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被拔高的英主

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绝对是那些“盛世”论者最为忌讳的一个提示。
因为大家知道乾隆之死，也知道鸦片战争，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两者之间，只相隔了仅仅41年。按“盛世”论者的误导，好像乾隆以后，又过了好久好久“盛世”，大清王朝才衰败的。其实不然，半个世纪都不到，英国军舰就开到了大沽口。这就是说，乾隆朝既是浮夸起来的盛世结局，也是终于败落的衰世开端。
这正好说明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绝对是“盛世”论者无限拔高的“英主”。

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乾隆1735—1795年在位，他登基的时候，刚刚25岁，执政前期，是一个“励精图治，开拓疆土”的皇帝。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三百万两白银，经他多年积攒，国库存银一度达到七千万两，那时的他，很有一点英主的气象。后期，此人骄傲了，懈怠了，会大消费了，会大享受了，于是，成为一个“倦勤骄荒，蔽于权幸”的庸主。尤其晚年，“柄用和，贪婪掊克”，大清王朝，步入中衰，这时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昏君了。最可笑者，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乾隆说他执政年份，不能超过乃祖，可他又不肯彻底地退位，公元1796年内禅嘉庆，他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一般当太上皇，都是甩手掌柜，他真抓实干，弄得嘉庆很尴尬，老爷子的话，不敢违拗，老爷子宠臣和珅的话，不能不听，这就是老人政治的弊端了。
在中国帝王中，乾隆算得上是最为快活，最为轻松的皇帝之一，也是最为消耗，最为铺张的皇帝之一。因十全武功，因大兴土木，因六下江南，因赏赐豁免，就使得他从英主，到庸主，到昏君的三个阶梯跌落下来，不但将那七千万两白银用光，连他老子攒下的老本三百万两白银，也挥霍一空，有人统计，乾隆统治六十三年，前后消耗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王朝的元气，就这样透支殆尽。
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政绩，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他交出政权时，这个国家，是强了，还是弱了，是富了，还是穷了。现在看来，除了乾隆的宠臣和珅的金山银山外，大清王朝已经一弱二穷，内忧外患，所以，41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对“盛世”的三位主角，最不看好的正是这位乾隆。他没有说他诗作之烂，也没有说他好下江南，而是将他与其父，与其祖比较，认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这三代“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好大喜功”，是乾隆一生全部弊端的根本。《清史稿》在《高宗本纪》末，论曰：“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满清之败，始于乾隆，其实，中国之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又何尝不是这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所作的孽呢？
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诗，难道因为有那么多马屁精捧场，他就会相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果真就是绝妙好诗么？难道他不知道不会有人敢当面对他说，陛下，您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他还是笔耕不辍，我想，固然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其实，还在于他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
乾隆精通汉文化，不亚其父，稍逊其祖，但他始终觉得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异族主子，始终觉得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们的来历，看不起他们的发源地，看不起他们落后的文化，野蛮的风俗，粗鄙的生活方式，和低下的文明程度。所以他的屡兴大狱，进行镇压，箝制思想，屠杀文人，是出自于他灵魂中的一种自卑的心病，或者，一种屈辱的情结。他上台后，整起知识分子，比其父，比其祖，尤为残酷。其实，从顺治（在位18年）起，到康熙（在位61年），到雍正（在位13年），已经对汉族士人修理、整肃、洗脑、奴化了快一个世纪，即使明朝灭亡那年诞生的汉人，至此也已经是近百岁之人，还会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力气吗？乾隆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家寡人，尤其看到八旗子弟，一天天地汉化，不识满文，不习满语，连他们进关打天下，坐江山的骑射本领，也日益生疏。因此，他深为这大势所趋，感到紧张。使得他对其实已是他忠实臣民的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惧，警惕，敌视的情绪。
在他统治时期，文字狱案件达到高潮，共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起均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其家族连坐，男者坐立斩，女者被发配为奴。那时候，为文人者，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帝名该讳而没有避讳，圣上另行抬头而未照办，写错一个字，用错一个词，都是杀头之罪。
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乾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所以，皇帝好文学，对文人而言，绝非好事。第一，他明白文学是怎么回事，第二，他也明白文人是怎么回事，你要不小心侍候，碰上这样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子，不定哪段文字，哪句话，被他抓住，吃不了兜着走。做皇帝手下的御用文人，物质待遇也许丰饶，精神世界始终是紧张着的，谁知道“龙威”何时发作，所以那日子相当不好过的。
结果，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几位翰林院承旨学士，自请处分。乾隆格外开恩，着罚本俸一年。这一年，从理论上讲，他们就只有喝西北风了。不过，饿饭大概是不至于的。但从乾隆的这种刻薄看，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的肮脏，第一，是提防，第二，是镇压，第三，是轻蔑。即使对他身边的文人学士，一个个都是大师级的扛鼎人物，也像对一条狗似地呼来叱去。
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载这位皇帝的一次“天威”，说到乾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嫌，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四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谅也写不出这么许多。有好事者做过一道算术题，他一生活了32220天，按诗总量40000首除，平均每天要写诗1.38首。加上初稿、改稿、另起稿，未完成稿，这位老汉至少一天要作诗多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说不定有个写作班子，替他代庖。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字归愚），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悔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
想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胡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