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人民日报》上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变动

美国人从《人民日报》上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变动
中国时代
1900-2000
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上百万字的内容与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密集程度，也引发了读者的好奇。至少在五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中国对于美国是一个禁区，也是一个只可以围观而不可以涉足的遥远东方。他们这些报道是如何来的，他们是如何报道中国，如何确保他们可以发现的那些事情的本质？事实上，这本书就是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
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某种程度上则代表了西方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一种流行的围观中国的姿态。
《中国时代》这本书对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纽约时报》以及后来的《时代》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为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纽约时报》《时代》记录中国的文字均超过五百万字
据《中国时代》一书披露，《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而这种对于中国的不自觉的纪录，有着一定的规律。
早期的一九零零年左右的中国，至少是一种美国人的点缀，他们只是在那些很简短的字里行间想象遥远的中国形象。而密集的报道来自于美国的抗战期间的中国，中国突然成为了他们的盟友。而在四九年之后，中国与世界隔绝了，美国记者的前沿阵地在香港，或者从中国的报纸上翻译新闻。而现在的这些报刊上，中国则拥有了特殊的地位，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复杂的心绪下的中国形象成为美国报刊上的主角。《中国时代》一书则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变化。
《时代》杂志披露的被蔗盖的中美外交秘史
《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有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在《中国时代》这本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抗美援朝期间《时代》杂志上所刊载的中美交战记录，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意识形态大国在战场中的另一种写照，同时也对《时代》杂志本身所特有记述方式提出了考验。而特殊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则是时代周刊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特殊七天的全纪录。〈中国时代〉首次披露了中美秘密接触 的全过程。
“1955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两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阳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次会见整整一个月后，中国人在1970年1月打电话说雷阳想进行回访。第二天他乘坐一辆挂有中国红旗，尾灯改制成灯笼式样的高级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喝茶的时候商定下周在中国大使馆重新开始正式会谈。从那以后，会谈就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交替进行。
北京同华盛顿之间亲密的逢场作戏是经过仔细安排的。随后，戏剧性的乒乓球赛，以及低调神秘的基心格秘密访华，以及随后的尼克松进入中国……这些都在中国时代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属于美国方面的纪录。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与官方版本不太一致的有趣的美国人的说法。
《纽约时报》十年文化大革命文献忠实记录中国变局
在〈中国时代〉一书中，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负面新闻的兴趣与他们站在另外一种文章制高点上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印象深切。而这种报道的传统，在《纽约时报》以后对中国的报道中也不断地被继承下来，其中更以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记录更为珍贵。它忠实记录了“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酝酿，也忠实地记录了红卫兵把苏联使馆前那条街更名为“反对修正主义大街”，把各国大使馆所在的使馆街更名为“反对帝国主义大街”等种种闹剧；更有中国从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国乱招外侮，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携手新盟友，中美建交；批林批孔，继续狂斗意识形态，以及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几次反复与得失代价。这一切，在《纽约时报》的笔下记述下来，既显得熟悉，又显得陌生，但是不可否认，那是新一代中国变局的忠实记述者所能留下的另一份记录。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在纽约时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纪录中，可能是各家美国主流媒体较为全面的一家。据统计，仅这一部分，就有将近近七十多万字。而这些在〈中国时代〉一书中，基本上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