现有条件，劳工生产产品，决定最后剩余产品的数量和质量”（1996, p. 16）。

个体资本竞争压力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但是，发展模式则根据其自身逻辑演化，他们不是机械地对经济需求做出反应。科技创新出现在科技发明和生产管理发明过程中的组织整合之间。两个分开模式的演化方式和与阿图塞（Louis.Althusser）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些雷同之处，他提出在生产关系（阶级）和生产力（技术）之间的相似区别（Webster 1995, p. 196）。

书中调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调，残留的几乎不能叫马克思主义了。然而，他们能让卡斯特避免概念陷阱，避免争论到底是技术决定社会发展还是技术仅仅为社会行动者的工具而已（Smith and Marx, 1994）。他据理力争，认为技术发展不会完全反映经济过程，因为前者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没有经济目的的独创能力和实验。使用技术工具的社会行动者可能（或不能）意识到科技发明的结果。在发明和应用之间存在强烈互动，但他们不能合并为彼此决定的单线依赖关系。因此，对科技决定论的指责（Webster, 1995, pp. 193-214）还没有被证明为正确的。

第二个指导他研究的假定是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认同。他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社会认同是结果，他坚称：认同建构本身是构成社会的动力发动机。认同是“文化归因基础上的意义建构过程，或者，与一套文化特征相关，其优先于其他给定意义资源”（1997, p. 6）。他明确地表述的假定，“无论谁建构集体认同，也无论建构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认同的符号内容，决定于人们与意义保持一致还是置若罔闻”（1997, p. 7）。由于受到社会运动方面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²（Alain Touraine）的影响，卡斯特区别出与不同社会协会相关的三种认同。

1.合法化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机构提出，社会参与者不断扩展和理性化它们的统治。合法化认同产生市民社会和制度，再生产出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权力。

2.反抗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被排斥在统治逻辑之外的社会行动者提出的。认同反抗导致了公社和社区的形成，以此来对付其他无法忍受的压迫条件。

3.规划认同（Project identity）。目标在于把社会转变为整体的主动运动，不是仅仅反对统治行动者，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女权主义和环保论就属于这个类别（1997, pp. 10-12）。

卡斯特的突出成就是用更基本的形式连接起常常相互排斥的两个理论视角。卡斯特的理论是清晰原创的，信息时代不是理论的，而是“分析实践（practice）的通信理论”（1997, p.3）。这个方法让他连接起了重要的区域，从硅谷的高科技实验室到哥伦比亚丛林的低科技实验室，从全球资本市场到东京地铁恐怖袭击的心理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把两个视角融合起来，因而他的分析是有力的。

网络社会

在第一卷里，卡斯特认为，创造网络社会的信息时代结构为：被组织的核心经济新形式和被它影响的新时空形式。重组的基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广泛应用的技术革新，以及计算处理和电信的集中。通过分析上世纪四十年代晚期的技术历史，比较工业革命发展模式，卡斯特得出结论，与先前的技术相比，信息技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演化，从而组成了灵活、普遍渗透、整合和反身的“信息发展模式”，而不是累加的进化。任何产品也是原材料，因为两者都是信息，技术的反身性允许加速革新进程。

自我加速过程创造了大约二十年的新经济环境、信息经济和全球经济。新经济是信息经济，因为它的主要参与者（公司、区域和民族）的竞争力依赖它们生产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新经济是全球经济，因为它的最重要方面（从金融到生产）直接通过跨国公司或间接通过网络，在全球规模上组织的。新全球经济不仅仅是现存生产过程中另一层经济行为，而是以目标和价值为基础，通过对先进信息技术生产潜力的开发，重构所有经济行为。现存过程或者被重组为新模型，例如从国内到跨国生产，或者针对高新生产力部分的重新配置。与先前经济不同的是，新全球经济为“在全球规模上具有实时生产能力的单位”（1996, p. 92）卡斯特所分析的全球经济不同于他描述的各种在社会和区域之间（或之内）深度内耗的经济，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和俄国。全球经济不是到处创造条件相同的经济，而是“相互依赖、不对称、区域化、每个地区内多样的变化、具有可选择性的包容性、相互排斥的分割和作为所有这些形态的结果，一个倾向于消解历史、经济地理的特别不定的形体”（1996, p. 106）。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公司重构（以及80年代日益加快步伐）的驱动下，全球经济诞生了。

