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晓春：毛泽东军事路线胜利的标志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
伏晓春：毛泽东军事路线胜利的标志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伏晓春
2009年09月15日19:1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对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自立自强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长征不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在华夏大地矗立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说到长征，我们总是被一种崇高的、令人折服的精神和形象所感动、所震撼！每当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每当说到长征人、长征路、长征故事、长征精神，唱响一首首慷慨激昂的长征歌曲，我们总有一种百感交集、肃然起敬的心情，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精神动力、精神财富，也就是长征所产生的永久性传导感召效应。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团结胜利的象征，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在我们党的光辉史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三大主力红军能否胜利会师结束长征，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前途，而且也关系到处于生死存亡危机关头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历史雄辩的证明：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全党全军在团结统一基础上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思想基础。因为从遵义会议到三军大会师正是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过程，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等军事行动，摆脱了困境，扭转了长征初期极为被动的局面，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华；而1936年10月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则从更高层次展示出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驾驭复杂局面，争取国共合作，妥善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具有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下面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党史工作和红军长征史的研究，对大会师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与网民朋友们进行思想交流。
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战略决策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率领红军主力部队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向北方抗日前线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内也出现抗日与亲日两派势力的斗争，一些地方实力派纷纷倾向抗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军内面临的迫切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重大军事行动。
当时总的形势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之后，又在1936年5月，再次召开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争取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抗日并集中红军主力、巩固和加强陕北根据地、向北发展占领宁夏，“打通苏联”争取军事援助的具体策略。这一阶段，日本侵略者大量增兵华北，激起国内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广东发动“两广事变”，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联合反蒋。蒋介石为应付南方的燃眉之急，把陕甘“剿共”主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从客观条件看，这时甘肃南部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驻防兵力减弱，有利于二、四方面军入甘；从主观条件看，我们党已秘密同驻防陕甘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建立了停战抗日协定，有利于国共再次合作。根据这种新变化，1936年6月党中央果断作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战略决策。6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甘南。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决策，积极动员北上。7月2日，红四方面军北进到甘孜地区，与同期到达的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朱德、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率两个方面军北上。8月初至9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已先后入甘，连续突破甘南守敌的布防，接着发动岷（县）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迅速开辟了两块战略区域，使二、四方面军在甘南站住了脚跟，并在战略转移中获得一个很好的休整时机。在二、四方面军北进的同时，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西征战役，沿陕甘宁边界，开辟了纵横达400多里的新苏区。这时三个方面军在西北地区形成互为犄角、互相呼应的品字形战略格局，奠定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基础。
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域的确定
就在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之际，胡宗南部在平息“两广事件”后，奉蒋介石令由湖南向宝鸡、天水一线快速北进甘肃，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根据这一情况，中央立即作出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隆德、静宁、靖远地区会师的具体部署，决断三个方面军先会合，后在东北军的配合下，共同执行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根据中央确定的任务，红一方面军组成两个纵队由东向西挺进，紧急投入迎接会师的准备工作。9月14日，右路纵队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占领了靖远县北部的打拉池，一部直插靖远、会宁两县交界处的郭城驿。9月18日，左纵队一军团一师逼近西兰公路，占领静宁、会宁两县交界处的界石铺。在会宁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弧形防卫圈，为二、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此时，张国焘与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就红四方面军北上与西进的行动路线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9月18日，在中央西北局讨论贯彻党中央北上会师电示精神的“岷州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先取古浪、红城子地区，而后进占甘西，向西实现打通苏联的计划。朱德、陈昌浩、傅钟等西北局多数成员拥护中央北上静会地区会师，夺取宁夏的战略决策。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讨论制定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会后赶赴漳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阻止北上行动。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盐井镇再次召开会议，就西进与北上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由于西北局部分成员未参加这次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出西进部署。面对张国焘的行为，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斗争，明确电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完成）任务之危险。”提出“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即渡河或全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在朱德等人的力主下，西北局再次在临潭新城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向问题。在中央严令制止和西北局多数成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放弃西进计划，北上会师的战略计划一波三折，最终才得以实施。2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部队分六个纵队向静、会地区挺进。
