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周恩来：戏剧与政治的不解之缘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29日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耀杰   已经有32位读者读过此文
[早年的周恩来与曹禺一先一后都是南开新剧团中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对于戏剧的共同爱好，是这对南开老校友数十年交好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便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操作与戏剧艺术的相互为用、难解难分。全文约13500字，已经发表在《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重庆时期的结交
据曹禺介绍，他与周恩来的初识是在1940年。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时间大抵是在这年4月国立剧专重庆公演，也就是《蜕变》一剧的首演期间。鉴于此后曹禺大部分时间都远在江安，曹禺与周恩来之间更为频繁的接触，应在他于1942年初从江安返回重庆之后。
1940年4月的《蜕变》首演并不顺利，晚年曹禺对此有过不尽相同且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的交待。1978年5月接受赵浩生采访时，曹禺认定审查《蜕变》的是自己的另一位南开老校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张道藩当面就说过：《蜕变》的医院里为什么不挂蒋总裁的像呢？为什么末了让丁大夫说‘大都克服了’？……他们又问我：为什么摇红旗？……我说这是风土人情。张道藩说的时候挺客气，他们对比较出名的人不愿得罪，你一解释，就算了，这是舆论问题。”到了1985年，在政治环境更为宽松的情况下，曹禺的说辞显得更为诚恳了一些：“国民党审查剧本机构先是由顾毓秀先生来和我疏通意见，顾先生是学者，也是写剧本的。后来由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亲自出马，请我、张骏祥、余上沅吃饭，提出四个问题，除了余上沅答应把省立医院改为私立医院，其他我应付过去了。一九四二年，史东山排这个戏，蒋介石看了，他说：‘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第二天就禁演了。还是派潘公展来找我，叫修改剧本，我说：‘写剧本还是我们内行，不改……’”
曹禺对于《蜕变》的如此说明并不限于首演，而是把中国万岁剧团于1942年的重排重演说到了一块儿；真正使《蜕变》引起更为广泛的轰动和更为激烈的争议的，正是这一次的重排重演。
“中万”剧团的前身是怒潮剧社，于1936年冬成立于武汉，原属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主要成员有王瑞麟、王班、田禽、朱铭仙、舒绣文等。在武汉时曾演出过话剧《前夜》、《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1938年2 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武汉组建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个厅，第三厅负责宣传和文艺工作，郭沫若任厅长。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也随之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归郭沫若的第三厅领导，怒潮剧社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并于1938年9月随厂迁到重庆。1941年4月1 日，怒潮剧社扩大改组为中国万岁剧团，由郭沫若兼任团长，郑用之任副团长，成员大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先后演出过《为自由和平而战》、《血祭九·一八》、《残雾》、《国家至上》、《夜上海》等抗战剧目。
1942年夏天，重庆话剧界借着到北碚消夏的机会，集中研习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中万”导演史东山率骨干团员参加，并参照斯氏体系排演《蜕变》，由舒绣文饰丁大夫，陶金饰梁公仰，田琛饰秦仲宣，石羽饰况西堂，江村饰孔秋萍，陈天国饰马登科，章曼萍饰伪组织。1942年12月21日，在重庆抗建堂扩建竣工之际，作为第二届“雾季公演”的重点剧目，“中万”隆重推出了新排《蜕变》。
翻检当年的报刊不难发现，1940年4月《蜕变》首演时，《国民日报》给予了特别关注，一连十多次刊发消息和评论，还用一个月的时间和版面连载这部剧作。《新华日报》对此几乎是毫无反应。到了1942年“中万”在重庆重演《蜕变》时，《新华日报》却积极配合，在前后近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刊发着有关《蜕变》的消息和评论。这一切与周恩来及其所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政治操作，有着绝大的干系。据曹树钧、俞健萌《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介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内部曾为此展开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个戏不应该赞扬，而应该批评，因为它歌颂了国民党。剧中主人公之一的梁公仰是国民党的视察专员，他一来，省立医院就面貌焕然一新，生活中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事？”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戏的主旋律是爱国的，是对抗战的热情歌颂，在艺术上也有份量，就是应该欢迎这样的戏”。在两种意见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是周恩来以其政治身份定下调子，因此才有了《新华日报》对于“中万”演出的大力宣传与高度评价。1942年12月28日《新华日报》甚至于刊发专辑，推出《漫谈〈蜕变〉的演出》、《再出发的收获》等一系列捧场文章，并附有一款编者按语：“因为《蜕变》的公演引起了几乎普遍的赞美，所以今天这篇幅几乎全部奉献给这个戏了。”
