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近代中朝边界争端史略 - 世界历史 - 铁血社区

序论：近代中朝边界之形成
众所周知，自AD7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即为中国之领土，虽然历代王朝兴废不断，与周边主要邻国朝鲜的划界也屡有变更，但东北全境在总体上并无过大的出入。在明英宗正统年间（AD1436－1449，其间朝鲜为世宗在位），始确定两国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1】，两河东南岸为朝鲜，西北岸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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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和图们江均发源于长白山麓【2】。
长白山，夏世称不咸山【3】，秦汉时称单单大岭【4】，魏晋为徙太山【5】，南北朝称从太山【6】，唐时称太白山【7】，宋金际始定长白山名【8】，元明清因袭至今。朝鲜方面称白头山【9】。
鸭绿江，汉时称马訾水【10】，鸭绿水之名始见于隋【11】，唐中期定鸭绿江之名【12】。
图们江，辽时始见于中国史书，名驼门江【13】；金朝称统门水【14】；至于明，称徒门水、阿也苦山【15】；至清代始定图们之名，又别称土门江【16】。朝鲜一方称豆满江【17】。
时至AD1616年，努尔哈赤崛起东北，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1627年皇太极继位之初即迅速击败朝鲜，迫使其去明附金，在两国划界问题上依然循明例以鸭绿、图们二水为界【18】。此后，即使发生了清朝建立，入关并统一中国等重要历史事件，中朝边界亦无任何更动，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屡次重申了这一事实【19】，为后世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法律依据。
由于清朝视东北为“龙兴之地”，早在入关之前即沿鸭绿江岸中国一侧修建了的具有防戍性质的东条边墙，严禁朝鲜居民越界采参、狩猎、拓耕、伐木。然而，具备地理的人都知道，河流的中下游通常是幅面宽阔，水深流急，足以用做国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但在上游尤其是源头地段往往主流稀狭且多派分支，鸭绿江和图们江亦无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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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说法是，鸭绿、长白二水均发源于长白山，前者在山之西，后者在山之东。但确切的说，应该是长白山东部偏南的小白山分水岭的两侧。鸭绿江在西，图们江在东。
鸭绿江源是由两条河流形成的。其一为源自长白山南麓的暖江，这条河南流至小白山西麓，与另一名为建川沟的河流交汇，始成鸭绿江。
至于图们江的上部源头则更多，主要有石乙水、红土水、红丹水、西豆水等。石乙水延小白山分水岭东麓流出，向东北约15公里和西北流来的红土水汇合，之后继续东流，共同汇入一条更大的河流红丹水，再东流，和南来的西豆水交汇，最终形成东流入海的图们江。故该地称三江口，此地以下方为图们江主流。以上诸支流中又以水量最大的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
由此可见，两河的上游和源头处的地理情况异常复杂，河的源水往往是从山石缝隙处流过，加之草木覆盖，表面根本看不到河床的痕迹，故而边界也难免混淆不清。因此，朝鲜居民趁机经常成群结队地越界进入长白山区挖参狩猎，清政府虽屡禁，怎奈地广人稀，无从措手，竟不能止。有鉴于此，清廷先在康熙二十九年（AD1690）派吴木纳、勒楚、查山等率人沿两河至其发源地长白山进行实地踏勘，又于康熙五十年（AD1711）诏谕乌拉总管穆克登对长白山麓的两河之源中朝边界进行详勘。
根据穆克登的回奏，鸭绿江从长白山流出，为东北到西南的走向，从中国一方的凤凰城和朝鲜一方的义州间流过入海，江之西北为中国地，东南为朝鲜地。图们江亦出长白山，为西北东南走向。江之东北为中国地，西南为朝鲜地。这两处地理清晰，疆界分明，无所争议。唯有两河源头之间区域尚存不明之处，但因山路险峻，天寒地冻，无法抵达。随奏章并附了地图【20】。直到翌年的5月份，穆克登方趁江水解冻之机，会同朝鲜官员权尚游、李善溥等乘船逆流而上，直达两河源头的长白山区进行了实地踏勘，并于小白山分水岭处立碑为证。此碑又名审视碑。其碑高2尺，宽1尺，碑额上书“大清”二字，碑文为正楷汉字，共九行：“大清乌剌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贴士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相台，差使员许梁、朴常道，通官金应宪、金庆门。”【21】