会宁城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中央确定的中心战略基点。根据中央的战略意图，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示右支队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长途奔袭于10月2日凌晨迅速攻占了会宁城。10月4日至5日，针对邓宝珊新一军从定西增派两个旅的兵力争夺会宁城的紧急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急电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配合作战，聂荣臻、左权亲赴前线指挥，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会宁城西北、西南范家坡、西岩山等地，给敌以迎头痛击，击毙副团长张铭注等数十人，迫使敌军撤回了兰州，会宁城被红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从中央部署会师中发出的数十份电报和部署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静会战役计划”看，三军大会师的地域确定在以会宁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中央之所以要将会师地点确定在会宁，考证分析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会宁与靖远接壤北临黄河，是红军渡河实施“宁夏战役”的必经之地。因渡河地点确定在靖远，所以红军必须在会靖地区集结，做好筹集物资造船渡河的准备工作；二是会宁县城国民党军队防守力量相对薄弱，只有邓宝珊新一军十一旅刘宝堂部的一个营和县保安中队的300多人驻防，攻城相对容易；三是1935年陕甘支队过境会宁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老百姓了解红军，群众基础好；四是会宁是陇中产粮大县，粮食相对充足，有利于补充给养。
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目标任务的实现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胜利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胜利会师，揭开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序幕。古老的会宁城红旗招展，标语满街，老百姓纷纷开门迎接红军，献粮献物，城区一派喜庆热烈的场面。为了给总部机关和红四方面军部队提供休整条件，聂荣臻、左权在与红四军十师交接城防任务后，留一师师长陈赓及部分部队在县城做接待工作，带主力部队撤离县城在西兰公路一线作警戒任务。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总直属队，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先后到达会宁县城。10月10日晚，红军总部和红一、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及部分部队、城区群众代表在县城文庙大成殿隆重举行了庆祝会师联欢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宣读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发来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指出：“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辱的核心了”。徐向前、陈赓分别代表一、四方面军讲话。
10月12日，作为北上第二梯队的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星夜兼程向静、会地区前进。15日至17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二军、三十二军、六军到达会宁县，分别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 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县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聂荣臻、左权、邓小平在将台堡会面。10月23日，红军总司令部撤离会宁转移到靖远县东部的打拉池（今属白银市平川区），朱德、张国焘与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会面。至此，三个方面军从先头部队到领导机关全面实现了大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虽然在会（宁）静（宁）隆（德）靖（远）四县范围内展开，但会宁城是这次大会师中中央确定的中心基点。在整个会师中，除会宁县城外，会宁县的青江驿、老君坡、静宁县的界石铺、隆德县的兴隆镇、平峰镇、将台堡和靖远县的打拉池，分别都是具体的会合点，这些会合点有的是先头部队的会合地，有的是领导机关的会合地，但都是会宁大会师的组成部分。由于会师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增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红军一方面要防御作战，一方面要确保顺利会师，七、八万部队不可能集中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会师，而是围绕一个中心，在一个比较大的战略区域内完成了大会师的任务，形成以会宁为基点，多处会合的格局。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过程中虽然经过一些阻力和波折，而最终这一目的能够胜利实现，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但也不能忽视中央西北区的重要作用。红二、四方面军入甘后，召开的西北局岷州会议，对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争取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0月9日，西北局和红军各总局顺利到达会宁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立即联名发出通电，祝贺三军大会师目标任务的成功实现。研究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应该突出中央西北局、红军各总部顺利到达会宁和中央发布通电这一史实，把这两件相关联的史实作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的主要标志来对待。
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军事形势的演变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给竭尽全力“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心忧如焚，亲赴西安督战，调集五路大军围攻红军。21日敌各路大军向红军全线发起总攻。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沿西兰公路南北两侧的华家岭山脉构筑工事，积极防御敌军的追击，但由于华家岭一带山梁树木稀少，秃岭空旷，利于敌飞机炮火发挥威力。激战两天，红军遭受较大伤亡，在23日的大墩梁争夺战中，敌出动七架飞机增援，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三十九团政委董家安、三十七团参谋长王力等800多名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针对敌各路大军迅速突进的军情，23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向30军紧急下达渡河命令。24日，强渡成功。同时，10月28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九十三师，红四军独立师奉命在会宁县的土木岘河北岸慢牛坡设伏，阻击敌中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给敌以重创，但红军也有200多人的伤亡，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牺牲。在这次“追剿”行动中，关麟征部充当急先锋，得到蒋介石电令嘉奖，并派第三军军长王均乘飞机到靖远前线慰问，但飞机飞行途中，在通渭县马营地区失事，王均丧命。
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会宁人民的贡献
红一、二、四方面先后在会宁活动驻扎20多天，开展了扩红建政、宣传等一系列活动。
1、建立红色政权。红军进驻会宁县城后，立即发动群众，在县城建立了中共会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冯青选，副主席张武汉，秘书长高鼎一，委员有吴占祥，柳连璧、马占山、任福全、王信等。同时，在城关、青江驿、翟家所、张城堡、新添堡、甘沟驿、宋家河畔、郭城驿、刘家寨子等较大的集镇，也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或抗日农民协会。这些组织都设有主席、副主席和土地、武装、宣传、工商、青年等委员，群众称“八大委员”。他们在协助红军宣传、筹粮、送信、带路、抬担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开展爱民活动。红军先头部队每到一地，在贫苦农民的门上插上小红旗，上写 “抗日救国”或“保护穷人”的字样，一方面向劳动人民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让后来的部队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红军战士在自己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拿出一部分粮款救济穷人。指战员们对群众说话和气，尊老爱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商人的东西合理付款。驻在回民聚居区新添堡的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贴出布告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严禁住清真寺，不准讲“猪”字，更不准吃猪肉，受到回民群众的拥护。红军在群众家里住宿，给房东担水、推磨、打扫道路和院子，还把打土豪收来的粮食分给生活困难的群众。
