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农村整风

我亲历的农村整风                                                   1956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川西坝子的一个县人委(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工作，1957年参加了机关整风。整风中由于我刚来不久，情况不太了解，就一直是个默不出声的看客。1958年，机关整风进入尾声（所谓整改阶段），而农村整风却才拉开帷幕。我当时二十岁，组织上为了锻炼我，让我参加了农村整风。我去的地方是县里最著名的合作化样板——东方红高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地盘也就是一个村。合作社住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兵役局肖科长，我们一同下去的五个人，各在一个生产队动员农民畅所欲言，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是这时的农民都听说机关里有人因大鸣大放当了右派，开会时都一声不吭。为此，肖科长一脸严肃地对我们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三天内让农民说话，如果三天后都还没揭开鸣放盖子，就拿我们是问。我没搞过农村工作，好着急，咋办呢？有个专员公署来的给我支招说只要白天跟农民同吃同劳动，跟他们交朋友，让他们不戒备你，晚上就会说话。我觉得有道理，就真到一户跟我同姓，有些文化的农民家，吃在他家，跟他一起干活。我在他家搭伙，按上面的规定是每餐一毛钱三两粮票，没想饭却是随我吃，只是吃得较差，几乎每餐都是菜稀饭。他问我吃不吃得下，我说吃得下，我能说吃不下吗？我在他家待了三天，跟他一起干生产队的活，还干他家务活，终于感动了他。为了回报我，晚上他终于代头发言了。他先夸社会主义好，然后不指名地说合作社某些干部多吃多占的事。有道是万事开头难，就在这天晚上，鸣放盖子就大开而特开了。群众开始说的也是合作社干部多吃多占，甚至乱搞男女关系，后来转入政策话题，众矢之的就是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有对高姓兄弟居然破口大骂，哥哥说：“共产党的土改是哄人的，土地到手才几天，就被合作社合作去了，应该归大伙吃的粮食大部份被统购统销给统跑了，老子辛辛苦苦干一年，分的粮食过了年就没了，真是东方红，西方黑，中国出了两个大棒客，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叫朱德！同志，你说这翻身都翻的是哪门子身！”棒客是当地人指土匪。弟弟接着说：“翻球个身！刚脆让蒋委员长派架飞机把我们炸死算球！共产党的老百姓老子不想当了，当不下去了”我吓坏了，他们说的简直就是攻击土改，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言论，让他们继续下去，恐怕就要站起呼口号了。我急忙装病说：“各位，对………对不起，我………我肚子痛，今晚的鸣放到此为止。散会。”这天晚上在床上我辗转难眠，我该咋办，这鸣放还要继续吗？高家兄弟的话要不要往上汇报呢？想来想去，觉得鸣放还得继续，那是我目前的工作呀，只是明晚得警告高家兄弟，不得再胡说八道。那么，兄弟俩的反动言论要不要向大组长汇报呢？不，不行，是我苦口婆心，动员他们说的，他们若是挨整，就会骂我一辈子，说是我设套让他们钻，是我存心害他们。这事我得捂住，只要他们不再胡说八道就行了。第二天开汇报会时，我只汇报了农民说的有关干部作风和统购统销的无关痛痒的话，压根没提高家兄弟的反革命言论。可是纸包不住火，生产队里跟高家兄弟有宿怨的农民居然把兄弟俩说的话直接捅到了肖科长的耳里，这下我的麻烦就来了。我被肖科长训斥一顿，当天就被叫回县里反省：为什么要鼓动反革命份子谩骂新社会，之后又掩盖其反革命罪行？接着，我被“邀”参加全县五干会，即县、区、乡、村、队五级干部参加的大会，这次大会主要议题是进一步掀起合作化高潮，将初级合作社都发展到高级合作社，我在大会上被揪出示众，戴上了右派帽子。我是全县反右后期，补缺似地补上的最后一个右派，也是个只有二十岁，最年轻的右派。在大会上，我才得知高家兄弟解放前在四川军阀刘文辉部队里当过兵，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兵痞。我感到好悲哀，为什么他们就偏在我所在生产队呢？我真是倒霉，真是在劫难逃呀！                                                                                     运动过后，高家兄弟当了四类份子。所谓四类份子，有人说就是农村里的右派份子，其实不然，据我所知，全县在农村整风中被划四类份子有一百多人，不过念在他们是劳动人民，都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过一阵就一点事都没有了。可我的事就是十足的敌我矛盾，我为他们戴上的右派帽子却是越戴越沉重。文革中的1967年，曾有一张叫《特大喜讯》的小报说叶剑英讲的，毛主席经医生检查，身体很好，能活150岁，因此全国一片欢腾，因为大家在想：伟大领袖毛主席若能活到150岁，中国就可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不过对此半信半疑者也大有人在，有个文化不高的问我毛主席真能活动到150岁吗？我实话实说：“毛主席是政治家，日夜操劳，不可能活到一百五。”没想这句话竟触犯了毛主席亲自签署的“公安六条”，我就因有右派前科，升级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份子”，判刑十五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在没有了反革命帽子后，右派问题也被改正。之后才知道全国右派达五十五万人，至于反革命有多少，我就一头雾水了。我在被剥夺二十年（从20岁到40岁）政治权利后，头上两顶帽子突然没了，铁饭碗也就重新端上，我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勇于纠错的举措，真的是由衷地感激与崇敬。                                                                 2010，3，24.