根据小白山分水岭的现状，穆克登向朝方官员提出，在“不见水痕”的边境处应建立栅栏，以明示两国分界，杜绝越界行为。朝方回复说，木栅栏容易腐朽，难于保存，不如用土石筑墙更加坚固。穆克登认为土石虽固，但耗时太久。朝方又大包大揽的说，这事由己方承办，利用农闲季节动工，有二、三年也就成了【22】。穆克登说自己要回奏皇帝，等不了这许久。朝方说大人自管回复朝廷，不必现场监督，待修建完成自会告知。穆克登遂信以为真，不再深究，于7月6日启程返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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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鲜人显然没有认真履行他们的承诺，从这年的12月到翌年的9月之间，只是沿着审视碑下十几公理断断续续修了些石头短墙和木头栅栏，主理此事的朝鲜备边司官员就以“凶岁姑停”的借口中止了工程。由此可见，穆克登查边起初尚称兢兢业业，也就大部分边界的走向和杜绝私人越界两事上与朝方达成了共识【24】，但最终还是一时不慎，导致功亏一篑，未能彻底划定两国分界，为日后留下了隐患。
当然，此时方值康乾盛世，朝鲜方面也仅仅是敷衍了事，并不敢生出觊觎领土之心。然而当时间匆匆走过近一个半世纪后，时势的变化竟然在这段不清不楚的地域里掀起了一场领土争端。想必康熙帝若九泉有知，也难免错愕不已吧。
二、朝民越界事件与中朝会勘边界
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页，中国的国力日趋虚弱，主权领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时，邻邦朝鲜的景况也并不美妙，水、旱、蝗灾连绵不绝，特别是发生在AD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朝鲜高宗六年）的大水灾及其所引发的大饥荒，令咸镜北道六郡民不聊生。大量饥民无视禁令，越过界河图们江，在中国境内垦荒居留，特别是今日的延边地区，更是集结了朝鲜越界边民之中的大多数。关于此事已有天生狂妄君在其《朝鲜移民中国史》（http://bbs.tiexue.net/post_2696840_1.html）中详有论述，故本文不做赘言，主要谈谈由此事件所引发的中朝勘界这段史事。
中朝勘界前后共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885年。早在1881年（光绪七年），奉吉林将军明安之命办理招垦事务的候补知府李金镛，即发现延边一带存在大量非法越界的朝鲜人在私自垦荒。明安接报后发觉事态严重，遂紧急行文于朝鲜政府，要求“令韩民一律退回韩境”。可是朝鲜流民们却表示国内饥荒依然严重，此时回国无异自寻死路。明安对此深表同情，并与奉旨督办东三省屯垦防务的吴大徵联名上奏，请求一边与朝方交涉，一边由珲春、敦化两县对朝鲜流民进行编户，准其居留垦荒。清政府考虑到俄国人正在步步进逼，不愿节外生枝，故此允准。
大约过了半年多，即AD1882年的8月12日，朝鲜高宗的回复才姗姗而来。内容上说，愿意将越界流民收回到“大、小两界原有天限之土门”【25】，也就是说直到此时，朝鲜方面还承认当初的边界划分。但事情到了翌年4月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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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鲜流民从敦化县告示上得知自己即将被遣还的消息后，顿时炸了窝。恰在此时，朝鲜派来的接收使者鱼允中和李正东也到了。朝鲜流民之中的强硬分子立刻“纠合钟城、稳城、会宁、茂山四郡人”，上书鱼、李二人，内中利用图们江又名土门江一事，公然指鹿为马，诬称土门江与图们江并非一条河，“土门者，分界处土门也。图们者，庆源（朝鲜地）以下入海处也。本国通称由本国界内发源至入海处谓豆满也，故称图们者，乃本国豆满译名之相殊者也。”【26】这就好比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名字（比如大名和小名），但两个名字代表的则是同一个人，如果根据名字不同就强说是两个人，则有混淆视听之嫌。事实上，朝鲜流民内的强硬派们就是如此强词夺理的，想利用一江两名把中朝界河变成朝鲜国的豆满江，企图达到继续强留中国境内的个人目的。
