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护士长忆江青诸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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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先: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医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抽调到一个医务工作小组，进入中南海。1974年，受组织委派，担任江青的护士长，后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
王凡(访问者，以下简称王):由于工作缘故，您天天都守着江青，从平时对江青的观察中，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马晓先(以下简称马):我觉得江青对政治的确是比较敏感的，她很关注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内参天天看，而且把她认为重要的内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她不管这些东西毛主席究竟看不看，她反正是天天画圈，天天送。江青批文件写的钢笔字非常漂亮，很有力度，而且她学毛主席的签字也写得非常像。江青还喜欢写毛笔字，也能写出与毛主席十分相似的笔体。江青对此事是很认真的，可以看出，她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毛主席认可，她的建议能受到毛主席的重视。
王:粉碎“四人帮”后，出过好几份中央文件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其中有些江青借故整身边工作人员的内容。您是否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马:她跟我闹过别扭，但次数并不多，而且我的感觉是她有时候是心里有别的事，把火撒在工作人员身上是借题发挥。
江青有几怕，她很突出的一怕是怕风。她每次出屋之前，都要身边的人员先看好风向，不能让风正吹着她。从保健的角度说，被风吹着，体弱的人便容易着凉。但风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就变换了。
江青发脾气，多与吹风有关。因为江青有这些毛病，她是不太愿意参加有外宾在场讲究比较多的活动的。比如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排她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有西哈努克也到场的联欢活动，她的内心就很不情愿。
……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对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到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王:您说到大寨，让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过江青警卫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对我讲过的一件事情。
那是1976年江青最后一次去大寨，离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情况就非常不好了。结果他们到大寨不久，就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病情恶化，要江青立即返京。邬吉成说因为大家并不了解电话的具体内容，但电话之后马上通知要立即返回，就预感到是毛主席的情况不好了，很快就收拾停当了行装，准备出发。但只有江青不知怎么搞的，在她的房间里磨磨蹭蹭，大家等了她好长时间。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不能说是江青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不把毛主席的安危挂在心上？
马:我那次真没有觉得江青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也没觉得在得到返回北京的消息后，等了江青很多时间。我想可能是当时他们的心情急迫，相对他们的动作快，才感觉江青的动作慢。在日常行止上，江青一直就是这样比较慢条斯理，而的确不是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也可能是我们这些搞内务的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并不感觉她拖拉了很长时间。
另外，江青长期患有便秘的毛病。她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坐在马桶上长时间解不下来大便的情况，甚至坐几个小时的情况都有过。这时候其实她自己也很痛苦，这个情况别人不太清楚。我现在也记不清那天是不是又赶上了江青便秘，如果真赶上了，那肯定是要让大家等很久的。要说江青把毛主席的病情特别挂在心上，确实不是那么回事；但要说江青根本不关心毛主席的病情，对毛主席一点感情也没有，这大概也不太符合事实。她临离开北京之前，就去看过几次毛主席。但江青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关心，确实没法和另外几位中共领袖的妻子对丈夫的感情和关爱相比，像邓大姐对总理，像张洁清对彭真……江青确实和那些老大姐不一样，她不太会关心人，而是总要人去关心她。
王:1976年的10月6日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请您回忆一下江青被抓时的情况。
马:我记得10月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201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1976年的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我们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敛，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每次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们也是先把箱子里的东西准备好，这样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发，也能拿起东西就走。所以我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
王:在许多叙说10月6日有关粉碎“四人帮”行动的文章和书籍中，都说江青被拘禁的当天晚上，是在中南海内的某处地下室里度过的，而且有的文章还言之凿凿地说，江青只在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了秦城监狱。现在听了您的叙说，说明以上说法都是猜测的，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另外还有一事我想请教。我在帮助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撰写回忆录时，因为也涉及10月6日的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在张耀祠的回忆录中说，对江青实施拘禁审查任务时，他是和当时的中央警卫团副政委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对我说武健华在怀仁堂这边，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当时邬吉成就在怀仁堂外面，负责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随行人员的安置。他亲眼看见武健华进了怀仁堂；而且当怀仁堂内的行动结束后，武健华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吉成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接着他俩一同到王、张、姚等人随行人员的休息处，向他们宣布了有关决定。
看了张耀祠的回忆录，又听了邬吉成的叙述，两人的回忆，必有一人出现了偏差。大约是2003年初夏，《中华儿女》杂志发表了武健华亲身经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回忆文章。他回忆说他参加的是在怀仁堂这边的行动，并披露还是由他向姚文元宣布的中央有关决定。他还追忆了在怀仁堂内的行动完毕后，他和邬吉成一起向王、张、姚等人的随行人员传达有关事项的情节。可是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用了和张耀祠差不多的笔墨，叙述了拘禁江青的过程，又让人感觉他对江青这边的行动也相当知情。
因此，我想请您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你们这边的拘禁江青的行动？
马: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
王: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
