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回忆湘江血战：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 星虎军政参考 - xnz - 和讯博客

耿飚回忆湘江血战：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1949年，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杨罗耿兵团）领导人合影。左一为耿飚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任红四团团长和第一师参谋长，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在他的回忆录中，第四章写的就是长征。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雪山草地 苦难风流。
苏区姑娘把绣好的荷包往战士手里塞
1934 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病情严重，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 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
1935 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不已，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果然，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时，耿飚已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了两次战斗的指挥。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耿飚还写道：我们就这样一路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敌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的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快越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
1935 年6、7月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对耿飚来说可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呢?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里所说的“的卢”的骏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上了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于是，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
“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说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由于一时找不到翻译，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地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窜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那时真是艰苦。耿飚写道：幸亏我那匹马还比较健壮，它四个蹄子又大又圆，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绝粮时，我几次想忍痛把它杀掉，但同志们坚决拦下了。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吃了草根后，衰弱的胃无法消化这样粗纤维的东西，疼得满头大汗。
耿飚不但记录了过草地的艰苦，同时也抒发了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他写道：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耿飚与夫人
“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
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
耿飚还有一架老式照相机，是1932年红军打漳州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耿飚回忆说:“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爱这些在伟大征途中留下的历史瞬间，于是深情地写道:“我久久注视的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甦同志。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于杨成武同志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
――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耿飚的战友曾提议：“让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正如摄影家高帆所说,这是“来自战斗生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瞬间形象”。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陆定一借给了美国记者斯诺，辗转丢失了。耿飚无限惆怅地感叹道:“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