本来，图们江就是土门江这事，朝鲜国内也早已记录在案，朝鲜高宗也不曾否认，那么做为官员的鱼、李二人当然不会一无所知。但这二人偏偏就是鼠目寸光之辈，认为这正是一个把本国流民包袱推给中国的良机，因此借题发挥，公然在致中国敦化县知事的照会中强辩说，“本国只知豆满以外，更有土门江别派”【27】，然后提出重新勘界，希望借此达到延迟流民归国的目的。
敦化县见此文函，不免大吃一惊，连忙转承上司。明、吴二人一见，也悔不当初一念之仁，又恨朝人无赖，将事情弄得横逸斜出，没奈何只得据实上奏。鱼李这边更是拖拖拉拉，耽搁到1883年才答应返回汉城向高宗请示。一见高宗，这二人立刻摇唇鼓舌，搬弄是非，说一旦勘界，非二年功夫不可成，即使不能趁机获得中国寸土，至少也可让自家流民继续赖在中国白吃白喝。久而久之，高宗的心眼也开始活动，于是真的向中国提出了勘界要求。
事情果如鱼李所言，双方文牍往返，旷日持久，于是直到1885年才总算正式敲定了一切相关事宜。中方勘界代表为珲春协领德玉、督理朝鲜商务委员秦煐、招垦局委员贾桂元，朝方代表为安边府使李重夏、中军崔斗衡、从事赵昌植。是年9月3日，双方在朝鲜的会宁举行初次会晤，主要讨论的是江名和勘界路线这两个问题。中国代表指出图们土门本系一江之两名，朝方则继续坚持图们（豆满）和土门系两江之说；至于勘界路线，中方力主从勘查图们江正源入手，朝方则认为应该先从当年穆克登立碑处开始勘查。由于一直谈不拢，致使会谈持续达一月之久。直到10月1日，朝方始答应先勘图们江正源。3日出会宁，6日至茂山，朝鲜使者突然反悔，于是又坐下来谈了12天，直到15日才勉强答应将双方人员做三队，分头考察图们江诸源。可是此时的长白山区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除了由秦煐、贾桂元以及李重夏带队的一路在去往红土水源头的半路上找到了穆克登碑之外，其余两队皆被雪所阻，毫无收获。27日，三路队伍都回到了茂山。11月27日，会谈再开。
由于朝方依然坚持图们和土门是两条江的观点，双方的气氛很快紧张起来。中方代表指出，朝方所认为的位于中国境内的松花江支流海兰河即为两国分界的土门江是完全错误的，将该河源头黄花松沟子“有土堆如门”解为土门之意，纯属牵强附会。
眼见朝方代表无视事实，抵死咬定了土门非图们，中方代表忍无可忍，遂单刀直入的提出有人偷移了穆克登碑。根据碑文上所书的“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一句，该碑原应立在小白山分水岭上，如今却出现的长白山南麓，要求朝方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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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方则一口咬定穆克登碑本来就在长白山南麓，又指碑旁不远处的土堆就是所谓的土门，吻合碑文上的“东为土门”一语。对此，中方据“西为鸭绿”一语提出严正驳斥，指出地理事实上的不合之处，令朝方哑口无言，但依然不肯承认偷移了碑石。前文已经说明，小白山分水岭在长白山主脉偏南，所以穆克登碑被移到长白山南麓，等于将小白山以及图们江源头都划到了朝鲜国内，这是中方坚决不能接受的。
接下来，双方又在何处为图们江正源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中方指出，在诸源之中，惟有红丹水在小白山分水岭之东，正对着西面的鸭绿江源，完全符合碑文中“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之说，从而再次证明了现碑址显系遭到了偷移。至此，朝方再也拿不出辩驳的理由，但依然坚持先前的错误主张。其目的无非是为不接收图们江北岸数百里之内的越界民返国。于是中方代表提出待雪融之期再度勘查，将结果绘成地图后在据实会商的合理建议，但朝方本无诚意，当然不肯接受，反而托言要经国王允准方可续谈为辞，单方面中止了勘界。【28】至此，第一次中朝勘界遂告结束。
这次勘界的重大疑点就是穆克登碑是否遭到偷移，又是谁人所为？第一个问题在介绍会谈过程的时候已经有了答案，碑址既然与碑文不合，显然是被移动了。做这件事的最大嫌疑人正是之前上书诬称土门江与图们江并非一条河的朝鲜流民中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仅仅靠书面上的混淆无法达成避免遣返的目的，当然要从实物上再动脑筋，偷移穆克登碑这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也就成了其继之以行的手段。然而，无论怎样巧言令色，铁一般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就算附会上了“东为土门”，又怎能移山倒海，去改变鸭绿江河道的走向，去填补“西为鸭绿”的绝大漏洞呢？
这些朝民之所以想留在中国境内，除了本国灾异导致生活困苦之外，还因中方对他们施行了宽容优待的政策。根据《珲春宁古塔招垦章程》的规定，朝鲜流民可以享受5年内缓交地租和免除地租之外一切摊派的优厚待遇。此外，官方还可为无耕牛户代购耕牛，牛价可分期偿还【29】。人心趋利而避害，朝民因此而产生不愿归国心理，也是其来有自的。