在中共对《蜕变》一剧表示肯定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做出了更高规格的表示。《新华日报》对此并不讳言，反倒大张旗鼓地进行正面宣传，1943年4月23日还以《蒋介石赞誉〈蜕变〉》为题，报道了演员和观众在剧场向蒋委员长山呼万岁的场面。说是当“中万”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演出该剧时，蒋介石“对该剧演出颇为赞识，当演出至第四幕，末尾荣誉军人伤愈重上前线，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时，观众均肃然致敬，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蒋委员长莞尔一笑，闭幕后，蒋委员长复对若干剧情有所指示，该剧己先后获得国民党中宣部及政治部之奖金及奖状”。
不难想像，如果没有周恩来的首肯，作为中共南方局机关报的《新华日报》，是不大可能如此操作的。至于中万演出时，在原先就有的“中华民国万岁”和“丁大夫万岁”之类山呼万岁之外，另行添加“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是一时的跳加官式的临场发挥，还是出于曹禺本人的大手笔，建国后的曹禺在更为严峻恐怖的政治形势下绝口不提，其事实真相也就无从昭然于后世。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的山呼“丁大夫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与此前的山呼皇帝老子万岁和此后的山呼“毛主席万岁”，本是出之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中并不正常却又颇为寻常的文化时尚，与上纲上线的大是大非并无太大的关联。
早在《蜕变》重演之前的第一次雾季公演期间，由张骏祥导演、中国青年艺术剧社演出的《北京人》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同时也赢得了中共方面的关注与支持。1941年8月23日，《新华日报》率先发布消息，说是：“中央青年剧社最近排演曹禺氏新作《北京人》，张骏祥任导演，预计一月后在渝上演。”而该剧实际的首演时间为两个月后的10月24日。首演当天，《新华日报》刊登广告：“具有柴霍甫的作风/对古旧衰老的社会/唱出最后的挽歌/以写实主义手法/从行将毁灭的废墟/绘出新生的光明/紧张细腻/严肃深刻”。10月30日，该报又刊发消息：“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北京人》，连日观众拥挤，该社决定三十日起，仍在抗建堂继续上演”。这“继续上演”一直持续到11月8日。12月3日，更有老牌革命家柳亚子的《<北京人>礼赞》一诗在《新华日报》发表。到了1942年1月31日，中央青年剧社再度公演《北京人》，周恩来还公开出面分别会见了曹禺与张骏祥。据张瑞芳回忆，“周恩来同志几次去看了演出，他很喜欢这出戏，印象很好。记得他还对曹禺说过：‘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哪，我们现在已有了延安了。’他虽然提出了意见，却并没有要求曹禺修改。”
对于重庆时期自己与周恩来的交往，曹禺写于1978年的《献给周恩来八十诞辰》介绍说：“那个时候，只要是去曾家岩，走起路来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慢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也内迁到了大后方，南开大学并入设校址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南开中学则设校址于重庆并易名为南渝中学，老校长张伯苓就住在南渝中学家属宿舍里。周恩来与曹禺早年在南开新剧团时期共同的戏剧导师九先生张彭春当时也在重庆。无形之中，张伯苓兄弟成了曹禺与周恩来之间的一条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有这一层关系在，周恩来对于曹禺这位小校友，自然会予以格外的关照。关于这一点，吴祖光的回忆可资证明：“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1946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他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
二、建国前后的曹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整整八年的抗日战争，在美国、苏联等盟军协同作战的前提下，以惨胜而告终。一时间，古老的中国俨然已经走到人间天堂的门槛之外。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应蒋介石的邀请，于8月28日乘飞机来到重庆，与国民政府共商国家大计。9 月份的一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毛泽东还在上清寺会见重庆文化界部分知名人士。这在当时并不失为一份殊荣，到了中共掌握政权之后，其意义之重大，更是可想而知。
作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文化人中的一个，曹禺的回忆是这样的：“只有20多个人参加这次会见，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沈浮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还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嘞。毛主席谈笑风生，对大家充满了关怀和期望。”
就在人间天堂般的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的一派乐观的氛围里，美国国务院邀请曹禺和老舍赴美国讲学一年。此举得到社会各方面普遍的关注，国民党中央社于1946年1月10日发布消息：“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最近期内出国。”延安《解放日报》也于1月14日转载了这一消息。3月4日，曹禺与老舍搭乘美军运输舰“史格脱将军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3月20日抵达美国西雅图之后，便开始了横贯美国的旅行观光。到这一年年底，“绝无灵感之可言”的曹禺，编造母亲染疾的借口，提前离开美国，于1947年1月返回上海。同去的老舍则留下来继续创作他的《四世同堂》。
曹禺从美国归来之后，暂时住在黄佐临家里，并被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校长熊佛西聘请为教授。1947年夏天，曹禺经黄佐临介绍，又加盟上海文华影业公司，自编自导了电影《艳阳天》。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结束。1月31日，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于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撤离了古城北京（北平）。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仪式，毛泽东、朱德等新一轮的国家领导人，正式入主北京；平津战役也随之宣告结束。已经在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新一轮政府的缔造工作。