3、扩大红军队伍。在同红军相处中，人民群众深感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许多青年人踊跃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4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仅甘沟驿一地参军的青年就有100多人。这些自愿参军的会宁青年除少数因伤因病回乡外，大多数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荣立战功。
4、筹集钱粮支援红军。1936年会宁人口约为6万多人，红军会师期间，会宁人民不仅为7万多名红军将士较长时间的休整提供了条件，同时还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衣物和渡河造船所需的木料。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征集的粮食近500万斤。1936年9月的《红色中华报》上有这样的报道：“仅在郭城驿一地，就筹集粮食四、五百石。”（约70余万斤），红堡子一富户捐献粮食达二百石（约30余万斤）。全县大约为红军提供肉食品生猪、羊只达2889头（只），布匹衣物6380件（匹），此外还有大批的银元。
5、救护红军伤病员。红军离境后有数百名红军伤病员留在会宁，国民党军队进行大搜捕，为了保护好红军伤病员，会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寻医找药，掩护救治红军伤病员，使他们大部分伤好归队，留下的伤残人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平安地生活了下来，其中在会宁安家落户的有100多人，他们把会宁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为会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中先后举行过多次会师，会宁会师是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会师，这次会师是在国内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军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次特殊事件。因此，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着眼，而应在把握特定历史背景和党内矛盾斗争基本情况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深化对其目的和深层意义的认识。
（一）从政治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它的实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6年下半年，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上，其目的是以局部联合“逼蒋抗日”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军事力量的强弱对张、杨坚定联合抗日的信心至关重要。只有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合，才会给张、杨部队“壮其胆、振其气”，促使其作出逼蒋抗日的决断，才能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民联合抗日的信心，达到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的使命，奠定了基础。
（二）从军事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前途。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组织上改变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纠正了“左”倾错误。但在军事上面临的严重危机仍未完全解除，中央红军虽有了陕北根据地这一落脚点，但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之中，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分别对陕北根据地和二、四方面军进行新的军事“围剿”，寻找生存与发展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点考虑解决的最紧迫军事问题。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有困难，固守陕北就会有再次失败的危险，要使根据地能够巩固壮大必须坚持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守夏”和“打通国际路线”就是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宁夏地域广阔，人口在200万以上，为西北最富庶的地区。夺取宁夏可以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线路能够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
（三）从外交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国际社会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动情况下进行的，加之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武装力量持悲观看法。但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结果使其由军事上的被动转向政治上的主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的胜利，在国际社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反响。《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四）从组织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了中共中央对各个方面军统一直接的领导。三个方面军会合，有利于解决党内争端，达到党中央对军队的统一领导。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形成一支10万人左右的强大队伍，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提出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认为，我军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有利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而造成全国的抗日局面。而张国焘却对形势持悲观立场，认为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提出右倾退却的行动方针。因此，在两个方面军北上途中，发生了制造分裂的严重问题，致使红军整体力量削弱，中央原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计划落空。1936年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二次北上途中，为争取党内团结，谋求实现全军的统一，中央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部署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电告朱德、任弼时等主要领导人反复做张国焘的工作，促使其从思想认识上转变；二是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朱德、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缓解了党内矛盾、争取了党和军队的团结；三是加强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积极创造党内和谐气氛，力图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从立场上真正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刘华清、张震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发表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辉》的文章中指出：“三大主力的会师，是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长征胜利的标志。”“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又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团结了绝大多数人”，“全国主力红军空前集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和统一。”
七、会师纪念地的建设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下，会宁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长征胜利纪念地建设，经过50周年、60周年、70周年几次大型纪念活动的推动，已形成西北有影响、规模较大的一个红色旅游基地。已建成邓小平题名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刘华清题名的“红军长征胜利景园”，徐向前题名的“红军会师革命文物陈列馆”和张震题名的“将帅碑林”。2006年由中宣部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投资新建了国内唯一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同时对“会师楼”、“会师联欢庆祝大会会址”等几处重点遗址进行了全面修复。会师圣地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百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百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评为全国4A级红色旅游景区。
2007年春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临会宁长征胜利纪念地考察参观，对这一革命圣地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先后来会宁红军会师纪念地参观考察，情系老区人民，关心会宁发展。会师纪念地在进行长征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