如果说这些朝鲜流民做出偷移界碑和混淆土门豆满的言行尚可用趋利避害，为自己争取生存权等可原之情来做解释，那么之后朝鲜官方在谈判中所玩弄的手段则惟有对中国领土产生觊觎之心这一途可解。既然如此，中方又将采取怎样的手段来遏制朝鲜的图穷匕现呢？
三、再度勘界与十字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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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地进入了AD1886年，东北中朝边界的悬而未决依然是光绪帝的一块心病，遂在年初即复遣德玉、秦煐并加派谙熟东北边事的候补同知方朗组成谈判使团，再次与朝方勘界。是为中朝二次勘界之发端。
但是朝方这次又耍起了两面派手段，一方面频繁致书李鸿章等重臣，表示已经接受愿意接受当年穆克登勘界时所确定的固有边界，不再强调图们与土门非一江的立场。可是在德玉等人到边后又屡次推脱避而不见，就是不肯以实际行动履行承诺。
在朝方看来，一次勘界已经判明的界碑偷移一事已经万难抵赖，唯恐固执己见招致中方采取的严厉手段，盖因此时日本对朝鲜已经步步进逼，李氏朝廷正有求于清朝来维护其独立地位。可是，就这样老实的接收被遣返的数万流民于衰弱的国力上又势难承受，于是只好打定了能拖一天是一天的主意，准备见机行事。
再说中方，一边继续催促朝鲜勘界，一边也在为谈判做着积极的证据搜集和准备。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兴盛为古来历代所不及，因此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手得力而成果颇丰。主要成果有“应辨析者三，应考据者五”。
三辨析为：
1.图们土门虽两名而实一江，于康熙年谕旨及各种地方志书中早有明证。造成一江两名的原因纯属方言发音的轻重有别，不容随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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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朝鲜因耕地短缺，难以养活民众，所以不断向中国渗透，表面上是民众自发，背后却掩藏着侵夺中国领土的机谋；
3.根据吉林将军咨文，红丹水即小图们江，西豆水即大图们江，蒲潭山即费德里山的说法还有欠确凿，仍需详考。
五考据为：
1.两国边界之中，以朝鲜茂山府以东，经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直至鹿屯岛海口的图们江天然分界线已是铁案如山，无可争议。双方未定边界为茂山以西至分水岭穆克登立碑处280多华里的鸭绿、图们两江之间为不明地段，需要在精心勘测其经纬度后，方有把握。
2.这280华里未定边界往往依山傍水，延地势而走，难免错综复杂。惟有找到两江的准确源头后才能确定，决不能接受简单的直线划界。穆克登碑究竟被偷移了多远，也要准确查明。
3.《清会典》所载的小图们江正在中国边界一方，但是当其汇入图们江主流的地方究竟在何处，是否就是当地土人说的红丹水，抑或另有别称，还需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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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年穆克登所立碑文中并无明确的分界字眼，只是记载了鸭绿和图们两江之源的地理状况，而立碑处也未必就是分界处，因此必须要求朝方提供以碑分界的详实证据。
5.据穆克登碑文言，鸭绿江源处另有建川沟的别称，这与图们江源头处并非名图们是一个道理。而江源与主流异名在中国乃是常事，比如济河源头叫玧，汉水的源头叫漾，正是大河涵盖小河的道理。那么，红丹水和图们江的关系是否也如济玧、汉漾是一个道理呢？【30】
这“三辩五考”经总理衙门转承至光绪帝面前，立刻得到了“可依此做为勘界原则”的明确答复，并特别指出务必详勘茂山以西至长白山分水岭上穆克登碑址处，力求做到勘清查明，合理划界。
1887年3月26日，以德玉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朝鲜会宁，翌日即与朝方代表李重夏等就“三辩五考”展开会谈。4月14日，朝方做出正式答复，承认“图们豆满实为一江，以至于讹，转音所误，考之图志，援据赅明。……从此以后，不敢株守偏见，惟将图们旧限遵守，断断无他。”【32】也就是说，朝方已经完全放弃了之前的领土要求，接受以中方观点为勘界指针。
4月22日，中朝代表从会宁出发，27日至茂山。修整一天即于29日继续向西进发，寻找图们江正源。5月24日－29日，双方堪察了红丹水；6月4日－17日，勘查红土水，其间又发现了汇入红土水的石乙水。6月25日，双方代表回到会宁，就勘查结果继续会谈。