新网络公司是现象，它不仅包含着内部等级转变，而且还改变跨制度的竞争合作模型。网络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它的方法系统由独立目标系统的部门交叉组成”（1996, p. 171）。卡斯特调查比较了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商业网络类型，这些国家的网络组织比传统西方公司更适宜于采纳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精神的一些柔性特征：“一种短暂的文化，一种战略决议文化，一种经验和利益的拼凑物，而不是权力和义务的宪章”（1996, p. 199）。

把西方公司重构为网络化商业，这创造了新的工作和就业条件，网络和弹性上班制代替了全日雇员。在这里，卡斯特反对对“后工业主义”理论的过度单纯化，他认为后工业主义“被甚至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经验的美国民族优越感偏置了”（1996, p. 221）。卡斯特有见地的认为，“服务经济模式”（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工业生产模式”（日本，德国）之间存在不同，如他发现工作趋向于个体化趋势和不稳定的雇佣模型。在西方公司与东亚商业网络竞争中，新工作环境得以发展。然而，在步入全球竞争的环境里，东亚日益不能维持传统上的稳定以及工人一生忠诚于一个公司的长期就业结构。就像卡斯特的日本例子，这可能招致重大的社会问题和调整困难（1998, pp. 229-236）。当前东亚经济困境好像验证了这个分析。

相同的信息技术注入到历史上不同的商业中（经济变迁的地区多样性和扇形模型），它最明显的结果是卡斯特笔下流动的空间：整合的全球网络。它包含几个相连的要素：个体网络，公司局域网，半公开、关闭和私人拥有的网络，像金融网络，公众的，开放网络，互联网。互联网社会组织根据流动空间重组他们。

在卡斯特的概念里，空间流由三部分构成：

技术：基础的网络结构。

地点：由节点和网络中心组成的空间布局。网络中心被网络限定，网络则与有着特殊社会和文化条件的特定地点相连。节点是“重要的战略功能场所，围绕网络主要功能，基于行动和组织，建构系列位置（locality）”（(1996, p. 413)。网络中心的重要性是实现网络节点的战略功能：在全球城市的动力核心下决定。

人：网络指挥管理中坚的相对隐蔽空间。像对外关闭大门的社团，排外的夜总会，世界各地几乎相同的机场和旅馆的贵宾休闲室。这些分散而相互联系的空间构筑起新社会中坚凝聚在一起的物质基础。

流动的空间产生了真实的虚拟性文化，它的特征是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和没有固定位置的空间（placeless space）。“无时间的时间……我们社会主导的暂时性，一旦赋予内容特征就发生，也就是，信息范式和网络社会促使有序的系统动摇”（1996, p. 464）。例如，全球金融混乱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或者全球公司重组对地方分公司的影响。“流动的空间……打乱事件的秩序，让事件同时发生，这样来消解时间，从而用永远的短暂性装配社会”（1996, p. 467）。一句话，随时发生的任何事情，它能很快发生，它的次序独立于不同地点持续所发生的事情。

卡斯特对流动空间的理论化还有点模糊。深入地讨论下去，有人会认为流动空间的显著特征是二元时间和二元空间。二元时间没有出现的次序，但只有两种状态：在场和缺场，现在或永远。在流动空间内，任何事都处于现在，它们也不必由外界来说明，就是说，它突然跃入眼帘。流动空间的次序是武断的，因为按照时间次序排列且彼此相连的物质形态却变成无序事件。二元空间的距离只能由两种状态来描述：零距离（网络之内）或者无限距离（网络之外），这里或者无处都无。例如，当在网络上查找信息时，关键看这条信息在线还是不在线。网络上信息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任何在线的东西立刻可以得到，没有距离。任何不在线的信息一定遥不可及，无论网络在哪里接入，都根本不能得到，当有人把信息投入在线时，那么就立刻在这里找到。

卡斯特集中在流动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动态交叉部分。全球经济相对集中在有限地区，像硅谷、华尔街和华南发展地区，它的核心行动集中在非物质过程和没有固定位置的信息上，它们的逻辑越来越不受历史决定。在《信息化城市》（1989）里，它清楚地表述了这个关系，“当组织座落于一定的位置上，它们的部门也依赖一定的区域位置，但是，组织逻辑却没有固定位置，因为它根本上依赖于打有信息网络烙印的流动空间。但被结构化的流变（flows）是确定的。他们有方向性，来自于反映既定结构的等级组织逻辑以及信息系统基础结构的物质特征……组织最终越依赖流变和网络，他们就越少受到与空间位置相联系的社会内容的影响。随之，组织逻辑也就日益与全社会逻辑相分离”（1989, pp. 169-170）。