马: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
(梦华摘自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辑)
王凡(访问者，以下简称王):由于工作缘故，您天天都守着江青，从平时对江青的观察中，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马晓先(以下简称马):我觉得江青对政治的确是比较敏感的，她很关注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内参天天看，而且把她认为重要的内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她不管这些东西毛主席究竟看不看，她反正是天天画圈，天天送。江青批文件写的钢笔字非常漂亮，很有力度，而且她学毛主席的签字也写得非常像。江青还喜欢写毛笔字，也能写出与毛主席十分相似的笔体。江青对此事是很认真的，可以看出，她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毛主席认可，她的建议能受到毛主席的重视。
王:粉碎“四人帮”后，出过好几份中央文件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其中有些江青借故整身边工作人员的内容。您是否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马:她跟我闹过别扭，但次数并不多，而且我的感觉是她有时候是心里有别的事，把火撒在工作人员身上是借题发挥。
江青有几怕，她很突出的一怕是怕风。她每次出屋之前，都要身边的人员先看好风向，不能让风正吹着她。从保健的角度说，被风吹着，体弱的人便容易着凉。但风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就变换了。
江青发脾气，多与吹风有关。因为江青有这些毛病，她是不太愿意参加有外宾在场讲究比较多的活动的。比如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排她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有西哈努克也到场的联欢活动，她的内心就很不情愿。
……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对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到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王:您说到大寨，让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过江青警卫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对我讲过的一件事情。
那是1976年江青最后一次去大寨，离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情况就非常不好了。结果他们到大寨不久，就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病情恶化，要江青立即返京。邬吉成说因为大家并不了解电话的具体内容，但电话之后马上通知要立即返回，就预感到是毛主席的情况不好了，很快就收拾停当了行装，准备出发。但只有江青不知怎么搞的，在她的房间里磨磨蹭蹭，大家等了她好长时间。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不能说是江青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不把毛主席的安危挂在心上？
马:我那次真没有觉得江青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也没觉得在得到返回北京的消息后，等了江青很多时间。我想可能是当时他们的心情急迫，相对他们的动作快，才感觉江青的动作慢。在日常行止上，江青一直就是这样比较慢条斯理，而的确不是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也可能是我们这些搞内务的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并不感觉她拖拉了很长时间。
另外，江青长期患有便秘的毛病。她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坐在马桶上长时间解不下来大便的情况，甚至坐几个小时的情况都有过。这时候其实她自己也很痛苦，这个情况别人不太清楚。我现在也记不清那天是不是又赶上了江青便秘，如果真赶上了，那肯定是要让大家等很久的。要说江青把毛主席的病情特别挂在心上，确实不是那么回事；但要说江青根本不关心毛主席的病情，对毛主席一点感情也没有，这大概也不太符合事实。她临离开北京之前，就去看过几次毛主席。但江青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关心，确实没法和另外几位中共领袖的妻子对丈夫的感情和关爱相比，像邓大姐对总理，像张洁清对彭真……江青确实和那些老大姐不一样，她不太会关心人，而是总要人去关心她。
王:1976年的10月6日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请您回忆一下江青被抓时的情况。
马:我记得10月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201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1976年的江青曾频繁地离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庄、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我们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备用品。每次出发，只要把她身边的东西稍稍一敛，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够动身。每次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们也是先把箱子里的东西准备好，这样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发，也能拿起东西就走。所以我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江青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
王:在许多叙说10月6日有关粉碎“四人帮”行动的文章和书籍中，都说江青被拘禁的当天晚上，是在中南海内的某处地下室里度过的，而且有的文章还言之凿凿地说，江青只在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了秦城监狱。现在听了您的叙说，说明以上说法都是猜测的，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另外还有一事我想请教。我在帮助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撰写回忆录时，因为也涉及10月6日的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在张耀祠的回忆录中说，对江青实施拘禁审查任务时，他是和当时的中央警卫团副政委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对我说武健华在怀仁堂这边，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当时邬吉成就在怀仁堂外面，负责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随行人员的安置。他亲眼看见武健华进了怀仁堂；而且当怀仁堂内的行动结束后，武健华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吉成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接着他俩一同到王、张、姚等人随行人员的休息处，向他们宣布了有关决定。
看了张耀祠的回忆录，又听了邬吉成的叙述，两人的回忆，必有一人出现了偏差。大约是2003年初夏，《中华儿女》杂志发表了武健华亲身经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回忆文章。他回忆说他参加的是在怀仁堂这边的行动，并披露还是由他向姚文元宣布的中央有关决定。他还追忆了在怀仁堂内的行动完毕后，他和邬吉成一起向王、张、姚等人的随行人员传达有关事项的情节。可是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用了和张耀祠差不多的笔墨，叙述了拘禁江青的过程，又让人感觉他对江青这边的行动也相当知情。
因此，我想请您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你们这边的拘禁江青的行动？
马: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
王: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
马: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
(梦华摘自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