通过实地勘查，红丹水无论在流量和长度上均居源头诸水之冠，根据“水大者为源”的理论，边界当依红丹水而划。事实俱在，李重夏等也只能表示“心以为然”，但马上又抛出了新的托词：不能做主。原因是来之前朝方政府“命意红土水为图们江源，方可定界”。之后，无论中方代表怎样据实指出以红土水为江源的错误，朝方代表都是诺诺连声，就是不肯在勘界协议上签字。最后干脆推说要回京请命，一走了之。德玉等人情知对方并无诚意，只是在找借口拖延。遂决定不再空等，即刻启程回国，向朝廷具折上奏。二次勘界亦随之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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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朝鲜方面的种种破坏，使得第二次勘界未能达成边界协议，但依然在明晰事实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别是以铁证迫使朝方承认之前在图们（豆满）和土门一江两名问题上大做文章是错误的行为，从此不敢继续坚持。而此次对茂山以西两江源头地区的实地勘查活动所留下的大量地理文献为解决后世领土争端提供了堪称宝贵的依据，而石乙水的发现又使得这一区域内的地形情况变得更加清晰明澈，为此后十字界碑的建立提供了助益。
鉴于朝方故意拖延的行为，中国政府在得到德玉的回复后遂命吉林将军依据勘界文件在中朝边界两江之源处修建“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的“十字界碑”：
华字碑：小白山顶；
夏字碑：华字碑西7.5公里处，小白山东麓沟口；
金字碑：夏字碑西11公里处，黄花松甸子头接沟处；
汤字碑：金字碑西2.5公里处，黄花松甸子尽头接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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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字碑：汤字碑西6公里，石乙水之源；
河字碑：固字碑西20.5公里，石乙水与红土水交汇处；
山字碑：河字碑西44公里，长坡浮桥之南侧；
带字碑：山字碑西北11.5公里处，红土水与红丹水交汇处；
砺字碑：带字碑西北18公里处，红丹水与西豆水交汇的三江口；
长字碑：砺字碑西北15.5公里，图们江主流与朴河交汇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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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代表李重夏其实根本没有返回汉城去请示，只是悄悄的隐伏在钟城继续观察中方的下一步举措。迟至8月中旬，眼见中方开始着手建碑，自知拖延计策难售，连忙向国王回奏勘界结果。10月16日，朝鲜国王咨告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承认图们江为中朝天然界河的前提下继续坚持以红土水为图们正源，应在此划界的立场，说“今此查勘红土山水出于长白山东麓，为初发源处，与图典所载大图们江相符，亦于分水岭碑堆互为照应。”又说，“红土、石乙合流以下虽幸议定，而其合流以上，红土水、石乙水两源仍未协议”云云。显然是重复了李重夏的老调，试图通过纠缠细节来拖延十字碑的建设。盖因一旦建成，疆界势必分明，则数万朝鲜流民将再无滞留于中方领土的任何理由可言。
李鸿章见咨，立刻致函吉林将军，询问勘界不明之处。12月9日，吉林将军回函说，“其不明处，系朝人坚以红土水为图们正源所致，红土、石乙之间，不过数十里荒寒之地……所谓图典，系穆克登立碑时绘，与新勘颇有出入，且年深日久，未足为凭。该碑址既遭更移，既与界址不相关涉，而土堆石堆又相引至松花江流上。此时，若不将此碑毁去，仍恐将来存为疑案，别生枝蔓。”【34】
AD1888年（光绪十四年，朝鲜高宗二十五年）1月，李鸿章根据吉林将军咨，复函朝鲜，坚持以修建十字界碑的方式来划分领土，要求朝鲜派官员来参与建碑过程，以为鉴证，免得对方日后节外生枝。另外，又命德玉等致函李重夏，促其速来会商。朝方见瞒不过李鸿章，于是又把官司打到了北京的光绪皇帝面前。朝鲜国王在稍后的致光绪皇帝表中说，“臣愚以为申请立碑于长白山红土水之上，方符图典而明疆界。”却绝口不提怎样偷移了穆克登碑一事。光绪让李鸿章处理，李鸿章就让谈判代表之一的方朗根据勘界结果将理应以红丹水为图们正源来划界缘由写成咨文，交给时任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袁世凯，让他负责交涉。不多时，袁世凯来函说朝方态度异常强硬，坚持以红土水划界。李鸿章训示袁世凯，“朝人如有疑议，可自行去总理衙门解决，尔勿与之纠缠而堕中其迁延之薮”【35】。但不知后来袁世凯是怎么做的，倒让朝鲜一方再没说出其他话来。