权力日益集中在错综复杂的流动空间之中，以至于“流动权力（the power of flows）领先于权力的流动（the flows of power）”（1996, p. 469）。在网络社会里，流动空间统治社会逻辑。例如，金融市场转移到新经济活动中心中，“所有其他（经济）行动中（除了正在萎缩的公共部门）成为产生必要的投资剩余的主要基础，结果，投资引起金融流动”（1996, p. 472）。

真实虚拟的流动空间塑造主流社会逻辑，但人们生活在物质世界和位置空间里。这种“结构性的精神分裂条件”，两种不同的时空逻辑冲突，导致了全球文化的巨大混乱。人们丢失了自我感，他们试图重新找回新形式的认同。

认同的力量

由传统支撑的社会制度不断衰弱，新的认同日益增强，二者的张力就是第二卷的主题。日益有力的抵抗，以及有计划地选择流动空间的逻辑，它们掏空了政治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这里挑选了三个抵抗认同的例子，细致地审视了它们不同的脉络和目标，三个例子是：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Zaoatustas），美国民兵集团（American Militia）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该团体在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地铁里释放毒气）。每个运动反映着与历史相关的不同的支持者，也反映特定社会图景转变中感受到的不同威胁，“代表他们自己建构的认同，主张体现国家利益（美国民兵）以及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人类利益，这些都挑战当前的全球化过程”（1997, p. 109）

规划认同主要形成于以前活跃运动，包括环境保护论、女权运动、男性和女性同性恋运动。后面三个合力围剿家长制。这些认同建构特征是冲突的和相互关联的。封建家长制的可能结束不仅开启了新的自决的可能性，同时也激起强烈的反作用力。卡斯特强调，“历史不存在预定的方向性……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返尸还魂，他们在神法保护下可能重新恢复家长制，这可能不利于破坏家长制家庭的努力，信息资本主义不愿意，但社会文化运动却愿意为此纠缠”（1997, p. 242）。

合法化认同最后化身是民族国家，它正在失去权力。主权的丧失导致权力降低，主权深受核心经济行动全球化、媒体、信息传达的影响，更重要的，受到全球犯罪和法律强制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主权丧失在货币兑换市场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开始，中心银行凸显这种控制能力。现在他们与国家货币相连。这加强了金融合作，破坏了民族政府制定独立经济政策。正像前花旗银行执行总裁瓦尔特.雷斯顿（Walter Wriston）热烈欢呼的那样：“全球市场产生一个巨大的计票机器，它吻合于人们对政府的外交、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期待。而该期待体现于国家货币市场的价值”（Wriston, 1992, p. 9）。卡斯特非常郑重地称呼这是“谋利的商品化民主”（1996, p. 472）。

全球化让福利国家遇到两重压力。不仅因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迫让国家预算紧缩，还在于全球公司利用社会福利和标准的成本差异（cost differentials）。结果，“福利国家缩小到最一般的平均水平，并保持螺旋下降”（1997, p. 254）。民族国家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仍然是唯一的合法实体，但多边主义建构着日益紧迫的全球难题。这是两难问题。一方面，它增加了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兑现诺言的压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用日益严厉的全球网络协议限定国内政策，减小了它的可信性。

结果是政治自由民主的危机。民族国家丧失整合选民的能力，也不能让福利国家（曾是民族国家的工具）的目标实现。政策消失在日益抽象的国际组织的竞技场里。传统民主制度陷进根本矛盾之中。“国家越强调地方自治，作为全球共享权力系统的合作代理政府就越无效。全球场景里他们越成功，他们越不能代表国内选民”（1997, p. 308）。国家越远离它的臣民，人们越需要寻找认同的替代资源。掉进冲突的认同和全球行动的变化之中，传统民主制度（市民社会）的意义和合法性荡然无存，他们丧失了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几乎全球接受的政治民主权力，似乎不可避免地变弱变小。卡斯特寄予厚望于社会运动去发展新的认同和民主形式，打破民族实体认同和国家实体决策之间的联系。

千年的终结

与前面两卷相比，最后一卷介绍的内容松散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那些不符合三部曲表述的网络与自我二个主题的主要事件和趋势的折衷。

