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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元年纪年镜的产地研究
李井冈
李从明
目前所知嘉兴元年纪年镜共发现四枚存世，中国藏两枚、日本藏两枚。中国的两枚一枚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图二），另一枚由笔者收藏（如图一）。日本的两枚其一由东京书院博物馆收藏（如图三），其二由民间收藏（如图四）。
中国的两枚其镜种均为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笔者收藏的这枚镜，表面颜色为江南水坑黑漆古兼泛绿色，圆形镜体、扁圆钮、圆形钮座。纹饰为东王公西王母对置坐于两兽之间的龙凤座上，一神一句芒分别坐于兽尾，对面一神一鸟，亦分别坐于兽尾。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铭，合为：“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吏。” 锯齿纹外铭文一周为：“嘉兴元年，太岁在丁巳，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竟，百湅清铜，服者万年，位至侯王，长乐富贵，吉宜子孙”。直径13.5、边厚0.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杨桂荣女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文中，也刊载了一枚嘉兴元年半圆方枚对置式神兽镜，从图片及描述的这枚神兽镜的尺寸、背纹及铭文，皆与笔者收藏的一致，应为同模镜。中国的二枚与日本的二枚嘉兴元年镜稍有差异，不属同模镜。四枚镜有几个共同点，都是半圆方枚神兽镜，图一
铭文带中都铸有嘉兴元年铭，亦都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
日本的两面，据发表的刊物资料看，直径、表面状态、铭文及镜缘边饰完全一样，文中称之为同范镜。两国嘉兴元年镜，从纹饰及铭文上研判并非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而制作工艺风格上与三国时吴国完全相同，应同属中国三国时期的吴镜。
学术动态
梅原末治先生在研究东京书院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时，由于首句四字中“嘉”、“元”二字模糊不清，梅原末治先生假释为“建兴二年”。三国时期有两个“建兴”年号，分别为蜀刘禅的“建兴二年”即公元224年，及吴会稽王孙亮的“建兴二年”即公元253年。由于此镜型制为吴镜，梅原末治先生倾向此镜铸于公元253年的“建兴二年”，长时期未有异论。直至1987年西田守夫发现东京某氏藏镜中，有一面“嘉兴元年镜”其名称、
图二
直径、纹饰、铭文及镜缘边饰完全一样，他们称之为同范镜。只是东京某氏藏镜保存完好、铭文清晰。以此镜判明其铭为“嘉兴元年”，始知梅原末治先生对东京书院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铭文释读有误。从而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关于“嘉兴元年镜”铸造年代及产地的讨论。
西田守夫先生认为，该镜出产于西凉李歆（417年）嘉兴元年，其依据有二。其一，遍查各种历史年表、史书、文籍唯有十六时西凉第二代君主李歆才有嘉兴元年，这年干支为“丁巳”与镜铭完全相符，因此，西田守夫先生将“嘉兴元年镜”定为是李歆即位当年所作之镜。其二，西凉第一代君主李玄盛为汉人，向东晋皇帝称臣，治下汉人达1700余户, 为前秦苻坚于建元365--385年迁徙于敦煌，李玄盛转徙酒泉并治南人为“会稽郡’’ 和治中州人为“中州郡”. 而在江南的会稽郡自汉至三国盛产铜镜.西凉会稽郡汉人中可能有江南会稽郡制镜工匠之移民, 故认为嘉兴元年镜产自于西凉。
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所马渊久夫先生检测铅同位素比值发现，东京某氏藏嘉兴元年镜与众多吴镜一样，所含铅属江南吴地铅矿。
王仲殊先生于1987年8月26日，接到西田守夫先生的询函后，对“嘉兴元年镜”进行了考证。通过对中国国博藏“嘉兴元年镜”、湖北鄂州出土“黄龙元年镜”的对比研究，并参阅大量历史资料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发表于《考古》1995年第8期《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王先生提出了以下几个不同观点。
其一，王先生认为在众多吴镜的纪年、纪月、纪日中, 除了纪年的干支时有出现错误外其它该少有虚托之词。针对西田守夫提出嘉兴元年镜产自西凉的观点, 王先生查对万年历后发现，西凉的嘉兴元年(417) 五月根本没有丙午日。
其二，王先生把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文进行对比分析, 两镜的字句几乎完全一致。其中镜铭中“帝道始平”更有历史依据。三国孙权在黄龙三年(231年) , 吴帝孙权建始平县（今浙江天台），所以吴地工匠在镜铭中铸“帝道始平”贺表吴帝帝业平坦在情理之中。而李歆即位的嘉兴元年在镜中使用这样的铭句，则不免使人难以理解。
图三
其三，王先生认为:黄龙元年（229年）嘉兴元年（417）时间上相差近200年, 其图纹类同、铭辞字句一致、铭文书体相似，这在类型学上讲不通，不可思议。