在上海，不久前刚刚于《艳阳天》中虚拟演练过到人间天堂的“艳阳天”中成贤成圣、修成正果的曹禺，很快便得到了来自革命圣地的天堂福音，这福音的名称在当时不叫得救，而是叫“解放”。这“解放”又有一个别名，是曹禺笔下的李石清和小甜瓜曾经采用过的，叫做“翻身”。不管怎么说，能够得到这份天堂福音，是曹禺天大的福份，因为当时得到这份天堂福音的国统区文化人，只是少之又少的凤毛麟角。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要安排他连同已经与他同居的方瑞到解放区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曹禺与方瑞于1949年2月秘密抵达香港。到香港后由中共香港工委委派胡绳的夫人负责接待，并被正式告知，这次赴解放区是应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邀请，去北京参加正在拟议与筹备之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月28日，在乔冠华的具体安排下，曹禺、方瑞一行27人乘外籍豪华客轮“华中轮”从香港出发，同行的有柳亚子、郑振铎、叶圣陶、赵超构、马寅初、王芸生、陈叔通等人。老牌革命家兼诗人柳亚子，当时曾即兴赋诗一首，其中有“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诗句，颇能代表同行的文化名流，对于被视为天堂人间或人间天堂的革命圣地的神往之情。难得的是，直到1958年的反右派时期，曹禺还保持着一份成贤成圣、修成正果的辉煌神圣之感，并在其《迎春集·后记》中，写下了极富诗意的一句话：“日子过的快极了，像坐了神仙的飞机一样”。只可惜，这一行27人已经颇有几个从“神仙的飞机”上被抛下地狱。《迎春集·后记》中所说的“日子过的快极了，像坐了神仙的飞机一样”的辉煌神圣之感，是以别人的打入地狱为代价、为前提、为铺垫、为背景的。
曹禺一行人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曹禺、方瑞被安排在北京饭店。虽然没有个人的正式宣誓和官方的正式委任，从这一天起，曹禺已经成为被政府包下来的一名官人、公家人。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里，这才是为一切人特别是寄生性极强的文化人，在人世间的此岸世界中梦寐以求的真正的天堂正果与人生归宿。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既定方略，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国策。没有接受过官方所承认的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要想在新中国取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就必须贡献出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去接受改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在当时叫做“向真理投降”，而且是不由你不投降。
从思想改造的意义上说，最有建树或最有影响的文化名流，自然也是罪孽最深、负担最重的改造对象，也自然最为迫切地祈求着能及早通过“向真理投降”的关口，以获得拯救与新生的正果——这其中的道理早在曹禺写于南开中学时期的《杂感》中，就曾有过明白的表述：“改正观念似乎洋车夫还可教些，因为教授的博士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很自以为教人者，非可随随便便为人教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番道理还被升华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更为经典也更为霸道的政治法则——于是乎，朱光潜率先投降了，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自我检讨》。然后是费孝通，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他的《我这一年》和《解放以来》两篇文章。接下来是冯友兰，他于《人民日报》1月22日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
不管这些文章背后有没有具体入微的政治操作的背景，它们只能算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序幕。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积极响应号召，设立“批评与检讨”专栏，其它报刊也纷纷效法。一时间，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仅《文艺报》一家，从1950年5月至1951年4月，就先后涉及到了三十多位作家。这其中就有曹禺发表于1950年10月《文艺报》3卷1期的一篇奇文：《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随后曹禺甚至颇为当真地按照《讲话》的要求改写起了自己的经典之作《雷雨》与《日出》。这种改写的残酷程度并不下于《日出·跋》中所说的“以前因为戏本的冗长，《雷雨》被斫去了‘序曲’和‘尾声’，无头无尾，直挺挺一段躯干摆在人们眼前。现在似乎也因为累赘，为着翠喜这样的角色不易找到或是也由于布局紧凑的原故，《日出》的第三幕又得被删去的命运。这种‘挖心’的办法，较之斩头截尾还令人难堪”。