在终于排除了朝方阻挠后，十字界碑的建设工作进展顺利，从西起石乙水源，经小白山分水岭，东止于茂山之西中国边界一侧，花了近一年时间（因东北雪季长，真正可以施工的时间不足5个月）就修建完毕。所以十字界碑产生的确切年代为1889年，而非守田远利在《满洲地志》中所说的建于1712年（即穆克登碑建立之年），他显然是把穆克登碑和十字界碑搞混淆了，混淆之缘由，前文已有叙述。那么这十字界碑究竟区分了多长的中朝边界呢？根据《吉林通志》的记载，从珲春县城西到十字界碑中第一块“华字碑”有600里，东到最后一块“长字碑”则有330里，两者相减就是270里，合135公里之数【36】。
那么，现在这十块界碑又何存呢？根据1908年时任安图县令兼奉吉两省勘界委员的刘封建在勘查长白山时留下的记录来看，当时他没找到这些碑，向当地猎户打听后才知道，是在很久之前被朝鲜人悄然毁掉的【37】。那么很久之前是多久？根据另外一名和刘封建一起勘界的委员李廷玉留下的记录，当时的猎户说至少有十几年了。从立碑的1889年到1908年，中间有近20年时间，前推十几年，应该不早于发生甲午战争的1894年。
现在，有人要问了，你为何就根据一个“十几年”的虚数就认定在1894年之后呢？当然不是我在瞎说，而是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因而造成的中朝两国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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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国人的介入
前文说过，俄国人早在道光中期就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渗透。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讹诈，欺骗，武力侵略和压迫后，攫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西的大量土地。这些情况已有许多专著和文献，限于本文之主题，故在此不做赘述。
且说时间匆匆就到了AD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众所周知，这只不过是日本接管这个半岛的前奏而已。但当时的朝鲜高宗却因此而萌生出某种幻觉，认为既然从此再不必向中国称臣，那么重提领土争议似乎也是恰逢其时，遂在AD1897年遣咸镜北道观察使赵存禹以巡边为名，暗行勘查边界之实。归来后，他向朝鲜政府提交了结论性质的《谈辩五条》：
1.小白山分水岭情况；
2.北甑江、长引江、兀口江情况；
3.豆满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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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边朝鲜垦民情况；
5.中朝两国勘边情况。【38】
赵的出现对于曾经炮制出豆满土门之讹的朝鲜流民们而言，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很快就推举当年的首领之一，此时业已被遣返归国的钟城郡人吴三甲上书政府，无视事实地声称当初的勘界纯属中方恃强凌弱之举，十字界碑更是单方面强行修建，毫无公平可言，朝鲜方面并无遵循之义务，应该要求与中方重新勘界，以慰延边民心云云。在此朝野遥相呼应之下，朝鲜高宗的领土野心愈发膨胀，当即命内务大臣李乾夏全权负责此事。
于是，在AD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朝鲜高宗光武三年）后，持李的手令的朝鲜官员多次带领人夫在中朝边界进行调查活动。其中，以庆源府使朴宪逸、观察部主事金应龙于当年5月起草的调查报告内容最具代表性。这篇报告充分发挥了朝鲜人一贯的篡改事实和捕风捉影之恶习，不仅重提豆满土门之讹，更进一步的歪曲了小白山分水岭一带的地理现状，还拿出《北关志》和所谓的古老传说做为理论依据【39】。须知《北关志》所载皆明末事，其时关外扰攘，兵燹连接，怎有可能对长白山这种偏僻之地有任何确凿记录？且明亡至此时垂300年，彼此时过境迁，岂能做为现今勘界的凭据？至于“古老传说”更属无稽之谈，更不足以做为书面理据。然则，就是这等漏洞百出之论，在一心挑起争端的朝鲜政府看来却似铁证如山一般，遂摩拳擦掌的准备推翻中朝二次勘界所达成的协议，一心要把红土水为图们江正源的老调重弹一番。