其四，王先生认为“嘉兴”二字出典于“嘉禾兴”。自两汉以后凡言及象征祥瑞的嘉禾出现, 其用语有两种方式。王充《论衡·讲瑞》称“嘉禾生”、《汉书·公孙弘传》称“甘露降, 风雨时,嘉禾兴”、《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称“嘉禾兴”。以此有“嘉禾”“禾兴”“嘉兴”等句的由来。历代君主登基、改元、重大庆典往往托假祥瑞物。如孙权称帝时，以武昌（今鄂州）蹯龙矶出现黄龙为借口，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黄龙三年（231年）二月会稽郡报称由拳县野稻自生, “野稻自生”嘉禾出现, 改由拳县为禾兴县；十月临海郡报称新置始平县出现嘉禾, 更是喜上加喜，翌年（232年）改元“嘉禾”。赤乌四年（241年）太子孙登死，赤乌五年改立孙和（孙皓之父）为太子。为避太子名讳改禾兴县为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市）。即嘉兴县之由来。
图四
据《三国志·吴志孙和传》记载孙和子孝，赤乌十三年（250年）孙和遭谮被废, 先后徙故障（浙江安吉）, 遣长沙，建兴二年（253年）赐死于新都（浙江淳安）。永安七年(264年) 孙皓即位改元为元兴元年， 遵乃父孙和为昭献皇帝，追谥文皇帝并立庙, 迎神灵入庙，仪式之隆重逾超常规，无例可循。孙皓为追谥文皇帝。同时又追谥年号, 孙皓按“嘉禾兴”典故追改“嘉禾”为年号因避讳而改为“嘉兴”。既然追改“嘉禾”为年号，也只能改最后一年，即“嘉禾六年”（237年），该年干支为丁巳与镜铭相符。由此王先生偏向于“嘉兴元年镜”是三世纪吴国所铸。王先生最后希望吴国故地能再出土一面“嘉兴元年镜”，以实物证明产地。
查找新的证据
1997年初夏，一农民拿一面铜镜到市场出售，要价数百元，并称此镜在鄂州市市区之东司徒村附近取土工地捡到。由于此镜的纹饰及铭文都铸造得较规整，铭文基本一目了然，较国家博物馆藏那枚“嘉兴元年镜”清楚，稍有收藏经验者较容易辨认出“嘉兴元年”铭。至此，“嘉兴元年镜”再次现身于三国时期的武昌城(即今日的湖北省鄂州市)。古时武昌曾两度作为吴国故都，即221年孙权在称帝和265年孙皓自建业还都于武昌。尤其是孙皓自建业还都于武昌，在此期间为其父完成了平反、追封事。“嘉兴元年镜”在鄂州出现，应是历史的必然。根据学术界按藏品出土地多应为产地的一般定论规律，“嘉兴元年镜”出现于鄂州，为“吴镜”之说者提供了最直接的有力证据。
以上各家之言大多从理论上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前人的博学让人景仰。然而他们大多没有条件上手将铜镜
实物进行对比观察。藏家则不同，他们站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可以手拿实物天天看，早晚揣摩。经对所藏“嘉兴元年镜”数年的观察研究，笔者也谈几条不成熟的认识，以供大家讨论。
除笔者所藏“嘉兴元年镜”出于鄂州外，其余三镜皆未明确出土地。从现象来看，除日本正仓院及个别寺院有唐朝赠送为数不多的铜镜，并一直未入土而被保存至今外，其余皆不可能从铸出后一直使用并传世至今。一般能见到的唐代及其以前的铜镜，皆应为出土之物而非传世品。作为出土物埋藏地下千年以上，必然会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而生成各不相同的锈蚀状况，中国西北地区少雨干旱，而南方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位高，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在中国南、北方出土的金属制品，其表面的锈蚀状况有着明确差别。就唐代以前的铜镜而言，北方多为红斑绿锈或“水银沁”，南方则多为“黑漆古”或“绿漆古”及“灰漆古”。笔者对众多的博物馆、私人藏品及古玩市场进了全面分析考证，各地所出铜镜地域特点十分明确。从国家博物馆藏“嘉兴元年镜”生成黑色的表面状况则不难看出，它应与笔者所藏“嘉兴元年镜”一样，都应出土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再从当年各地流行的镜种、制镜工艺特点上分析，西北地区至今少见神兽镜出土，而纪年神兽镜更是所见无几。说明当年西北地区根本不生产此类铜镜。而南方吴国故地神兽镜有大量出土，纪年的神兽镜也时有出现，仅鄂州一地出土的纪年神兽镜就有数十面之多。
三国吴镜特点，一是镜钮顶端有个小阄，似乳房状俗称乳房钮，在《鄂州铜镜》一书中不乏见到；二是钮孔方向不正，即与镜背主体纹饰上下不垂直，这是长江流域镜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三是南方湿度大地下水位高，容易使镜范受潮，浇铸时致使范腔发气而使镜背纹饰部分模糊不清。四是由于长江流域土质偏酸，容易使铜镜生成黑漆古。常有这四个特征同时出现在一镜上，而在西北铜镜上除能见到黑漆古一个特征外，其余特征都很少见到，更谈不上四个特征同时出现在一镜上。因此，从流行的镜种、制镜工艺特点上分析，“嘉兴元年镜属吴镜无疑。
铜镜在经历第二个铸镜的高峰期后，至三国时期铸镜业全面进入衰退阶段, 至晋太康之后鲜有规整的铜镜出现。西凉国的南方汉人迁徙于365--385年, 此时南方的会稽郡及武昌的铸镜业已十分箫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没有出土过神兽镜及较为规整的类似神兽镜的铜镜。国内两大著名的铸镜中心尚且铸不了规整的神兽镜，比这更晚的 417年的西凉，根本不可能有铸造“嘉兴元年镜”的技术条件和环境。
谜团源于巧合
“嘉兴元年镜”有五个巧合, 巧合一，中日两国各自有两面分藏于国立博物馆及民间藏家；巧合二，两国各自的藏镜都是同模镜；巧合三，吴国有祥瑞之词并置嘉兴县, 而西凉又有嘉兴帝号；巧合四，同时期的东晋和西凉都有会稽郡；巧合五，孙皓追改“嘉禾六年”为“嘉兴元年”，与西凉“嘉兴元年”的干支都为丁巳。也许，这是历史给今天的研究者们开的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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