苏联的解体可作为一个研究个案，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危机下的不成功重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物(something)出现了，它致使苏联科技的延误，但是，此物却不是发生在苏联，而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98, p. 28）西方国家能够开拓新信息科技的潜力，特别是美国，因为其柔性的社会架构（social geometry），迅速从工业生产方式进入信息生产方式（卡斯特, 1996）。另一方面，因为调研和生产的制度性分离、消极地对待革新和对信息媒介的严格控制，苏联不能利用国内调研和科技的潜力，以及进口技术。一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信息被允许更自由地流动起来，人们便停止沉默于主流认同的制度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猛然地，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寻找新方向的真空之中。卡斯特得出结论，“苏联不能够适应信息社会的科技和经济条件是苏联体制最致命的潜在威胁。从最初的挑战到最后苏联的颠覆，这是民族认同的觉醒，或者是根植于历史之中，或者是政治上的再创造”（1998, p. 38）。这个过程的结果：曾为军事和工业超级大国的大部分沦为成长的第四世界之列。

“在千年终结时候，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排外（exclusion），环境保护论出现了”（1998, p. 70）。卡斯特回溯了排外的不同社会地理脉络，他得出结论“国内不平等的不同变化，全球贫困现象的出现，特别是赤贫的增加”（1998, p. 81）。社会排外被弹性地定义为个体或者群体获得有意义生存方式的系统无能。这使人们把非洲殖民历史的传统同世界对儿童的剥削、以及美国对少数民族和不同区域的排斥联系起来。不同的案例，排外的历史性原因也不同，但是，他们从没有形成一个实体：第四世界，因为他们都进入到信息时代，它们相互排斥的位置被信息主义的动态结构强化。例如在美国，“用相互独立的模型，利用电信和交通连接起有价值的地方，流动空间允许对被挑选的战略连接位置所在的都市区域重组，忽视不合需要的地方，把这些地方留给他们自己”（1998, p. 144）。很早以前出现的网络社会就开启了这样的发展，这种新能力有效地切断被主流社会逻辑视为没有价值的区域，嵌入流动空间之中，这创造了信息资本主义黑洞。统计数字表明，这些地方无一例外摆脱苦难和堕落。

然而，在第四世界，不是所有行动者简单切断于繁荣中心之外。通过复仇，建立全球不法经济连接。犯罪与人性一样古老，但是它的全球性格是一个新现象。传统的、根植于地方的犯罪组织，像西西里岛黑手党，或者是中国的三合会（Chinese Triads），他们利用新交流技术提供的技术和组织机会，建立了全球网络。新来者加入，如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或俄国的黑手党，他们现在彼此相连。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偷运违法物品，像药物、武器、核物质、非法移民、妇女和小孩、身体器官，提供非法服务，像协议杀人、勒索、敲诈和绑架。所有这些全球金融市场的洗钱数额达到7500亿美元（1994估计，卡斯特，1997，P260）。这不仅仅是影子经济，这种新现象还渗透到合法经济和国家制度的所有方面。

全球金融市场由寻求投资机会的风险资金驱动。卡斯特断言，“风险资金反复无常，乐于冒高风险，犯罪资本因而流入、扩大，金融市场出现投机混乱。这也成为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1998, p. 201）。日本、俄国、意大利、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国家，组织性犯罪渗透进入核心。犯罪影响到政治过程，如意大利对特别调查者的暗杀，或者，通过更微妙方式，像腐败。全球不法经济最成功地连接起信息时代两个中心方面，网络和自我。不法经济依靠暴力建立和维持牢固的地方认同，创造了柔性的网络，其迅速变化的联盟随时开拓所出现的机会。卡斯特断言，“在连接文化认同和全球商业的决策能力上，不法网络可能超过跨国公司”（1998, p. 204）。

另一个不相关的方面是，随着太平洋边缘地带最主要国际经济的出现，统治全球的西方文化中心发生了转变。在仔细地检查发展最快国家（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不同后，卡斯特提出了“发展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建立合法性规则，加快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1998, p. 270）。这与前面观点一致（卡斯特，1992），只是好像与网络和自我总动力主题无关。但在日本这个个案里，卡斯特发现了动力。国家制度和社会大体上面对着相同原因的危机：西方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培育的工业发展形式是全球竞争模式，支持其传统价值特性：稳定、同质性、文化隔离和严重的家长制。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这个制度受到双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多国经营公司已经成为真正全球公司，它们与日本民族经济和其中的价值相分离，长期稳定的雇佣日益不能得到保证。从基层开始，文化变迁正在发展，对传统权威提出更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网络社会新逻辑、新认同让制度承受更大压力。转变对日本人是决定性的，许多转变特征与日本的历史关系不大，而与信息时代的普遍压力相关。