当时的曹禺还另有一个最为切身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他与郑秀之间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问题和他早已与方瑞同居的情爱问题。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了南京。曹禺曾经从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未能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便又一次提出离婚。1997年12月13日，于曹禺逝世一周年之际，曹禺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召开，文学史家董健先生在当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曾透露过当时的一个细节：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拔公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一场为法律手段不能顺利解决的民事案件，在政治操作下迎刃而解。对于这种假公济私的政治操作，曹禺不惟毫无疑义，还于感激涕零中当面跪倒在周的面前，表示“今后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对于自己作品的否定与改写，乃至此后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的大显身手，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1951年春天，新婚不久的曹禺与方瑞一同到安徽农村去参加土改，返京后正赶上新一轮的整风运动。在这样的大气候、大背景下，曹禺怀着一份急待改造的忏悔与赎罪的心情，于1952年初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当面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打算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周恩来对曹禺的想法表示支持，并作出必要的部署。不久，曹禺便在北京市委的安排下，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并确定协和医学院为蹲点单位。“整整三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和医院的专家、教授交上了朋友。三个月之内，他做的笔记有二十本以上。”
《明朗的天》与其说是一次文艺创作，不如说是一场政治操作；甚至是比文革中乃至文革后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命题戏剧、政策戏剧还要富于政治色彩的政治操练。它的主题思想，干脆就是神圣化、绝对化的毛泽东思想。而曹禺自己不惟没有了当年“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语出《雷雨·序》）的神采飞扬，其思想灵魂连同身家性命，也都被无条件地上交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府手中。这其中的甘苦，曹禺当时虽然不便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诉说出来，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曲曲折折地道破了天机：“……曹禺同志一再地说，他在这次创作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作属于人民这句话的意义。他认为《明朗的天》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他只不过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这与他在旧社会时从事的创作，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写，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明朗的天》的演出，中共领导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1954年12月14日，胡乔木、钱俊瑞、田汉、贺诚、苏井观一行人在曹禺的陪同下，观看了人艺的彩排，并进行了座谈。正式公演后，周恩来亲自观看演出，还在与人艺演职员的座谈中肯定了演出的成功。作为一部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相配套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灵魂并为当政者歌功颂德跳加官的戏剧作品，该剧的演出自然会受到人们自欺欺人的普遍欢迎和口是心非的一致称赞。
三、《胆剑篇》与新迷信
1960年，苏共与中共决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给正处于大饥荒中的中国民众雪上加霜。为配合宣传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政治号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老故事，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竟然一下子涌现出了七十多部反映“卧薪尝胆”的戏曲剧目，却没有一个话剧剧本。在罗瑞卿等上层领导人的建议与指示下，曹禺与梅阡、于是之组成写作班子，住进北京西山脚下一个僻静的院落，创作出了又一部应景应制的戏剧作品《胆剑篇》……
到了1962年，文化政策再一次趋于松动。周恩来亲自出面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并在讲话中专门针对曹禺来了一番别开生面的实话实说：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在那样的认识水平。这合乎那个时代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编》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象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象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象还活泼一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一九五三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象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恩来关于重庆时代与建国之后的一番对比，其实与反右派时期吴祖光的所谓“右派言论” ——“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颇为吻合，只不过一个是领袖级政治家，一个是受治于人民、受治于党更要受治于党的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为周恩来没有挑明说破的是，成就曹禺写出《雷雨》、《日出》、《原野》等传世之作的，恰恰是比“新的迷信”要博大精深不知多少倍却偏偏被“新的迷信”所封杀、所阉割、所架空、所净化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语出曹禺《雷雨·序》）；或者说是被曹禺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所重新激活的“强权政治之革命+男权家庭之反叛+男女情爱之追求+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旧迷信、旧路数。归根结蒂来说，所谓“新的迷信”，无非是古已有之的旧迷信、旧根性的一种承传与延续……