当然，朝方也自知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去完成此事，必须找到有力的靠山。虽然日本人近在咫尺，但高宗在看到他们被俄国人勒逼着把通过《马关条约》所攫取的中国辽东半岛又不情不愿地吐出去的之后，心理的天平开始向北发生了微妙的倾斜。然则此时俄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东北，夹在中日之间的朝鲜人内心无论如何急不可待，可是表面上还不敢过分露骨，只能暂时引而不发，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时机很快就降临了。AD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是年5月，俄国人加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10月，出兵占领东北全境。朝鲜人眼见日思夜盼的最佳靠山终于南下，不禁欣喜若狂，而俄国人也正盘算着要和日本争夺朝鲜，更知道朝鲜也在觊觎中国的延边。于是，俄国驻朝公使韦贝主动拜访了朝鲜外务大臣李道宰，经过密谈，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以下5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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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所谓的延边州，扶植一个由俄朝两国人组成的地方性政府，做为俄国与朝鲜对延边地区实施共管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2.该政府首脑为州长，由居住在当地的韩人和留居2年以上的俄人共同投票选举产生；
3.以上所选举出来的州长对延边州内的行政、财政、军事、医疗卫士、文教，宗教等事务握有全权，俄朝两国帮助该州组织一支维持境内治安的警备部队；
4.如该州发生超出州长管控能力之外的变乱，或第三国对该州施加政治或军事干涉，俄、韩两国协同行动对该州加以支持，或通过外交渠道彼此照会后共同采取军事行动来保卫该州之安全；
5.本条款非得将来有不可避之障碍及适当之理由，不得解废【40】。
似此完全无视中国对延边地区固有主权的秘密条款，全然如两个强盗在瓜分他人财产，显然是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的。俄国人为遏制日本而一意拉拢朝鲜倒向自己，慷中国领土之慨，其行固然可耻，但朝鲜人欲收狐假虎威之功谋夺中国领土，则其心更加险毒丑陋，之后对中国采取的种种赤裸裸的政治和武力挑衅则愈发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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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回溯上一章节内留下的十字界碑毁于何年之谜，答案已是呼之欲出。
五、诉诸武力
既得俄国人之首肯，朝鲜政府即向延边地区非法派遣、任命官吏，公然包揽垦民的税收，又招兵买马，组织秘密协定中的所谓延边州警备部队，对延边州内的中国居民进行驱赶、杀戮，甚至袭击中国驻军。
AD1901年3月，约800名朝军非法偷越图们江，潜入中国一侧的和龙峪，袭击了招抚局下属的德化社，杀死杀伤中国地方团练38人，农民6人，焚毁房屋30余间，抢走各种财产折合现银7000余两；
AD1902年5月，朝方非法任命的所谓延边州视差官李范允越界进入中国领土，对朝鲜垦民进行户籍核查；嗣后，伪延边州下属之正副乡约长李容泰、徐尚武二人公开在鸭绿江中国一侧宣布就职，实施其伪统治；
AD1903年3至6月间，又是这个徐尚武率领30多名武装人员窜至中国的通化、怀德、宽甸一带，声称核查当地朝鲜垦民户口，实际上进行勒索，收取所谓的“户钱”，共得铜钱2万余串。同年10月，朝鲜陆军正尉金重铉引茂山朝军约1000人分三路从上三江口、下三江口以及德基屯越过图们江界，在中国边境地区大肆烧杀抢劫，杀害中国边民5人，掠走财务折现银约2万两，并绑架了17名中国边民，然后竟大言不惭的对外声称被绑架者是偷越到朝鲜一方的中国人，公开对其施加鞭笞酷刑，在向其家属索取大量赎金之后方才放人【41】，其行与强盗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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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朝方以上暴行，中国延吉同知陈作彦和吉安营统领凌维祺联名向朝鲜茂山郡守池昌翰发出照会，并在中国境内搜捕通缉李范允、李容泰、徐尚武等伪官，吓得他们赶快逃回了朝鲜。11月15日，中朝两国文武官员会于中国境内的和龙峪，陈作彦拿出1899年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根据条款严厉指出朝鲜军队屡次侵扰中国边界的事实，朝方的池昌翰等人自知理亏，只得推说对此全然不知，又辩称此前种种均系下级军官私自行动，且容回去仔细调查出越界首犯，自当严惩。陈作彦鉴貌辩色，知其又在诡诈，遂直接指出金重铉、徐尚武等人的名字，要求朝方立刻将他们捉拿归案，将这些在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歹之徒交给中方依中国法律惩治。池昌翰等口头应承了，可回去之后立刻又声称金、徐等已经潜逃，暂时无法交人【42】。陈作彦也知对方不会痛快的办事，早已上报了清廷。