卡斯特对欧洲整合的分析令我失望。在参与的民族国家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它们经济防御计划的统一过程。卡斯特认为欧盟制度管理属于创新网络国家。不幸的是，他定义网络国家为“权威的网络共享（就是说，最后手段，是施加合法暴力的能力）”（1998, p. 332）。这个定义是循环的，它也与经验观察相矛盾。在欧盟的整个历史里，它从没有能够动员施行合法暴力。前南斯拉夫国内战争期间，不能有效制止就是最戏剧性的明显事实。这是南斯拉夫和平协议不是在布鲁塞尔签订，而是在俄亥俄州的代顿签订的原因。

结论

卡斯特争论道，“两个宏观趋势……表现了信息时代的特征：经济、技术和信息传送的全球化，以及与之并行的意义的来源—认同”（1998, p. 311）。他眼中的全球遵从两个趋势。分析结果是例外的，两个原因，第一，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和地理脉络里，他说明了两个趋势的深入影响。在详细分析地方化现象之后，他提出了当前全球的真正结构特征。因为在表面矛盾的现象之外出现了新主题，信息时代不仅仅是另一个标签，它确是有争议的历史真实。卡斯特演绎出每个趋势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敏感性，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成就。第二，同时聚焦于两个趋势是卡斯特的特别成就。他的分析最有趣，也最具原创，他发现一组事件如何互动。他对政治民主危机、全球犯罪经济和日本的分析，以至于苏联转变，这些分析都是第一流的，开创了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崭新方法。这些章节也提供最好的指向庞大三部曲的入口，因为三部曲例证了相互影响下趋势的结果，而这些趋势在其他章节已被详细论述。

通过实践分析，他得到的通信理论方法有一些缺点。个案现象分析不太适合宏观趋势，这始终不能令人信服。他对大众媒体的政治分析特别没有批判性。他只看到结构影响，陈述了“在媒体范围之外仅存的政治边际。媒体统治的政治空间不是由媒体决定的，它是开放社会和政治过程”（1997, p. 312）。卡斯特辩称，新闻媒体的商业利益保证了与政治过程的一定距离。赋予了一致的媒体政治观点，以及作为党徒政治的排外的政治框架，他的分析令人感到出奇地欠缺。如果他的分析借鉴诺姆．乔姆斯基³（Noam.Chomsky），但又完全不理睬他的作品。

至少在热情志向上，信息时代的三部曲属于宏大社会学理论，卡斯特一次次地引用丹尼尔.贝尔，阿兰·图伦（Alain Touraine）和安东尼.吉登斯的作品就可以说明。然而，他没有把发现抽象为严格的理论。卡斯特逐步演绎出几个宏大的理论片断，像信息资本主义，建构意义过程中的社会运动的角色，以及发展的国家。虽然这些要素有利于扩展研究范围，但不易与理论一致和兼容，有时候迷失在扩展的范围里。与明晰的经验部分相比，他的理论部分有时是落入语言社会学家唾弃的窠臼里。卡斯特过人之处在于：追踪趋势的明显差异，分析它们显示的模型，指出冲突的相互影响，详述政治和社会行动的需要和可能性。然而，行动进程应该是什么？这不能通过分析演绎出来。在1500页的结尾，他结论道“每一次，知识分子不得不竭力回答这个问题，严肃地实现这个回答……在二十世纪，哲学家一直在尽力改变这个世界。二十一世纪，该是提供不同解释的时候了。因此，我不是对世界漠不关心，而是非常慎重的，不能让承诺成为世界的麻烦”（1998, pp. 358-359）。

参考文献

卡斯特文章：

1983年，《城市和草根：城市社会运动的跨文化理论》，加利福利亚伯克利大学出版社；

1989年，《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和城市区域过程》，英国，牛津，剑桥，MABlackwell；

1992年，《四个亚洲老虎和一个龙头：亚太边缘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比较分析》，pp33－70 in Appelbaum, Richard; Henderson, Jeffrey (eds.) 《亚太边缘国家和发展》Newbury Park, London, New Delhi: Sage；

1994年，《世界的技术空洞：制造二十一世纪工业联合体》伦敦Routledge；

吉登斯，1991年，《现代性和自我认同：晚现代时代的自我和社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Smith, M.R & Marx, L. 1994《技术驱动历史技术决定论的两难困境》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Webster, F. 1995《信息社会的理论》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Wriston, W. 1992《主权的黎明：信息革命如何转变我们的世界》纽约，多伦多，Maxwell Macmillan。

1 《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第一卷（1996）；《认同的力量，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第二卷；《千年的终结，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第三卷（1997）；

2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法国当代最主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在工业社会学、行动社会学和后工业社会研究上有重要影响和杰出贡献的；

3 诺姆.乔姆斯基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结构-生成语法的奠基人，他深刻影响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