关于自己进行戏剧创作的原动力，也就是处于混沌模糊状态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有所净化、有所割舍、有所失落，曹禺当时在与青年作家的一次交谈中，就曾有所透露：“我个人的体会是，大凡中心思想早知道的，门就开得小一点，进来的东西就不多。任何一个材料，本身都含有特定的思想，当这种思想还没有找出来时，不要随意乱套，而是先把它写出来，然后多加推敲，揣磨的多了，中心思想自然会出来，许多材料出就串起来了。”
到了文革后的新时期里，在更为宽松的政治气候与文化氛围中，曹禺干脆用仇虎在原野黑林子里曾经遭遇过的鬼打墙式的“活见鬼”，一方面批判这种门径比旧迷信、旧路数开得还要小得多、狭隘得多的“新的迷信”；另一方面形容自己当时的可怜相与狼狈相：“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我那时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的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看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对于父亲当年所受到的灵魂蹂躏与精神强暴，万方在题为《灵魂的石头》一文中，有更为贴切的描述剖析：“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耐人寻味的是，“没有那样受感动的”周恩来，偏偏欣赏于《胆剑篇》中的人物处理，说是“群众的智慧必须经过领导的集中，才能发挥力量，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这是很好的政治，把这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很好的艺术。……历史人物，他的周围也是有人物的，否则就是孤家寡人，霸王别姬。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最后成功了。范蠡说他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曹禺同志的《胆剑篇》这一点抓住了”。
把周恩来这番与《胆剑篇》的文本并不吻合的借题发挥，与于是之所说的“我们当时想的勾践、夫差都是实有所指的，想得太实了……”，连同剧中勾践大王白纸黑字的忏悔之词——“我就是脸皮厚，就是不知痛。在群臣面前，在范蠡、文种这样难驾驭、不能长居人下的大夫面前，站着我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君王！”——相互印证了看，不难看出剧作者曹禺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牵涉进了党内最高层次的权利斗争。
历史事实是，越王勾践靠着奉送女间谍西施、吃吴王夫差的粪便、装神弄鬼的卧薪尝胆连同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的牺牲性命，所换回来的奴隶之国，并没有能够“国”下去，不几年就趋于败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味在政治操作下唱赞歌、树牌坊的曹禺，也必将为自己所写的神圣文本而遭受在劫难逃的可悲命运，并付出精神倒悬以至于失魂落魄的血的代价。为他所歌颂的“自力更生”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喊出的，却依然是震天价响以至于登峰造极的“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王昭君》与周恩来
大约在从罗瑞卿等人那里接受写作《胆剑篇》的任务的同时，曹禺就从周恩来那里接受了写作《王昭君》的任务。据他自己的说法，“记得那是一九六0年左右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总理和我们一起谈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总理对我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
中国的政坛和文坛，并没有因为“大跃进”的惨痛教训而趋于平和。而拿文化界和文化人开刀，几乎成了政治斗争中一项不成文的惯例。周恩来、陈毅操办导演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就不失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场过场戏。用曹禺“文革”后的说法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阴风，把广州会议说成是‘黑会’，从此大家又耷拉脑袋，不大敢写东西了。”《王昭君》一剧自然也因为曹禺的“不敢写东西”而中断了写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12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中，曹禺也被从床上拖走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礼堂里，为彭真等大人物陪绑陪斗。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的一句开脱暂时解救了他。
随后，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中，又出现了曹禺的名字，罪名是1956年夏天，曹禺曾陪同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刘少奇连声称赞过“深刻、深刻、很深刻”。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还把1968年第5 期办成了“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为曹禺判定了绝非全部是空穴来风的致命之罪：“早在30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肥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
被从精神上判定了死罪的曹禺，在被他无限忠诚的毛主席及其领导下的以“人民”相号召的工农兵战士所抛弃，并被捍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小将所揪斗之后，马上就表现出了比《日出》中丢了饭碗、当了王八的黄省三和《原野》中当了王八、惨遭复仇的焦大星还要等而下之的神魂颠倒、失魂落魄。黄省三、焦大星们至少还敢于演戏般地喊出几句洒狗血式的硬气话，曹禺却只能呆在家中对家人发泄、对自己施虐：