11月19日，清朝外交部照会朝鲜驻华使节朴齐纯，就朝军越界犯边事提出严重抗议。12月3日，驻朝大使许台身向朝鲜外务大臣李道宰递交了抗议书，要求交出凶手、赔偿损失并不许再令李范允、李容泰潜越国境。朝方连忙去找俄国公使韦贝，但此时韦贝已卸任回国，俄国在远东的武力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与日本开战，一时难以抽出力量来援助朝鲜。朝人此时方知靠山难靠，不免慌了神，只好做出通缉金、徐的姿态，保证一旦拿获，必然连同脏银交与中方，又承诺“嗣后各守各界，两不相扰。两国兵弁过江，均须持有各本营官护照。商民往来，亦各发给路票。如有潜越入界、不服拿办者，均格杀勿论。”【43】
但是朝鲜人这次又耍了两面派，就在其政府向中国做出保证的同时，李范允又潜入了中国境内，自称垦民保护使，继续摊派捐税，组织武装，企图待俄国击败日本后就和朝鲜国内里应外合，一举夺取延边。他在延边一带50多个屯子，2万余朝鲜垦民中非法任命了许多官吏，规定每户朝民每年出钱6500，小米6斗做为军饷，勒令余1904年1月26日前聚齐后送到朝鲜境内的钟城郡府。同时，每20户朝民还需出丁1人，参加所谓的延边州警备部队。至1904年1月末，李范允用非法聚敛的钱财购得枪支500，组织垦民千人，由俄国教官进行训练。2月5日，他率领这支非法武装在和龙峪扎营，又在帽儿山、马鞍山修兵营两座，西岗和头道沟建土堡各一。朝鲜方面为支持李的行动，提供了500枪支，准备偷运到李范允处。可是，李派出的接应人成文锡在潜往接应地点途中丢失了腰牌，恰被朝鲜垦民中不满李范允等人行为的韩德信、徐守山二人拾到并向中国官府告发。
同知陈作彦接此告诉，立刻派人向吉强军统领胡殿甲通告此事，胡迅速出兵封锁图们江岸并捕获成文锡及其随从金成连等人并缴获了旗号、信章及往来书信等等实物。经陈作彦审讯，成、金二人对越界招兵等事供认不讳，李范允的阴谋也就此暴露。
持此铁证，陈作彦立刻向朝鲜朝鲜陆军参领金命焕提出交涉，但金命焕故意歪曲《中韩通商条约》，辩称越界垦民应归朝鲜管辖，“李范允越垦，系奉政府之命，并非私自妄为，中国更不得阻挠。”【44】面对朝人的无礼狡辩，陈作彦据国际公法反驳说，“越垦韩民种我地亩，入我版图，纳我租赋，并非通商之民，不得援引海口通商条约，自应仍归中国管理”，“李（范允）管理越垦，业经中国出使大臣照会韩外部，令将李撤退。是未经中国允准，早有明文，岂容侵越。”同时出示了缴获的实物以及成、金二人的口供。事实俱在，金命焕方哑口无言。但他还是要求释放成、金二人，又提出了所谓发给每个垦民屯5把枪支做为自保等无礼要求，陈作彦当场拒绝。金命焕恼羞成怒，单方面中止了谈判并派兵接应败露的李范允所部逃窜回朝鲜境内。
4月，李范允卷土重来，这次不再是潜越国境而是一场有规模的直接武装侵略。他率领6000名武装人员，从茂山之西侵入中国境内，向招垦局属下的白金社、德化社、崇化社、善化社发动进攻，意图占领小白山一带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此，早已严阵以待的吉强军立刻给予迎头痛击，于4月12日在沙金沟大破李范允主力，次日乘胜追击，直取李范允的总部所在地上溪社。李见势不妙，抛下部队独自狼狈逃回朝鲜。吉强军遂将分散在德化社、崇化社、善化社等处的李部分割包围起来，将其逐个歼灭。李范允逃回朝鲜后，为了掩盖自己入侵失败的事实，居然纵火焚烧本国境内的民房，诬指中国军队越境侵略。金命焕遂再次跳出，向陈作彦抗议。陈作彦不慌不忙拿出缴获的李范允与朝鲜政府之间往来的大量公函信件，一举戳穿了这个贼喊捉贼的伎俩，令金命焕大感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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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朝方自知凭武力侵占难有胜算，尤其是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被他们寄以极大希望的俄国后台根本无力应援，更令他们沮丧万分。于是，朝鲜人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上，之前的嚣张气焰也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