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里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直受苦。……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与文革中的神魂颠倒、失魂落魄相印证，曹禺早地《日出·跋》中就为自己留下过一幅传神写照、立此存照的精神画像：“我总是悻悻地念着我这样情意殷殷，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人，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更为不堪的是，《日出》中即使是寻死卖活也要低三下四地去求助于别人、纠缠于别人的黄省三，所表现出来的，简直就是三十年后的曹禺本人的可怜相：“不，我求您，潘经理，您行行好吧。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跟您跪下，您可怜可怜我吧，您别再逼我了（跪下）您让我走一条痛快的路吧”。
大概是有周恩来关照的缘故，曹禺于1975年1月5日至17日，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和第一次会议，他的官人地位也随之得以恢复。到了1978年7、8月间，随着政治形势再一次趋于缓和与明朗，曹禺为重新启动该剧的写作，又在女儿万方的陪同下赴新疆去感受草原风光、体验草原生活。
《王昭君》的写作基本上是由周恩来依据着毛泽东“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治标准敲定下来的政治操作。即使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曹禺依然要把《王昭君》的写作当作政治任务来予以完成：“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女子。”
与《蜕变》中的丁大夫在赢得了一营士兵山呼万岁的正果的同时，大包大揽地把自己的儿子贡献出去相仿佛，剧中的王昭君在被呼韩邪单于册封为“宁胡阏氏千岁、千千岁”的同时，把自己与单于男欢女爱的合欢被贡献了出去，随着合欢被飞上天空变成“像天那样大，广无垠”、“覆盖四面八方，塞南塞北，无止境”的天罗地网式的所谓“神明”，王昭君与单于之间男欢女爱的“长相知”也被公共化、共产化。成就了自己千岁正果的王昭君，最后还要仿照着《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窦娥冤》中的窦娥的戏曲腔，呐喊出一句曲终奏雅跳加官的标语口号：“祝普天下没有受寒的人！”
早在1936年，鲁迅对于夏衍写得“激昂慷慨”的《赛金花》的“最中心的主题”，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点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40多年过去，出现在中共党员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所充当的依然是一个孙悟空式、“九天护国娘娘”式的半奴半神的旧牌坊、旧角色。曹禺纳入政治轨道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所能达成的最高境界，不过如此而已。
《王昭君》完成于1978的10月，曹禺在“献辞”中写道：“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且用它来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1月，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北京人艺也开始了该剧的排演工作。由于有较多的政治操作和政治色彩在里边，又以周恩来的名义来号召，加之作品本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为曹禺剧作所独有的一份诗情画意；戏还没有上演，便赢得了颇为一致的赞美与捧场。倒是一个叫尚文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从中看出了别样的东西，并在与曹禺的一次对话中说了出来：“报上都说好，我觉得这戏诗意挺浓。不过，不如我过去看的戏曲《昭君出塞》感人，后半部不吸引人。王昭君到了匈奴以后，显得太窝囊，好像有点束手无策，等着挨整似的。……不过，也许我说得重了。我妈常说我，什么都爱挑个刺，要我记住一句话：‘看人挑担不费力，自己挑担重千斤’”。
1979年初，作为当时“拔乱反正”政策的一种政治安排，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在《文艺研究》第1期上正式发表。配合着讲话的发表，曹禺在《剧本》第2期上发表《几点随想》，对建国后文艺界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一番反思：“解放后我们努力改造，十三年的时间，应该说有了一点成绩。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出不出气来。这个帽子压得我们不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写作，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家多么希望广州会议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尽管曹禺从来没有就自己在反胡风、反右派运动中的并不光明磊落的表现正式忏悔过，他在本文中的表态，实际上显示了对于胡风、萧乾、吴祖光等人的由衷认同。这其实是垂老之年的曹禺正式启动自我反思的第一步。
应该说，标识曹禺的人生戏剧和戏剧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并不是他的《雷雨》、《原野》等一系列堪称是童话神话式的宗教文本的戏剧作品；而是他在历经人生沧桑而垂垂老矣的1991年，所写下的一篇题为《雪松》的散文小品。就是在这篇小文章中，他对于自己孙悟空式先大闹天宫后替天行道而后再成贤成圣、修成正果的人生戏剧和戏剧人生；乃至为几乎所有的国人所通同的，因为“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语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只能形而上地仰仗着与传统宗教神道一脉相承的种种或本土或外来的绝对真理的神圣名义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旧迷信、旧根性，进行了一番大彻大悟的戳穿说破、解构颠覆：
“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向往，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